跌宕人生

陈启修生于官宦之家，其父陈品全为甲午科进士，曾任桂林书院山长和四川尊经书院院长。陈启修幼年在原籍读私塾，少年时随母到父亲任职的广西读书，15岁入法国人在广州办的丕崇书院读书，学习法文。毕业后自费赴日本留学，1908年入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3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科。

1917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陈启修执教于北京大学法科，任政治门研究所主任，讲授宪法、统计学、财政学、现代政治等课程，并担任“政治演习”课指导教师。在废科改系后出任政治学系主任。1923年10月赴苏联和欧洲进修考察，在苏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次年夏天回国，继续担任北大教授，讲授统计学、现代政治、新俄法制及政治、经济政策等课程，兼任中俄大学教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北京国民革命运动，曾在报刊上发表言论，引发“苏俄仇友”论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离开北京，辗转到达广州，受聘为黄埔军校政治部政治讲师，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法科教授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并任《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郭沫若等人创办四川革命同志会。后随国民政府前往武汉，担任《中央日报》总编辑，参与筹备武昌中山大学。国民革命失败后前往日本，改名豹隐，在东京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1930年回国，在北大法学院政治系和经济系任教，并在北平大学等校兼课，直到“七七”事变后南下。其间他曾参与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组建活动，亦曾几上泰山为冯玉祥讲学。

抗战全面爆发后，受聘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兼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官，并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结束后，与马哲民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首任校长。1947年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被调到新组建的四川财经学院任教。后加入民革，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病逝于成都。

观其一生，虽不时卷入实际政治，然大体上仍一介书生，出版专、译著70余部，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论其学术思想，有旧学根底，更能引领新学；学思缜密，尤见系统；前后之变，亦有以贯之。

重视国家利益的“庶民主义”

受家学熏陶，陈启修于求学时代就能写出流畅典雅的诗文，早年发表的《国宪论衡》颇能表现其传统文化之功力。不过他在东京留学就达九年之久，其对于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系统知识大体上发源于此。

1913年入读东大法学部政治科时，适逢吉野作造自欧洲学成归来担任母校教职。吉野次年即升任教授，继其恩师小野塚喜平次担任政治史讲座，开启了东大政治学的吉野时代。吉野作造的政治学在方法上属于“实证主义的政治学”（见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在思想内容上则提倡“民本主义”。按照吉野的解释，“Democracy”一词在政治法律学上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家主权在法理上属于人民所有，一是指国家主权运作的目标是为了人民。鉴于前一种含义与天皇制相抵触，吉野取后一种含义，强调政策决定的过程应以民意为依归。这一解说回避了天皇制，与美浓部达吉主张的“天皇机关说”一道，把政治学、法律学从日本国体论和国家学中解放出来，使“社会”观念从国家绝对主义中获得独立，从而为当时日本的民主运动指出了具体可行的方向，也因此获得了广泛响应。

置身于这样的思想学术环境，陈启修的学术路径和思想观念深受影响。观其早期所撰的《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庶民政治与外交秘密》、《抱影庐陈言》、《何谓法？》、《国家本质及其存立之理由》、《庶民主义研究》、《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国民经济之意义》及《我理想中之中国国宪及省宪》等论著，大率如此。在方法上，注重辨析概念，并能结合国情，进行剥茧抽丝式的学术论证。在内容上，视社会为国家之本位，认为国家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然国家之维持，全赖弱者阶级之心理，即所谓舆论，而弱者之所以接受“强权”统治，则因为处于生存竞争时代，无论个人、团体，在土地、生活、经济等方面皆需国家的保护。因此，陈启修主张“国宪”（Constitution）应具有“庶民主义”性质，孔教因提倡阶级制度而与立宪特征相背驰，则决不能羼入国宪。他所谓之“庶民”，是指“全体之民”、“国之总分子”；“庶民主义”则包含“以民福为本”、“主权在民”、“由人民行使政权”，即民本、民主、民治三主义，其中“民治主义尤为要素”。陈启修并非片面地强调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弱者阶级的利益，也重视国家的利益，主张“不偏于民，亦不偏于国”，这与吉野的理路是一致的。

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政治学”

1923—1925年的苏联之行，是陈启修学术思想转型的一大关节。在写给蒋梦麟、顾孟余等人的信中，他盛赞苏联的“新社会科学”，突出两点：一是宣称其无产阶级属性，并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是虚伪的、不彻底的；二是主张社会科学要做到理论精密与科学实证。这两点都符合他此前的学术理路，即一方面追求更加全面真实的民意，一方面力求基于实证研究的支撑。

此后，陈启修的社会科学论著明显接纳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注意体现其科学性，1929年由乐群书店出版的《新政治学》就是其中之代表。该书分上篇“政治现象的体系”和下篇“政治现象的解剖”。在陈启修看来，“政治学原理，应该研究（甲）政治现象的体系，（乙）政治现象的来历，（丙）各种政治现象的关系，（丁）政治现象将来的预测。乙、丙、丁三者合起来，就成为政治现象的解剖”。这本颇具体系的政治学原理性质的著作，“权力”是其核心概念。他认为，政治就是人类关于强制权力的活动过程。他虽然认同政治学的阶级属性，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学和资本主义政治学的区别，但并不片面提倡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是注意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这本《新政治学》无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当时正在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并融合了他原有的理论基础，是一本具有系统化、合时宜、兼新旧、注重动态考察等特色的“新政治学”。今人蒋少龙教授认为，《新政治学》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引进我国政治学的先进之作，它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与《经济学讲话》“构成了陈豹隐整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新政治学》可谓是陈启修政治学的理论高峰，虽与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高希圣的《新政治学大纲》在内容和体系上有相当大的区别，但基本上可以归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系谱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