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深刻揭示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特征和规律，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瞻远瞩提出了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该理念的世界意义在于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缺陷的应对，在于化解人口、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恐怖主义、安全等全球性的挑战，这是我们党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体现出我们党为人类正义事业、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与目标，体现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担当。然而，一些人基于某些特定的道路经验，对于共商共建共享抱有疑虑，更不相信一个国家的崛起怎么会没有殖民、掠夺、战争和强迫性文化输出。这种根本性的误判，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中国制度文明的逻辑使然。因此，有必要讲清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党和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做出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设独立富强、民生幸福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面临着全球化不可逆潮流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表明，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只有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才能真正建设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新型国际关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帮助”。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因而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精神，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正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关键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而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因而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深刻揭示与科学把握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建构起自身的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现实人”逻辑起点、“人的解放”逻辑主线、“团结与联合”基本理念等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同时又在由无产阶级到全球化潮流下不同制度、不同发展层次下所有人的解放对象扩大，由社会生活中作为个体存在的“现实的人”到主权国家，包括特殊地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的共同体构建主体扩大，将“共同命运”视为共同体纽带的认识提升等方面，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有了创新发展。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明根性，是中华文明素来坚持“一体多元”的共同体形态的逻辑延伸。
中华文明素来崇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推崇“协和万邦、四海一家”，追求天下大同，反对穷兵黩武与扩张征服，从根子上不同于西方含有殖民主义的“帝国”概念。中华文明素来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强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狭隘观念，反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先发制人手段，反对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心态。中华文明从不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更不推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坚持不往而教，坚持文化多样性，润物细无声地包容吸纳异族异质文化，最终形成民族文化共同体。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这与建立在强调个人至上、个人权利、竞争、民族自决、选举式民主等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有着鲜明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采取一系列“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举措，出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失衡弊病，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缺陷的应对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使得“和”（和平、和睦、和谐）与“合”（结合、融合、合作）成为中华文明对外进行交流互鉴的哲学基础，进而使得中华文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文明之间的对话平台。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的，“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种批判和超越，它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霸权”，共同构建和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展现出的是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根性，展现出的是和平发展的世界观，这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为文明交融提供的独特的中国方案和智慧，蕴含着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根性。
总之，面对有人以“国强必霸”的帝国逻辑来揣测和质疑中国的和平崛起，以殖民主义抹黑对外援助，以文明冲突视角看待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时，我们要以历史事实讲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中国制度文明逻辑，讲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和平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放包容的文明根性等逻辑依据。
（本文系华侨大学统战工作研究专项课题（TZZD-202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