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打工的湖北籍青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惨无人道的收容制度打死了！我没有震惊感，因为3年前我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揭露过据称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上海，是怎样的残害千千万万被收容的农民工的；后来，我到了首都北京，我编发过国务院小城镇办公室关于农民工在北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系列调查报告；再后来，找我来诉苦的被收容过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再再后来，我无奈了、失望了，常常想到可怕的暴力革命和911恐怖主义。但当我得知孙志刚被打死的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失声的痛哭起来，因为孙志刚是替我而死的。

我是2001年9月来到北京打工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口袋里总是带着《中国改革》发给我的工作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小心翼翼的，当心自己被收容。2001年12月21日早晨7点多钟，我当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从清华南门的水清木华园刚出来，就看见城府路上一大帮穿制服的人正在拦截过路行人检查证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退回水清木华园，因为我的包昨天在餐馆里丢失了，身上什么证明都没有了。但很快我又拿定主意：收容了正好，可以写一篇“李昌平收容记”的长篇报道。我大步走向检查站，只见三才堂（写字楼）的墙边已经站着47个举着双手面向墙壁的农民工了。我站到一个穿制服的领导模样的人的身边，注视着发生的一切，被检查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模样的人，不到20分钟，墙边上站着的农民工超过了80个。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和那个穿制服的领导聊了起来，他说快到元旦节了，为了保证北京节日期间的稳定，全市要集中一个星期收容遣送一批非法农民工。我问怎样确定非法农民工，那位领导说看他们是否有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等。8点12分，收容的人数超过了100人，领导叫来了一辆囚车模样的车，命令举着双手了农民工“滚上车”。我有些激动了，对那个领导说，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你们也把我收容吧！

那个领导盯了我好一会，缓慢的丢给我两个字——“无聊”，凛然转身指挥农民工“滚上车”去了。

后来，我有了记者证，在北京我是很少将记者证带在身上的，我希望有一天被收容遣送，我的这个愿望很强烈，但一直没有人收容遣送我，“李昌平收容记”也一直没有写成。我把这个遗憾说给我的同事听，他们都说我太胖，象个腐败分子，谁敢收容腐败分子呀！后来，我们单位来了几个瘦瘦的实习生，我要他们完成我的这个遗憾，但他们的模样一看就不像农民工，所以被收容的愿望一直没有如愿。

听到孙志刚收容致死的消息，我就觉得他就是替我而死的。因为孙志刚的死告诉我，假如我被收容了，也可能被打死，这突破了我“希望被收容”的底线；我们总以为收容的对象是农民工、小县城的下岗失业者，但孙志刚是大学生，他被收容突破了收容对象的底线，明天被收容的可能是大学的教授；这样下去除了带警卫的、穿制服的和我这样腐败模样的人有安全感外，其他人还有生命安全可言吗?孙志刚的死，唤醒了我们其他活着的普通人的警惕；孙志刚用他的生命给那些“被卖了但还在替人数钱的知识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孙志刚用生命警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另一种“非典”——无法无天的权力，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所以孙志刚替我而死了，也是替老百姓而死了。

孙志刚的死，让我联想到了很多事。我们有了2000多部法律，但民间到北京来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北京火车南站“上访村”里高峰的时候达到10000余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全国各省都有便衣警察常住北京，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被拘留、判刑，有的还被蒸发了，就因为他们越级上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收容遣送是一种救助的制度，对象是无助的农民工，现在的收容遣送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了，而且对象扩大到了大学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城乡二元，现在，你是武汉的市民，你到北京、上海、广州一样被收容遣送；过去你在邮电系统工作，你的子女只能在其他系统工作，现在，垄断行业和权力机构的“家天下化”成为普遍趋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破碎成无数个政治经济权益体，少数人成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者后，就利用法律、条例、制度、职权、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己的既得私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们在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过程中，还将有多少个孙志刚啊！孙志刚用生命告诉我们：人民和“非典”的斗争没有妥协！

“非典”夺去了少数人的生命，但战胜“非典”要靠人类的共同奋斗，否则，“非典”将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

孙志刚今天替我们死了，如果我们漠视孙志刚之死，明天就是我们的死期。

孙志刚兄弟，带我们的灵魂去宪法法院，起诉这狗日的收容制度！孙志刚兄弟，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跪说你的冤枉！

孙志刚兄弟，我看见了你没有瞑目的眼睛，我辈愧对你的冤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