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话语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地位。在当今世界话语格局中，中国话语仍然处于弱势。中国在对外传播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所面临的国际舆论态势仍然相当严峻，在国际上还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际传播能力不强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更深层次地看，这是因为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话语体系是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的结合。对外话语体系服务的主体目标是一国的国家利益，客体对象则是生活在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下的他国受众。因此，作为一项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首先必须有一个能够被国内外普遍接受的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和价值规范。在当下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也为对外话语体系的现实模态提供了典型示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今已经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本、宽容、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等世界共享的基本理念，而且是因为它是在参考中国当代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真正融通中外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文明观。因此，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重要指导思想，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时代性特征。
一、超越性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价值追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超越性
当下世界格局处于一种复杂多变的状态。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世界连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人类面临恐怖主义多发、区域战争不断、民粹主义抬头等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超越以往的新方案去解决。在综观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新理念，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基础是以超越性为特征的新型文明观，亦即习近平多次强调的：“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种超越性在多个维度上都有所体现。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时间维度上超越了历史的束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继承历史又超越历史的新概念、新思路和新逻辑，它脱胎于中国历史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优秀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到当代世界的新高度，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空间维度上超越了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共赢共享”，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坚持走多边主义的道路，并倡导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其意在打造一个和平、公正、互惠、团结的全球化新格局，让民族和国家真正成为世界整体中密不可分的个体。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从内在维度上超越了自我的禁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作为“一种伦理理论、一种政治理论和一种身份理论”的全新的世界主义，内含对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超越，对“高下”“优劣”文化评判框架的超越，对种族中心主义叙事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待人类世界，从而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意识。
（二）超越性对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指导意义
价值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支柱。价值体系是指导人类社会行为的内部规约。话语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价值体系的先行性和指导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超越意识引领下建构起来的新型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当代国际话语理论的补足，也是对当代国际话语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坐标，这是由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国内环境发生了改变。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长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也已发生改变。为了更好地完成发展目标，解决国内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坚持以超越性的思维寻找解决当下各种问题的新出路。
其次，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受到了国际社会发展和国际话语格局转变的影响。当今世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思潮盛行，忽视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歧视的境地。这种错误的思潮极大阻碍了世界的发展，不利于人类的团结和世界的和平。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超越的意识创造出蕴含东方智慧的新型世界文化观，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新话语。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精神为指导，适应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更加超前的意识解决当今国际话语格局中遇到的新难题，促进国际话语格局向良好局势发展。
（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超越性特征的实现路径
1.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
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
历史视野体现在纵向发展的纬度上，指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都是在继承原有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性的新发展。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对传统文化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注历史是为了躲避历史误区，从而改写历史；借鉴历史是为了遵循历史长处，从而续写历史。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中国当代价值生发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成长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国当代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两者一脉相承，又各负历史使命。当代社会价值离开传统文化价值的孕育，就会失去根基而枯萎衰落；传统文化价值若不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创新，也难有新的突破。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成功经验，尊重历史并改造历史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实现超越意识的必经之路。
世界视野体现在横向发展的纬度上，是指一种话语体系需要站位高远，超越各种文化藩篱，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才能够从本国走向世界。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全球视野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历史经验明示，闭关锁国绝无出路，只有愿意拥抱世界的中国才能被世界接受。中国价值也应放眼全球，价值无需分辨你我，只要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价值就是好价值，只要是人类共有的优秀价值都可以承认和接受。这样的价值才能超越旧有观念的束缚，实现新的发展。在这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率先取得成功。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站在世界和人类的高度叙说中国故事，讲述中国经验。这样才能超越自我，获得广泛的认同。
2.尊重和体现人类共同价值
在国际舆论场域中，人们从未停止过对“价值”问题的探讨，尤其是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联系的紧密，人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是符合世界需要的，与之相随的是国际话语体系的较量。20世纪后半叶，西方话语占据世界话语体系的中心，西方价值也因此被视为“普世价值”，并广泛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然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了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之后，并未实现国家复兴，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衰败日益严重，社会乱象日渐突出。这加重了人们对西方“普世价值”普适性的怀疑以及对西方极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价值的动机的拷问。世界需要重新思考人类价值的发展去向问题。
习近平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说：“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表述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和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论述反映了中国对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困境的理论思索和现实应对，充分展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共性，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话语特质，揭示了人类应当遵循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规律。因此，在价值取向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必须尊重和体现人类共同价值。首先，对外话语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生存观、发展观、社会观、政治观、义利观、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局限，以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最大追求。其次，对外话语体系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尊重各国历史、尊重各国文化，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和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标。
二、包容性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知识建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另一鲜明特征。正如习近平所说：“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包容性人文主义与包容性联系主义的结合。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始终保持昂扬生长的姿态，是因为中华文化始终以一种包容的姿态面对外来文明，及时吸纳其他文化中对自己有用的因子。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很多国外的文化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包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他国文化的典范。
在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的背景下，人类共同体理念提倡的包容精神为世界各国超越自我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矛盾而找到共同发展进步解决方案指明了方向。提倡包容，不仅是历史发展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从历史经验来看，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和孤立，排外只能引起矛盾和残杀。从现实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与他国和平共处，兼收并蓄才能发展壮大。从未来发展来看，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国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取长补短、相向而行，这样才能共同推进人类的进步。
（二）包容性对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指导意义
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础。中国的知识体系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过程中，为适应生存和发展而对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加工并内化为全民通用知识结构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和倡导的包容精神，为构建适应时代发展、适应对外传播需要、能够为对外话语体系提供坚实支撑的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方面，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立在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座之上。中国文化既包括独具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蓬勃发展中的现当代文化，二者互相依存，传统文化是现当代文化的根基，现当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共同作为中国话语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这种古今交融、承继不止的文化模式本身就是文化自我包容的典型体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要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样继承中国文化中包容性的宝贵基因。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要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营养。世界是多元文化共生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种文化都是一种独具魅力的话语，并最终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包容精神，坚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中国话语在强调中国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不能排斥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中国文化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包容性特征的实现路径
要实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就需要坚持三个意识原则：开放意识、交流意识和融通意识。这三个意识之间互相支撑、协调发展，且层层递进。具有开放意识是实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包容性的基础。意识是人类行为的先导。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包容性要求我们积极倾听世界声音，在各个环节吸收最新知识。这就需要培养开放意识。培养中国对外话语的开放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广泛考虑符合人类发展的各种时代主题，兼顾各国人民的共同关切；要公平面对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因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好恶，更不能因国家强弱而有所侧重；要以开放自信的气度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风格。
提升交流互鉴能力是实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包容性的手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同理，一种话语体系只有乐于并善于与其他话语体系进行交流互鉴，才能富有活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该以足够的文化自信加强与各国各界的交流，以便及时准确地了解外界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收惯习，并适时进行自我调整。同时，要以开放的态度和巧妙的方法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通过积极的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适应复杂国际环境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以及与世界其他话语体系平等对话的能力。
达到话语融通是实现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包容性的落脚点。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是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需要在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道路的同时，尽可能地运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把握国际受众心理、审美观和价值观，洞悉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规律。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的包容精神，加强与其他话语体系的沟通，在更好地了解世界的同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和表述，从而建构出一套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体系，做到中国观点、国际表达，让外国人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懂、听得进。
三、创新性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表达突破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新时代的新话语内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创新，从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共鸣。
在理论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吸收了“社会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利益理论”“人类解放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了“永远不称霸”“三个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了“天下为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等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走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出“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新型外交理论、安全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文明交流理论和生态建设理论等，从而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同。
在实践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指导中国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同时还将新型理论运用到中国重大活动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创新发展了新型和平外交政策，并以多边主义、平等对话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解决世界争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内含对创新精神的推崇、呼唤和提倡。例如，中国呼吁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时，要勇于变革创新，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要创新安全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等等。
（二）创新性对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指导意义
表达体系是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当前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价值，急需在对外话语表达体系方面寻求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体现和倡导的创新意识，为构建富有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对外话语表达体系提供了新思路。
第一，对外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传播国家价值观，增加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的软实力。但由于价值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涵化于社会意识底层，具有强大的稳固性。当外来价值观进入到某一社会价值体系中时，很容易产生价值冲突，从而遭到该社会价值的抵制，或者是受到原有价值体系的影响而产生消解、误解甚至曲解。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主要目的是重塑中国形象，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的错误认知，但由于价值差异的客观存在，中国对外传播一直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要在这方面尽快取得突破，除了全方位创新，别无他路。
第二，从国际舆论格局来看，中国对外话语表达体系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前中国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如何提升话语表达能力，在世界舆论场域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从而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只有创新，才能提升中国对外话语的感染力、吸引力和说服力，才能使国际舆论格局发生于我有利的改变。
第三，当代社会信息技术取得了飞速进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手段得到纵深发展。新技术手段带来了传播环境的改变，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万物皆媒”的新传播时代。这对中国对外话语表达体系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新传播环境给中国对外话语表达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传播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对外话语传播的现实需要。这就倒逼中国对外话语表达体系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生态的变革，为中国加速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进而在国际舆论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因此，必须抓住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大胆创新，加快构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创新性特征的实现路径
1.需要实现制度创新
制度通常由体制和机制构成。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符合世情和国情的传播体制，同时也要关注在传播过程中的运行机制。要坚守中国话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本质不变，坚持开放包容不变，在此基础上则应主动“求变”，主动适应对外传播的需要，更新话语内容、变革话语生产方式和话语传播模式，利用现代化技术体系，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构建良好的中国话语传播生态，实现话语产出和传播效果的有机平衡。
2.需要实现观念创新
观念是人们对主客观事物的系统化认知，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思想依据。观念创新就是要立足于实践，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并最终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办法解决现实问题。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思维观念与思维方式上进行创新。
在思维观念上，新时代的中国话语应该完成由“自产”向“外销”的过渡，由“自说自话”转变为“互联互通”。中国对外传播要坚持求同存异，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共同话语，这样才可以赢得人心，赢得国际话语权。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对外话语也应该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技术化大爆炸的时代，传统的思维模式难以满足现代世界的需求。新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应该用现代化的思维模式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认识到世界的系统性、发展的不变性、国际关系的互补性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才能更好地处理中国话语传播在国际局势中遇到的难题。
3.需要实现话语生产创新
话语生产是话语传播的基础。国家话语是一套特殊的话语符号，是以国家为交际主体、传播国家信息的交际工具。国家话语的特殊性要求国家话语必须保证话语生产主体、文本塑造和话语风格的时代性和多元化。
时代性是话语体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指话语要能准确反映时代发展的特征。时代性是中国对外话语生产创新的首要要求。话语生产的时代性要求话语主体必须保持与时俱进，要能够生产符合国家现实和国际社会需要的话语文本。多元性是中国对外话语创新的表现方式。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借助各方力量和多种资源，在传播过程中要脱离旧的话语风格的束缚，避免意识形态在话语范式中的硬处理，同时要注重话语主体和话语文本的民间化和在地化，并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受众心理，创造风格灵活多变的话语产品。这就要求中国对外话语在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方面进行多元化的创新。
4.需要实现传播模式创新
模式是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的高度总结和归纳。传播模式是对传播过程、传播性质、传播效果的高度概括。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关注传播模式的创新。主要是注重传播的人格化、精准化和联动化。首先，在当今媒介多样化、传者多元化、信息海量化、受众个性化的传播新环境下，我们需要把塑造中国话语的人格化传播效应合理融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如何利用好多种传播媒介，将中国话语拓展到日常人际交往之中，是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传播需要解决的事情。
其次，中国对外话语要精准把握受众需求，通过深入调研，准确了解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受众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信息需求和信息接收偏好等，从而提供精准化的传播内容。另外，中国对外话语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内外结合”和“上下联动”。这要求在国内做好话语生产和传播工作的同时，也要利用外国留学生、游客、工商界人士、媒体等外来资源帮助传播中国话语，同时还要主动寻找机会“走出去”，与国外潜在的受众结合，拓宽中国话语的使用范围。再者，传播国家话语既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也需要普通民众的推动。国家话语的传播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任务，只有做到内外结合、上下联动，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