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1年11月1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国家化与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经过作者审订。

各位，非常高兴到复旦大学。田野处在江湖之远，要在江湖之远采集庙堂之高所没有的信息，然后回到庙堂之高的学术殿堂。来自田野的我们与各位对话和交流，希望有新的收获。

我们做田野政治学的，有两大基本问题：一是政治学为什么要到田野中去？二是田野为什么要有政治学，到田野去之后对政治学有什么贡献？这是我们做田野政治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国家化”便是田野政治学为政治学提供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主要有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有国家关照的田野。

我们讲的田野不是自然状态的田野，而是“国家化”的田野。刚开始做农村农民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国家化”这个概念，但有国家的关照。30多年前，我与复旦大学首次合作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做会务工作。我们两家政治学的起步相同，但后来的路径不一。复旦的政治学比较偏重政治学理论，我们进入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当时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公共性的议题，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是各个学科都要研究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原司长顾海良教授说，农业是经济问题，农村是社会问题，农民是政治问题。为什么农民问题是政治问题呢？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政治学在公共议题中要有学科意识，也就是说要有国家关照。特别是中国政治是在农村和农民的国度里产生的，离开了农村和农民是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政治的。

第二个环节是将现代国家引入对农村政策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农村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改革开放之后的一系列一号文件，一直到90年代以后。传统国家的农村主要依靠自我调节，皇权不管生产。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越来越深入的进入到农村。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农村政策。农村政策当中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对农业税的取消。我们都知道90年代三农问题最为突出，农民负担特别沉重。怎么去破解？最大的变化就是农业税的取消。怎样从政治学来解读国家取消农业税？当时我们运用了现代国家的理论。现代国家的理论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当时也是伴随着“治理”引进过来的。我们把现代国家理论运用到农业税取消的解读。因为纳税在传统国家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免税在现代国家则是理所当然的。在传统国家，无论你收入多少都要交税，“天干地裂，皇粮国税少不得”。免税在现代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是什么理呢？就是现代国家的合理性。一些在传统国家里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现代国家里发生了改变。在现代国家，收入越多的人纳税越多，这和传统国家是不同的。这种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变化需要政治学进行解释，从现代国家的合理性的角度，阐述为什么某个政策、某个行动是合理的。

第三个环节是对“下乡”活动加以政治学概括的“国家化”。

农业税与“三提五统”，混杂在一起，即“村提留、乡统筹”。“三提五统”废除以后，乡、村干部的工资发放、公共设施建设都成了问题，对基层政权造成了影响。针对问题，就产生了许多主张，一种主张是“废乡”，废除乡镇政府。一种主张是“精乡”，是把乡镇政府改为相应的派出机构。还有一种主张是“壮乡”，国家权力要不断延伸下去，乡镇要做大做强。各种各样的主张说明大家开始注意到了基层政权，但各说各话，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对话平台，难以形成一种学理性的解释，更多是政策性的主张。从农村具体的发展实践来看，出现了很多“下乡”活动，比如行政下乡、送法下乡等。当时流行“压力型体制”一词。“压力型体制”就是派下去各种各样的行政任务，村民自治机构变成了完成政府指派任务的组织。有的下乡活动结果比较好，有的下乡活动效果不太好。为此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想把各种各样的“下乡”活动用一个概念统合起来，为此写了一本书，即《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这里的国家主要指的是现代国家，农民性主要指的是传统社会特性，国家要把分散分立的农民整合为一体，就是乡村整合。在这本书里，“国家化”作为一个统合性的概念被提出来了。

第四个环节是基于中国内在历史的“国家化”。

以前的国家化理论更多是来自西方，更多是单纯地接收。理论适用的范围和效度没有被反思。当我们的研究从村民自治转向制度根基的时候，这种反思就出现了。以前我们是从民主的角度介入村民自治的，后来进行了三次乡村实验。第一次实验是湖北黄梅实验。当时我们在做选举动员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兴奋的，选举当天却很少人到现场。分散的村民各自行动，花费很大力气发动选举，结果不理想。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农村很难用选举组织农民，分散的农民不组织起来很难参与政治。第二次实验在安徽蒙城。民主参与必须要组织起来，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不容易，一组织起来又有可能超出预期，超越可控的范围。第三次实验是在广东进行的农民能力实验。这一系列实验说明，中国的田野不是自然状态的原野，田野之中是有国家的。经过几次实验，我们的视角从民主的制度转向了民主的根基，民主制度下乡之后为什么会变形，和我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这促使我们进入中国历史的逻辑、回到历史的轨道研究问题。我们对外来理论有了反省，国家建构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开始反思现代国家理论的土壤。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封建的空地上产生的，这是我们照搬过来的一个概念。但随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有了中央对地方的渗透。早在秦朝，就有分家立户、编户齐民。自从有了国家（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专指现代化国家）、中央政府以后，就有了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西方历史上没有这种经验。因此这种现象被称作“早熟国家”。这种早熟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已有理论没有深入探究，我明天上午会讲这一问题。

第五个环节是作为理论与方法的“国家化”。

国家化概念转换的动力是从田野中来的，但如果这种理论只能解释田野中的现象，就比较狭窄，有局限性。因此要把它提升到理论和方法的程度，用理论解释普遍的现象。这就是陈老师和吴老师在做的研究了，等会他们会发言。我主要是说，“国家化”是一个由田野到学理，由经验到理论的转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