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生前曾卷入一桩皇帝钦定的大案、要案。在这个案件中，“济时敢爱死”（杜甫《岁暮》）的一代“诗圣”作为被告出场，而耿介、刚勇的一代名臣颜真卿（709—785）则作为审判官，两人就这样意外而尴尬地相遇了。此后二人还有机会相遇（余祖坤《杜诗为何不提颜真卿》，载《海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但在杜甫的生活圈和文字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直接交往的痕迹。清人黄本骥解释说：“《新唐书·杜甫传》云：‘会宰相张镐救解，甫得免死。然则鲁公讯斯狱，与甫无恩。甫称‘诗史，于禄山事言之甚详，独平原煊赫之功无一语及之。”（凌家民点校《颜真卿集》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杜甫文字如此，而在颜真卿传世文字中也同样也如此——没有任何与杜甫有关的交往记录。对此现象，今人柳国良解释说：“可能仅仅因为政治、身份、个性、审美观的差别而使两位后人心中的巨人擦肩而过，着实令人遗憾”（《杜甫与颜真卿为何擦肩而过》，载《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6期），而余祖坤则认为：“颜真卿对房琯集团的弹劾，参与了颠覆房琯集团的政治斗争，间接导致了杜甫政治生命的结束，这就难免使杜、颜二人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政治冲突和情感隔阂。而杜甫与房琯为忘形之交，他终生都对房琯保持着很深的感情。既如此，杜诗只字不提颜真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杜诗为何不提颜真卿》）这类解释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事实？虽然涉及这个案件的史料保存并不完整，细节难以复原，但过程大体可以还原，是非亦基本可以论定，据此可以重论杜甫与颜真卿各自的立场与复杂背景，并澄清对先贤的某些误解。
此案对杜甫影响至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陷贼”于长安的杜甫趁“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从长安城的西门金光门逃出，间道投奔唐肃宗凤翔行在，其《述怀》叙述了这次艰险的脱逃经历：“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唐肃宗李亨算是杜甫的“老领导”，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被授予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参军;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杜甫将家小安顿于鄜州，只身前往投奔已为帝的唐肃宗，结果为叛军捕获，押解至长安，如今杜甫冒死投奔凤翔，杜甫的忠心、赤诚肯定打动了唐肃宗，很快杜甫官拜从八品上的朝官左拾遗。杜甫被授左拾遗诰文原件还为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亲见藏于“湖广岳州平江县裔孙杜富家”：“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赍符告谕。故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钱注杜诗》卷二《述怀一首》注引。按，邓小军《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考——兼论唐代的皇帝直接授官》认为此诰为真品，文载《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然而，好景不长，几天之后，杜甫疏救房琯，犯颜直谏，因提出“罪细，不宜免大臣”而触怒唐肃宗，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搭救，才获免罪。杜甫于六月一日奉表谢恩，其《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保存至今，此文虽然曰“谢”，实乃再次自辩：一是为自己辩护，“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获谒龙颜。猾逆未除，愁痛难过，猥厕衮职，愿少裨补”，二是继续为房琯辩护。两个月后，杜甫被唐肃宗打发回家，去鄜州探亲，杜甫一路感慨万千，回家后完成了长篇名作《北征》。这次意外的事件导致杜甫从此失去唐肃宗对他的信任，并改变了杜甫的思想立场、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影响深刻（曾广开、郭新和《杜甫疏救房琯辨》有详论，文载《周口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复京后不久就遭贬任华州司功参军，很快就主动辞官，携家带口西去秦州，在秦州受到冷遇未能立足，不得不在天寒地冻、冰天雪地之际翻越“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的蜀道，进入蜀中，从此“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开始了远离政治中心的流寓生活，直至终老于湖湘，未能叶落归根回归中原故里。
此案大致过程比较清楚。房琯“高谈有余，而不切事”（《新唐书·房琯传》），上年十月，他组织唐军在咸阳东陈涛斜与叛军作战，食古不化，刻舟求剑，在山地河谷却简单照搬古兵书记载的只适合大平原作战的车战法，一战再战，先败于陈陶，再败于青坂，一败涂地。肃宗正在追究房琯责任，杜甫刚好就任作为言官的左拾遗，他奋不顾身为房琯辩护，引发唐肃宗大怒，“诏三司推问”，颜真卿正是审理杜甫案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杜甫尴尬地成为颜真卿的审理对象。按唐代制度，凡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皇帝下诏敕，任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官员，临时组成特别法庭负责审理，称为“三司推事”。《通典·职官典·御史台》“侍御史”条载：“其事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此为三司推事。”中央的重大诏狱，由三司长官或副长官，即刑部尚书或侍郎、御史大夫或中丞、大理寺卿或少卿组成，亲自按问。主持此案审理的是御史大夫韦陟、礼部尚书崔光远和刑部尚书颜真卿。韦陟为名门之后，左仆射韦安石之子，才华过人，在天宝年间因先后得罪权奸李林甫、杨国忠而遭外放，安史乱起，韦陟自江南奔赴凤翔行在，肃宗视之为辅弼之才，唐肃宗让韦陟来处理此案足见肃宗对韦陟的信任。颜真卿虽是刚刚从安史叛军占据的中原历经千难万险投奔肃宗行在，其孤胆忠勇事迹却早已名满朝廷。审理过程中，幸得宰相张镐的帮助（虽然张镐由杨国忠提拔起来，但是，他在协助唐玄宗、肃宗抵抗安史叛军过程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力值得肯定，另外，从他的人品表现看，他和杨国忠并非同党），他向肃宗提出：“（杜）甫若抵罪，绝言者路。”与此同时，作为“三司使”韦陟也奏曰：“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张镐、韦陟和杜甫之前也并没有私谊，二人所言理据充分——强调杜甫所作所为是言官尽职尽责之本分。正因为二人的有力疏救，杜甫方得免罪。当然，肃宗对杜甫的嫌恶、忌恨并未因此结束，他很快将杜甫打发离开凤翔，复京后又很快将其贬出朝廷，任华州司功参军。连带替杜甫说话的韦陟也受到牵连，《新唐书·韦陟传》记载：“富平人将军王去荣杀其县令，帝将宥之，陟曰：‘昔汉高帝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杀人者生，恐非所宜。时朝廷尚新，群臣班殿中，有相吊哭者，帝以陟不任职，用颜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书。”韦陟因为在此案中为杜甫辩护遭到肃宗的不满，其御史大夫的职位不久被颜真卿所取代，而颜真卿处理杜甫疏救房琯问题的态度显然与韦陟有所不同，得到唐肃宗认可。
颜真卿年长杜甫只有三岁，其为官资历却远比杜甫深厚。颜真卿早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就中进士;开元二十四年（736）经吏部诠选任校书郎。开元二十六年（738），颜真卿因殷夫人病逝赴洛阳丁忧三年。天宝元年（742），颜真卿回到长安，中博学文词秀逸科;十月，被任命为醴泉县尉。天宝五载（746）三月，迁长安县尉（媒体报道今年夏天西安出土了《罗婉顺墓志》，此文全称“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由其“外侄孙特进上柱国汝阳郡王”李琎撰写，书丹者为“长安县尉”颜真卿，其书法实已现后代推崇的颜体神韵。有人质疑其伪，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之前，此处姑从众说）。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大胆批判为非作歹的杨国忠，遭贬为平原太守。安、史在范阳发动叛乱，整个黄河以北地区望风披靡，唐玄宗感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旧唐书·颜真卿传》）但独有颜真卿死守平原郡，其从兄颜杲卿及其子颜季明英勇反击叛军最后惨遭叛军杀害（今存乾元元年颜真卿激情之中撰成的《祭侄文》，抒发了对颜季明被杀的无限伤痛，此文稿之书法与王羲之《兰亭序》、苏轼《黄州寒食诗稿》被后代书家尊为“天下三大行书”），而平原郡深陷安史叛军包围，终因寡不敌众，颜真卿于至德元载（756）十月放弃平原郡，投奔唐肃宗行在，其刚正、忠勇、严守礼法制度已名播朝野，肃宗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审理杜甫案后不久，肃宗免去韦陟的官职，任命颜真卿为御史大夫。代宗时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唐德宗兴元元年（784），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成就了贞干之臣“忠烈”的悲壮与精彩。
颜真卿在此案中的态度殊可玩味。此案因房琯而起，杜甫在此案中光明磊落，始终不认为自己疏救房琯是什么错误，“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除了前述《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的坚持之外，在被肃宗打发回家后所写《北征》，仍然坚持认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复京后，“（房）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旧唐书·杜甫传》），杜甫临危不惧，再次为房琯辩护。数年后的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从成都漂泊到阆州，亲赴房琯墓前凭吊，撰文《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抒发了对房琯的深深怀念，依然明确赞美房琯临危救难的忠诚与功业，“将帅干纪，烟尘犯阙;王风寝顿，神器圮裂。关辅萧条，乘舆播越。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小臣用权，尊贵倏忽。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控直词，空闻泣血”，并且依然高声自辩：“见时危急，敢爱身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广德二年（764），杜甫作在阆州《别房太尉墓》，诗云“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表达了对房琯的深情哀悼;永泰元年（766），杜甫在云安作《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彝东都有作二首》（其一），诗云“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将房琯比作两位文韬武略、忠诚与才能兼备的社稷名臣——帮助刘备创建西蜀政权的诸葛亮和指挥取得淝水之战胜利、相当于再造东晋的谢安。杜甫应该明白参与“三司推问”的数人对其处理并非出于私人恩怨，显然都是受命于唐肃宗。“正色立朝，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新唐书·颜真卿传》），以颜真卿一贯刚直的个性，他如果有明确的倾向，他不会不表达出来。严杰以为，“颜真卿对此案的态度如何，没有文献记载，但可能没有像韦陟那样请求宽恕杜甫”（《颜真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颜真卿审理杜甫案，“从文献可以看出，颜真卿既没有反对审判杜甫，也没有上书释放杜甫，更没有对杜甫添名加罪，似无所表示”（《杜甫与颜真卿为何擦肩而过》），但是，至少在张镐、韦陟帮助杜甫的过程中，颜真卿并没有提出反对。以颜真卿的贞干之质和长期担任言官的切身感受，他应该看得出杜甫在疏救房琯立场上的正误乃至是非。事实上，数年后，代宗继位，宰相“元载引用私党，惧朝臣论奏其短，乃请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颜真卿因此上疏，论其不合法度，极言直谏云：“属李辅国用权，宰相专政，递相姑息，莫肯直言。大开三司，不安反侧，逆贼散落，将士北走党项，合集士贼，至今为患。伪将更相惊恐，因思明危惧，扇动却反。又今相州败散，东都陷没，先帝由此忧勤，至于损寿，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疮磐未平，陛下岂得不日闻谠言以广视听，而欲顿隔忠谠之路乎？”（《旧唐书·颜真卿传》）。疏中明确提及“大开三司”以及“先帝”“忧勤，至于损寿”诸事，可见他高度重视言官的讽谏作用，应该说当初参与“三司推问”杜甫案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杜甫之从政，动机单纯，态度认真。房琯“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遭人构陷攻击，受到唐肃宗的问责，而杜甫挺身而出，完全出于公心和职责所在。《新唐书》著者认为杜甫疏救房琯是出于私谊，曰其“与房琯为布衣交”，未免贬低了杜甫。杜甫并非没有看到陈涛之战用兵之不当，其《悲陈陶》《悲青坂》即表达了不同于房琯的见解，杜甫判断是非的基本原则不仅是才能和业绩，他更关注人品道德，《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说得坦坦荡荡：“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杜甫的理由就是，房琯身为宰相，虽指挥失当、抗敌失败确是事实，但不能因此质疑房琯的人品。其实，杜甫为房琯开脱的理由同样可以移用于杜甫：杜甫遭“三司推问”，意味着他从政的失败，表明他缺少政治斗争的智慧（雷虹《论房琯事件与杜甫从政的失败》对杜甫的态度与思想论之甚详，文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但不能因此而质疑杜甫理想主义的政治态度和正直、善良的人品。杜甫从政的目的与态度，除了诗意化的表述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外，早年所撰《雕赋》是更直接、清晰的隐喻性自陈，其《进雕赋表》明确向皇帝宣示云：“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門，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实望以此达于圣聪矣”。试想，如果社会政治活动没有像杜甫这样“缺少政治智慧”人的积极参与，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
时过境迁，水落石出，今天看来，阴谋、内幕与真相其实非常明朗：房琯因陈陶兵败而罢相，和杜甫因疏救房琯而遭“三司推问”，都是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权力斗争之结果，作为当事人，杜甫以及颜真卿都不会想到当时唐玄宗、肃宗父子两代皇帝同时在世在任所导致的激烈权利斗争，根本不会想到隐忍近二十余年的唐肃宗借平叛以树立自身权威、刻意打压唐玄宗旧臣的隐秘政治动机。这种顶层、高层内部的激烈斗争是封建“家天下”、集权制与生俱来的“胎记”或“恶性肿瘤”，他们自相残杀是咎由自取，他们互斗不断引发小人作祟，而正直之士无辜受到波及或牵连则是莫大的悲剧。房琯罢相，看起来是贺兰进明、崔圆等人落井下石，贺兰进明其实是准确摸准了肃宗打击玄宗旧臣的阴暗动机而主动构陷，懵懂的杜甫出于公心和职责帮房琯说话，却难免触怒肃宗。陈冠明认为杜甫属于“房琯集团”（《论房琯集团》，载《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而余祖坤也认为颜真卿就是要“弹劾”房琯一党进而不在乎得罪杜甫（《杜诗为何不提颜真卿》），故在审理杜甫案时没有帮助杜甫，从而导致杜甫对他的恶感。可能当时的客观效果如此，但就杜甫、颜真卿主观动机而言，这类解释都过低地估计或忽视了杜甫、颜真卿参政的动机和高尚的人格，尽管杜甫、颜真卿在尔虞我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看不清真相，即所谓缺少政治才能。南宋大儒朱熹看得真切：“知人之难，尧、舜以为病，而孔子亦有听言观行之戒。……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于是又尝求之古人以验其说，则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王梅溪文集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虽然杜甫和颜真卿都属于“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的“君子”、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按理说两个人人物有如此交集，应该可以相互交通，不幸的是身处兵荒马乱之时世，意外地卷入最高权力集团的复杂政治斗争，导致一人成为“被告”、另一人成为审判官，虽然他们彼此并不认为对方就是“小人”、对手，但这个经历却成为彼此内心永远化不开的尴尬（事实上，在法律文书中，杜甫应该没有留下任何被惩处的记录），以至于擦肩而过却没有直接交往——既不涉及政治利益集团的分野、也不涉及“身份、个性、审美观的差别”（柳国良《杜甫与颜真卿为何擦肩而过》认为杜甫与颜真卿对书法的审美偏好相反，颜真卿书法“尚肥”，而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故互不欣赏）。《旧唐书·崔光远传》记载，参与审理杜甫案的崔光远于上元二年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居官成都，时杜甫亦居于成都草堂，但现有文献未见其二人有直接来往和亲密关系。梓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远部下花惊定带兵平叛后纵兵抢掠，残暴贪虐，“乱杀数千人，（崔）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现存杜诗中只有一首诗因咏叹花惊定而及崔光远，《戏作花卿歌》有句曰“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杨伦引王士禄语云：“花卿功罪不相掩，少陵笔亦双管齐下。”（《杜诗镜铨》卷八）血污之状正暴露崔大夫部下之残忍，“崔大夫”即崔光远，可见杜甫所持态度既非肯定，更非赞美。相比而言，杜甫与颜真卿彼此不相提及，证明还保留着彼此的尊重。严杰说：“杜甫作诗多反映时事，涉及时贤，然而只字未及颜真卿。看来两人都没有深刻认识对方的高尚人品，也没有任何公私往来，虽然两人有共同的朋友高适、岑参等，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颜真卿评传》）二人擦肩而過这个结果固然令后人殊觉遗憾，其起因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