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一个注重科学的时代，科学占据了话语权，任何问题都以是否科学来检验；科学成为一切事物发展的标志。然而科学文化只是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尤其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科学的概念。

科学这个概念有多种含义，其最基本的含义是一般辞书上所讲的“分科的学问”，我们当今的文化样式就是将学科分门别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科一直是综合不分的。简而言之，传统文化是以综合性的学科派别来划分的。这是古今文化样式的区别。这种文化样式的不同，造成今天人们在认识传统文化时出现很多偏差。

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更不用说科学了。以儒学为例，它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其本身是综合的，按照分科的观点来看，就一无是处。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是没有分清楚传统文化样式和近代以来的文化样式是不同的：前者是综合的，后者是分科的。用分科的去评判综合的，传统文化似乎就被消解了。

科学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请来的两位西方大神之一。什么是科学？中国有没有科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很自然会说中国没有科学。确实如此，科学是近代以来西方新近兴起的学问。李约瑟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技术那么发达，怎么就没有科学思想、理念呢？之所以会提出这一问题就是因为用西方科学的模式为标准衡量中国探索宇宙、人生的独特方式。仔细推究，近代西方开创的科学探索模式是否就是绝对的呢？是否仅有近代西方科学这一种模式？西方秉持的是一个狭义的科学理念，即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研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科学”。其实，科学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含义，即分科的学问。自然科学、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种分门别类的学问就叫“科学”。

中国文化不像西方那样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而是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中国哲学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就是不怎么确切。西方哲学从物质世界出发，思维方式就以静态分析为主，注重部分和细节，习惯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可以与心无关；注重理论框架、逻辑的推论、体系结构，追求语言的精确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哲学则从动态的人事出发，观察方法以动态方式为主，注重整体和全局，习惯关联地思考，心物不能分开，分析物的时候不能离开心；注重实践经验、具体的运作、应变适用，追求语言的文采简明，求其言外之意。这些都是因文化根源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应该是并存的、相互补充的。这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发展出来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中国文化形成的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这两种知识体系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时，往往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西方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继农业文明之后出现，所以工业文明一定是先进的，农业文明一定是落后的。像这样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或者说历史上的差异去探求、评价文明或文化是不对的。因为文化不仅有时代、阶段的差异，更有类别、类型上的差异，所以不能用时代差异否定类型差异。对不同文化类型上的差异不应当强求一致，事实上也不可能强求一致。而且正因为它们有相异之处才有文化互补的可能。中国传统的人文思维方式几乎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话语系统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套用西方概念来了解中国，就会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概念或现象，都不能够给予恰如其分的理解。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我们既不能以西方文化模式作为唯一的标准，也不能用现代分科的学问去生吞活剥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模式。要想达此目的，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摆脱简单粗暴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近代百年，人们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误解，而且热衷于传播负面信息。几经波折，人们终于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从逻辑上讲，这句话相当有道理。然而，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是精华还是糟粕？这种以“二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否适合有机的文化系统？对此，庄子说得甚好：“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老子谆谆教导的“无弃”实践智慧“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道德经·第二十七章》）。事物是辩证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今天我们怎么去认识和运用它，应该生起“善用者无弃材”的实践智慧。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所谓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精华和糟粕，而是我们今天怎么去动用这些历史遗产。如果我们先带着成见去判断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在实践过程中就会造成许多恶果。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传统文化是时间的精华，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甚至逾千年的传统到我们手里一用就变成糟粕，对错显见。现在有些人经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束缚、腐蚀甚至危害了子孙后代，其实不是传统文化在腐害我们，而是我们误解扭曲了传统文化。

其次，在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能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要尊重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特性，恰如其分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近代以来，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二元分立的思维范式，对事物的看法非此即彼，甚至是对立的。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清楚、对错也不是完全可取的。因为清楚不等于全面，往往是弄清楚了部分却忽略了整体。我们现在比较认同所谓“科学”，特别是它的普适性，以为找到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应用在一切地方，其实任何所谓的普适性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现在的科学观念早就打破了实证科学的许多条条框框，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对于世界万物，是无法非常明确地规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只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才能成立，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不是那个东西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是孤立存在的。

拿中医和西方医学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很多人指责中医不科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医没有人体解剖学作为科学依据，是臆想的，这一攻击导致很多中医也不敢说话了。中医是不是没有解剖学呢？不是。中医有一个与西方机械的人体解剖学不同的解剖方法，我们暂时给它取个名字叫“内观解剖学”。二者有什么不同呢？人体解剖学是在尸体上做解剖，解剖对象不是一个活人，器官可以完全互相脱离。可是在一个活体上，所有器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尸体上所认识到的知识，与在一个活体上所体悟的知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内观解剖学”就是在活人身体上观察各器官之间的关系觉得心脏不舒服了，不一定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很可能是胃部毛病或肺部毛病引起的。所以疾病不是孤立的，不是心难受就是心的问题，胃难受就是胃的问题。人体解剖人人可做，但内观解剖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没有一定的修养、定力，就不可能看清楚身体运行的奥秘。在内观解剖学中，最根本的是直觉，但直觉又很复杂，既可能是真相，又可能是假象，需要仔细分辨，只有具备相当修养的人才能分辨出真相，所以内观解剖不是人人能做的事，但它确实存在。

中国的人文思维方式不是简单地分出彼此，它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会转变成彼，彼会转变为此，彼此是一个整体。所以有人说，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文思维方式就是太极图。太极图的圆圈就是一个整体，里边有一条曲线，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黑的代表阴，白的代表阳，这两部分一直在变动黑的变大了，白的就会变小；白的变大了，黑的就会变小；黑的一边还有个白点，白的一边还有个黑点，说明白里面有黑、黑里面有白，阴里面有阳、阳里面有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整体，很难用一个很机械的办法来把它说清楚。“形而上学”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上下定位之后不会变化。其实上下之间可以转换，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方式。现在人们都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分，甚至对立。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坏不能够转变。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都只是相对的。好的里面含有坏的东西，坏的里边也可以找到好的方面。如果处理不当，好的会变成坏的；如果处理得当，坏的也可以变成好的。

最后，我们不仅是要认真反思传统文化，而且要对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举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这二者的变化和本质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

民主和法治不能分离，没有法治哪来民主？民主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它是在法制规范之下的民主。穆勒在其著作《论自由》中说：“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其实这句话孔子早就讲过。孔子讲他一生的经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心所欲”是在规矩之下从心所欲，并不是说离开规矩而从心所欲。西方人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哲学上论证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没有对必然的认识就没有自由。必须遵守这个必然，才有自由，要在根本上对抗必然，就没有自由。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现代物理学家卡普拉在其著作《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说，现代物理学对世界的认识，与东方神秘主义对世界的认识是如此地接近，甚至于可以说是相同。卡普拉开宗明义地讲，认识世界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不能用一条道路去否定另一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对世界的认识是同样真实、有效的。东方神秘主义包括了印度教、佛教、道教和儒教，其中，卡普拉特别提到了禅宗，因为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创立出来的一个宗派。他认为西方科学是用一种机械观的方式去认识世界，而东方的神秘主义是用一种有机观去认识世界。机械是分开的、分离的，有机就是联系的、自然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机观比机械观能更为接近地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按照现代物理学的研究，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张网一样，是一个场。网是佛教的说法，场是中国道家及禅宗里面的一些说法。

这本书给人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现代科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机械唯物论时期的科学，也不是实证科学时期的科学了。第二，科学地认识世界，并不排斥人们使用直觉的方法。第三，对世界的认识离不开人的意识，我们假定的物质世界，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世界，有人的意识参与进去。第四，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方法，也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体系。因此我们应该保持用不同的话语系统去诠释不同道路的方法，不要用一种话语去诠释另外一种文化；不必用这个方法的语言体系去说那个方法，也不要用那种语言体系来说这个路子道并行而不悖。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把客观世界看作是纯客体式的，把主观世界看成是完全自我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没有关系，我们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去观察这个世界。现在却越来越能够认识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其实是人的意识在认识这个世界，而人的意识参与了世界的变动，世界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去探讨心在先还是物在先，是有了心才有物还是有了物才有心这类问题，中国哲学关注的是心物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聚焦的问题所在。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注重人文，只注重神文和物文信仰造物主就是神文；崇拜实物，把物看作实物对象就是物文。其实整个世界的文化无非是探讨天、地、人。天是神，地是物，人在中间。我们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可是又不凌驾于天地之上，这才是辩证的看法。做神和物的奴隶，就是自我异化。只有不把自己凌驾于神、物之上，才能协调好天、地、人的关系。所以，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本意需要充分地去挖掘、复原和弘扬，树立自觉的人文思维方式，不应去学传到西方以后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拼命强调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否则，人就会异化为物的奴隶、科学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