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于10月22日晚在由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日本与东亚讲座系列”第十二期的演讲。

一、从民调看日本国内政治氛围

今年10月，日本共同社以众议院选举预定候选人为对象实施了政策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有52%的人对修宪持谨慎或反对立场，特别是日本执政党内部围绕是否应加紧推进修宪等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此外，根据近期发布的由北京零点公司和日本言论NPO共同组织的2021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虽然在中日两国公众受访者当中，有多数公众认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但两国公众对中日关系现状的总体评价均不高。在如何应对中美博弈的问题上，双方最多的选择均是“把中美博弈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促进中日合作”。

从民调结果可以透视当前日本社会的整体选择倾向和政治氛围，进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岸田政权的施政政策。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在对外政治战略上始终做多重准备，在争取有更多平衡体系和战略选择空间的基础上发展同“第二梯队”国家的关系，提升本国战略自主性。在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一方面力争在中美之间找到合适位置，另一方面也力求超越中美竞争的架构。

二、岸田执政的方针政策

对于岸田文雄自参与竞选以来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我们需要加以区分，以辨别其可行性。一方面，我们应辨别岸田在竞选期间出于选举目的的发言和表态。例如岸田在下一阶段自民党政府施政纲领中提到“在未来中短期内，将力争将日本年度防务预算占GDP的上限从现有的1%提高到2%，确保每年编列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费用于防务预算”。但实际上，“中短期”的时限难以定义，且由于日本政治家所渲染的“周边安全威胁”并非得到全体日本国民的认同，而增加社保费用则是社会刚性需求，因此大幅提升日本防务预算在实践中将会面临很大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岸田政府已经在应对安全等问题上采取实质行动。目前岸田已成功在组阁时设置专司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官房副长官），并继续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10月20日，为应对中国舰船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维权活动，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将其下属的“情报联络室”升级为“官邸对策室”，以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警戒。

总体来看，岸田文雄上台后将会以国内问题为施政重点。在对外政策方面，将继续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对华牵制、合作两手并用。

（一）在国内政策方面

一是着力应对疫情防控。岸田自参加竞选时便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建设方舱医院、把公立医院设为防疫重点医院、推广疫苗接种电子证明、扩大居家检测规模、控制人员流动、促进疫苗自愿接种等。如何推动各项防疫措施有效落实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岸田政府关注的重点。

二是构建“新型日本式资本主义”。岸田提出规模达三十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构建“新型日本式资本主义”。该计划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之间的良性循环，旨在消除因疫情而进一步扩大的日本社会贫富差距。近年来日本社会经过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小企业发展受到冲击，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并逐渐陷入“格差社会”。从政策思想上来讲，岸田内阁似乎有意抛弃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安倍经济学作出一些调整。

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将岸田提出的系列政策设想付诸实践仍面临较大难度，且施政效果能否尽快显现也是岸田首相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如果岸田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拿出可视化的政绩，该政权的稳定度恐会受到威胁。对于岸田内阁而言，燃眉之急是有效控制疫情和实现经济的增长并在二者间取得平衡，力争避免重蹈菅义伟内阁“逐二兔而未得其一”之覆辙。

（二）在“经济治国”与对华关系方面

“经济治国”将会是岸田首相的基本治国之道，即重视国内地方开发与国际经济合作，这一治国思路也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

中日关系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幅面孔，即友好交往的历史、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以及相互隔绝的历史。中日关系本就错综复杂，加之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各类矛盾分歧突出，而且相互叠加，改善两国关系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目前中日之间最突出的矛盾是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在过去一年围绕台湾问题的一些动作令中国民众无比愤慨。一方面，日本是使得台湾曾被割让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两国签订的条约、政治文件中，还是以口头的方式，日方均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郑重承诺。2007年12月28日，日本时任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同温家宝总理进行会谈时曾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立场做出过完整表述，包括日本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台湾独立”和所谓“入联公投”。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个政治基础被触动，则中日关系也必将地动山摇。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会妥协退让，日方也要信守承诺。

尽管中日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并不易被解决，但两国间依然存在谋求稳定发展、扩大互利合作的空间。特别是如果岸田政府以平息疫情、复苏经济、改善民生作为其主要政绩来源，那么中日关系就存在以扩大合作来促进稳定发展的可能性。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无疑是实现公平分配和构建“新型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前提。在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几个要素当中，日本国内消费受老龄化等因素影响持续低迷，货币、财政等政策手段受限，因此扩大海外合作成为日本政府的务实选择。对日本而言，中国是在其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无法替代的天然合作伙伴。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言，21世纪日本最好的国家战略是“以中国为客户”。从市场原理和经济合理性来看，中日两国经济结构互补，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三、面向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中日关系展望

2022年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也将于在2022年2月主办北京冬奥会，这为中日两国增进交流、启动系列项目合作提供契机。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将先后迎来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将进入“政治季节”。因此我们在推进中日互动过程中应注意把握时机和节奏，量力而行。

在双边层面，中日两国可以在经济、体育、文化、智库、社会治理、区域合作等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例如，在体育文化交流领域，两国以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就相互支持对方成功举办奥运会达成共识，并将2021年和2022年确立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代表团。而在疫情防控措施等问题上，日本也可以为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提供行之有效的经验。

在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视角下，中日合作的路径也是多样的。例如，中日等各方于去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日本国会也于今年4月完成RCEP国内批准程序，RCEP有望很快生效。这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而言意义重大，中日两国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全球性议题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两国也具有巨大合作空间。例如当前气候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中日均就实现碳中和作出承诺，两国可以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深入交流合作。再如在公共卫生领域，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曾于去年召开特别视频会议，讨论抗疫合作。整体来看，中日韩三国由于同处一个生态系统之中，因此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与挑战，这为三国友好合作提供动力。中日韩三国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已形成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20多个部长级会议为支撑的全方位合作体系，在经贸、环保、减灾、工信、科技等30个领域建立了合作。此外，若在岸田首相任职期间就中国加入CPTPP事宜的磋商取得进展，则将为中日关系发展开辟新的前进方向与合作增长点。在中国提出申请加入CPTPP后，日本政府表现出“暧昧”态度。日本在该问题上不得不顾及美国立场，而美国在明年10月中期选举前不可能宣布“重返”TPP。而若美国“重返”，则可能会考虑复活一些被冻结的高标准条款，届时中国面临的谈判环境也将发生一些变化。

总而言之，未来岸田政权时期的中日关系将会兼具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中日之间的固有矛盾将会继续存在，两国应妥善管控分歧和处理敏感问题，丰富两国关系当中的良性资产，增进合作。利益的纽带越牢固，关系的稳定度也就越高。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双方的竞争或对峙在短期内不会消失。两国在涉及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将会极大影响两国关系进展。中国在台湾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绝不会让步，这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前提和底线，也是日本绝对不能踩的红线。只有在此前提下，中日关系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前进。

来源：武大边海微信公众号；本文系由武大边海院和国问院研究生赵轩、万齐岭、谭月恒根据杨伯江研究员在我院主讲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