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疫疾想象是美国科幻小说的经典主题。这一文类的作品聚焦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危机与医学灾难，展现出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传染病的态度，承载了科幻文学对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体制的深沉忧虑，以及对疫病中人民处境的深切观照。瘟疫主题的美国科幻小说关注助长瘟疫肆虐的政治体制、生命在瘟疫中的脆弱、疫病后社会的创伤与重建，将传染病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具象化，发挥着重要的警世作用，对当代美国文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美国科幻小说;疫疾想象;瘟疫书写
〔中图分类号〕I56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19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当代少数族裔传记文学中的生命政治研究”（20BWW0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非裔小说中的生命政治书写研究”（20YJC752008）
〔作者简介〕胡晓岩，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保杰，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100。
疫疾书写是西方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6世纪初黑死病、天花和肺炎等在欧洲的相继肆虐，到20世纪的流感大流行，瘟疫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政治格局与历史进程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并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薄伽丘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 1353）、笛福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卡佩克的《白瘟疫》（The White Plague，1937）、加缪的《鼠疫》（The Plague， 1947）等作品均涉及瘟疫书写，既刻画了瘟疫流行期间的社会图景与生活状态，又以合理的文学想象凸显传染病对人口安全的威胁，以此观照人类的生存，在文学史上展现出持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科幻文学中，突破时空阈限的故事情节充分释放文学想象之潜能，更加彻底地传承了瘟疫书写的文学传统。西方科幻文学先驱玛丽·雪莱（Mary Shelly， 1797—1851）在19世纪初欧洲霍乱流行期间创作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1826），小说描绘了大瘟疫中人类命运的兴衰，成为科幻文学中书写疫疾灾难的经典作品，对后世末日文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降，美国成为西方科幻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科幻作家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把现代医学对于疫疾的认知模式引入科幻小說，将其置于美国科学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语境，产生了丰硕的作品，成为当今疫疾主题科幻文学的代表。疫病主题的科幻小说更为直接地聚焦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危机与医学灾难，观照疫疾中人类的生存，承载了文学对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制度的深沉忧虑。塔尔（Clayton Tarr）认为，文学中的疫疾想象既关注瘟疫的毁灭性影响，又呈现出对社会的疗愈功能，是“对抗传染病的解药”和“不可替代的平衡器”。①他强调科幻小说的警世作用，认为这类作品受众广泛，可作为持久的信息源广泛传播，有助于预防未来传染病的爆发。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同样强调科幻小说具有对现实的推演意义，它作为“我们时代的‘思想机器（thinking machine）或‘想象机器（imaginationmachine）”有助于人们反思现实、筹谋未来。②
的确，科幻小说借助于故事情节，将潜在的传染病威胁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脆弱性具象化，发挥着难以替代的警世作用。《地球永存》（Earth Abides， 1949）、《仙后星座》（The Andromeda Strain， 1969）、《白瘟疫》（The White Plague，1982）、《幸存者之歌》（Survivor Song， 2020）等作品是美国疫疾主题科幻小说的代表，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宏观梳理该主题的美国科幻小说发现，这些作品往往指向严肃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入的研究空间。有学者已经关注到科幻文学中瘟疫想象的“真实魅力”，认为虚构的瘟疫可以是“对现实的隐喻”，“思想实验”是其重要价值。③也有学者关注疫情题材在电影文学中的意义，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讨此类灾难影片通过宗教质疑、科学反思和权力批判对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反思。④但目前对于美国科幻小说疫疾书写的系统研究成果仍不多见，而小说中疫疾想象背后的价值指向，譬如助长瘟疫肆虐的政治体制、瘟疫中的脆弱生命以及瘟疫后的创伤与重建，均具有深刻的意义。探索这些作品对疫疾的多维度想象与审视，对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助长瘟疫肆虐的政治体制
纵观美国科幻小说的疫疾书写，疫病多为显性主题，深层次的叙事指向更多在于讽喻社会制度的不公与官僚主义，这已经成为自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以来的典型价值取向。爱伦·坡的《红死病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1842）可谓疫疾书写的经典之作，讲述了统治集团自业自得的故事。在“红死病”瘟疫肆虐全国之际，以“快乐、无畏而睿智”⑤的普罗斯佩罗王子为首的统治阶级弃人民于不顾，龟缩在与世隔绝的工事内继续骄奢淫逸的生活，导致疫情极度恶化，民众成为政治昏庸的牺牲品，最终王子及其随从也未能逃脱死神的追踪。受到当时医学认知的局限，小说中的瘟疫书写带有较浓重的超自然色彩，但也清晰地揭露了政治腐败与瘟疫肆虐的因果关系。爱伦·坡之后的另一科幻文学先行者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也创作了系列瘟疫主题小说，其中《猩红瘟疫》（The Scarlet Plague， 1912）是早期科幻文坛最负盛名的末日小说之一。小说中的卫生体系表面发达、实则脆弱，医疗资源储备看似富足、实则贫乏，借始自美国、波及世界的“猩红瘟疫”，反映工业化初期繁荣表象下的人类生存危机;继而诘问疫情暴发与社会分崩离析的深层原因，体现了对当时美国政治内在价值范式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随着科学技术与认知水平的飞跃发展，美国科幻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疫疾相关的文学想象与书写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作为其深层内核的价值取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中政治因素在流行病中的角色，依然是重要的考量。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1976）中将寄生在人体内部的细菌、病毒称作“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将同样以民众作为宿主的猛兽、苛政称作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民众处在二者的双重侵害之下。⑥这两个平行的概念讽喻了病菌和专制所构成的复合寄生关系：黑暗的政治摧残社会秩序，严酷地荼毒民众的生命，与疫病侵蚀人体的机制是相似的。混乱低效的政治体制与疫疾失控之间的勾连，是美国科幻小说中疫疾想象的焦点，许多作品借由瘟疫书写，描绘如同瘟疫般侵扰民众的社会问题。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 1942—2008）的《仙后星座》是此类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以冷战初期美国急于扭转相对落后的太空竞赛形势为背景，描写由于政治集团的穷兵黩武而导致“天外来菌”的故事。小说中美国空军为了开发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假借增进医学研究之名，向太空发射大量卫星以捕获地外微生物。其中一枚卫星表面的微生物在太空变异成为病菌“仙后星座”，随着卫星意外坠毁，“仙后星座”在小镇散播开来。军方将幸存者与卫星残骸带回秘密基地进行研究，未料系统故障导致病原体再次泄漏。在基地即将自毁的千钧一发之际，“仙后星座”意外变异为无害的生命体并逃逸回太空，历时五天的“仙后星座危机”也暂告一段落。小说结尾时“仙后星座”再次变异，吞噬了载人航天器的隔热涂层并导致其坠毁，而当局为掩盖真相、转移公众视线，声称“事态无法掌控”⑦并炒作苏联阴谋论。小说的讽喻立场由此充分凸显：唯技术主义必然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系列危机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弄。
“仙后星座”到访地球看似由系列意外事故引发，实则是人为灾难，疫疾主题揭示的正是官僚的治理制度与瘟疫肆虐的直接关联。小说中的仙后星座事件和所有的危机一样，是“可以预测的。它们似乎具有必然性，看来早已注定”。⑧事实上，“仙后星座危机”发生前，多名学者曾警告该秘密军事计划可能造成“病毒性生物对现有生态框架的入侵”⑨，但美国政府置若罔闻。卫星坠落后，调查人员在厚重的防护服内观察感染瘟疫而曝尸街头的居民，这幅画面象征了权力在技术滥用者与灾难受害者之间造成的隔离，讽喻统治集团对人民生命的漠视。作为作者代言人的叙述者坦承“就像在大多数危机中一样，围绕仙后星座的事件是先見与愚蠢、天真与无知的混和物……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以预测会有更多仙后星座模式的危机发生”。⑩小说对灾难叙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充分的渲染，故事却在“仙后星座”的几次偶然变异后戛然而止，意指问题之悬而未决，也为疫疾背后的权力运作留下了解读空间。通过“奇人假说”（Odd Man Hypothesis）情节，小说暗示，美国对全球政治主导权不择手段的追求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奇人假说”是指小说中“拯救者”的选择机制：“研究表明，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男性科学家做出的选择是最好的。其中又数单身男性的选择最好”。[11]“仙后星座”逃逸触发实验室自毁程序、科学家们即将葬身核爆的危急关头，挽救事态的希望却被寄托在当局按此假说随机选取的霍尔医生身上，而事实上霍尔对基地的军事研究一无所知，他只能凭借直觉进行选择，这足见拯救者身份的随机性，以及应对措施的盲目性。这部作品指向“美国生物武器计划”（United States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作者克莱顿身为医学专家，对当时的生物科技发展走向表现了深切的忧虑，小说正是他对美国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物武器研究热潮的回应，也是冷战背景下美国科幻作家危机意识的典型例证。研究者指出，“科幻作家如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琼·斯隆切夫斯基（Joan Slonczewski）和格雷格·比尔（Greg bearerit）提供了对微生物更复杂的理解，他们与当代生物学家一起认识到，我们与微生物之间关系的真相，远比那些危言耸听的设想要复杂和有趣得多。”[12]在他们笔下这种关系潜力巨大，会导致革命性或毁灭性的变革，它如同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时坠落，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及。在小说问世的1969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被宣布停止，然而依托于该计划的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发中心在其后长达半个世纪内继续运转，其未来的命运如何，人们不得而知，正好契合了小说戛然而止的结尾。
科幻文学巨匠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1920—1986）的《白瘟疫》同样创作于冷战背景下，小说将关注焦点转向全球，构想了突发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协作难题，如此宏大的世界观使其获得了轨迹奖（Locus Award）的提名。故事中疯狂的科学家约翰·奥尼尔在实验室合成了专门攻击女性的致命传染病毒“白瘟疫”，致使全球大量女性死亡，人类种族延续面临危机。灾难当前，各国在意识形态、种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它们相互猜疑、彼此争执。国际社会陷入“无组织的恐慌和胡乱的摸索”。[13]美国总统声称“苏联会遵循它的最佳利益，我们也是”[14]，毫不掩饰对全球利益和人类命运的轻慢。在白瘟疫带来的严重冲击之下，暴乱与无政府状态在全球成为常态，最先暴发瘟疫的爱尔兰、英国和利比亚被国际社会非难而陷入孤立，其公民被视为瘟疫传播源，在许多国家被处以私刑：“疯狂是会传染的……像白瘟疫一样传染”。[15]仇恨和种族主义在全球滋生蔓延，政客们忙于钩心斗角，追求政治集团私利，更加剧了瘟疫的肆虐。小说描绘疫疾背景下的国际纷争和世界失序，以政治寓言的形式建立起更宏大的叙事框架，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拷问：科学发展能否真正保证人类的安全？当人类生存面临危险时，全球公共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国际医学合作在政治干预下进退维谷，科学家们试图建立无国界医生组织来绕过审查机构、共享研究成果。然而此方案并未实际奏效，因为各国互相安插眼线，“提防对方先研发出治疗方法”。[16]显然，和“仙后星座”一样，白瘟疫也不是偶发的“生物恐怖主义”袭击，更是由疾病引爆的全球政治灾难。
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采用了某些刻板范式，表现出典型的“美国立场”。例如美国专家贝克特作为科学理性的化身与政治集团斗智斗勇，表现出典型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形象对比中透露出鲜明意识形态对抗：苏联代表被描写成顽固狡诈的形象，而美国人作为规则制定者则具有大局意识。尽管有着如此局限，这部近40年前的小说对未来的推演却是耐人寻味的，它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指出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蕴含的疫疾危机，预测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科学合作的障碍，强调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平衡。
二、疫疾之下的脆弱生命
除了在宏大叙事层面警示危机、探索未来之外，科幻小说更加吸引读者的是故事情节，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无助挣扎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认同。在疫疾主题的小说中，一些作品聚焦于瘟疫中的个体，书写了生活受到重创的普通民众在疫疾中的脆弱、绝望和自我救助。保罗·特伦布莱（Paul Trembly， 1971-）的《幸存者之歌》取材于人类与狂犬病毒斗争的历史，通过微观书写人类在病毒面前的脆弱无助，透视瘟疫中民众的苦难。劳伦斯·赖特（Laurence Wright， 1947-）的《十月末》（The End of October， 2020）以全球“孔戈里”疫情为背景，书写美国众生的生存挣扎，揭露瘟疫之下的社会问题，既具现实观照又直击读者心灵。在失控的疫情笼罩下，普通民众直接面对传染病威胁，往往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他们的生命显得无足轻重，这更容易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共情。
《幸存者之歌》描写即将临盆的娜塔莉在感染病毒后艰难求生的故事，聚焦于新型狂犬病毒爆发下生命的脆弱，关切患者与亲属等直面瘟疫的普通人物的疫疾体验。小说情节的时间跨度仅有几个小时，瘟疫激发的诸多矛盾集中展现在这一短暂的历程中：感染者剧增导致社会秩序迅速崩溃，医院被感染者包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乞求、迷惘、愤怒、恐惧。他们共同的声音中埋藏着绝望和醒悟……他们步履纷杂，乏力地半走半跑，向着他们看不到的希望。”[17]发病的感染者和动物得不到救助，攻击民众，威胁着社区安全，昔日的家园变成人间地狱，诺伍德小镇“即将变成动物园，或许已经是了。”[18]冷漠的警察、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和面临死亡陷入孤立的普通民众，一起构成了末日般的场景：“老鼠从房子里出来了……猫会把他们吃掉。这就是世界的规则”[19]，在病毒侵蚀下，人性被动物本能和丛林法则所取代，投射出普通民众心理的无助和恐惧，也暗示着生存环境的残酷。娜塔莉在转送产科途中发病，继而被赶下救护车、在路边等待死亡的场景，是被残忍抛弃的传染病患者的写照，正如叙述者所说，“这场战斗没有优雅可言。它野蛮、肮脏、令人绝望。”[20]小说渲染绝望与孤独的氛围，描写个体在瘟疫中的脆弱。
《幸存者之歌》在瘟疫的背景下，更多地关注被社会抛弃与疏离的个体，以及他们的自我拯救与互助、牺牲精神。小说中911热线无人接听的情节多次出现，隐喻着政府公信力的破产以及对急需救援的民众的抛弃。尽管娜塔莉自知不久于人世，她依然与死神赛跑、坚强求生，用录音的形式与未降生的孩子交流，向她传递爱与不舍。瑞莫拉医生不离不弃，克服恐惧向好友娜塔莉伸出援手，她搀扶娜塔莉穿越瘟疫肆虐的城镇寻求帮助，最终强忍悲痛将婴儿从弥留之际的娜塔莉腹中剖出，并在遭遇警察阻拦时“喊着自己的名字，像盾牌一样举着医生名牌”[21]，以此守护婴儿并将她抚养长大。小说彰显了瘟疫中小人物追求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努力，凸显题目中的“赞歌”的含义。在娜塔莉需要帮助时，被家庭抛弃的少年犯乔什和路易斯自身难保，流浪街头，却勇敢地挺身而出，甚至趁乱占路自据的“红脖子”丹也加入了护送队伍。普通个体身上的人性光辉，正是人类在危难中幸存的希望所在。
《十月末》的构思始于2010年，其中的疫疾想象以1918年大流感为原型，表达了作者赖特对瘟疫危机的思考与关切。赖特在创作过程中采访了多位美国顶级流行病学家，并将其转化为小说素材。小说出版时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因其情节与新冠肺炎肆虐下的美国社会情状高度契合，因而一经面世就获得广泛关注，这似乎在无意之中印证了科幻文学关注当下、预测未来的功用。事实上，小说更多地借助于未来或未知的全球流行病灾难这一主题，展示出人类面对未知瘟疫时的无助。小说主人公亨利·帕森斯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席流行病学家，受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前往印度尼西亚，调查致死率极高的不明传染病“孔戈里”。就在他试图对病毒进行溯源并寻求治疗方法之时，孔戈里病毒迅速传遍全球，美国社会也随之濒于绝境：大量患者死去，暴力事件频发，生活与防疫用品匮乏，失业率跃升使民众在灾难面前更为无助。亨利滞留国外期间，妻子吉尔独自肩负起保护家庭的重担，被死亡和绝望包围的吉尔感觉自己“就像在一部僵尸电影里，小镇一片荒芜，幸存的人在生死之间颤抖。”[22]通过吉尔的视角，小说凝视了那些被忽视和弃置、犹如草芥般自生自灭的病人，他们生前得不到有效救治，死后也无法被体面地安葬：“尸體是用租来的卡车运来的。甚至很少有尸体能拥有裹尸布。有些人穿着睡衣，有些人则赤身裸体。”[23]吉尔不幸染病丧生后，幼小的儿女笨拙地埋葬母亲，开始了新的逃亡，他们的生命困境折射出灾难中个体动物性的生命状态。
《十月末》聚焦于瘟疫中被漠视甚至弃置的普通民众，凸显他们的深切苦难与所谓“美国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小说中穿插的新闻报道则以外聚焦的形式，将人物的命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书写了冰冷数字背后普通人的生死挣扎：“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又有一万八千名美国人死于孔戈里”“父母在饭桌边去世，留下四个孤儿”“一处监狱里有十二名囚犯死去，另又病倒十三个，县里无法保护他们，索性敞开监狱大门”。[24]医学权威亨利·帕森斯这一中心人物形象，更是医学之无助状态的集中呈现。帕森斯“身材瘦小，因童年的佝偻病而弯曲，使他略显畸形”[25]，他身体上的残疾隐喻着制度缺陷导致医学专家面对瘟疫时的无能为力，又体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难以在灾难中保护家人的无助境地。随着总统被感染，美国陷入全面的经济崩溃和政治混乱，最终“孔戈里”疫情引发的恶性循环升级为全球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新的灭顶之灾。小说正是通过帕森斯及其家人的视角，呈现生命的脆弱：人们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医疗知识的多寡，在社会撕裂与秩序坍塌所导致的原始生命状态下，他们的生存都是微不足道的。
小说刻画生灵涂炭、社会离析的集体灾难，将疫疾叙事置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并在人类共同命运视域下对科学伦理进行了思考。社会危机和家庭不幸使主人公认识到，在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正是美国穷兵黩武的必然后果，而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则是无数普通民众。“孔戈里”犹如X光线，透视出个人悲剧背后蛰伏已久的社会危机，也昭示了个体命运之间的关联。瘟疫书写呈现出令人唏嘘的社会喻象，但正视恐惧也给予人们重新认识现实、弥补社会裂痕、疗愈精神苦痛的希望。这些小说警示人类须正确估量未知疫病对社会的系统性破坏力，生物技术的应用唯有遵循科学伦理，才能捍卫人民生命权;否则，遑论公平、正义与文明。
三、疫疾叙事中的权力批判与秩序重建
科幻小说基于科学知识对未来进行想象与思索，最终观照人类生存。上文中《十月末》的诸多情节，在当下新冠疫情中得到“验证”，令读者惊叹于小说家未卜先知般的本领。但这正说明作家的危机意识来源于现实观照和文化反思，而科幻小说中的疫疾想象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其警世寓言的功用。因而，疫疾书写的根本不仅仅是瘟疫的巨大破坏作用，更在于对灾难背后权力关系的审视，和瘟疫之后的秩序重建。因此，许多小说的背景设置于大流行病之后，在呈现末日想象之外，聚焦于对疫前和疫中权力关系的反思，讲述人们疗愈创伤、重建家园的故事。与前述作品不同的是，此类小说中主要人物往往富有变革性的批判精神，这些个体的精神觉醒显著且直接地在他们与疫病作斗争及新秩序重建过程中产生着影响。
杰克·伦敦的《猩红瘟疫》是这一类作品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中的瘟疫书写体现了宏大的历史观和个人经验的结合，借由贯穿幸存者史密斯一生的心理创伤，对“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26]的传染病进行了全面审视，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和科学的前瞻性。幸存者史密斯在2073年向自己的外孙们讲述60年前的瘟疫，“三分之一的纽约警察都死了。他们的长官也死了，市长也一样。所有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停止了”[27]，国家机器陷于瘫痪，暴徒趁乱抢劫、杀戮。小说描写人性中的非理性，人们在瘟疫的刺激下“兽性大发”“打斗，酗酒，死去”[28]，他们变得自私并忽视家庭伦理和社会纽带，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残杀[29]，摒弃了文明社会的生存准则。曾受社会公众信任的政府卫生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美国被瘟疫彻底击败，社会陷入混乱;猩红瘟疫过后人口锐减，权力机构迅速解体。史密斯目睹灾难关头的人性崩坏，喟叹“在我们的文明之中……养育了一群蛮夷野人”[30]，对所谓的“文明”提出了质疑。他在这场灾难中遭受了深切的创伤，既渴望通过述说来平复创伤，又在回忆中触动灾难记忆而痛苦万分。
这种矛盾心态映射出史密斯对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秩序的焦虑。他因此存储旧时书籍，希望“有一天人们会再次读到”过往文明遗产中“巨大的智慧”[31]，使新的文明避免重蹈覆辙。然而，他的尝试归于徒劳：孙辈们已经回归原始狩猎采集生活，无法理解金钱、政府、细菌等在先前文明中出现的概念，对他的故事不屑一顾。史密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熟知的伟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2]，再如何回顾历史也无法使后代重建回忆中的家园，强烈的困顿感烘托出小说的反乌托邦情节。史密斯显然是杰克·伦敦的代言人，他映射了有过切身经历的作家对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深切担忧。杰克·伦敦生于旧金山，亲历1900至1904年的旧金山鼠疫，对瘟疫造成的社会影响有着切身体会。在旧金山瘟疫期间，加州政府为规避隔离措施带来的交易受阻与税收损失，对疫情防控加以阻挠，导致感染加剧，从而受到媒体和舆论的抨击[33]，小说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史实互为印证。
乔治·R·斯图亚特（George R.Stewart， 1895—1980）的《地球永存》传承与发展了《猩红瘟疫》的主题，更为纵深地探讨了大规模疫疾对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的催生，于1951年斩获首届国际奇幻奖（International Fantasy Award）。小说通过想象后瘟疫时代人类重构经济模式及社区关系，描绘出建设新世界的愿景，反思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现行秩序。小说中，人类在瘟疫中几近灭绝，上一代人类文明残留的工业设施与社会形态逐渐瓦解，被新的生态格局和社会结构所取代。以伊什为代表的幸存者们虽怀念过去，但又对“建立奴役、征服、战争和压迫的文明”[34]并无好感，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小说强调瘟疫袭来时人类对于同伴和家园的需求，凸显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对同伴的渴望驱使伊什这位“最后的美国人”[35]走遍全美国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共享价值观的重要性，完成了从“会欢迎任何人类陪伴”到“宁愿孤独，直到找到观念更一致的（伙伴）”[36]的转变。他在此理念引导下建立社群，部落成员间的情感联系与相互陪伴为瘟疫后的秩序重建提供了信念支撑。然而，这个共同体的愿景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伊什权力欲的不断膨胀，他开始以超自然的救世主姿态自居。[37]他试图改造并分化社群，建立世袭罔替的独裁统治，让自己“比过去的一个皇帝、宰相或总统更能对未来的塑造产生影响”[38]，族群也开始向旧时的阶级社会回归。然而，随着他的独子在另一场瘟疫中早逝，他的帝王梦化作泡影，部族最终也得以摆脱殖民主义的幽灵。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垂死的伊什思考“新的（社会）是否会遵循旧的道路”，并认识到“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甚至不希望重复该循环” 。[39]在经历了封闭和隔离的尝试后，幸存者社区选取了类似美洲原住民部族的社會模式，回归自然，并将其作为“地球永存”的生态基础。可见，在这部小说中，瘟疫与过往社会形态之间的隐喻关系被用作文明更替的契机，也为疫后的文明重建提供了生态主义的视角。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 1947-）的小说《立场》（The Stand， 1978）采用了与《地球永存》相似的情节范式，观照后疫疾时代的文明重建。在小说中世界秩序因瘟疫而迅速分崩离析，世界被邪恶政治力量所压制。小说背景设定在1990年，美国国防部秘密将毒株“超级流感”（superflu）开发成生物武器，却因系统漏洞意外释放毒株，致使瘟疫迅速扩散至全美国并席卷世界，仅有极少数人幸存。正如小说题目所昭示的，幸存者被迫在两个对立的立场中进行选择：一个是黑人修女阿比盖尔领导人民仿照先前美国文明建立的“巨石自由区”;另一个是弗拉格建立的极权社会。双方经过漫长的斗争后，弗拉格及其追随者在核爆中消亡。然而在小说结尾处，失忆的弗拉格再度醒来，手持长矛的野蛮人向他俯首，暗示着独裁者再度攫取权力、获得拥趸，正如小说结束语所言：“生命是个轮回，没有人能伫立其上。最终，它总是再一次回到原点。”[40]小说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笼罩在瘟疫阴影下的美国宛如丛林世界，见证了极端恶劣环境下的弱肉强食;而两个政治派别的对立，则影射现实中美国选民需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做出的选择。故事中所说的“轮回”也隐喻摧毁人类的瘟疫有着卷土重来的危机，这正是这部小说被誉为“幻想史诗”[41]的原因之一。
《立场》“史诗性”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它的现实观照中。1968年，美国陆军在犹他州的杜格威试验场的神经毒气实验发生泄漏，造成附近牧场约6000只绵羊中毒死亡并险些致使大量村民伤亡，史称“杜格威绵羊事件”（Dugway Sheep Incident），小说伊始美军实验室泄漏病毒的情节就来源于此。[42]而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环境破坏等社会下行迹象，都促使金写下《立场》，如他本人所说，他试图“在一部小说中成功解释所有矛盾”[43]，用瘟疫作为象征，讲述美国价值的崩溃：“我所成长其中的那个美国似乎正在我的脚下崩溃……像一座精致的沙雕，不幸筑在了涨潮线下”。[44]小说接近尾声时，弗兰问斯图未来是否还有希望，人们是否会从错误中学习。斯图回答“我不知道”[45]，从这个结局来看，无论是瘟疫是否會在未来再次造访，还是社会体制是否会再次崩溃，答案都不容乐观。小说不仅刻画了灾难场景，更着笔于瘟疫过后人们的生存困境以及集体记忆中的精神创伤。随着无数生命的消逝，社会凝聚力崩溃而导致的深刻裂痕，使自由神话破灭的美国难再回到从前，在权力倾轧中侥幸存活的人们是否能够对政府以及在彼此之间再度建立信任关系，都成了未知数。可见，《立场》对超级瘟疫的影响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入想象，在有限的叙事空间内勾勒出丰满的社会群像，回应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唯技术主义倾向。在美国科幻小说的宏观视域下考量的话，这部小说传承了《猩红瘟疫》和《地球永存》的末日故事模型，将贫富分化、教育鸿沟等社会问题融入瘟疫叙事中，表现出对现代美国社会的全面反思和高度的人文关怀，也折射出科幻小说中灾难书写的现实价值所在：将现实观照融入虚构世界，在灾难故事的想象中裨益于读者对现实的思索，具有相当的道德教寓功用。[46]这部作品的成功，使“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收获了主流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助力他在2003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
结语
美国科幻小说通过疫疾想象，透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指向共同的主题，即瘟疫既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古老天敌，也是检验治理体制、当局应变能力与人性的试剂。科幻小说的前瞻性实际源于它对人类生存现状和前景的高度关注，这体现了科幻文学的严肃性。而其中一些作品中设想的未来故事背景，在今天已经成为过去，并且有些情节已经在现实中上演，这正是科幻小说之现实性的体现。文学作品为读者了解美国不同时代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制度与民意提供了借鉴，警示了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二者之间的斗争穿越时空阈限，甚至成为伴随人类历史的永恒存在。在世界新冠疫情依然严峻的今天回顾这些小说，尤其发人深省。
① Clayton Tarr， “Infectious Fiction： Plague and the Novelist in Arthur Mervyn and The Last Man，”Studies in the Novel， vol.47， no.2 （Summer 2015）， pp.142-149.
② Patrick Parrinder，Science Fiction： Its Criticism and Teaching， New York：Routledge，2003，p.142.
③ 萧星寒：《科幻中的瘟疫：人性舞台、现实恐慌或是思想实验》，《科普创作》2020年第2期。
④ 姚睿：《美国疫情灾难片的灾难想象、生态反思与阴谋论叙事》，《当代电影》2020年第4期。
⑤ Edgar Allan Poe， Ta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 Edinburgh： Ballantyne Press， 1905， p.264.
⑥ William H.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6， pp.5-6.
⑦ ⑧ ⑨ ⑩ [11]Michael Crichton， The Andromeda Strai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3， pp.285， 13， 40， xi， 103-105.
[12]Laurel Bollinger， “Containing Multitudes： Revisiting the Infection Metaphor in Science Fiction，”Extrapolation， vol.50， no.3（2009）， pp.377-378.
[13][14][15][16]Frank Herbert， The White Plague， Sevenoaks： New English Library， 1984， pp.100，352，421，352.
[17][18][19][20][21]Paul Tremblay， Survivor Song， London： Titan Books， 2020， pp.62-63，35，270-271，239，232.
[22][23][24][25]Lawrence Wright， The End of October， London： Transworld Publishers， 2020， pp.240，248，220，5.
[26]William H.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6， p.257.
[27][28][30][31][32]Jack London，The Scarlet Plague， Norwood： Norwood Press，1915， pp.85， 111，105， 175， 170.
[29]Zaid Ibrahim Ismael and Sabah Atallah Khalifa Ali， “Survival in Times of Pandemics： the Prophetic Vision of Jack London，” Route Educational &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7， no.11（November 2020）， p.74.
[33]Philip A.Kalisch， “The Black Death in Chinatown： Plague and Politics in San Francisco， 1900-1904，”Arizona and the West， no.14 （1972）， p.135.
[34][35][36][38][39]George R.Stewart， Earth Abides， London： Orion Publishing Group， 1999， pp.311， 284， 35， 154， 311.
[37]Elizabeth Wells， “Earth Abides： A Return to Origins，” Extrapolation， vol.48， no.3（2007）， p.475.
[40][45]Stephen King， The St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pp.1439，1433.
[41]Stephen King， On Writing： A Memoir of the Craft， New York： Scribner， 2000， p.201.
[42][43][44]Stephen King， Danse Macabre， New York： Everest House， 1981， pp.398， 397， 400-401.
[46]J.Doherty and J.Giordano， “What We May Learnand Needfrom Pandemic Fiction，”Philosophy， Ethics， and Humanities in Medicine， no.15 （2020），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