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空间的再生产密不可分，是空间政治的集中体现。南加州墨西哥裔作家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的小说《天使之河》以洛杉矶河和洛杉矶城的历史变迁为主线，采用家族小说的叙事方式，讲述墨西哥裔里奥斯家庭和白人凯勒斯家庭的悲情故事。小说人物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变同洛杉矶的都市化进程相平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冲突整合和相互适应在物理空间的规划与分割中展开。历史书写和空间政治之间的张力凸显出历史小说的社会历史价值，文化差异和种族政治的表达在当今奇卡诺文学中具有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城市历史 空间政治 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 《天使之河》
1.0 引言
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Alejandro Morales，1944-)是当代奇卡诺文学界的重要作家和学者，勤勉于文学创作和研究，曾获得2007年度的“路易里尔奖”①。他在小说创作中一直专注于历史题材，着重于书写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历史，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实现“文学虚构和历史题材的结合”②。莫拉利斯的历史题材小说以历史为基础，书写的是过去，观照的却是当下，甚至是未来。同时，他将现实主义手法和奇幻手法结合，将拉美裔群体的社会历史和心理诉求置于不同的时空维度内，多角度展现历史题材，具有典型的奇卡诺文学特色。
拜厄特谈及历史小说创作之动因时说：”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未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拜厄特，2016：14)。这种阐释有助于解读莫拉利斯的历史小说：作为奇卡诺文学的一部分，这些历史小说的立足点是墨西哥裔/拉美裔文化，解构权威和重构自我是书写之根本。
莫拉利斯2014年的小说《天使之河》(River of Angels)便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以洛杉矶河和洛杉矶城市的历史变迁为主线，描写有着不同种族背景的两个家庭的故事。通过分析莫拉利斯历史小说的政治表达和《天使之河》中洛杉矶都市化的空间政治，可以看出城市历史的文本化不仅仅是城市历史的书写，同时也反映了种族、阶级和文化取向等意识形态要素。
2.0 洛杉矶作家的本土情怀与历史题材
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是当今奇卡诺作家中成就卓著的一位，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拉蒂诺/奇卡诺研究系的教授。莫拉利斯出生在洛杉矶市北部蒙特贝洛(Montebello)的墨西哥家庭，父母都是墨西哥移民。他的父亲曾经在西蒙斯三号砖厂(Simons Brickyard No.3)工作，阿里汉德罗就是在那里出生、成长。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加州度过的，他对洛杉矶地区非常熟悉，并且感情深厚，可谓土生土长的洛杉矶本土作家。在2007年路易·里尔奖的颁奖典礼上，马里奥·加西亚在颁奖词中对莫拉利斯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誉，称他是“奇卡诺文学创作中真正的领导者，以卓越有力、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书写奇卡诺经历”(Garcia，2007)。这个评价准确地总结了莫拉利斯作品的特点——他的小说几乎全都取材于历史，气势恢弘、场景壮观、人物复杂，没有浮夸的标签，不哗众取宠。他力求通过文学想象去补充几乎被遗忘的从前，通过文学叙述揭开尘封的过去，将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历程呈现出来。
作为洛杉矶本土作家，莫拉利斯把书写的重心放在了他最为熟悉的这片土地上。他的小说大多以南加州为背景，描写加州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历史以及这片土地的发展变革。第一部英语小说《制砖人》(The Brick People，1988)是家族历史小说，取材于阿里汉德罗“父母的移民经历和文化适应体验”，讲述奥克塔维奥·雷韦尔塔斯和娜娜·德里昂(分别以阿里汉德罗的父母为原型)在20世纪初逃离墨西哥革命的战火，到加利福尼亚寻找生计。他们在砖厂相识、相恋，经过多年的奋斗，“到50年代终于在美国安下家的经历”(Gurpegui，1996：10)。小说还追溯南加州洛杉矶等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都市化进程，“时间跨度是从19、20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描绘了南加州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的转变”(Kaup，2000：159)，还有墨西哥工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
《布娃娃瘟疫》(The Rag Doll Plague，1992)被普遍认为是带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它将现实主义、历史叙事和奇幻叙事(fantasy)融合在一起，充分运用了墨西哥文化中的灵性要素(spirituality)和民间医术(curanderismo)的文化象征，带给读者一种“巴洛克式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审美体验”(Franco，2005：375)。马丁-罗德里格斯认为，该小说将“文化多元混杂、跨国主义、盘根错节的多重身份、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中心和边缘、文化继承和文化创造等”杂合在了一起(Martin-Rodriguez，1996：96)。王守仁将叙事形式同主题研究结合起来，认为“《布娃娃瘟疫》以科幻小说形式表现墨西哥裔美国人对美国的帮助”(2006：51)。的确，这部作品的叙事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序列，以跨越四个世纪的广阔视角，将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拼贴在一起。但是，小说的基本格调是政治性的，“瘟疫”贯穿小说的三个部分，其根源是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土著人的压迫和奴役，以及殖民统治、物质主义和寡头政治对人类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破坏。这些解读都有助于了解莫拉利斯的历史小说创作风格。
莫拉利斯的历史小说体现了学院派的严谨缜密，也透露出浪漫主义者不羁的想象力。作为学者出身的作家，他的创作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风格。在书写之前和书写过程中，他都要做大量的考证和实地调查，收集的材料往往是小说手稿的数十倍。所以，在重要的时间、地点和事件方面，他的小说都尽量忠实地呈现当时的情景，使得作品带有了纪录片般的“真实性”。然而，无论有多少史料支撑，这些作品毕竟是小说，虚构性是其核心特征。同时，作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莫拉利斯深谙艺术虚构和文学审美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作用。因此，他的历史小说往往“要求读者在历史、非/现实和虚构叙述之间进行权衡”(Jiron-King，2007：25)。对于历史题材，他曾经跟笔者解释说，“我是在戏说历史”。在他的理解中，“历史”实际是一个个独立的“史实”，时间、地点和人物等都是各自相互独立的存在，其中的细节，即连接这些史实的人物和事件，都已经无法复制。正如拜厄特所说，“一切解读都无所谓好坏——真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概念，所有叙事都是有选择性和扭曲的”(拜厄特，2016：13)。可见，莫拉利斯通过文学想象和创造性的书写方式，将虚构的人物或情节填充到这些历史节点之间，将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进行有机的结合。
无论手法多么奇幻、情节多么纷繁复杂，莫拉利斯历史小说的主题大都可以归结到墨西哥裔和非墨西哥裔的交锋，诸如西班牙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盎格鲁-美国文化的相互适应，以及在历史框架下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政治诉求。因此，文学创作带有族裔特征和文化差异等意识形态要素，归根结底是政治性的。
3.0 都市历史的文本化和意识形态表达
莫拉利斯历史小说创作的手法和动因都可以在《天使之河》中得到呈现，文学书写的政治性具体体现为物理空间的再生产，历史叙事勾画出社会历史视野下的洛杉矶发展图谱，现实主义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交相使用来展现现实的不同层面。
《天使之河》是以洛杉矶为背景，通过文学性的想象和虚构，描写100多年以来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变化。“天使之河”意指洛杉矶河，因为“洛杉矶”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就是“天使”，所以洛杉矶城的原义为“天使之城”。小说之所以通过洛杉矶河作为象征、追溯洛杉矶城市的历史，就在于河流对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洛杉矶河，这座同名的城市根本不可能屹立在这里；如果没有这条河，这座城市根本不可能存在”(Deverell，2004：93)。按照作者莫拉利斯的话说，小说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勾画洛杉矶这个城市，追溯各个部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③。洛杉矶河的变迁为故事的主线，随着河流泛滥、桥梁架设等重大事件的发生顺序，展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和河流关系的变化，凸显河流在城市规划中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从“天使之城”的都市化历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要素如何左右了城市布局，而都市历史的文本化更是前景化了城市空间再生产中的权力关系。
亨利·列斐伏尔在谈到空间的生产和“进入都市的权利”时强调空间的政治性，“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列斐伏尔，2015：37)。在社会学视域下，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人口构成(种族和性别)以及经济基础(阶级)等诸多因素，这种关系反映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中，通常表现为城市发展和城市历史。具体来说，城市历史是一个城市在形成、变迁和发展中有价值的文字及非文字记录，包括地理和人文两大方面，可以表现为城市的地理变迁，如面积、位置坐落、标志性建筑物、街道布局和功能分区，也包括反映城市特点的人文因素，如人口及构成、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价值观和文化艺术产品等。当然，地理和人文两种因素往往是交融在一起的，难以截然分开，共同构建城市的特色风貌。“城市历史”的字面意义也包含历史材料的文本化，即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所进行的编码、储存和提取，用来反映城市的地理及人文特征。需要明确的是，城市发展的历史与城市地理空间规划中，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等意识形态要素往往发挥关键性作用，决定了城市的定位和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历史同样是不同生产关系的映射，是意识形态的反映。
《天使之河》中的城市历史即是如此，它反映出种族因素和城市历史之间的关系。小说根据洛杉矶的发展历史以呈线性叙事展开，其中的主线是土地归属权的更替，种族的共生和混杂，以及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洛杉矶建城于1781年，最初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定居点，后来逐渐汇聚了西班牙裔定居者、印欧混血人种和黑白混血人种，最终成为当今最具多元化特征的西部大都市。这契合莫拉利斯对洛杉矶城市特征的描述，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有着“血统的混杂和文化的杂糅”。
小说开始的时间是1842年，墨美战争尚在酝酿之中，洛杉矶还是墨西哥的领土。此时，土著居民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与河流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共存。“这个叫洛杉矶的小村庄静谧地依偎在天使之河旁边，此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来自墨西哥内地，或者美国南部或东北部”(Morales，2014：2)。阿贝拉多·里奥斯一家是墨西哥印第安人，他们是河流精神的化身，代表了印第安文化中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亲密与和谐。阿贝拉多的两个儿子分别是索尔(Sol，意为“太阳”)和奥塔库(Otchoo，意为“树木”)，这是印第安人对大自然表达敬意的最直接、最朴实的方式。阿贝拉多的生存之道来自这种朴素的关系，他熟悉大河的习性，知道如何倾听大自然的律动，知道在哪里建造房屋可以不受洪水的侵袭，他的智慧帮助更多的人在这里安顿下来。他们一家无私地救助过河时遇险的旅人，在暴风雨之夜救下布莱默一家。当然，里奥斯一家也得到了河流的庇佑：虽然大河每年都泛滥，但是似乎对他们格外仁慈；索尔被洪水冲走后被“蜥蜴人”救活，并且学会了像两栖动物那样生活，他通晓动物的语言，成为大自然中弱小生命的守护者。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观。
及至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加利福尼亚州割让给美国，土地的归属权发生了更替，原始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更多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汇聚到这里，洛杉矶逐渐开始具有了城市的雏形，土著人的朴素生态思想受到挑战，人类和河流之间原始的朴素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多地带有了意识形态特征。里奥斯一家从农民到资本家的身份转变，代表了洛杉矶从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都市化进程。他们在1885年注册成立“里奥斯父子和辛兰德河流运输公司”，之前的摆渡服务转变为现代的企业组织方式，成为美国商业化运作的一部分。奥塔库不再使用西班牙语的名字，改用美国人更加容易接受的“奥克雷·里奥斯”。这种改变有着双重的象征含义：一方面，它象征了奥塔库从农民到资产者的改变；另一方面，人们与河流的关系也从之前的和谐相处，转变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利益关系，互惠性被货币化，带有了商品性。后来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奥克雷成立桥梁建筑公司，承建横跨洛杉矶河的桥梁，人和河流的关系进而转变为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种变化契合都市化的几个特征，如“农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反映在人口增长，城市建成区扩展，景观和社会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姚世谋等，2008：93)。所以，从里奥斯一家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循序洛杉矶从村庄到城市、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化；其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平等的共存关系转变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
4.0 空间分割的政治性表达
当然，城市历史和城市化所体现的历时转变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穿插着横向的单元分割，使城市的不同社区带有了各自的文化意蕴，体现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少数族裔和主流文化群体之间存在文化冲突和利益协商，种族因素在东、西洛杉矶的城市分区和功能定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洛杉矶成为“墨西哥人”和“黑人”等少数族裔的代表。
列斐伏尔指出了生产关系在都市化中的表现：“一方面，拥有某些未知的权力的决策中心，已经形成，因为这些中心集中了财富、压迫性的权力和信息；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城邑的破坏，使得各种形式的隔离成为可能，各种社会力量无情地将人们在空间中分隔开来”(列斐伏尔，2015：54)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河流”和“桥梁”都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从前的小村落消失了，土地成为商品，出身不同、经济地位各异的人们被分割在不同的社区。把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主流社会占据都市核心商业区，居住在最昂贵的社区，将劳动者和绝大多数的少数族裔隔离在城市中心区之外。奥克雷夫妇为了让孩子融入到主流社会，在富人区购买了房产，但是大多数邻居都不愿意接纳他们，不愿意和“墨西哥人”为邻。当时的白人精英认为，洛杉矶应该是“雅利安人”的家园，而里奥斯等中产阶级墨西哥人的存在降低了高档社区的商业价值，所以白人社区就必须将有色人种驱逐出去。可见，都市不同区域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与居民的阶级身份和经济地位相对应，成为空间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集中代表。
小说中的“桥梁”具有双重功能：疏导交通和分隔区域。奥克雷建造的桥梁既方便了河流两岸的沟通，但同时也把城市分割开来，强化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东、西洛杉矶由架设在洛杉矶河上的十余座桥梁分隔开，这样，墨西哥工人白天在西洛杉矶的工厂和商店做工，或者给白人家庭打扫卫生、照看孩子、整理庭院，而到了晚上，他们要回到东部居住，因为“有钱人并不希望和墨西哥人住在同一个社区。慢慢地，东部便有了一个特定的称号——东洛杉矶，成了墨西哥人聚居区的代名词”(Morales，2014：xi-xii)。东洛杉矶代表了这个大都市的另外一面：贫穷落后、混乱无序。墨西哥工人是都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因素，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并未享受到都市化的种种福利，而是被隔离到了城市贫民区，“都纳入到了这些(权力)中心的支配之下。所有这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受到了一种集中的剥削，而现在，在空间上都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中”(列斐伏尔，2015：49)。
在书写洛杉矶故事和洛杉矶城市历史的过程中，莫拉利斯把焦点转向过去，同时也确立了历史性文学书写在当下的意义，凸显出话语权力中的政治性。重构历史的真正目的在于昭示当下；小说关注的是多元文化共生背景下人们的跨文化体验和相互之间的适应，使得这种历史书写在多元文化背景更具社会价值和政治性：“现代社会对记忆的需要，包括回顾历史和创作能够彰显当今价值的叙述形式，使得文化材料的选择具有现实性和政治性”(Franco，2005：377)。作为墨西哥移民的后代，莫拉利斯对美洲土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创作手法上，他擅长通过奇幻元素阐释印第安生态思想，来表现墨西哥裔美国文化中的土著文化要素，例如“蜥蜴人”和民间医生(curandera)“大和母亲”等形象，体现“万物有灵”、“生命平等”等印第安人的生态理念，以便达到陌生化的间离效果，从而“合法化”非墨西哥裔居民对这些文化要素的抗拒，进而通过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引入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经历等话题，如华人等少数族裔为洛杉矶城市发展做出的牺牲。
小说核心的文化冲突表现在阿尔伯特和露易斯的爱情悲剧中，这是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别等意识形态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空间政治化的集中表现。洛杉矶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城市，不同背景的人们对它的期待有所不同。加利福尼亚划归到美国以后，欧洲白人后裔希望把它建成美国的威尼斯、欧洲人的理想家园。因此精英阶层占据城市中心区，掌控土地等资源的再生产，他们不甘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等“下层人”分享，希望将“劣等种族”彻底排挤出洛杉矶。在此情况下，极端种族主义迎合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诉求，欧内斯特的叔叔菲利普和他的雅利安俱乐部就是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代表。雅利安俱乐部是南加州纳粹主义者的集中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聚会之所，他们大多为大学教授、商人和政客，鼓吹白人优越论，对有色人种极尽贬低：“印第安人，特别是加州的印第安部落，天生就低人一等，生性嗜酒成癖，还带有肺结核和梅毒等各种传染病”(Morales，2014：85)。为了捍卫雅利安人血统的纯正性，菲利普宣传种族主义的优生论，夸大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差异，宣称为了这座城市的未来，就“必须终止这些劣等种族的人口再生”(Morales，2014：182)。小说影射20世纪上半叶白人社会的“优生论”和种族主义立场。以哈利·拉夫林(Harry H.Laughlin，1880-1943)和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1865-1937)为代表的优生学学会(the American Eugenics Association)中坚力量，通过各种“科学研究”的方式来“证明社会弊病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他们容易犯罪”等命题(Jackson & Weidman，2005：76)推动了美国的“强制绝育立法”(Compulsory sterilization)，而加利福尼亚州是当时积极响应者之一。就这样，统治阶级通过所谓的科学手段来挤占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从而控制都市的空间和空间生产，攫取最大的利润，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空间政治在这里得到了结合。
这种结合不可避免地带有剥削性和残酷性，极端种族主义立场使菲利普丧失理性和人性，一手造成了阿尔伯特和露易斯的爱情悲剧。菲利普对有色人种的偏见遮蔽了他的理性和判断能力，种族成为他判断一个人的唯一标准。无论阿尔伯特的个人才华如何出众，在菲利普眼里，他的出身缺陷永远无法得到弥补。菲利普无法阻挠露易斯和阿尔伯特的恋情时，先后谋杀了索尔和阿尔伯特，以此彻底阻止所谓的“劣等人种”繁衍后代。至此，家庭悲剧和爱情故事同空间政治和种族矛盾呼应起来，使得个人悲剧具有了历史的沉重感，而历史也变幻为具体而有形的存在，不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
《天使之河》描写了洛杉矶所见证的苦难，但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莫拉利斯是文化自由主义者，支持文化的多元化，通过历史小说来对抗新本土主义和优生论等文化霸权话语。新本土主义者(Neo-nativist)曾经要求关闭美墨边界，而莫拉利斯在历史小说中想象性地构建了理想的家园：联通北美三国的联合体(LAMEX)，以及贯通墨西哥、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没有边界，也没有哨卡：“边界是不能被人为控制的——无论是军队，还是高墙，抑或是高科技，都无济于事——原因很简单，迁移是人类的本性，无法阻挡，无法由任何人为的手段所阻断……人类的迁移是个自然的现象，和鸟类、鱼类及蝴蝶的大规模迁徙一样。当没有必要迁移时，这个过程自然会停止”(Morales，2014：ix)。小说无论是描写单元空间内族群间的共生共存，还是展示人们在纵向空间内的迁移，都体现了对“独立的精神的无限空间”(王卓，2015：9)的渴望。可见，“天使之城”的意义是双重性的，它既是多元化的西部大都市，也是精神家园的象征；虽然“天使之河”将城市截然分开，彰显出明确的种族界限和阶级差别，但是，跨界行为也是不可阻挡的，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在不断地被打破、被重构：“墨西哥人、日本人、中国人、黑人，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社会的边缘、在苦难中，坚强地生活着”(Morales，2014：79)。小说最后菲利普的忏悔即表现了这股历史潮流的力量。
5.0 结语
莫拉利斯的《天使之河》代表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新高度，也是当今奇卡诺文学以历史小说的形式走出狭隘族裔自我的尝试。在城市历史的视域下，墨西哥裔美国人有限的生存空间和洛杉矶城市中心区之间形成了矛盾和张力，杂合了族裔文化的相互冲突和协商；文学想象补充了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不在场，即拜厄特所说的“外来作家”的“政治欲望”。无论是桥梁建造历史还是城市规划历史，其中都映射出福柯所说的权力关系，表达了莫拉利斯聚焦于被消音的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欲望。所以，本质上看，这种历史小说是奇卡诺文学中政治主题的延续，或许，随着民粹主义的抬头和特朗普时代的来临，应该认真审视这种书写策略的价值。
①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奇卡诺文学终身成就奖得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知名学者路易·里尔(Luis Leal，1907-2010)，用以表彰在美国拉美裔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的杰出人士。
②莫拉利斯与本文作者访谈时所说，或者是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与学生研讨这部小说时对小说的评价。不再一一标注。
③莫拉利斯文中还有莫拉利斯和本文作者交流时表达的立场和态度，不再一一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