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穆蕴秋
神话里的童话
英国的《自然》杂志（Nature）创刊于1869年，百余年来，它成为一个科学神话，被视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它在中国科学界更是高居神坛，甚至流传着“在《自然》上发表一篇文章，当院士就是时间问题了”之类的说法。据2006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Cash for papers: putting a premium on publication，Nature 441,
792）的文章说，当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25万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类似奖赏高达30万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而在风靡全球的“刊物影响因子”游戏中，《自然》遥遥领先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科学杂志——2013年它的影响因子升到40之上。
然而，在这样一个科学神话中，也有不少常人意想不到、甚至匪夷所思的事情，不妨称之为“童话”，下面就是这类童话中的一个：
2005年，“欧洲科幻学会”将“最佳科幻出版刊物（Best
Science Fiction Publisher）”
奖项颁给了《自然》杂志！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杂志”，怎会获颁“科幻出版刊物”奖项？在那些对《自然》顶礼膜拜的人看来，这难道不是对《自然》杂志的蓄意侮辱吗？《自然》杂志难道会去领取这样荒谬的奖项吗？
但事实是，《自然》杂志坦然领取了上述奖项。不过《自然》科幻专栏的主持人亨利·吉（Henry Gee）事后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颁奖现场“没有一个人敢当面对我们讲，《自然》出版的东西是科幻”。
等一下！有没有搞错——《自然》杂志上会有科幻专栏吗？
真的有，而且是科幻小说专栏！
从1999年起，《自然》新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栏目，专门刊登
“完全原创”、“长度在850～950个单词之间的优秀科幻作品”，该栏目持续至今。专栏开设一周年的时候，就有7篇作品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科幻集》（Year’s Best SF），而老牌科幻杂志《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和《奇幻与科幻》（F & SF），这年入选的分别只有2篇和4篇。2006年《自然》杂志更是有10篇作品入选年度最佳。
这部短篇小说选集，就是上面这个童话的产物。
类似的童话还可以再讲一个：
不止是科幻小说，《自然》对科幻电影也有着长期的、异乎寻常的兴趣。
2013年的科幻影片《地心引力》（Gravity）热映，2013年11月20日，《自然》杂志于显著位置发表了《地心引力》的影评，称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影片”。这篇影评让许多对《自然》杂志顶礼膜拜的人士感到“震撼”，他们惊呼：《自然》上竟会刊登影评？还有人在微博上表示：以后我也要写影评，去发Nature！一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也称《自然》杂志“从无影评惯例”。于是这篇平心而论乏善可陈、几乎没有触及影片任何思想价值的影评，被视为一个异数。
然而，这个“异数”对于《自然》杂志来说，实属“不虞之誉”——因为《自然》杂志不仅多年来一直有刊登影评的“惯例”，而且有时还会表现出对某些影片异乎寻常的兴趣。例如对于影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自然》上竟先后刊登了3篇影评。更能表现《自然》刊登影评“惯例”之源远流长的，可举1936年的幻想影片《未来事件》（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the Ultimate Revolution），根据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的同名小说改编，属于“未来历史”故事类型中最知名的作品。《自然》对这部作品甚为关注，先后发表了两篇影评，称其为“不同凡响的影片”。
多年以来，《自然》一直持续发表影评，到目前为止评论过的影片已达20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2001：太空奥德赛》、《侏罗纪公园》、《接触》、《X档案》、《后天》、《盗梦空间》等，甚至还包括在中国人观念中纯属给少年儿童看的低幼动画片《海底总动员》！仅这20部在《自然》上被评论的电影——注意影评的篇数明显更多，因为不止一部影片获得过被数次评论的“殊荣”，还远远不足以表明《自然》杂志与科幻之间的恩爱程度。《自然》杂志对科幻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对那些在心目中将它高高供奉在神坛上、尊其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的人来说，完全彻底超乎想象。
作为必要的相关知识背景，在这里考察一下著名科幻作家、反思科学主流的标志性开创者威尔斯与《自然》杂志的奇特渊源，应该是不无益处的。
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威尔斯或许可以算世界上最知名、作品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科幻作家，他在科幻历史上占有无可争议的地位，而且他还广泛涉猎其它领域。相当出乎现今学术界及公众想象的是，威尔斯和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之间，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渊源。这种渊源前人极少关注，而且很可能在《自然》杂志现今风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关键性的影响。
威尔斯的资深研究者帕丁顿（J. S. Partington）编过四部和威尔斯有关的文集，其中《〈自然〉杂志上的威尔斯》（H. G. Wells in Nature, 1893-1946: A Reception Reader，2008），跨越“科学史”和“科幻”两个领域，收录了《自然》杂志上与威尔斯相关的文章66篇——这个数量在《自然》杂志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该书出版后，国际科学史界最权威的杂志《爱西斯》（Isis）和科幻领域的杂志《科幻研究》（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都发表书评做了介绍。
而实际上，《自然》杂志刊登与威尔斯相关的文章还不止66篇之数，这些文章大致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威尔斯在《自然》杂志上署名发表的文章，共计26篇，《〈自然〉杂志上的威尔斯》只收录了其中的13篇。这些文章涉及生理学、心理学、植物学、人类学、通灵术等等，也包括现今意义上的“科普”和科学社会学性质的文章。
第二类是《自然》杂志上对威尔斯40部著作的36篇评论（有时数部作品合评），这些威尔斯著作包括科幻作品11部、政治作品14部、历史及传记作品5部、经济作品2部和一般的小说及文集4部。
第三类是涉及威尔斯的文章，共17篇，包括社会活动、“科普”、政治观点、文学创作等等，以及一篇讣告。
上述三类文本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从1893年至1946年威尔斯去世。威尔斯去世后《自然》杂志对他的关注也没有终结，后来至少还发表过两部他个人传记的评论。威尔斯与《自然》杂志渊源之深，作品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如此之多，《自然》杂志对他作品又关注评论如此之勤，这是现今世界上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
让我们开玩笑地设想，要是在现今的中国，仅仅26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按照前面提到的中国科学院的“赏格”，威尔斯就至少可以得到26×250000=6500000（65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至于院士，他恐怕可以当选好几回了吧？
边缘上的主流
科幻在中国，基本上还处在小圈子自娱自乐的状态中，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形可能稍好一些，但它在文学领域仍一直处于边缘，从未成为主流；若与科学相比，当然更是大大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杂志开设科幻小说专栏，对科幻人士无疑是一种鼓舞，他们很愿意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科幻尽管未能进入文学主流，却得到了科学界的接纳。于是在极短时间内，它就汇集了欧美一批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自然》“未来”专栏隐隐有成为科幻重镇之势。
不过，科幻虽然在文学和科学两界都屈居边缘，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当然也有主流和边缘之分，这主要是从创作的思想纲领，或者说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而言的。从19世纪末开始，儒勒·凡尔纳（J. Verne，1828～1905）那种对科学技术一厢情愿的颂歌走向衰落，以威尔斯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科幻创作为标志，主流的科幻创作就以反思科学、揭示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设想科学技术被滥用的灾难性后果为己任了。这种主流倾向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都有极为充分的表现，该倾向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19世纪末年以来较有影响的的科幻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光明的未来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这部《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我们可以看到它再次证实了上述反思科学的科幻创作主流。
在这部小说选集的英文原版中，编者亨利·吉——他正是《自然》杂志“未来”专栏的现任主持人——并未对入选的小说进行主题分类。现在中译本的十个主题，是笔者将66篇小说分类归纳并重新编排的结果。
第一个主题“未来世界·反乌托邦”，其下有15篇作品。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反思科学的科幻创作主流中，反乌托邦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基本套路是，通过表现黑暗、荒诞的未来世界和社会——这样的社会总是由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催生和支撑的，来展示科学技术被过度滥用的严重后果。在这15篇作品中，未来的高科技社会正是如此：性、爱、学术等等都发生了畸变，个人隐私荡然无存，身份会轻易被窃取，高超的技术手段摧毁了真实的艺术。许多我们此刻正在热烈讴歌的新技术，比如3D打印之类，都引发了荒谬的后果。有的作品则让人直接联想到著名的反乌托邦影片《巴西》（Brazil，1985，又译《妙想天开》）。类似去年国内流行的因儿孙在饭桌上只知低头摆弄手机而导致老人拂袖而去的故事场景，也出现在这个单元的作品中。即使在个别作品对技术的乐观想象中，人类的精神也是空虚的。有的作品甚至干脆让人类灭亡了。
第二个作品较多的主题“机器人·人工智能”，包括11篇作品。本来这个主题很容易催生对未来科学技术的乐观想象，但在反思科学的主流纲领指导下（对作家个人而言，接受这个纲领的指导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这个单元的作品完全没有出现这样的乐观想象。相反，当政客和演员都可以由机器人取代时，荒诞的场景就难以避免了；有不止一篇作品让人直接联想到科幻影片《西蒙妮》（Simone，2002）。人和机器人的界限一但模糊了，机器人的“人权”问题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机器人介入体育竞赛之后，人类的体育运动就难免走向终结。已经让一部分人欣喜若狂，同时让另一部分人恐惧万分的所谓“奇点临近”——预言2045年电脑芯片植入人体、人机结合的技术突破将导致人工智能超常发展的前景，当然也得到了某些作者的青睐。
接下来的三个主题，“脑科学”有3篇作品，“克隆技术”两篇。想象了用脑手术惩罚罪犯、读心术、超级计算机智能操控人脑的情形。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作品中出现了对克隆技术滥用导致的荒诞前景的想象。“永生·吸血鬼”是一个中国读者相对不熟悉的主题。之所以将吸血鬼归入这一主题，是因为在西方的吸血鬼故事中，吸血鬼通常都是永生的。这个主题的3篇作品隐隐有着某种颓废的气息，这当然与吸血鬼和反乌托邦都很相容——2013年的吸血鬼影片《唯爱永生》（Only Lovers Left Alive）特别适合与这三篇作品参照。
第六个主题“植物保护主义”虽然只有两篇作品，却都值得一提。这两篇作品都想象了人与植物进行带有思想感情色彩的沟通。其中“爸爸的小失误”的作者，居然是一个只有11岁的小女孩——那些梦寐以求要在《自然》这家“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发文章的人看了会不会吐血？另一篇则将科学界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作为故事的背景。
第七个主题“环境·核电污染”，很自然地出现了对地球环境恶化的哀歌。事实上，当下地球环境持续污染和恶化的现实，必然使得任何作者——无论他或她对当下的科学技术多么热爱——都无法对未来作出任何乐观的想象。其中“切尔诺贝利的玫瑰”当然是涉及核电污染的作品。
第八个主题“地外文明”，是科幻作品的传统主题，这个主题下有7篇作品。其中不出所料地出现了对火星的想象，对更为遥远的外星文明的想象，有的作品还表现了对外星文明的戒心。值得一提的是“被拒绝的感情”，这篇小说采用了“虚拟评论”的形式——表面上是对一部作品的评论，而实际上这部被评论的作品并不真实存在。《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中有几篇作品都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那篇“最后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这种方式曾被波兰著名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 Lem）初版于1971年的短篇小说集《完美的真空》全面使用。这种“虚拟评论”形式的好处是，既能免去构造一个完整故事的技术性工作，又能让作者天马行空的哲学思考和议论得以尽情发挥。
第九个主题“时空旅行·多重宇宙”也是科幻的传统主题，这个主题下有3篇作品。其中想象了跨时空的犯罪行为，想象了在多重宇宙中的“分身”，也想象了这种技术普遍采用之后的荒诞前景。但基本上没能超出十多年间两部科幻影片《救世主》（The One，2001）和《环形使者》（Looper，2012）的想象范围。
最后，第十个主题“未来世界·科技展望”之下，又有多达16篇作品，这当然是因为将一些不易明确归类的作品都放入其中了。这里既有着一般的对未来科学技术的想象，比如生物技术、飞行设备、城市交通管理之类，也有对诸如世界的不确定性、人类的进化等等的哲学讨论。作者们想象了药物对爱情的作用（“爱情药剂”），也想象了对生命的设计（“我爱米拉：一次美丽的遭遇”）。有一篇小说中的某些情景让人联想到科幻影片《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这个单元的最后几篇作品，是对未来某些技术的想象片段，也可以说是“凡尔纳型”的作品。不过第65篇“取之有道”，在看似单纯幼稚的故事叙述背后，也可能暗藏着反讽——只是如果真有的话，这点反讽也太隐晦了。
娱乐中的科学
一本科学界心目中的“世界顶级科学杂志”，却荣膺了欧洲“最佳科幻出版刊物”，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却是大有渊源的——《自然》杂志与科幻的不解之缘，是该杂志最初两任主编遗留下来的传统，也可以说就是这本杂志的遗传因子。
1869年，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N.
Lockyer，1835～1920）成为《自然》杂志首任主编，他在这一职位上长达50年之久。洛克耶在欧洲天文学界的名头，主要来自他通过分析日珥光谱推断出新元素“氦”的存在。除了专职进行太阳物理学前沿研究，和许多科学家一样，他晚年对科学史萌生了浓厚兴趣，在《自然》上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
《自然》杂志最早的科幻源头，可以追溯到洛克耶1878年为凡尔纳英文版科幻小说集写的书评。在那篇书评中，洛克耶认为凡尔纳小说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能够准确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知识。然而与洛克耶的看法相反，在一些文学人士眼中，凡尔纳的科幻作品恰恰因为单纯追求科学知识的准确性，但缺乏思想性，所以品位不高。比如博尔赫斯（J. Borges，1899～1986）评价说：“威尔斯是一位可敬的小说家，是斯威夫特、爱伦·坡简洁风格的继承者，而凡尔纳只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勤奋短工。”
继洛克耶之后，《自然》杂志的第二任主编格里高利（R. Gregory，1864～1952）同样对科幻保持着浓厚兴趣。格里高利与威尔斯早年是伦敦科学师范学院的同学，成名后一直保持着友谊，他曾在《自然》上为威尔斯的四部科幻小说《奇人先生的密封袋》、《旅行到其它世界：未来历险记》、《世界之战》、《插翅的命定之旅，关于两颗星球的故事》撰写过书评。格里高利还在《自然》杂志上还发表过大量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的文章，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很具启发意义，比如他认为：“科学不能和道德相剥离，也不能把它作为发动战争和破坏经济的借口。”
如今《自然》被中国科学界视为“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但这种“贵族”形象背后的真实情形究竟如何呢？看看威尔斯晚年的遭遇，或许有助于我们获得正确认识，进一步了解《自然》究竟是一本怎样的杂志。
年过70之后，威尔斯向伦敦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自然》杂志居然刊登了这篇论文的节选。以提出“两种文化”著称的斯诺（C. P. Snow，1905~1985）认为，这是威尔斯“为了证明自己也能从事令人尊敬的科学工作”。
一些和威尔斯交好的科学人士，如著名生物学家、皇家学会成员赫胥黎（Sir J. Huxley，1887～1975），曾努力斡旋推举他进入皇家学会，但结果未能如愿。这件事成了晚年困扰威尔斯的心病。1936年，他被推举为英国科学促进会教育科学分会主席，但这也“治愈”不了他，他认为自己从未被科学团体真正接纳。
斯诺曾提到皇家学会拒绝威尔斯的理由：“皇家学会当前只接受从事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士为会员。威尔斯是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并不符合可以为他破例的条件。”前面已经提到，仅威尔斯本人就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26篇文章，但这些文章显然并没有被英国皇家学会承认为“科学研究或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成果。换言之，威尔斯并没有因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么多文章而获得“科学人士”的资格。
从实际情形来看，皇家学会对威尔斯个人似乎并无偏见，因为即便是为威尔斯抱不平的斯诺，也持同样观点——斯诺为威尔斯辩护说：皇家学会一直实行推选制，被推选的人中不乏内阁大臣和高官，甚至就在威尔斯落选前两三年，还有多名政客高官入选。斯诺因此替威尔斯叫屈：“这些非科学人士为国家作出过杰出贡献，当然没错；他们当选是荣誉的象征，实至名归；但问题是，他们都行，为什么威尔斯不行？”斯诺明确指出非科学人士也可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他想要争取的只是让威尔斯享有和其他杰出非科学人士的同等待遇。
按照学术界通行的规则，寻求被同行接纳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供自己的成果和观点。但是，被《自然》杂志“宠爱”了半个多世纪的威尔斯，却始终未能获得英国主流科学共同体的接纳。这只能说明，《自然》杂志在英国学界眼中长期被认为只是一份普通的大众科学读物——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读物”。这样的刊物在西方人心目中，是需要娱乐大众的，而不是扮演许多迷信《自然》杂志的人想象的所谓“学术公器”。所以在科普读物上发表文章，无论数量、质量和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的程度，对于提升作者在科学界的学术声誉都几乎毫无作用。
华贵下的平庸
宋人刘克庄《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下阕有句云：“主家十二楼连苑，那人人、靓妆按曲，绣帘初卷。道是华堂箫管唱，笑杀街坊拍衮！”那首词表面上是说一个富有艺术修养且志行高洁的歌伎被纳入豪门，却没想到豪门中的歌舞竟是十分低俗。说老实话，在读这部《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时，我脑子里竟数次冒出刘克庄上面的贺新郎词句——若教那些在精神上跪倒在《自然》杂志面前的人知道了，非指斥我煮鹤焚琴亵渎神圣不可。
脑子里不由自主冒出刘克庄的词句，当然是因为这些小说实际上都相当平庸。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的作者，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专职科幻作家。其中包括克拉克（A. C. Clarke）、爱尔迪斯（B. Aldiss ）、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 K. Le Guin），欧洲科幻“新浪潮”代表人物莫尔科克（M. Moorcock）等科幻界元老。中青代科幻作家中则有文奇（V. Vinge）、索耶（R. J. Sawyer）、拜尔（G. Bear）、阿舍（N. Asher）等知名人士。他们占据了这部《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作者中最大的部分。
第二类是写作科幻的科学人士，他们通常已经在科学界有了一些名声和地位。尝试科幻创作最成功的，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天文学系的本福特（G. Benford）和NASA的天文学家兰迪斯（G. A. Landis）。而生物学家科恩（J. Cohen）和数学家斯图尔特（I. Stewart）则既在《自然》上发表学术论文，也发表科幻小说。
第三类是业余科幻作者，比如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某些文人以及记者、编辑，包括《自然》杂志的一些编辑。某些不以科幻写作为业的作家，还有上面提到的那个11岁的小女孩，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按理说，这样的作者阵容，作品应该不至于太平庸。何况这些小说发表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总要和这华丽高贵的身份大致相符，总该有点“高大上”的光景吧？但事实上，这些作品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说，普遍乏善可陈——相信阅读了本书中小说的读者都会同意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自然》杂志对小说篇幅的刚性限制——每篇只能有850～950个英文单词。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中，塑造人物性格通常是不可能的。就是想渲染一点气氛，或者别有用意地描绘一下某种场景，也必然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如果试图表现稍微深邃或抽象一点的思想，对于绝大部分作者来说恐怕只能是Mission Impossible了。
也许有读者会想：既然这些小说都很平庸，艺术上乏善可陈，那你们为什么还翻译出版它们呢？
我们的回答是：恰恰因为它们平庸，所以才更值得翻译！
首先，如果这些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小说篇篇精彩，那这件事情本身就相当“平庸”了，也许我们反而没有兴趣翻译它们了——那就留给那些跪倒在《自然》面前的人去讴歌、去赞美吧。但现在的情形是，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大堆平庸的小说，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不“平庸”了，所以才值得我们为它耗费一些时间精力，将这些小说翻译出来，让公众有更多的机会领略一番这些以前被许多人糊里糊涂捧入云端的“华堂箫管”究竟是何光景。
其次，从正面来说，这些科幻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让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国际上科幻创作的反思科学的主流倾向。毫无疑问，这些小说的作者们，绝大部分当然都是深谙主流倾向的，他们当然都努力让自己的写作跟得上时代潮流，而不是“不入流”。我们从这66篇小说中不难看出，在科幻创作中，这个“时代潮流”正是——反思科学。
再次，这部小说选集也可以提供活生生的实证材料，帮助人们了解《自然》杂志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它肯定和许多对它盲目崇拜的人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关于这部小说选集
翻译这部《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是我们在进行“Nature实证研究”项目时的附带产品。最初只是在全面收集资料时留意到了它，后来发现很有价值，就决定顺手将它翻译出来，与更多的读者共享。
这部选集共收入2007年之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短篇科幻小说66篇（其实编者亨利·吉那篇题为“怀念未来”的前言也可以算一篇科幻作品）。本来亨利·吉编的原版共入选了100篇，但因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只拿到了其中66篇的中译本版权，其余34篇就只好割爱了。那34篇中包括了一些超级大牌作者——比如晚年的阿瑟·克拉克（1917～2008）——的作品，诚为遗珠之憾。
2014年9月10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英）亨利·吉编，穆蕴秋、江晓原译，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