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名著中，吴趼人（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1867—1906）《官场现形记》都是通篇嘲笑、讽刺官场社会种种现象，书里都少有令人同情或赞赏的人物。《官场现形记》1903—1905年在上海《世界繁华报》上连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或简称《怪现状》）最初在日本横滨《新小说》月刊连载（1903年到1905年），1906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排印本。李伯元和吴趼人私下也是朋友，经历比较相似，或被拒绝或主动拒绝考试入仕途，他们都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报人。虽然多产畅销，也被人诟病，说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合，作品已然是他们要批判的社会腐败现象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李伯元40岁去世时，还欠吴趼人两万块，吴趼人为他付了医药费，烧了借据。几年以后，吴趼人去世的时候，身上据说也只剩下四角小洋。
这两部小说相似之处比较明显，但一些不大被人重视的差异，其实却有文学史意义上的重要性。
一 从“话说”到“我道”
两部小说的差异，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话说”到“我道”。《官场现形记》沿袭中国章回小说传统，不少章节首句都是“话说……”，叙事者偶尔也会冒个泡，故事讲到一半，插一句“此乃作书的人持平之论”等等，但总体上是第三人称全知。《怪现状》除引子外，全篇绝大部分由第一人称“我”叙述。研究者袁进认为吴趼人的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受到外国文学影响：“以‘九死一生’的见闻为线索，显然是从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叙述视角得到启示，故而小说也用第一人称叙事。只是《茶花女》的‘余’是整个故事的主要人物，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我’则是所有事件的旁观者耳闻者，第一人称叙述的优越性并未在小说中充分显示出来。不过小说有了几个时隐时现，贯穿始终的人物，毕竟有了一点连贯性，较之《官场现形记》是一个进步。在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1]第一人称是不是一定比全知叙述进步？这很难说。更何况袁进认为《怪现状》只是“旁观者第一人称”，如符霖的《禽海石》才是“投入者”的第一人称。 [2]以李伯元、吴趼人这两部长篇为例。前者没有中心人物，只有中心场景；后者以“我”及几个旁观者串联数百个故事，有点像现代连续剧，甚至也接近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除了人称变换，《怪现状》还有新旧白话的过渡痕迹。新旧白话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说”与“道”。旧白话通常是“张三道”“李四道”，“道”的表情、姿态、动作，均由“道”的内容体现。新白话会形容“说”的姿势表情动作：“他又愤愤地说”“他又怀疑地慢声地说”“又领悟地说”“用坚决的声音说” [3]，等等，是比较欧化的新文艺腔，像话剧剧本中给演员的提示。当然，在“道”与“说”之间，也有一些折中，比如张恨水、张爱玲在“五四”以后还是用“道”，或“笑道”“低声道”。李劼人在《死水微澜》里，有“愕然道”“双手一拍道”“生气道”等等。吴趼人小说里的典型场面是“我道……”既用旧白话“道”，又用新白话“我”。所以“我道”就成了过渡形态的标志——标志以第一人称叙事来达到（或达不到）“全知目睹”效果。
“全知”与“目睹”当然自相矛盾。从“话说”到“我道”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是既扩展又局限了小说的批判视野；第二个是作家后来忍不住违反第一人称的局限来讲故事，等于用“我道”来“话说”；第三个是全书的基调因为“我”的存在，便从无差别批判转为有选择的嘲讽。三种情况需要一层一层讨论。
第一回是引子。“死里逃生”在上海豫园买了部手抄本。卖者并不讲价，只看是否知音。手稿署名“九死一生”，死里逃生后来把手稿改成小说，拿到横滨《新小说》发表。卖书者叫文述农。接下去有一百多回，都是九死一生“我”的讲述。
“我”15岁时，经商的父亲去世。之后20年，“我”主要在帮一个年长十岁的旧同窗吴继之做事。吴继之因为官员身份不便经商，所以就由“我”来出面做“白手套”（代理人）。吴继之被称为“我国小说里最早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形象” [4]。小说上部，吴继之官位商机上升，“我”的事业也兴盛。到第五十九回，吴继之不愿意给上司多送礼，仕途开始受挫，后来“我”和吴家的生意都失败。但他们的命运起伏只是一条串联线索，小说里的主要篇幅，是他们所目睹所议论的各种各样社会现象，共有190多个“怪现状”故事。
试把书名拆开，《二十年·目睹·怪现状》。
第一个关键词是时间，大约1883年到1902年。20年间，主人公性格和背景其实并无太大变化。
第二个关键词是“目睹”，因为要“我”亲眼看见或至少亲耳听说，所以视野就和《官场现形记》不同。李伯元以全知角度写官场各个领域：经贸、军队、反腐、黄河、外交、慈善以及京城内幕，批判“级别”很高，写到中堂、公公，甚至老佛爷还有“今上”。可吴趼人笔下的“我”，一个年轻生意人，不可能见到那么多高官，视角受身份限制，但相对比较接地气。“高度”上有限制，“广度”上有扩展，不仅写官场政界，还写洋场商界，写世俗百态。不仅写府台、藩台、臬台，还写恶棍、骗子、狂徒、巡捕、强盗、烟鬼、秀才、文盲、江湖医生、人口贩子等等。
第三个关键词“怪现状”更重要，什么是“怪”？以什么标准觉得怪？王德威把这一类小说称为“丑怪现实主义”，并总结成魅幻价值观、荒诞和狂欢三个特点，概括成一种以丑怪为能事的叙事方式。 [5]但问题是，人们今天重读九死一生目睹的怪现状，有时反而并不特别感觉丑怪、荒诞。这种阅读感受令人感到有点害怕。到底是作家、研究者夸大了晚清的丑怪荒诞，还是读者日积月累，习惯现状，以至于见怪不怪？
二 “怪现状”之五种骗局
所有190多个“怪现状”故事，最基本的共通点就是虚假或欺骗。细细分类，又可分成至少五种——商业欺骗、人际欺骗、男女欺骗、科场欺骗，还有官场欺骗。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骗术大全。至今都有参考价值。
第一种“商家之骗”很普遍。第四十九回，上海道让儿子做买办，开洋行被外国人骗。第五十五回，一个辽东人叫劳佛，和赌博起家的富翁合办药行，医药师真懂外文，但卖的药水是假的，汇丰存折也是假的。虽然这种故事跨时空到处都有，但像小说第三十一回还有插图教人操作实用江湖骗术，十分罕见。有些骗局也有技术含量。比如第五回，南京有个大珠宝店掌柜，告诉“我”（九死一生），店里有租客寄卖文物，明明值三千却要卖两万。竟然真有人愿买，付了五千定金。租客突然要奔丧，名义上文物已卖，店家便先给租客一万九，结果买客也再不出现了。也就是说，串通起来一个局。“我”又兴奋又愤怒地把这个精心骗局告知吴继之，不想到继之淡淡地说：你知道吧，骗子就是这家珠宝店的东家——原来一切都是编出来的，兜了一个大圈子，目的就是要店里的众伙计分摊损失。
也有一些比较另类的骗局。第五十四回，写某穷县县官的少爷，无处刮钱，找个当地当铺，搬去一个箱子，要当几百块钱。当铺问里边装了是什么财物，少爷说不许打开——其实里面装的都是石头。还有第八十一回，某官员利用职权囤积了大量的煤，人家问他干什么，他说有人劝他从煤里提炼煤油，可以赚钱。煤油是从煤里来的吗？骗局也可以很弱智。
小说写制度性的骗局，比较详细。比如议价处，不少商人串通压价，与官府商业政策配合。“那卖货的和那受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受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官场中的事情，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 [6]这几种骗局，当铺当石头，煤油与煤，还有议价处，其实都跟官府权力有关，也可以归在第五类官场政治之骗。
第二种“人情之骗”，最不引人注目，可以见怪不怪，细思极恐。吴继之的根据地在南京、上海，派九死一生各处料理生意。“我”到了北京琉璃厂，“一只脚才跨了进去，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的老者，拱着手，呵着腰道：‘您来了（您，京师土语，尊称人也，发音时唯用一您字，你字之音，盖藏而不露者，或曰：“你老人家”四字之转音也，理或然欤），久违了！您一向好，里边请坐！’我被这一问，不觉棱住了，只得含糊答应，走了进去。”这个店“我”其实从未来过，完全不认识这个老者。因为对方推荐，便买了一些贵价纸张，说卖一张少一张。后来又进到一个书店，“劈头一个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道：‘哈哈，是甚么风把您吹来了！我计算着您总有两个月没来了。您是最用功的，看书又快，这一向买的是谁家的书，总没请过来？’”“我”当然也不认识该店主，本来不想买书，被人这么热情拍着肩膀，不好意思了。事后想起来总结说，在京城做买卖的人未免太油腔滑调了。
把“套近乎”说成是欺骗，当然言重了。但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功利虚伪已经渗透世俗乡情？有时你知道人家在说假话，也当作真的；说的人也知道你知道他是假话，他还照样说：你也知道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他是假话，你还照样……循环下去，小说里各种官方训辞，亲人电报，明知是假，照样接受。生人叫欺骗，熟人就是友情，“生/熟”是关键。有些骗局还和亲情人伦有关，比如“我”回家乡，族人说修祠堂要一百两；“我”想带母亲姐姐离乡进城，卖地时亲戚们又趁机杀价……现在叫“宰熟”，骗人先从自己人下手。
第三种“男女之骗”，处处可见。第六十五回，上海总办叫局，喜欢一个叫金红玉的女人，可是金红玉听人说嫁官种种坏处，先答应后反悔，怎么办？中介人舒淡湖献一妙计，找人在报纸上编了一段金红玉和马夫的绯闻，故意让总办看报，总办看了以后就主动撤退。这是利用现代传媒的骗局，结局各有所得，谁也不亏。
《怪现状》前四十五回在横滨《新小说》连载，基本上每回由“我”和继之、文述农等人议论一两个故事。等到了下半部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时，有些情节需要跨越好几回。比如第八十一到第八十四回，详述侯总镇娶府台千金前后过程。侯总镇原名朱狗，因和福建巡抚侯中丞同性恋而被提拔。另一官员言中丞，看到总镇深得领导赏识，便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不料言夫人反对把女儿嫁给“兔崽子”（结合上下文，应该是歧视同性恋）。一边太太坚决不肯，一边已答应上司，言中丞进退两难，参谋陆观察说：您女儿不愿意？这么着，我女儿顶上。其实也不是他女儿，是他自己玩过的一个丫鬟，假扮他女儿，再假扮言中丞女儿，嫁给了侯总镇。小说里这样写：“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言中丞的小姐嫁郧阳镇台，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言中丞肯认他做女婿，那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弁，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
骗人本来是要隐瞒事实，但在中国，骗局的升华是大家明知是骗，依然有效（以假为真是智商水平，认假为真是情商境界）。作家这样概括：“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点睛之笔。
第四种“科场之骗”，也很重要。第四十二回，“我”继之做考官评分，关在科场几天不能出来。带了支猎枪，无聊打下了一只鸽子，发现鸽子腿上绑着试题。“我”和吴继之一方面在“目睹”议论嘲笑种种“怪现状”，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参与科场不少作弊的潜规则，并不敢揭穿。第四十八回，有个文书情节更加奇妙。某富家之子，犯了死罪解脱不了。家人就买了几个女人送进牢里，希望留下一点血脉。可是刑期快到，怎么办？这时要靠“秘书党”，不是改文件，只是故意发错地方，广东文件去了云南，云南去了山东。这样搞错兜圈回来，“留种”的时间就争取到了。
小说里九死一生的家人也替他买过官照，就是考官位用的文件。官照会过期，有时名字也会错。第七十五回写有人身边存了多本官照，为了嫖妓万一遇到“扫黄”，交出官照就不必当场被打屁股。文化积淀深厚，文书各种妙用。
当然，以上几种骗局：金钱、世俗、婚姻、文书，其实都关联第五种最关键的“官场之骗”。小说第五回，“我”和吴继之看到了江苏全省各县不同官位的详细价目，完全可以和《官场现形记》的捐官制度和贪腐刚需对照呼应。最离谱的个案，是第八十回四川某官员一次贩卖七八十个女孩，在茶楼里明码标价，小女孩七八岁的，就八吊、十吊钱，十六七岁的闺女就四五十吊。后来官员带了七八十人坐长江轮时被截下来问：你有这么多妻妾吗？最写实的官场故事是叶伯芬的“仕途”，从第九十回到第九十三回，不少全知角度细节，早已超出第一人称“我道”。大舅到海外做使官，叶伯芬私自跟去求职，但被廉洁大舅拒绝。回国以后，叶又巴结一个赵姓官员，叫局时牺牲自己心上人。尤其精彩的是大舅回来了，他变换方法再去讨好，不仅跟着谈画论字，请教学问，绝对不送礼，而且在说话姿态上做文章——
每说到甚么世受国恩咧、复命咧、先人咧、皇上咧这些话，必定垂了手，挺着腰，站起来才说的。起先一下子，大舅爷还不觉得；到后来觉着了，他站起来说，大舅爷也只得站起来听了。只他这一番言语举动，便把个大舅爷骗得心花怒放，说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待，这句话古人真是说得不错。这也是叶伯芬升官的运到了……所以一个极精明、极细心、极燎亮的大舅爷，被他一骗即上。
向朝廷表忠心，不仅是语言措辞，还要配合肢体动作。我们注意到，小说中详细描述的叶伯芬、苟才、侯总镇等人的仕途起伏规律，成败均取决于能否获得上司的好感，和他们的政绩表现没什么关系。所以形成了某种官场规则，水向低处流，官往上面看。
三 第一人称的限制与扩展
九死一生一面批判官场：“这个官竟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得着钱……”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帮官员吴继之做生意，是官商勾结的代理人，所以才能20年间，京、沪、杭、广东，到处来去做生意，才能够在局外来目睹各种怪现状（真实生活当中，吴趼人当时在江南造船厂做抄写员）。吴继之和九死一生，身处读书人、商人与官府之间，既看不惯怪现状，又难免参与妥协，一种“互相改造”的过程就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凡是涉及人伦底线的故事，比如苟才向上司献媳妇，或者他儿子设计把父亲害死，或者李景翼把弟媳秋菊卖去妓院等等，小说就写得非常详细，这时第三人称代替了“我道”。叙事者因此会自省：“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王德威如此概括陈平原对晚清小说技巧的研究，“这些作家玩弄（从第一人称视角到笑料趣闻等）舶来与本土的资源，从而在此过程中更新了传统的叙事模式。” [7]更新传统过程中，第一人称既限制又扩展了作家的社会视野；也因为第一人称，吴趼人就比李伯元更多情感议论：“二十年来回过头想，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同样批判社会，李伯元比较像案件调查，列出事实，偶尔演示一下深层原因。吴趼人就更似旁观者议论，感慨、嘲笑、愤怒，其实自己也有牵连。
从无差别批判到有选择谴责，既是两部作品叙事方式差异，也有两个作家观察世界方法不同，一个看欺骗行为，一个看实际原因。鲁迅批评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 [8]，应该主要讲的是吴趼人。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官场现形记》排在第13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排在第95名，这个排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袁进：《编后记》，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吴趼人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
[2]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26页。
[3]巴金：《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242页。
[4]见百度百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词条，“形象分析”。
[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53页。
[6]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吴趼人卷》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41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47页。
[8]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