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死于光绪三十二年，年仅40岁。他为20世纪初期的小说界留下重要遗产，当时毁誉参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发现以前对他重视不够。

李伯元的祖父、伯父都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家里有点官场的背景。他虽然少年有才，但只考上秀才没有中举。仕途失意进不了官场，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1896年，而立之前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办报，一说创办《指南报》 [1]，后来再办的叫《游戏报》 [2]。这是中国最早的小报，其实比较像杂志的形式，又改为《繁华报》 [3]，还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杂志《绣像小说》 [4]。1903—1905年，《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开始连载发表于《世界繁华报》。20世纪中国小说的早期阵地，主要依靠租界环境和现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李伯元小说对“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的全面嘲讽批判，在文学史上，既少有前人，亦罕见来者。《游戏报》上的嬉笑怒骂文章虽然都是让租界市民出出气，但鲁迅说：“命意在于匡世” [5]，动机还是疗救社会。写《官场现形记》时，李伯元住上海六合路，当时叫劳合路。附近不少妓院，作家就在门口挂一个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形象概括了一个都会职业文人的笔耕生态，产量很多，劳累过度，40岁就去世了。

“官场”这个名词从何而来？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就有所谓“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的说法 [6]，这里的“官职场”有点像今天讲的职场。《宋史·食货志》对“官场”的定义是：“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 [7]意思是政府或国企的仓库。到《辞海》查“官场”，会直接引用《官场现形记》：“京城上中下三等人都认识，外省官场也很同他拉拢。” [8]百度解释说，“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这是否意味，“官场”作为带有贬义的现代社会学和文学概念，一定程度上和李伯元的小说有关？本来官职场、官府仓库，或者考场、职场都不带褒贬。本书中讨论官员、官场、干部等，除特别说明，也都是中性概念。

一　两个艺术特点

《官场现形记》有两个艺术特点，一是无中心人物，全书六十回，几十万字，由几十个独立故事构成。有的故事可能是登报征集而来，并非纯虚构。在一回或数回中有一二主要人物，比方说A是主角，A的故事中有B、C、D等人物；然后D去了某处吃饭见到了E，E的儿子转去某省做官，于是故事就转到某省，E或F成了主角……又过了几回，F的一个亲戚到了京城，故事又以H、I为主角展开了。读者如果忘了之前的人物也没关系，因为几十回中，之前出现过的A也好，F也好，完全可能不会再出现。

《水浒传》《金瓶梅》都有情节主线，主要人物迟早有呼应。《官场现形记》却是故事不离题，“跑人跑不停”。这个写法也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官场现形记》可以说是一系列中短篇，读者追看的不是某一两个中心人物，而是追看的就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官场。

第二个艺术特点，作家对故事里的种种人物，持一种无差别的描写态度。嘲讽也好，理解也好，批判也好，总之一视同仁。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没完全的好人，也没绝对的坏人。小说里有各种不同官员，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县级、地委、省部级，甚至到中央。各种不一样的计谋、策略、胸怀、韬略，无数不同的风度、举止、对话、神态，但就是没有明显的“好人”“坏人”之分，没有明确的道德批判或同情。好像人人都在做坏事，但人人又都有做坏事的理由。既有做坏事的合理性，是否就不算是绝对邪恶？明明描写很荒谬的事情，潜台词是，否则怎么办呢？（“假如是你，你又能怎么样呢？”）作家无差别地对待他笔下所有人物，大官或小官、官员或仆人，跟班或百姓、男人或女人。后来百年中国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无差别批判”。

二　官场的“一国两制”：科举和捐官

小说第一回，讲赵家与方家都是小镇上有地位有财产的士绅，一直较劲。突然赵家儿子赵温中举，方家觉得受了重大打击——这个故事只是引子，后来也没下文，却很唯物主义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参加科举并做官。刚刚中举的赵温少爷进京会考，考前拜见老师吴赞善，不想老师不见，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 [9]。吴老师知道赵温家里是朝邑县的土财主、暴发户，所以他想学生礼物至少两三百两。不料赵温少爷不懂事，“贽见”只拿了二两（见老师送重礼，等于侮辱了师生关系）。于是吴老师不再帮忙，赵温的进士便考得不好。此时，他父亲和爷爷来信，汇上二千两银子：“倘若联捷，固为可喜，如其报罢，即赶紧捐一中书，在京供职……所以东拼西凑，好容易弄成这个数目。望你好好在京做官，你在外面做官，家里便免得人来欺负。千万不可荒唐，把银子白白用掉……”

这封家信，第一说明家中有人在京做官，地方士绅在乡镇就比较安稳。这是官场为什么热闹的经济基础原因。第二说明官场“一国两制”，或科举或捐官。中国从秦代商鞅开始就有捐官现象，但都是特殊情况。朝廷有严重经济困难，蝗灾瘟疫或者和异族打仗，这时卖官筹款，唐宪宗也曾经说“入粟助边，古今通制”。 [10]南宋是“岁收谷五百石免本户差役一次，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 [11]明代“贱商”，不准商人科举，但通过纳捐可以成为监生、贡生，也是一种弥补。中国历史悠久的捐官文化，只有到了清代，才变成了跟科举一样重要，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常规的官员升迁制度。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一度要停捐，可是到了1774年，为了打仗，为了开运河，又开放捐官，且明码标价，一个郎中是9600两银子，那是五品。知府13300两，四品。知县七品，官低一点，4620两。所以也很公平，多大的官卖多大的钱。有统计说地方官员用钱捐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占22.4%，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达到50%左右。 [12]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曾经借一个官员之口总结捐官有三类：

头一等是大员子弟。世受国恩，自己又有才干，不肯暴弃，总想着出来报效国家，而又屡试不售，不得正途。于是才走了这捐班一路。这是头一等。

第二等是生意卖买人，或是当商，或是盐商，平时报效国家已经不少；奖叙得个把功名，出来阅历阅历，一来显亲扬名，二来也免受人家欺负，这种人也还可恕。

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是自己一无本事，仗着老人家手里有几个臭钱，书既不读，文章亦不会做；写起字来，白字连篇。在老子任上当少爷的时候，一派的纨绔习气；老子死了，渐渐的把家业败完，没有事干了，然后出来做官，不是府，就是道。你们列位想想看，这种人出来做了官，这吏治怎么会有起色呢？ [13]

严重的制度问题还不仅在捐官。捐官得到的只是一个名义，府、道、台等。等于一个级别，处级、局级、副部级等，但是名义上的官很多，实际上的职位少。很多人捐官以后，还要去争取实际的官位——叫“实缺”。“有油水”的实缺就是“肥缺”。这个“缺”怎么来的呢——这才是官场，或者说《官场现形记》里最关键的地方。

小说里有不少世家，为十几岁的儿子捐官。有位老爷，为大太太的成年儿子、大姨太太的七岁儿子捐了官以后，怀孕的二姨太太跟另一个还未怀孕的新姨太太，也吵着要让自己儿子捐官（不能输在起跑线）。最关键是正式捐官钱归朝廷，谋求实缺的钱可入了官员私人口袋。所以捐官或对国家有益，谋缺却对社会有弊。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这是“贪腐”的现代定义。小说里没有这个定义，但是整部长篇都是这个定义的注释与例证。

三　贪腐是一种“刚需”？

小说第三回，赵温少爷为了买官转托徐都老爷写推荐信，徐本不愿意，但“家里正愁没钱买米，跟班的又要付工钱，太太还闹着赎当头，正在那里发急，没有法子想，可巧有了此事。心下一想，不如且拿他来应应急”。第二天，答应的钱迟迟没送来，徐都老爷心下发急：“不要不成功！为什么这时候还不来呢？……原来昨日晚上，他已经把这话告诉了太太和跟班的了。大家知道他就有钱付，太太也不闹着赎当，跟班的也不催着付工钱了。谁知第二天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真正把他急的要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受贿已经成为官员的一种“刚需”。当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不能应付他的日常支出时，贪腐就成为“刚需”了。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官员都需要收支平衡。晚清官员的“支出”至少有三项。第一是生活开销，做了官，应酬多，还可能纳妾，花销会增加。第二是捐官成本，官如是买来，买来多少钱，之后必须赚回来。第三，还有日后的保险。赵温少爷身边的钱典史调任江西，故事转到江西黄知府。初见黄知府趾高气扬，钱在椅子上只敢坐半个屁股。但不久黄知府受“军装案”调查，惊恐万状。此时谁也不理他，最后必须靠输送银子，才得以解脱。说明为官的有事没事，总得保持一些向上送钱的管道。不怕要送钱，就怕没处送钱。按现在经济学的概念，叫政治生命的保险金。平常好像没用，紧要关头必需。

所以官员的支出有三项，是铁项。A. 生活开销；B. 捐官本钱；C. 政治保险。应付这样三项支出，官俸常常不够，这时就要靠或明或暗的受贿（所以要公开官员财务状况一向有困难）。面包总要贵过面粉，楼价总要高于地价。既然捐官投资这么多（金钱投资外，还有才能、人格、情感方面的投资），为官任期怎能虚度年华？小说第一至第七回，把“贪腐成为刚需”的经济学理由讲得十分清楚。第四回有两位卖官的官员，不仅算收入和官位的关系，而且考虑时间因素。同一官位如果做一年可以卖多少钱？做两年又值多少钱？不一定简单两倍。有效期、年龄在官场游戏规则中极其重要。

小说虽由一连串不大相关的故事勉强串接，却从官场角度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对外经贸，有军事行动，有官府整顿，有救灾抢险，还有慈善事业、文化建设、外交问题等等，可以读成晚清政治的清明上河图。

第七到第十一回，主角是山东陶子尧，因为得到山东抚院赏识，拿了两万银子到上海买外国机器。这是美差。陶子尧一到了花花世界上海，地方官员人傻钱多，马上就被姓魏姓仇两个中介，带到四马路花天酒地。叫局来了个女人叫新嫂嫂，外带一个十几岁女生陆兰芬，搞不清楚怎么玩法。很快陶先生陷入情网，要娶新嫂嫂（晚清小说里青楼与家庭的界限常常不太严密），买机器的钱就在四马路用掉很多。只好通过经纪跟外国人签了一份带水分的合约，“两万银子”买便宜次货。不料此时山东方面改了指令，说不要买机器，此款转给另一官员出洋考察。该官员马上就到上海。可想而知陶子尧慌了手脚。这时他浙江老家的原配夫人又打闹到上海。折腾了好几回，最后经纪给他建议伪造合同，让洋人请山东洋总督出面。果然洋人一出面，山东官府就认账，还追加钱款。这么一个花心糊涂的贪官陶子尧从事外贸经济，安全解脱有惊无险。陶之后就消失了。作家解释：“做书的人到了此时，不能不将他这一段公案先行结束，免得阅者生厌。”原来“跑人跑不停”还是为了照顾读者趣味（租界期刊连载文化制约）。接着陶的助手周果甫转到杭州做官。周果甫和浙江刘中丞，还有胡统领，便成为后面一系列“军事行动”故事的主角。

小说写官场人事斗争十分微妙。周果甫与刘中丞的助手戴大理面和心不和。中丞本来想给戴一个肥缺，“他辛苦了多年，意思想给他一个缺，等他出去捞两个。”（“下去地方锻炼锻炼”？）一旁周果甫不悦，便猛夸戴大理非常能干，省里少他不得。表面是抬，实际坏人一肥缺。戴也知道被姓周的坑了，不久，严州地区有匪患，戴就向刘中丞建议，“姓周的厉害，办事妥当，让他去协助胡统领去剿匪”。（官场之中的“好话”“称赞”，不一定就是好话和称赞）接下来第十二到第十七回，是全书（也是晚清小说）中罕见的描述军队的故事。第六回曾铺垫：“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一个的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要一齐张嘴，不得参差。”跑步要整齐，喊口号要整齐，都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给上司检阅，能检阅的部队就是好部队。军队从杭州出发，两天的水路，在钱塘江上居然走了六天——因为军官们都上了“江山船”。“江山船”上有歌伎，有宴会，等于浮动的夜总会。还没有打仗，胡统领和众将官已在船上花天酒地。作者描写这支剿匪部队，笔调并无嘲讽，好像非常正常。或者是嘲讽不露痕迹，或者是小说也写出军官上“江山船”的合理性：想想不少军官也是捐来的，此时不乐更待何时？

军队开到严州，才知匪情是虚报。胡总正想向上级汇报，周果甫说没土匪，我们就没有战功，钱也报不了。只有夸大匪情才算凯旋。（夸大敌情是不少官员的政治技巧，有时敌情被“夸”以后真会变大）小说里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军官在船上丢失财物，错怪一个“江山船”女，害伎女投河。士兵也不闲着，没有土匪，士兵自己去扰民，抢劫强奸等等。地方官员，再想办法来平息民愤。最后胡总回省城时，十二“江山船”一字排开庆功。只是庆功领赏分配不均，周果甫不满意，暗地里找人写揭发信去北京。最后省官和首领都受处罚，周果甫自己请假回乡。这算是全书中少有的不完全负面的角色，但后来也就不见了（小说的主线是“事”，不是“人”）。

因为有人检举揭发，上面派来钦差调查，第十八至第二十二回，就写清廷内部审查机制如何反贪腐以维系王朝和官场运作。来了两个钦差，查了两百多个人。钦差也有来历，由一个地位很高的太监推荐，也说某人做官苦了很多年，就派他去，也好叫他捞回几个。于是在佛爷面前把差事求了下来。钦差非常感激，问：“我这个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佛爷有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太监解释：“我教给你一个好法子，叫做‘只拉弓，不放箭’。”原来，买机器、剿匪是肥缺，调查贪腐也是肥缺。

这时小说已写到慈禧，奇怪怎么还能发表？原因等会儿再讨论。

钦差“只拉弓，不放箭”，抓了官员，就谈银码。开口两百万，刘中丞不服，这样的事情就来敲两百万，那以后敲两千万怎么办？结果就真的给判了。佩服李伯元写这些事情，情节荒诞，笔调平淡。好像不论职位高低，佛爷也好，公公也好，知县、师爷、店主、仆人……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金钱关系结构是相同的。整个官僚体制，互相理解，上下同心。对官员的教育规劝，“法”不管用，就强调“德”。傅钦差以身作则，不喜欢穿好衣服，看到别人穿好衣服他也反感。钦差接替做杭州省官，很快他的属下官员全都流行破衣服。有的一时来不及换，来不及买，就把衣服反穿。反穿以后受表扬，还被人模仿。一时间内，杭州城里旧衣比新衣贵（和上司同僚穿同款衣服，类似丛林保护色）。傅钦差觉得官场风气不好，要求所有捐官的都要重新考试，不及格的就刷。有个官员衣着太好，眼看要倒霉，最后找到了一个外地的裕记票号。原来这个票号就是帮傅抚院（傅钦差）存钱的。中丞自己坚决不收钱，要送就要送他姨太太，送他儿子。

贾臬司负责一省司法，也讲究道德，每次办案都要当着众人的面，跪在老母面前听指示，甚至断案决定不了，也让母亲来定犯人生死。他儿子不愿只做官二代，主动要求去黄河决堤处任地方官。原来救灾也是官场热门肥缺——谁都知道黄河决堤后，其实自己会合拢，所以谁合拢，谁就会升官。从第二十五回到第三十回，主角就是黄河救灾立功的贾大少爷，情节不是治水患，而是如何晋京认识更高的官员。“跑部进京”，学问可深了。

黄胖姑是层次比较高的财经人士，办事有技术含量，打通了军机处的几位中堂，华中堂、徐中堂，还有一位黑大叔，都是高官要员。小说偶尔还写官员被今上（光绪）接见，轻轻一笔，没有贬义。《官场现形记》的《世界繁华报》初版本一共两卷，各30回。上卷讲官场、科举、经贸、军事、吏治整顿，下卷写赈灾、捐款、慈善、官员交接制度，还有外交问题。第三十三回，小说里出现了一个书局。总算有知识分子了，推销劝善书，还收集了几百种该禁的淫书。“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道……”“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李伯元也用嘲讽语气。果不其然，书局找省官支持，目的是借官方名义卖书。写到这里，作家比较客气：“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实事求是，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却亦不能全免。”这是全书里最笔下留情的一段，是一个无差别批判中的一个小小例外。总体上，小说的主角是官员，民众是虚的背景，知识分子几乎缺席。

《官场现形记》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只有一系列故事碎片串接。在作家自己，可能是零星收集（甚至登报征集）资料匆忙赶稿。在研究者看来，将笑话、逸闻（等于今日的段子）及日记、游记等传统文体融入长篇结构里，“协助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过渡。……大量小插曲的介入使中国长篇小说结构解体。”陈平原说：“新小说家几乎没有创作出一部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要么写不完，要么勉强收场可又变成轶事的集合，不在于新小说家没能力讲述完整的长篇故事，而在于缺乏一个把握全面的哲学意识和整体框架。” [14]当然，自觉有了“把握全面的哲学意识和整体框架”，比如《子夜》《创业史》等，也未必必然保证艺术价值。仅就文体结构而言，《官场现形记》独立一格，后来也有萧红《生死场》、西西《我城》等作品延续这种中长篇结构。

李伯元在租界写，在租界发表，上卷写到洋人比较客气。下卷第三十三回，写一个省官到上海汇丰查账，出洋相的也还是老土省官，洋人和中国职员都很公事公办。到第三十九回，讲官员瞿耐庵摔坏腿，看病也是外国大夫比较灵。但是，下卷连载，外国人形象开始转差。不知是因为读者反映，还是作家态度变化。第五十二回，徐中堂女婿伪造丈人签名，将安徽矿产卖给洋人。显然是洋人勾结贪官掠夺中国财产。第五十七回，洋人在湖南街上打死小孩激起民愤。当地判他五年，外国领事还不服，告到北京。公使找王爷，找到了几位中堂，书里描写中堂大人们都支支吾吾不敢表态：“张大人看了摇摇头，王大人看了不则声，李大人看了不赞一辞，赵大人看了仍旧交回给司员。”这样写朝廷大臣，虽然有点漫画化，但当时官场“不怕百姓，只惧洋人”，大概也是真有其事。

“新小说的特点第一在于骂大官也骂小官，但重点在大官。……第二个特点是骂虚官也骂实官，但重在实官。……第三个特点是写汉官也写满官，但不时点出满官比汉官更昏庸。” [15]陈平原引晚清人语“‘如今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又怕皇上，已成牢不可破的循环公理了’，其实还应该加皇上怕洋人，这循环公理才真正成立。” [16]这个虚拟循环结构很有意思，但在小说或现实世界都有两处会断裂：一是洋人未必真的顾虑中国百姓（民主可能是假）；二是皇上也从不会承认他怕洋人（害怕民众是真）。

小说最后一回，作家正面表述为什么写这本书：“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想救救中国。……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视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共同声明。李伯元的意思，此书应是官场教材。现在发表的只是前半部分，批评官员，后半部分才是正面教育。可是他后半部分也没写出来，过几年就去世了。这段话的重要之处，一是知识分子旁观官欺民，二是作家认为“官本位”是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症结。“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李伯元理解的官，既是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特权阶级，又从士农工商之中产生，如果“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的“精英”，都想做官；可是一旦做官，其业便废。作者以无差别的冷酷笔触，从官场角度观看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军事行动、内部整顿、慈善事业、外交动态等等。按学者袁进的统计，《官场现形记》写了30多个官场故事，涉及11个省市，大小官吏百余人，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佐杂、小吏。其间军机大臣、太监总管、总督、巡抚、知府、知县、统领、管带应有尽有。就官场题材而言，历代文学写官场的面这么之广，层次这么之多，确实空前。

四　官场的规则与货币

李伯元笔下的官场，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常用流通货币。第四十六回，钦差童子良，讨厌洋货，银圆不收。本来鸦片进口也要抵制，但下面的人改称云南土熬，他便开始享用。银圆不收，银票可用，家里有房专贴银票。出门随身带一盒，每晚点数多少张。后来他儿子发现他只点张数，便以小额换大额的。之后每天点数，钱却大部分被偷走了。

古董文物也是官场流通货币。第二十四回，贾大少爷买了一个珍贵的鼻烟壶，送军机处华中堂。卖烟壶的文物店，也是华家的背景（什么店或公司有什么人的背景，总是官场入门知识）。送礼后，中堂回话说烟壶非常好，很喜欢，要是再有一个凑成对就好了。怎么办呢？贾少爷又到那家文物店，果然还有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钱贵了好几倍。贾少爷奇怪了，旁边中介黄胖姑说“马上买，好机会”。其实是同一个文物，多次买卖，循环流通，促进内需。

另一种官场货币是艺术。贾制台喜欢画梅，热爱艺术，不求卖画，只要有人欣赏。下面官员知道了，以后不用送礼，只求他画画。某候补知县说您送我的画，有个东洋人一定要买。制台一听特别兴奋，接着帮知县再画，公事也停了，外边的人都等着，而且事后特别提拔这位知音。

信息也是流通货币。第四十一回，瞿耐庵老婆认了一个干妈，比自己年轻20岁，因为她是上峰喜欢的丫头。如此委曲终于换来官位，但瞿耐庵新上任，不知原来旧官有个账簿记下各种潜规则：什么人来送礼要收多少，什么官什么时候要送多少等等。信息本是要另花钱买的，少了这个先遣图、密电码，结果就闹出不少麻烦。

除了艺术品、货币、账簿以外，还有一种流通货币就是女人。官员办事，吃饭“叫局”是必须的。兵营统领，兵马未动，女人先行。女人被当作礼物是常见桥段，但也有些特例。第三十回冒得官犯了过失，为求上司杨统领包涵，想把自己年轻女儿作为礼物。这事不能明说明做，怎么办？冒得官当着太太、女儿的面，假装吃鸦片寻死。家人一看他吃鸦片，马上拿粪给他吃，好让他吐出来（“狗血”情节样板）。这时冒得官才诉说他已处于绝境，办法只有女儿给统领做小。一番折腾以后小姐说：“罢罢罢！你们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脸搁得下，不要说是送给统领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给叫化子，我敢说得一个不字吗？现在我再不答应，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这个罪名我却担不起！横竖苦着我的身子去干！但愿从今以后，你老人家升官发财就是了！”这是一个典型范例，李伯元把极荒唐事写得也有其合理性。之后统领果然接受了这份礼物，也提拔了他的丈人。

湖广总督旗人湍多欢已有十个姨太太，还有人拍马屁，替老爷在上海欢场买了两个新人，送过去就是十一、十二姨太太。某晚湍制台正批公文，刚要写上某新官名字，突然十二姨太打了他一下，笔都掉了。怎么回事？十二姨太说有个蚊子——其实是十二姨太受人之托，想制台把此“缺”给另一官员。制台发火，搞什么搞，我给人家做官，你们插什么嘴！但是这个女人，因为受宠，一番胡搅蛮缠，最后制台也没办法，好吧，那我就换了他吧。这时女人不仅是货币，货币也可以异化倒过来管制主人。《官场现形记》中有官员与女人两段对话，尤其精彩。

一是山东陶子尧睡着四马路新嫂嫂，说：“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陶子尧问了半天才知“讨人”就是欢场女子，也叫“小姐”，也叫“先生”。新嫂嫂说：“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不料这个陶子尧没有幽默感：“你这人真是瞎来来！我们的官是拿银子捐来的，又不是卖身，同你们堂子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真正天悬地隔，怎么好拿你们堂子里来比？”说着，那面色很不快活。

另一处精彩对话在第十五回。周老爷问起船上小妹凤珠是不是“清”的。她姐姐龙珠回答：“我们吃了这碗饭，老实说，哪里有什么清的！……我想我们的清倌人也同你们老爷们一样。”周老爷听了诧异说：“怎么说我们做官的同你们清倌人一样？你也太糟蹋我们做官的了！”那龙珠便详细叙述她们认识的一个官员，从杭州来，行李只有几个箱子，但是回去时带的东西拿都拿不动，民众还要送伞，拼命说他是清官，不要钱。“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周老爷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倒反朝女人笑了。

清官，清倌人，不仅有“身不由己”的象征意义，而且在写实层面，也证明官员民众之间，主要沟通途径是风尘女子。不像后来大部分现当代小说，总有一个“士”的角色或角度旁观官民关系。

五　政治批判小说的历史背景

钱杏邨（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当时政治批判小说兴盛的三个原因。

“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17]

阿英把印刷工业技术原因放在首位。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现代印刷工业制造市民读者群（犹如21世纪网络手机又在制造新一代后浪读者群）。知识界受西方影响，还有清室腐败，当然也都是历史原因。但更具体的，租界也是重要原因。从朝廷到县官全都批判，显然小说是在租界发表，读者也首先是租界的中国市民居多。

有意思的是，清廷虽然腐败，却没有想办法来禁止李伯元的小说。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 [18]李伯元竟然用小说参与了清廷的反腐。

胡适1927年为当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写序，基本同意鲁迅对晚清政治小说的批评：“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19]鲁迅有两层意思，一是写得太露。二是投时人所好。可能是和《儒林外史》比较，鲁迅才说它笔无藏锋。其实和30年代后不少批判现实的小说比，李伯元写官场千奇百怪，文字却若无其事，并非“笔无藏锋”。今天回头看，是李伯元看得太穿了？写得太现实了？还是胡适、鲁迅太理想主义了，只将晚清官场看成中国社会的一种病例？

投时人所好，迎合读者需求，倒是可以从文学场域解释。李伯元既是作家也是报人，1896年到上海不久帮人打文字工，后来自己办报。小报要八卦、要趣味，要考虑读者趣味，曾因报道江苏官员嫖娼，差点被封掉。之后《游戏报》兼办“艳榜之科”（妓女选美），被人指责。还被怀疑有人代笔。王德威也有批评：“谴责小说的盛行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混合的结果。虽然谴责小说家口口声声说要表达对当下现实的关注，然而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他的才，才显得兴致勃勃。为迎合市场需求，他们以骇人的速度粗制滥造，急速发展的印刷和出版事业是晚清小说迅速兴起的主因之一。” [20]可是努力迎合读者追求产量的李伯元，半生拼命写作，40岁去世时，还欠了人家的钱。《官场现形记》也被人盗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官场现形记》：“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 [21]陈平原认为：“其中‘话柄’与‘类书’两个词下得很重，带有明显的褒贬色彩……也体现出论者奇特的思路，不只是从小说史的发展线索上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形式找根源，同时也涉及其他文类的编撰形式——可惜这一点没有深入展开。” [22]的确，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说这“是一部社会史料”，相当于政界段子（话柄）大全，更有数据库（类书）的功能价值。小说成了中国官僚文化的数据库，问题就在于读者怎么去阅读，以什么视野、目光和兴趣去阅读。1941年在日军轰炸声中，张爱玲躲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怎么也要将《官场现形记》看完，不知是对“官场规则”还是对小说写法更感兴趣。

胡适和鲁迅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 [23]在胡适看来，职业写作并且自己办报（后来金庸也边办《明报》边写武侠），就不完全是公心。鲁迅、胡适对李伯元小说的批评，虽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办小报格调不高，长篇小说整体上欠结构，缺人物主线，对世界好像没有善恶之分，无差别批判。但无论如何，《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夸张的晚清官场百科全书。也许鲁迅、胡适在批评李伯元时，认为小说里的官场都要过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对李伯元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可能过分乐观。他们或许想象不到，百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说中的种种官场游戏规则。

[1]《指南报》创刊于1896年6月6日，终刊日期不详。李伯元于1896年至沪办报，《指南报》是否由其创办，或只是在该报社工作，尚待考证。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5页。

[2]《游戏报》由李伯元创刊于1897年6月24日，约于1910年终刊，共约5000号。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页。

[3]《繁华报》全称《世界繁华报》，创刊于1901年4月7日，于1910年3月13日停刊，属“消闲”小型报纸。内容约分为讽林、艺文志、野史、小说等。其中，李伯元参与办报约五年。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页。

[4]《绣像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03年5月，于1906年4月停刊，共出72期，每期刊登文章10种左右，约80页。李伯元为主编。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页。

[5]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6]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81页。

[7]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544页。

[8]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辞海·词语分册》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1069页。

[9]1903年，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发表于《世界繁华报》。本文中的引文来自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10]李纯：《令定州入粟助边诏》，参见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一部第三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748页。

[11]毕沅：《续资治通鉴》第3册“卷一二九宋纪一二九”，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1961页。

[12]统计数据来自清代的《爵秩全览》，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4页。

[13]徐俊西主编，袁进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258页。

[1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64页。

[15]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94—195页。

[16]同上，200页。

[17]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1—2页。

[18]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参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

[20]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216—217页。

[2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83—284页。

[22]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31页。

[23]1927年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版的《官场现形记》所写序文，参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34年，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