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宣传品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横滨。横滨是留日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人数达三千余，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底，孙中山在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弟兄的帮助下，在当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冯镜如任会长。孙中山将《扬州十日记》及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著作交给冯镜如印刷，作为宣传品分寄海外。这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始。
《扬州十日记》，王秀楚著，记1645年（清顺治二年四月）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御清军围攻，城破后清军进行大屠杀的史实。征服者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据估计，被害人民在30万以上，甚至有说被害者高达80万者。《原君》《原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名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早于法国卢梭《民约论》10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共收论文21篇。其中《原君》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子之责任，“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孙中山使用这两种历史文献进行革命宣传，说明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排满复仇，而是指向皇权专制制度，是从民主主义出发的。
（二）断发改装，赴美宣传
当时，清朝驻日公使裕庚抵任，陆续在横滨、长崎、神户各地派驻领事，外间传言日本政府将向清廷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遂断发改装，离开日本，再到檀香山。他遍游各岛，宣传革命，筹集军费。时值广州新败之后，旧日同志灰心失望，应者寥寥。1895年12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廷谕令谭钟麟迅速缉拿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广东当局以1000元悬赏捕孙，以100元至200元悬赏捕捉杨衢云、陈少白等14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香港英国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5年内禁止在港居留。
同年6月上旬，孙中山转赴美国旧金山，继续宣传革命，成效仍然很小，华侨听到革命、排满等字眼，大都掩耳避走。从旧金山到纽约，孙中山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一路宣传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尽管孙中山口干舌燥，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说动的不过数人或十数人。美洲华侨很多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关于洪门的源流，言人人殊，其中一说创设于清康熙年代，为怀念明朝，力图恢复的遗老们所立。化名很多，有红帮、三点会、三合会、三河会、天地会、致公堂等。孙中山用“革命”的语言作宣传，效果不好，就改用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语言做工作，大多数人也还是不明所以。万事起头难，孙中山的思想一时还难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三）被诱入驻英使馆
9月23日（八月十七日），孙中山自纽约赴英国。早在当年6月，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说孙中山准备转往欧洲，就电令驻美公使杨儒，查明孙中山行踪，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在得知孙中山来英消息后，立即与英国政府外交部交涉引渡，遭到拒绝，龚照瑗即雇用英国侦探社的侦探，计划监视孙中山。
9月30日（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到利物浦上岸，英国侦探立即跟踪盯梢。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孙中山在行经清廷驻英使馆时被诱入馆内拘留。龚照瑗决定将他秘密用船押回国内处理，孙本人也作了中途跳海，或被送回广州后严刑拷打，宁死也决不出卖同志的准备。在使馆工人科尔（George Cole）和女管家霍维夫人（Mrs.Howe）的帮助下，孙中山旧日的老师康德黎得到讯息，采取赴警署及英国外交部报告等多项营救行动。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Lord Solisbury）决定干预。10月22日（九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公使馆，要求释放孙中山，当地《地球报》同时刊发号外，报道孙中山被囚消息，引起伦敦全城轰动。10月23日（九月十七日），孙中山获释。至此，孙中山共被囚43天，死里逃生。
（四）《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孙中山被释后，于10月24日（九月十八日）致函伦敦各报主笔，对英国政府、报界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内称：“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1] 他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说明：和旧式的“白莲教”不同，“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除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国际知名度因此大为提高。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应剑桥大学汉学家翟里斯（H.Giles）之邀，撰写自传，声称“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因此决心“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这里，“三代之规”是套语，而“步泰西之法”才是真意。自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起，孙中山逐日赴大英博物馆读书，开始在康德黎的帮助下写作《伦敦蒙难记》，叙述被挟持进入公使馆及被救经过。为了感谢被囚时给过帮助的英国工人科尔，孙中山将演说得来的几百英镑都送给了他。
《伦敦蒙难记》的英文本于1897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书中，孙中山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专制、无法、贪污、腐败，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他说：
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孙中山尤其批判清廷所施行的文化禁锢政策：禁止人民阅读政治书籍、阅读报纸，不让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只允许人们诵读钦定的符合皇家意志的注释本，任意删节、曲解其中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成分，使人民成为“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他说：
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之外，世界之大事如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
孙中山形容，当时“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五四”前夜，鲁迅曾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将当时的中国比作“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孙中山这里的论述，要比鲁迅早20年。
孙中山认为英国人性格保守、和平，因此他比较强调兴中会最初偏重于“请愿、上书”等“积渐”而“和平”的形式。但是，朝廷“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而且禁止此后的类似行动，因此才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殆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
（五）与俄国人的交往
如果说，在《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将自己的革命意志讲得比较含蓄，那么，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他在和一位俄国人谈话，推荐《伦敦蒙难记》时，就讲得比较激烈、袒露了：
俄人：您相信在中国有可能爆发一场进步的人民运动吗？
孙：噢，当然啦。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俄人：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
孙：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它也就得不到发展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
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着中西文化之争，一派主张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一派主张充分吸取欧洲文化。孙中山在这场争论刚刚露头时就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即“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又不“全盘照搬”；中国的固有文化因为缺乏与异种文化的比较、选择，已经得不到发展，落后于时代，脱离于人民，必须改造、重铸。谈话最后，孙中山回到革命这一主题，表示要有武器才行，在中国，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2]
当年年底，这位和孙中山谈话的俄国人将《伦敦蒙难记》全文译为俄文。不久，又被日本人宫崎寅藏译为日文。
孙中山在伦敦接触的俄国人不止一个。他自己回忆，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曾经遇到几位俄国人，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国人问孙，中国革命何时成功？孙虽经广州起义失败，但“卷土重来之气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内就要再举，再举又必期成功”，不过，为了表示稳健，便回答：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很吃惊，表示说：
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但是现在不能不奋斗。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因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便努力奋斗。
孙中山听了俄国人的这段话，觉得很惭愧。从那以后，孙中山便经常环游地球，一面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国势强弱，一面从事革命运动。据孙自己估计，他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地球六七周。每当有人问他：“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呢？”他便用在伦敦图书馆里和俄国人的谈话回答：“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3]
（六）和英国人合作写书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还计划和英国人柯林斯（E.Collins）合写一本书，由孙中山陈述事实和见解，柯林斯加工、整理。1897年3月1日，该书的部分内容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于伦敦的《双周论坛》。文章尖锐地抨击当时“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贪污，认为“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文章宣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 [4] 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希望在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中，能得到列强的理解和同情，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本文已经勾画了它的大体轮廓。
孙中山和柯林斯合著的另一部分以《中国的司法改革》为题发表于伦敦《东亚季刊》第1卷第1号。文中，孙中山揭露清廷司法的黑暗与残酷，将之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孙中山声称，清廷司法的惨毒是“促使我从事中国改革事业以把我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主要动机之一”。 [5]
曾在中国长期传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这时正在伦敦。李提摩太担任过英美基督教新教教士、外交人员、商人、在中国创办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督办，编辑《万国公报》。他和孙中山之间有过辩论。孙中山认为，满清官吏贪赃枉法，必须由汉人代替满人执政。李认为满汉各有优劣，须在政府的中心部分作根本改变；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二人谁都没有说服谁，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离英东返
1897年7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孙中山乘轮船离开英国。从去年登岸到此次离去，孙中山在英国共生活9个月，跨越两个年头。
伦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源地，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6月，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于这个城市。次年，《共产党宣言》在这个城市出版。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这个城市成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曾经成年累月地在伦敦的博物馆里收集资料。孙中山到伦敦，正是马克思去世后的第15年，《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的第9年。马克思读书的伦敦博物馆，孙中山也多次去阅览，认识该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后来，孙中山自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 [6] 孙中山一辈子崇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圣人”，“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但是，始终不同意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提倡：“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7]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87页。
[2]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5—106页。
[3] 译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95、106页。
[4] 《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0页。
[5]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7、809、842页。
[7]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