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3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改革和开放。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到底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呢？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要发展，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的。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些表述实际上已经证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柱。回望中国40多年来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中国的成功就是长期增长的成功。长期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指的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人均收入增长就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增加，指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源泉是什么？根本性的也是直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术进步，这个清晰可见，毋庸赘言。二是分工、专业化和交换。A和B各自生产的优势产品并进行交换。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虽然两者都没有实现技术上的进步，但由于他们都生产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并进行交换，这就提高了整体产出水平。当然，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即交换。例如，A只种棉花，种植棉花是A的优势，B只种粮食，这是B的优势，他们实现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是如果没有进行交换，就会出现问题：A没有衣服，B没有粮食。因此，交换十分重要，而交换涉及一系列规则和制度保障。

那么，分工、专业化和交换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谈到，“这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参与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就越多，分工也就越细密，大家越可以通过各自优势，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进行交换，并取得更大收益”。后人把斯密这套理论称为“斯密定理”，即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大了，贸易创造的收益就增长了。

中国的开放实践印证了长期增长理论。中国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不断深化规则对接密不可分的。大力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确立出口导向政策、企业走出去等，这一切都扩大了市场规模，在国际分工基础上通过交换使得来自贸易的收益越来越大。当然，这个过程中肯定伴有技术进步。

长期增长理论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西方理论。但这些思想实际上与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谈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开放实践的深层次逻辑里包含着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智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200多年前写的，而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在《史记》里写下了《货殖列传》。“货殖”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增长。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专门谈到了怎样实现货殖，即“以所多易所鲜”，用我多的东西换我少的东西。与司马迁几乎同时代的刘安编写的《淮南子》一书中，也谈到了如何实现自然货殖：“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也就是用我有的换我没有的，用我擅长生产的换我不擅长生产的。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基本思想和逻辑架构，我们的先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表述过了。“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今天国际贸易理论的全部内容。我把中国这套理论称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

斯密、李嘉图讲的主要是“以所工易所拙”，但还没有详谈“以所多易所鲜”。后来，瑞典的伊·菲·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和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做了补充。他们强调了自然禀赋，就是多少和有无的问题。长期增长理论的两大逻辑基点之一，即分工与贸易收益，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找到明显的对应，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认知同构的一面和圣贤智慧不断理论化的过程。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既然参与分工进行交换，就必须要有交换的规则，所以改革和开放是统一的。改革在这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本次论坛的讨论中，郑永年教授也谈到产权问题，交换一定是以产权契约为基础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落地，以及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所有这一切说到底就是在加入一套规则体系，在相应的体系里，人们可以保障权利、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巨大的和潜在的贸易收益得以实现。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支点，通过开放，中国获取了来自贸易的巨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