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袁老师，您好，我们的讨论要从一部电视连续剧说起，就是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的《走向共和》，不知道您看了吗？有何评价？

袁：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不过，电视剧播放后仅在初越兄建议后看了20、21两集，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

这个剧集那么热，倒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把共和等同于民主，对共和的真正含义没有寻根究底弄清楚。甚至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也是笼而统之，没有清晰的界定。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有必要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别，仁兄专攻政治学，愿聆高见。（www.yypl.net）

唐：本来这个问题是要拿来问袁老师的。既如此我就先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您刚才所讲的“共和”的拉丁原文是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原意指“公共事务”。所以“共和”一词所强调的是政府的公共性，即服务于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政府。它既反对君主独尊或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专制政体，也反对直接民主下的“多数的暴政”，是一种强调共同参与、权力均衡的政治主张。亚里士多德所赞赏的“古典共和主义”体制，就是取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的优点结合而成的一种“混合均衡政体”。至于现代的共和主义，我们经常把它与民主、宪政、联邦制、三权分立等相提并论，是因为它们共同强调的一点是国家权力必须公有，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独占。现代的共和主义与古典共和最大的不同是它引入了“宪政”设计的内容，以宪法的至高性来约束和规范国家权力。

古代中国既没有类似的历史，也不会自动产生这些概念。近代学者们翻译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一词时使用了“周召共和”的典故，也是因为古文中提到了“共者，公也”，但实际上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共和”明显是两码事。如果一定要用中国人的语言来解读“共和”的话，我想有一个词比较合适，那就是：“天下为公”。

袁：应该明确，我们要的不是古代的共和。周厉王残暴招致的召公、周公那样名曰共和，实质是集体专制统治，离我们时代的要求太远了。西方政治学上那种以美德为基础的古典共和，也不是今天合适的选择。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两者融合而且缺一不可，才称得上现代共和制度。进入19世纪以后在任何国家讨论共和，都不能离开这两个要点，中国也不例外。（www.yypl.net）

唐：现在看来，对这两点的认同应该是许多人、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但在历史上的中国，却是直到很晚才意识到其重要性。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共和的追求？

袁：从近代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一向是富强，而且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没有真正领会共和的真谛，这是19、20世纪中国问题丛生的根源之一。

甲午战争前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中国人如王韬、郭嵩焘、郑观应、黄遵宪、张树声、何启、胡礼垣等人察觉到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议院，才有可能实现富强。甲午战败，君主立宪逐渐成了中国知识阶层先进部分的追求。1904年日俄战争以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沙俄告终，强化了民主、立宪思潮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以梁启超为思想领袖的立宪派（在各地的商会和教育会中有大量追随者）的活动中。但他们向往的还是民主、立宪，对共和关注不多。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实际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当时满族只有5百万人，掌握政权的皇族人数更少。包括孙文在内虽然也讲点民权主义，实际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 满族在他当时的心目中不过是“外国人”（《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3、8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版），因此，他“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版）

很有意思的是《兴中会盟书》即加盟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前两句大汉民族主义心态暴露无遗。后一句所谓合众政府(United States)，指的是联邦；在中国离开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就谈不上什么联邦了；可见当时注意的也是这个概念的民主意思，没有全面理解共和的内涵。

真正把共和提到日程上来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国内局势。大清帝国垮了，如何处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问题？弄不好，半壁江山就要丢掉。值得庆幸的是“五族共和”的观念迅速被广泛接受，成为流行语言，基本上稳定了大局。同时，地方自治、民主、法治、保障公民自由等等都成了文武官员和大众传媒的流行辞汇。共和制度可谓开局良好。不过，即使在那时，除了袁世凯的专制本性难移外，孙文也没有真正弄清楚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共和国。辛亥革命一周年，他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如此说来，“五族共和”岂有不化为乌有之理？（www.yypl.net）

唐：这些情况表明，“共和”制度由于在中国缺乏理论认知上的铺垫，因而显得先天不足。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和而不同”的共和精神，这个弯子确实很难一下子转得过来。那么，政治家的认识偏差对实际政治运作又有多大影响？

袁：20世纪上半叶困扰中国人的大事之一是内战连绵不断，成为招致外敌入侵的重要因素。看看造成这样的局面的有关事件，对这些认识偏差的严重祸害就可略知一二了。

头一件是“联省自治”问题。

过去有个流行甚广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是为军阀割据打掩护的。其实这是想当然的推论。辛亥革命爆发，孙文尚未回到中国，在巴黎接见记者时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倘以一中国君主而易去满洲君主，与近世文明进化相背，决非人民所欲，故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也。”（《全集》第一卷第562页）1912年元旦，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宣言书，亦明确宣布：“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同上第二卷第2页）。可见联省自治是理当如此，不是什么政治阴谋，而且也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同时，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统治全国以前，每一届政府都明确表示要尊重地方自治或中央与地方恰当分权，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目张胆提倡和实行中央集权。

实际运作又怎样呢？湖南（谭延闿）于1920年7月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仪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如下各省：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请注意所谓“自治”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县长民选已经开始（如陈炯明治下的广东）。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各省民主化，避免军阀混战，致力于各省内部的建设，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独裁专制。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了，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了。

顺便说说，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文自食其言、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我们应该从国民党胡编的历史谎言中解脱出来。

第二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同各省地方实力派之间打得死去活来。

简单地说，真是烽烟不断，生民涂炭。除了共产党与蒋介石打以外，他们自己各派之间打起来也毫不手软。30年代，光是国民政府就有三个。除了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在北平组成反蒋的国民政府，主席是阎锡山；1931年5月唐绍仪、汪精卫、邹鲁、孙科、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也在广州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民政府。各派兵戎相见，更是史不绝书。直到抗战前夕，为了对外，彼此顾全大局，才慢慢停下来。其实，体认共和精神，实行地方自治，不要乱干涉，在民主、宪政基础上施政和联合，这些矛盾就会逐步化解。

第三件是国共内战。

在抗日战争的大旗下，基于民族大义，国共总算联合了。为什么这个局面不能持久？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口口声声谴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军阀”、“武力割据”，说“世界上那一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重庆版第199页）而不首先反躬自问为什么将所谓“中央军”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乃至蒋家军？从另一方面看，恰恰是他没有共和精神，没有政治家应有的胸怀，因而不愿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在民族问题上，蒋介石继承孙文的观点，也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信口开河说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1946年，好不容易签订了政协的协议，中国的和平统一出现一线曙光，但没有体现共和精神的宽容，终于功亏一篑，几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和数不清的财产因此成了牺牲品。

在喟叹当时的中国没有眼光超群、胸怀宽广卓绝的政治家的同时，视角更宽一些，就会注意到这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东方和拉美很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内部武装冲突不断，透过华丽的形形色色的外衣，其实还是共和、宪政精神没有生根的恶果。争这争那，付出了多少生命和财产为代价，就是没有把公民的自由权利放在第一位，没有以共和精神作为实现联合和走向宪政的不可缺少的台阶。（www.yypl.net）

唐：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没有共和精神，无从建设共和国；但没有共和制度，如何可能在专制极权下培养出共和精神？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见得在骨子里就反“共和”，但是历史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实践一下、“共和”一下的机会。我倒是觉得，对这些“学习”共和的民族来说，制度建设应该走在前面，就如同一个人如果不下水的话，就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一样。没有一个民族是在精神上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开始民主共和之路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好。我们只能边改革、边准备，进步的过程总是充满了误解和争执。对于公民精神层面的进步，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用制度的方式把它们固定下来。

如今，由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政治制度变革已纳入政治领袖和普通人的视野。对主流媒体上所播出的相关题材电视剧的关注，正是这样一个政治心理上的讯号。在您看来，在当下的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重提“共和”这个概念有无现实意义？

袁：非常赞成仁兄关于制度建设的意见。大至整个国家，小至一个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盛衰和社会发展的迟速，都取决于制度环境。当前有些人热衷于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没有把制度环境的改革摆到关键地位，那是非常短视的。有没有健全的法治？是不是尊重公民的权利？有没有真正的分权制衡？有没有公开、公正的政府机关？有没有自由、公开的舆论监督和信息流通？如此等等，绝非小事，而是决定人才和资金流向的决定因素。

在制度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共和”问题的提出，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统一和地区及民族矛盾的消解，离开和平和互相尊重的联合、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政以及各地区的民主自治等等现代共和制度题中应有之义，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会倍加艰难。与此同时，正在急剧转变中的中国大陆社会，阶层和利益分化十分明显。不同民族、不同的群体保持和而不同的状态，需要相互宽容、妥协的精神。这需要从制度建设过程中予以保证。深入一步看，不同力量互相牵制，正是民主、宪政和公民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这些不就是共和问题吗？其实，毛泽东在195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在谈十大关系时提醒我们要研究美国实行联邦制为什么发展得快。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www.yypl.net）

唐：是啊，在制度建设上，我们总是认识得太早，实践得太迟。历史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错失进步的时机，就是因为制度层面的变革缺乏社会层面的支撑。如今我们对制度上的变革抱有一定的信心，不是因为领袖们更英明了，而是社会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精神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层面的变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呼之欲出。关于“共和”的话题，看来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受教。

2003年5月10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