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欣闻临汝书院高峰论坛在抚州举行，请允许我以南京大学梅庵书院院长的身份向大会致贺辞。2020年，在纪念李瑞清先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南京大学成立了梅庵书院，书院取名于李瑞清先生之号梅庵，我被聘为院长。李瑞清先生是临川县杨溪村人，是名符其实的抚州人氏，别号清道人，也号梅庵，他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两江师范学堂的首任校长，南大师生都把他视为我们的老校长。梅庵是著名的教育家，平生培育无数英才；又是著名的诗人、艺术家，成就卓著。但是梅庵最为南大人称道的是其高尚人格。他一生清操自守，入民国后不愿出仕，晚年生活非常贫困，完全靠卖字卖画来维持生计，也不肯委曲求全。就像文天祥诗中所说，“清操厉冰雪”。梅庵喜爱梅花，身后安葬在南京城南牛首山的雪梅岭，墓旁植梅300株。在南大前身中央大学的老校园里，六朝松旁，建有纪念李瑞清先生的轩亭，取名“梅庵”。不畏严寒、笑傲霜雪的梅花就是梅庵人格的化身。听说梅庵的故居就在抚州的羊城路（曾名梅庵路），可惜我此次不能前往凭吊，遥望抚州，谨向我们的老校长致敬！
宋代的国家二级政区“路”与现代的“省”大多不相重合，所以我这个江苏人不能说“江苏在宋代如何如何”，因为现代的江苏省在北宋时分属两浙路、江南东路和淮南东路，甚至还有一部分属于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江西则是例外，宋代的“江南西路”，简称江西，其区域与现代的江西省基本重合。我们把宋代的江西与现代的江西进行比较，并无语病。37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完博士，学位论文题作《江西诗派研究》。虽然那时我从未到过江西，但江西已是我心中的历史文化圣地。事实上对于所有研究宋代文化的人来说，江西都是一块圣地。江西的宋代文学大家太多了，虽然从现存资料可见的宋代作家的绝对人数来说，也许江南西路不是人数最多的一个路，但如果论一、二流的大家，那么江西绝对称得上是宋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当然，它也是宋代文化的半壁江山。王勃的名句“人杰地灵”虽是写于唐代的南昌，但用来描述宋代的江西也许更加贴切。即使只是抚州一地，也完全当得起这句名言。文学上的曾巩与晏殊、晏几道父子，理学上的李觏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都是历史星空中的灿烂星辰。更不用说那位集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王安石了。我们要想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宋代的江西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我们要想研究宋代的江西文化，抚州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此外，宋代的江西，书院文化非常发达。被称为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就座落在江西的庐山。谁说江西没有双一流大学？早在宋代的江西，白鹿洞书院就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两个方面都雄踞全国一流的崇高地位。抚州的临汝书院虽然创建时代稍晚，但也名震海内，先后培养出程钜夫、吴澄等文化名人。因此我认为，在举国上下重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今天，在江西抚州举行这场高峰论坛来探讨宋代书院文化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可谓既得天时，也得地利。
宋以前的书院多为藏书或私人治学的地点，宋代书院则将教育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材的重要文化基地。宋代书院的性质并非完全属于私立，但它的办学宗旨与国子监那样的公立学校有很大的区别，后者以辅导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书院却注重讲究义理、躬行实践。或者说国子监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官员的资格，书院的主要目标却是培养君子的人格。我们且以两位宋代文化名人的言行为例。第一位是朱熹，他的一生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他曾主持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个书院兼有公立、私立的性质。他晚年回到武夷山，又在武夷精舍授徒讲学，那完全是一个私立的书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做山长，亲自起草书院的学规。里面清楚地指出这所学校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培养学生如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是教他们怎样做人。朱熹的原话是“以人伦为大本”，就是以伦理道德为书院最根本的教学内容。朱熹为此专门聘请在学术思想上跟他南辕北辙的陆九渊到白鹿洞来讲学。陆九渊来到白鹿洞，讲的内容就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据记载，那次讲学非常成功，朱熹也跟其他学子一起坐在下面听讲。朱、陆二人堪称宋代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啊。陆九渊讲得非常动人，有些学生听得泪流满面，深受感动。事后，朱熹把陆九渊的讲稿刻成石碑，与他亲自起草的学规一起竖立在书院里，成为白鹿洞书院最重要的教育文献。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一向重视德育。孔门四科，以“德行”为首。《礼记》则明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宋代的书院最显著地突出德育的地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因为人格培养本是大学的根本宗旨。纵观古今中外的著名大学，莫不如此。
应该指出，总结宋代书院的学术思想，继承宋代书院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最大的弯路可能是五十年代初期对大学进行的院系调整。那次院系调整完全以苏联的高等教育为榜样，而苏联的高等教育主要是走的专科路线。我们看苏联的高等教育史，它甚至有过这样的大学，就叫做某某某拖拉机学院。院系调整的一个结果是新办了许多专科性质的大学，像钢铁学院、石油学院等。另一个结果是对原有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像中央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大学，进行了伤筋动骨的肢解。这样一来，中国的大学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专科化的倾向。我们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本是一所学科设置非常完备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以后，我们的本部只剩下文学院与理学院，其他院系，像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乃至水利系、林学系等，纷纷独立出去，变成了若干所专科性质的大学。在专科化的大学里，学生缺乏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学术训练，也缺少人文精神的熏陶，他们只可能成为专家型的科技人才，不可能成为大师。钱学森曾问温家宝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大师？大家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反倒培养出许多大师？我认为原因之一就在这里。要想办好大学，要想培养出大师级的优秀人才，我们必须重视学科交叉、学科融合，也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格精神的培养和熏陶。正是在这个方面，宋代的书院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我们南京大学所以要建立梅庵书院，就是想借助宋代书院的教育思想的丰富资源，让学生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接受老校长梅庵那样的人格精神的熏陶，养成“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高尚人格。我们希望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要在人格方面有所坚持，有所操守。社会上也许有各种力量把青年人拉向随波逐流的泥潭，我们希望他们能有抗拒的力量。我们深知这件事情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任重道远，但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学生成为只懂某种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更为了不让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衷心希望各位学者在本次论坛上提出的高见能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教益！
各位代表！在临汝书院举办高峰论坛，我们当然会缅怀宋代书院的先贤的理性精神与学术风度。宋代书院的半民间性质使它比国子监具备更多的学术自由，从而具有更加生动活泼的学术空气。846年之前，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离抚州不远的鹅湖书院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学术讨论。朱、陆二人，以及主持讨论会的吕祖谦，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流学者。朱陆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双方的学术立场有较大的距离，在某些观点上甚至是针锋相对，但在学术讨论中间，双方都体现出相当宽容的胸怀，以及相当谦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学术研讨应有的气象：学术观点上要进行交锋，而不是互相捧场，说些不痛不痒的客套话。但是学术态度上应是互相理解，互相宽容，而不是负气而争，更不是人身攻击。谨引朱熹在鹅湖之会以后写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以此预祝临汝书院高峰论坛取得积极的学术成果，并开创良好的学术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