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不习字，也不会欣赏书法，却交了两个书法家朋友，这全是托黄庭坚的福。1981年底，我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读完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以《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为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1984年秋，我跟着程先生读完博士，学位论文《江西诗派研究》于1986年在齐鲁书社出版。于是我引起一些黄庭坚爱好者的注意，首先是岭南书家陈永正先生。我俩开始通信，然后又互赠著作。几年后我们在广州初次见面，陈永正到白云机场来接我。他站在出口处的人群中，手中高举着一本《江西诗派研究》！
其次是韩国书家金炳基先生，他1988年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即给我寄来一册题为《黄山谷诗与书法之研究》的博士论文，其中多次引述拙著。几年后我应邀到韩国光州的全南大学当客座教授，此时金炳基在公州大学任教。1997年6月7日，金炳基开车来接我到公州去看古迹，途中先到全州去看望他的外祖父宋刚庵（1913—1998）。
一路上金炳基向我介绍宋刚庵的生平：他是韩国享有盛名的书法家，生于一个世代服膺儒学的耕读家庭，自幼随父亲宋基冕先生诵读经典，且练习书法与文人画，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当时朝鲜半岛已被日本吞并，日本统治者不但强迫朝鲜人民接受日本文化，还强令他们改变原有的服式与发式。刚庵矢志不从，坚持束发髻、戴纱帽、穿长衫的民族服式，至今不变。我听了肃然起敬。
车到全州，我们先去参观“刚庵书艺馆”。这是一座传统风格的二层建筑，檐展如翼，气势飞动，且装饰朴素，落落大方。虽然建成不足三年，却颇具古代建筑特有的古色古香。馆内展出刚庵的书画作品及其收藏的前人翰墨千余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文化财”。可惜时间有限，无法细细观赏。稍后，金炳基引我及同来的公州大学李炳官教授前往馆侧的一间小屋去拜访刚庵，那里便是刚庵的居所。
虽然途中听过金炳基的介绍，我对刚庵的相貌已有所预期，但当他现出真身时，我还是吃了一惊。只见一位老者席地而坐，他头戴黑色纱冠，身穿白布韩服，形容清癯而神情健朗，俨然是从邈远的古代穿越到现代来的高士。我以前读《世说新语》，对书中形容高士风姿的句子像“谡谡如劲松下风”“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等，总是不得要领。此刻面对着刚庵，忽若有悟。金、李二人要向刚庵行跪叩礼，并说我不是韩国人，只要鞠躬即可。但我对刚庵怀有由衷的敬意，又与金、李年辈相仿，便坚持入乡随俗，跟着二人一起伏地行礼，刚庵则欠身示谢。我们与老人交谈片刻，饮茶一杯，便起身告辞，刚庵也起身送到门口。我边走边回望，刚庵的身影渐渐远去，最终隐没在绿树粉墙之后。其实他也是隐入了历史，因为一年多以后，刚庵便与世长辞了。
刚庵淡泊宁静、坚忍不拔的人格操守与兼擅书画、自成一家的艺术成就，得到韩国学界众口一词的高度赞誉。宋河璟所编的中、韩文对照的《刚庵宋成镛其人其书》中收录了七位学者的文章，论述甚详。对于刚庵终生不改传统服式，高亨坤先生说：“刚庵衣冠整洁，至今还保持着传统的古衣古冠。……自小在汉学与儒学精神的熏陶之下，注重于人的内在精神修养的刚庵，继承韩国传统儒学之义理与斥邪精神，在严酷而野蛮的日帝统治时期，对日帝所强行推行的亡种灭族的断发令和创氏改名令坚决不相从，毅然保持了民族气节与尊严。”崔炳植先生说：“刚庵生活在现代而始终固执着纱帽和韩服，那是不肯失去从先父裕斋继承下来的朝鲜儒脉的传统及主体性。”刚庵逝世后，人们在挽词与祭文中对此亟表尊崇：“举世皆浊，公乃独清。保发冠儒，食旧守贞。”“独保韩冠倭乱中，屹然志气有谁同！”作为中国人，我当然会由此联想到这个史实：满清入关后曾实行“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激起汉族人民强烈的反抗。当年的江阴人民坚持抗清八十天，最后满城殉国，支持他们的正是“头可断，发不可剃”的精神，也即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誓死忠贞。日寇在朝鲜的“断发令”与满清“剃发令”的残酷程度或有不同，其野蛮性质却如出一辙。宋刚庵坚持蓄发留髻与江阴人民抗清的壮烈程度或有差异，其正义性质却是桴鼓相应。
对于刚庵以汉字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书法和以梅、兰、竹、菊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画，元东石先生说：“刚庵先生可以说是过去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人，因而他对过去的传统与文化不仅是耳濡目染，习以为性，而且它已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融为一体。刚庵早年以欧阳询帖为师学楷书，并从米芾和董其昌帖中学了行书，同时从汉隶金石拓本中学了隶书，中年以后他又广泛地涉猎颜真卿、褚遂良和清代各名家的书体，同时又继承了紫霞和秋史的运笔法，而在画竹上刚庵则是喜欢采用郑板桥和吴昌硕的画竹法。……刚庵的竹可以说是古人所惯用的水墨写意，其最大的特点是温文尔雅之中蕴藏着文人高雅的志趣和从不肯低就的高昂气概。此外，他的石兰、梅、菊等也都体现出了他在笔墨的选材以及用笔上自由奔放的风格和文人的书卷气。”金炳基先生《刚庵宋成镛先生的书法艺术世界》一文更以二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刚庵博采众家之长、转益多师的艰苦修艺之途。从金文可知，除了元东石提及的前辈书画家以外，刚庵还取径于苏东坡、黄山谷、王铎、刘墉、何绍基、康有为、邓石如、于右任等中国历代书画大家，以及申纬（紫霞）、金正喜（秋史）、孙在馨（素筌）等韩国书家。金文还指出，刚庵“与宋朝诸书家例如苏东坡、黄山谷之学古方式很接近”，比如苏东坡所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以及黄山谷所云“凡作字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刚庵对这些主张心领神会，故能推陈出新，最终自成一家。我认为以上论述相当中肯，是对刚庵艺术成就的知本探源之论。
书画之外，刚庵的诗文写作也值得关注。这些作品大多用汉文写成，诗体多为七绝、七律，文体则以书简与墓表、墓铭为主。其中偶见涩辞僻典，例如《寿星社韵》云“筱骖往戏浑如昨”，按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九云：“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鵷閤，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筱骖，月兔为魄兔，进士效之，谓之涩体。”刚庵以“筱骖”这个僻涩的语汇指代“竹马”，当是为调平仄。又如《与李玟求》云：“病懒相寻，未办一赫蹄。”按《汉书·外戚传》：“有裹药二枚，赫蹄书。”应劭注：“赫蹄，薄小纸也。”以“赫蹄”指代小纸即短简，意蕴较为深僻，但本是文人书简，无可厚非。又如《斗方禊会》云“庭际腻绿雨沾苔”，“腻绿”一词甚生僻，但也很生动，杜诗有“红腻小湖莲”之句，苏诗则有“春畦雨过罗纨腻”之句，刚庵此处或受杜、苏之启发，亦未可知。总的说来，刚庵诗文以古朴典雅、平易畅达为主要风格倾向，诗如《梨地与金后松丈吟》：“屈指离家已闻秋，倦游不觉岁华流。菊老山中疏把酒，雪深江上怯登楼。乡遥常苦梦魂去，境胜且堪行李留。忽见寒梅窗外发，此时倍切故园愁。”不用典故，不求华藻，意境深远，风格老成。
文如《与罗柏洙》：“别而怀人，情所固然，而弟于兄则尤有切焉，何者？遇义疑则思共质，遇警策则思共赏。唱之而无与和，言之而无与听，此恨惟我辈人知之。况绿杨交阴，黄鹂求友，因物兴感，尤难为怀。伏惟辰下侍余棣体多旺。第山栖永春，师友相守，寻绎经旨，暇而有浴沂风雩之乐矣，何等艳仰！弟才疏而志又未笃，所谓工夫有同磨炉，不离旧迹。每过庭之际，未尝不惕然增惧也。”文中“浴沂风雩”“过庭”等词出于《论语》，但都是人所习知者，不算用典。惟“遇疑义则思共质，遇警策则思共赏”二句或与陶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关，但仅师其意而不袭其辞，用在文中亦甚畅达。又如《与洪淳奎》：“今世变而伦斁，所谓友者不以心，只以势利。势利倾穷，则友亦散绝，而反若不相识，岂所谓面朋面友者非耶？”“面朋面友”出于扬雄《法言·学行》：“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用在此处非常妥帖，又文从字顺，即使不知其出处也能读懂，堪称用典之高境。刚庵的书简大多措辞雅洁，情致委婉，颇有苏、黄尺牍之风调。一位现代韩国人的汉文写作能达到如此水平，甚为罕见。
更重要的是刚庵诗文不仅记录其行事，而且披露其心迹，是我们理解刚庵其人的第一手材料。比如刚庵的耕读生涯，据朴权相《刚庵的人间和书法艺术》所言，刚庵虽出身于农村，但生来体弱多病无法耕耘，故自幼从父读书。但刚庵《答林翰琱》中自称“读书弄笔之余，时复周旋于垄亩，大有耕读之趣”，可见他确曾有过耕读生涯。刚庵的书简中时时说到农事，例如《与友人》：“贵庄移秧则何如？水源本好，想应已毕矣。鄙庄亦已毕，然旱干是虑。”《与李允明道衡》：“近闻雨泽不均，而全州一带亦旱干，未免锄种，贵庄如何？……鄙庄则趁时移秧，而经初除，然差过几日，则惜干可虑。”凡此，均对庄稼收成的关切溢于言表，只有耕读之家的子弟，才会如此。又如刚庵坚持读经典、着衣冠的旧式生活方式，金炳基先生指出：“当代韩国书法界，像刚庵先生那样正气凛然之坚守固有东洋文人精神的书法家还有吗？他蓄发留髻，戴纱帽，着长袍，这并不是单纯的老式打扮，而是象征着我们祖先所坚守的文人精神。”而刚庵《与李澈焕》云：“世变日甚，人皆务于异教，不知学吾道。而甚至有仇讐古圣贤，粪壤古经籍，诚甚痛叹。而吾兄居此时节，能不归于彼，而志乎吾道，着旧衣冠，读古诗书，非志之高，心之笃，才之敏，乌能如日乎？原兄终不负此心，益加勉力。”虽是赞颂他人，也是自表心迹。可证金炳基所云并非凿空虚论，而是知人论世之言。阅读刚庵诗文，一位志趣高洁的传统文士之形象如在目前。
刚庵的书画作品也是窥见其内心世界的一扇窗口。刚庵的书法，多取材于古典诗文，仅据东亚日报社1995年出版的《刚庵墨迹》，他书写过的作品就有仲长统《乐志论》、王羲之《兰亭序》、苏东坡《后赤壁赋》、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饮酒二十首》之五、白居易《重题》四首之三（《刚庵墨迹》著录为《草堂诗》）、杨龟山《闲居书事》、陈了斋《杂诗》、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之七、王阳明《泛海》等，细察这些作品，大多抒写高尚的胸怀或高洁的志趣，刚庵书写它们即是出于对原作者的深刻共鸣。值得注意的是杨龟山、陈了斋都是著名的宋代理学家，并不以诗著称，刚庵书写其诗，肯定独有会心之处。杨龟山《闲居书事》云：“虚庭幽草翠相环，默坐颓然草色间。玩意诗书千古近，放怀天地一身闲。疏窗风度聊欹枕，永巷人稀独掩关。谁信红尘随处净，不论城郭与青山。”陈了斋《杂诗》云：“大抵操心在谨微，谬差千里始毫厘。如闻不善须当改，莫谓无人便可欺。忠信但将为己任，行藏终自有天知。深冬寒日能多少，已觉东风次第吹。”杨龟山乃二程门人，陈了斋则私淑二程，并与杨龟山交好，故在《宋元学案》中被列为“龟山讲友”。二人都是志行高洁之士，其诗都是修身养性、因志成咏之作，是光风霁月的理学家理想人格的诗语表述。
刚庵的题画诗文也值得关注。他曾在一幅墨莲上题写周敦颐《爱莲说》的全文，又在一幅石兰上题写黄庭坚《书幽芳亭》的一节（黄文原载《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刚庵所书乃据《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九，故题作《修水记》，乃据黄文《书幽芳亭》节录者。其实“修水”是山谷家乡，此书中用以代指山谷，“修水记”犹言“黄氏所记”，并非文章标题）。前者明言“莲，花之君子者也”，后者明言“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可见刚庵喜画莲、兰，正是对君子人格的敬重。刚庵画得最多的是墨竹，几乎每幅皆有题字，所题文字多为咏竹诗词，例如白居易《题李次云窗竹》、裴吟《春日山中竹》、欧阳修《刑部看竹效孟郊体》、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等，不一而足。有一幅墨竹上节录白居易《养竹记》云：“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这段文字从四个方面以竹比德，生动完整地展示了竹子在士人心目中的高尚品格。联想到刚庵一生的行为、操守，他笔下的墨竹正是其君子人格的形象展示，与白居易的这段文字桴鼓相应。
崔炳植先生称刚庵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后一位书生”，我则愿意称他为“最后一位隐士”。真正的隐士并不逃避现实人生，只是为了坚持操守而远离污浊红尘。中国历史上的隐士首推陶渊明，生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毅然归隐，那不是退避，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坚守与抗争。刚庵坚持本民族的传统衣冠及传统生活方式，终生不渝。在日占时期，这是对民族气节的坚持与守护。在韩国独立以后，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坚持与守护。刚庵的一言一行，都使我联想起陶渊明。朱熹评陶渊明云：“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刚庵也是如此。金炳基先生说得好：“‘刚庵’之‘刚’，可以代表他的性情和人品。”孔子论人，极重“刚”字。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又说：“吾未见刚者。”有人说：“申枨。”孔子回答说：“枨也欲，焉得刚？”杨龟山释前句曰：“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木讷则不至于外驰，故近仁。”程颐释后句曰：“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于欲。”以儒学为修身根柢的刚庵显然对此深有会心，他青年时坚拒赴日留学或参加日人举行的“鲜展”来求取富贵，中年成名后仍淡泊名利，最后无偿捐献土地房屋创建书艺馆以服务民众，自己则箪食瓢饮终老于简陋的小屋。刚庵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其号中的那个“刚”字。终生古衣古貌的宋刚庵在现代社会中鹤立鸡群，他是一位真正的海东隐士。
原载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