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马克思坚持科学技术“工具论”的立场，即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物化产品机器只是一种工具，本身没有价值负载。“工具论者”经常引用这样一段马克思的阐述：“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1］因此科学技术本质上应该是政治、权力“无涉的”。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2］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他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571－572。这两段引用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科学和机器执行着权力职能，为资本家的统治服务。换言之，科学技术是有权力维度的，而不是与政治和权力无关的。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与权力究竟是什么关系，科学技术究竟是资产阶级的帮凶还是掘墓人，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还是敌人？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一、科学技术被资本家购买而行使权力职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被资本家控制、利用，不可避免为资本家统治服务，所以科学技术不可能与权力完全无关。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权力，无产阶级同样可用科学技术作为反抗剥削的武器。对于资本家和科学技术的关系，马克思坚持辩证法的基本立场。
（一）资本家与科学技术的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本质上是瓦解资本家权力的力量，但在具体社会历史阶段实际上却极大增加了资本的权力，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4］372。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科学技术论的基本立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力就会打破原有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代之以新的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因此，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否定性力量，必将帮助无产阶级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终极解放。另一方面，纯粹革命的事物也不是不存在的，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历史唯物主义同样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更多的是为资本家服务。马克思认为，发明、机器和科学技术不会让工人致富，只会使资本致富，因而增加了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因此“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5］。在资本逻辑下运行的科学技术，在史无前例地推进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帮助资本对工人进行压迫，对整个社会施行比以往社会更为严密的控制。
（二）资本家通过购买控制了科学技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行使权力职能，但这并不代表权力是科学技术的固有属性，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权力工具，根源在于资本家购买了科学技术。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所有的权力并非由于个人贤能，而只是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皆为商品，包括科学技术劳动、科学技术及其物化产品机器。资本家购买了科学技术，就可以控制和支配科学技术，将其纳入资本的权力体系中，为资本行使其权力服务。换言之，科学技术本身并非权力结构，其权力效应实际是执行资本的权力意志，表现出维护阶级统治的权力职能。
从科学史来看，科学技术曾经因为资本家的购买而获益。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得以大规模、迅速地发展。在实际历史中，资产阶级兴起与现代科学技术兴起是同一历史过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的力量。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让科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资本家购买科学技术，给科学技术提出了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源源不断的资金，前所未有地支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释放出惊人的力量，为资本掌握后极大地帮助了资产阶级统治社会，很好地履行了资本赋予它的权力使命。相比之下，地主阶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远不及资产阶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密切。因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科学技术实际与资本家保持了一种“双赢”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本质上并非剥削工具，但它的确是在支持剥削中发展，而最终它又将消灭剥削。
从长远看，资本家的购买最终将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家购买科学技术，是因为科学技术尤其机器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在利用科学，并非出于热爱或求真而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将科学技术视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3］570来加以发展。正如他多次提到的，资本家实际上对科学技术毫无兴趣，一窍不通。对于那些不能带来利润的高深理论，资本家是不会支持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将劳动与科学分离，工人被剥夺了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权利，只有极少数人投身科学，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三）科学技术与权力关系的两种误解
对于科学技术与资本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存在着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权力是无关的，与权力有关的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局限于知识形态。科学技术不仅仅存在于认识论层面，更存在于实践论层面。马克思将科学技术看成生产力，在具体劳动实践过程中分析机器的角色，这都是将科学作为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来看待。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更多的是把科学技术放在社会实践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大背景来观察的。马克思眼中的科学技术既是认识成果，又是实践活动，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权力结构。比如马尔库塞认为：“工业化的技术就是政治的技术”［6］，劳斯认为：“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7］这种观点彻底否认了科学技术的认识论意义，否认了科学技术作为客观真理的价值。科学技术是革命性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来自于它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科学技术在本质上绝非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马克思科学技术论既研究认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也研究实践论形态的科学技术，既研究自然科学知识，也研究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总之，“无涉论者”无视科学技术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异化问题，“等同论者”则从根本上否认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都违背了辩证法。因此，科学技术的权力维度指的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成为资本家统治的权力工具，行使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职能。
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对抗劳动者
科学技术是如何行使其权力职能，帮助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马克思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中：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科学技术如何被用来控制劳动者，二是科研活动如何被用来控制劳动者。前者主要是指资本家通过机器对工人进行压迫，后者主要是指资本家资本通过异化的科学劳动、技术劳动来束缚科学技术工作者。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权力分析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最重要的是经济权力的维度，即通过经济支配来发挥权力作用；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权力的维度，即通过控制社会大众的思想来发挥权力作用。这两种科学技术的权力形式相辅相成，在上述两个领域中均有体现。
（一）机器“压迫”劳动者
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机器如何发挥其权力职能的。首先，机器用自然力取代人力，不断排挤工人。机器效率百倍千倍于工人，先进机器的使用会直接导致工人失业。农业工业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消灭了传统意义的“农民”。其次，机器贬低工人的价值。在机器工业中，机器是劳动的主角，而工人成为机器的辅助者。工人在资本秩序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劳动力直接贬值。并且，机器生产使得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即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变得很便宜，劳动力间接贬值。再次，机器雇佣妇女儿童，增加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机器劳动不要求劳动者有很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妇女儿童因而进入工厂。妇女儿童的报酬比成年男性工人更少，也更能被驯服，资本家更愿意雇佣她们，成年男性劳动力因为妇女儿童的竞争而贬值。第四，机器延长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在新机器淘汰老机器之前，资本家要尽量更多地从老机器上转移价值，避免无形损耗，要延长工作时间。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要延长工作时间。如果是在全社会内率先采用新机器，可以榨取超额剩余价值，在别人没有跟进之前要多生产，要延长工作时间……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有无限延长劳动时间的倾向。第五，机器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机器的效率越来越高，工人的劳动强度自然也越来越大。在机器条件下，不需要更多的监工，资本家只要提高机器运转速度，或增加工人看管机器的数量，劳动强度就提高了。工厂围绕机器运转制定工人标准劳动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严格的纪律，劳动强度大大增加。第六，机器打击工人罢工。有了新机器，需要的工人大大减少，罢工就更好对付了。而工人罢工威胁不到资本家时，他们对资本家的依附就更强了，甚至“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5］。最后，机器使工人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机器使工人工资越来越低，越来越贫困。机器不断更新，使工人生活动荡。与手工劳动相比，机器劳动非常机械、单调和无聊，损害工人的身体。机械工厂的聚集式生活常常导致工人道德堕落。总之，机器把工人变成了听任资本摆布的机器零件。“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3］536
马克思之前就有很多人论述过机器与工人的对抗关系，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卢德主义者等，之后也有很多人研究，比如凡勃伦、芒福德等。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出对抗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停留于机器与工人关系的分析上。无生命、无意志的机器本身不会压迫工人，机器的压迫实质上是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3］483机器的权力效应归根结底是资本权力的表现。对于工人破坏机器的行动，马克思是同情但不赞成的，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
（二）科研活动“束缚”劳动者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异化，包括科学劳动和技术劳动。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劳动同样成为与劳动者相对抗的东西。
资本主义使科学技术劳动职业化，阻碍无产阶级从事科学技术活动而发展其智力。当“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8］在机器劳动中，工人无需掌握什么专门技能和高深知识，只需对机器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在工人中，某种“平等”出现了，即除了极个别能修理机器的高级工人之外，大家都是无知无识的机器零件。因此，科学技术与工人分离，实际上加强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愚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劳动被金钱所左右，因而成为对科学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的束缚。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觉自由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并不是自觉自由地从事着科学研究，而是在为了谋生而工作，科学研究劳动被贬低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只要生存压力解除，很多人就会如逃避鼠疫那样逃避科学技术活动。并且，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致富欲望迷住了科学技术劳动者，引发科技界各种倾轧、欺骗和越轨的行为。
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职业都不再有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灵光，都不过是资本家出钱招雇的劳动者。资本家高高在上，是出资的老板，科学家必须服从他们的旨意。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控制科学技术劳动而“生产”对他有利为其辩护的各种冠以科学名义的知识，从而加强对整个社会意识的控制。比如，资本家可以通过对工艺学、管理技术的研究，找到控制工人的高效方法，对工人进行军营式的控制。
马克思关于科研活动异化的观点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当今比较普遍出现的大学精神失落、大学商业化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越轨等问题，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科学技术可以提供社会控制方法”的思想更是高瞻远瞩，比马尔库塞、福柯和波兹曼等人的类似思想早了一个世纪。
三、马克思科学技术权力分析的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过于强调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大力推崇，甚至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实际是科学技术至上论者。这是一种误解。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善的东西。科学、技术亦是如此。马克思有许多对科学技术尤其是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科学技术的批评，对科学技术的权力分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科学技术权力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如何？马克思的分析对于近几十年来兴起的科学技术与权力研究有什么意义？
（一）科学技术权力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
对科学技术的权力分析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要想彻底消除科学技术的权力效应，消除科学技术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将科学技术从“资本主义应用”中解放出来，让无产阶级掌握科学技术。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就会从压迫者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当分工被彻底消灭，“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9］。人人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也可以随时从科研工作者变为猎人、渔夫或者别的什么。于是，科学技术劳动成为自觉自由的活动，不再束缚劳动者，科学技术也将因此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从资本逻辑中挣脱出来，不仅消除了机器对工人的压迫，也彻底解放了科学技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理有据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找资本主义之后可能的未来之路，对机器的权力控诉属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容。
对科学技术的权力分析是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过程中，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器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工厂。机器和科研活动被异化而执行权力职能，都是科学技术（劳动）被异化之后的重要表现。科学技术权力分析既可以看做马克思科学技术论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看做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组成部分。劳动异化论控诉的是：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工人。作为工人，人仅仅作为可供资本驱驰的劳动力（商品）而存在，偏离了人自觉自由活动的类本质。科技权力分析控诉的是：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作为机器工人，人仅仅作为机器运行中的一个零件而存在，从机器的创造者变成了机器统治的对象。因此，科学技术的权力问题、异化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处境问题。
（二）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权力研究的创新
笛卡尔以来，传统观点坚持科学是“价值无涉的”（value－free）。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把“价值中立说”的影响推向了顶峰。在“价值无涉”的语境中，科学技术“超脱”于包括权力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因素，因而“科学技术与权力”也就不成其问题。但是，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日益环境能源问题等中的角色逐渐改变了传统观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引起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及技治主义的关注，在21世纪之交成为热门问题之一。
从科学技术权力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创新之处。首先，150多年前马克思显然是开拓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与资本家、机器与工人、科学研究与资本主义统治等诸多全新的问题。其次，马克思的分析既不是为科学技术一味辩护，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将现代社会变成了人人被权力奴役的“监狱社会”。相反，丹尼斯·贝尔则认为，技术性决策是非意识形态的，必须要坚持建立在科学原则上的专家政治。他们的观点都是片面、极端的，而马克思的思路坚持客观、适合的审度态度。最后，马克思把分析最终引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避免陷入“批判有力、出路彷徨”的境地。必须承认，马克思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立论基础，一百多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些具体结论可能不那么准确了。但是，基本判断仍然是成立：权力效应是资本家控制科学技术的结果，要解放科学技术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之下，无论是凡勃伦的“工程师治国”、马尔库塞的“美学解放”、福柯的“生存美学”等都显得面对科学技术的权力控制无可奈何和不知所措。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权力批判对后来者启发很大，尤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启蒙的角度审视科学技术权力效应，认为启蒙本身具有集权诉求，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权力职能最终根源于启蒙理念。他们认为，启蒙要求祛神，科学技术是最好的祛神工具，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人的统治，因为两者是同一启蒙逻辑的产物。因此，“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10］马尔库塞则彻底把科学技术看成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认为当代技术进步与技术理性在当代资本主义单向度极权主义社会的塑成和运转中占据着极其枢纽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11］哈贝马斯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隐形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资本家统治合法性的辩护力量，技术统治论是晚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因其传统意识形态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称之为“隐形意识形态”。
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托尔斯坦·凡勃伦、福柯、芒福德、丹尼尔·贝尔、芬伯格、迈克尔·马尔凯、劳斯等众多学者都注意到马克思科学技术论中的权力维度，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引申出工程师治国、专家治国或能者治国，工厂规训技术与身体控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重构技术与民主关系，科技与阶级分化等诸多全新的问题，推动了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但是，他们大多把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看做科学技术本身的固有属性，否认其根本革命性，这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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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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