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技治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科学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的显著趋势。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日益成为“某种技术性事务”，技治主义跻身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堪比实用主义。(Kleinberg, p. 4)技治主义还广泛传入其他国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政治活动。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与技治主义同出一脉。(Smith, pp. 233－237)美国技治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凡勃伦被一些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甚至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Mithell, pp. 391－393; Cassano, pp. 372－375)还有些人认为，当代中国实行的也是技治主义路线，清华大学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Andreas, pp. XI－XIII)
那么，究竟什么是技治主义？它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其主张、特征和本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和缺陷？本文尝试主要以凡勃伦为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为美国工程师史密斯于1919年所杜撰，用来指代通过雇佣科学家和工程师代理社会事务以提高效率的原则。在美国，1918年技术联盟的成立被视为该运动的肇端。技治主义成为普遍应用的术语应该归功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技治主义运动的兴起。1929—1933年“大萧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救世方案的技治主义受到青睐，技治主义组织纷纷成立。该运动认为，建筑于价格体系之上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低效是制度性的，只有由科学家、工程师取代政治家、资本家，运用专业技能来管理国家，才能提高效率避免危机。狭义的技治主义指的就是该运动的主张，主要包括凡勃伦、斯科特、蔡斯、罗伯等人的言论。20世纪30年代，技治主义运动在美国盛极一时，影响了胡佛、罗斯福两届政府。罗斯福更是组织智库，大规模推行专家政治。许多技术联盟的重要成员在罗斯福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分布在相当重要的经济部门当中。(Scott and Faulkner, pp. 23－24)受斯科特等人开展的北美能源调查启发，罗斯福政府还组织了国家潜在产品能力调查。
除了价格体系和社会测量之外，技治主义者相互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大，导致运动很快分裂。(Adair, p. 2)激进派把技治主义视为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拒绝与政府合作；温和派则视之为政治活动技术化的改良主张，愿意参加到政府中。在以斯科特为领袖的激进派看来，专家加入政府意味着某种变节或投降。斯科特说：“技术统治论者从来没有试图建议、影响、劝说或哄骗北美大陆或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政治领导。……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罗斯福，那也不一定是因为技术联盟的意图或动机，更可能是这些过去的会员为罗斯福的政治前途及他们自己的晋升而游说的结果。”(Scott and Faulkner, p. 28)激进派在美国遭到很多批评和限制，目前影响很小。在实际应对危机的操作中，技治主义不如凯恩斯主义，因此招来更多非议。加之斯科特在社会宣传和应对批评方面失策，30年代末期技治主义运动开始在美国迅速衰落。
技治主义运动主要受到技治主义影响，可以说是其主张的实践。但是，技治主义运动失败之后技治主义并未消亡。技治主义运动对于技治主义的传播居功至伟，它使得技治主义受到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例如，技治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的关注，许多技治主义者的主张几乎同步被介绍到中国，如罗伯的《技术统治》1933年出版，1935年即被翻译到中国。
一般认为，广义的技治主义可以追溯到培根和圣西门。在《新大西岛》中，培根详细描绘了如何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组成“所罗门之宫”，如何指导他想象的科学乌托邦运转。(培根，第13－17页)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体系》中，圣西门提出“实业家科学家联合统治论”，主张21人组成的牛顿议会(总会)行使最高统治权，各级牛顿会议代替教会，教育和指挥所有社会成员。(《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23页)之后，孔德的实证哲学、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包含一些技治主义的思想。
技治主义源自欧陆，然而它成为系统理论则应归功于20世纪美国思想家的努力。19世纪末，圣西门等人的技治主义已经在美国传播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贝拉米、泰勒和凡勃伦的思想。贝拉米影响颇大的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及其续集《平等》想象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其后社会按照技术原则运行。泰勒的科学管理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和管理工人生产，以标准化原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凡勃伦是20世纪美国技治主义的理论奠基人，是技治主义从源起到勃兴的关键人物，其著作《工程师与价格体系》是技治主义最早的系统性阐述。他提出的“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理论涉及了技治主义的主要问题，集中表达了技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特征，之后的技治主义理论家基本上是在其框架下讨论问题。他还直接参与了技治主义运动，并对其影响甚大。他是技术联盟成立之初临时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这之前，凡勃伦等人发起成立“新学院”(New School)，帮助工程师“阶级自觉”。但是，他主张工程师必须联合工人、经济学家，引起了许多技治主义者的不满。除了吸收凡勃伦的思想之外，技治主义运动主要提出社会测量和能量券两项措施：前者主张对工业生产要素尤其是能量消耗进行统计和分析，根据测量来计划最恰当的生产要素配置；后者主张用能量券代替货币。这些均可视为践行凡勃伦调研工业系统的主张。
美国思想家对技治主义的发展和传播，使其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引起世界性关注。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理论家主要包括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贝尔、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1960)、《新工业国》(1967)、《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位置》(197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技术共和国》(1978)、《第三次浪潮》(1980)等，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美国技治主义传统。
二
技治主义历时颇久，它的散播范围很广，变种也很多，相互之间差异颇大，难以精确描绘。粗略地说，技治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何种冲击？技治主义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使之进入了新的阶段(如凡勃伦称之为工业社会，罗斯托称之为大众消费社会，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富裕社会、新工业社会，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与之完全或部分地不适应。这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2)如何应对上述冲击？技治主义认为，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技治主义统治，一是用科学原则、技术手段和数量方法来管理社会，二是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掌握社会管理权力。这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3)如何实现社会的技治主义治理？对该问题的回答，技治主义各家不同：或主张颠覆发达资本主义再重造，或主张局部改造，或主张一定层面上的改良。这是技治主义理论的实践策略。技治主义者均不主张通过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来颠覆资本主义社会。
下面主要以凡勃伦为例对技治主义的理论框架做一个简要说明。
凡勃伦认为，19世纪中叶美国全面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系统是工业社会的主干，它有效运转则社会有效运转，谁控制了工业系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工业社会是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构成的新型生产系统，各个部分紧密契合、有机协作，“任何协作的问题总是会在总体上一定程度地阻碍系统的工作”。(Velebn, 1915, p. 16)因此，运行工业系统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工作。
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业与商业、技术与利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价格体系和所有制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一直都存在着资本家指使和操纵的各种降低效率的生产破坏行为，这是资本主义价格体系的必然结果。生产增长导致产品增加，供求关系变化，商品价格下降，单个商品利润下降，影响了总利润。资本家把产量控制在某个范围之内，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因而才会故意破坏生产。而资本主义价格体系是建立于不在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之上，此时生产需要大型设备，个体不能单独制造和操作该设备，于是生产工具制造者、使用者和所有者分离，所有者与生产、设备分离的不在所有权出现。不在所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最高目的是为不在所有权人攫取更多的利润。因此，要为资本主义企业混乱和低效负责的是不在所有制，资本主义政府不会也没有办法解决制度性生产破坏行为，技术和工业发展最终会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颠覆资本主义制度。(ibid, 1963)
在凡勃伦看来，只有工程师(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专家和经济学家等)才能高效地运行工业系统，资本家应该把权力让渡给工程师。他们熟悉工业技术和工业管理，能让工业系统高效运转，实现其最大生产能力。但是，资本家用暴力和不在所有制掌握了统治权，尤其是企业生产的控制权，与企业中的工程师不断发生冲突。商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工程师的目标是生产最大化。在不在所有制下，企业最终决定权在资本家手中，工程师不得不屈从于商人的决定。(ibid)
凡勃伦主张发动“工程师革命”，让工程师掌握工业社会的权力。工业社会社会中任何有效的革命必须是工业上的革命，即彻底改造和重组新工业系统，否则不可能成功。底层民众没有革新工业系统的能力，无法领导革命。革命领导权必须交给熟悉工业系统运转的工程师。(ibid)工程师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不采用暴力；称之为革命是因为“找不到更温柔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变化”(ibid, p. 143)，工程师只需做好准备等待资本家非常平静地交权。
凡勃伦设想的工程师革命后的社会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高效运转，由工程师掌控。首先，工业系统被彻底改造，工业控制的目标从不在投资人(absentee investor)的利润转到有用商品的产出，生产力被彻底解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其次，不在所有制被颠覆，工程师接管了企业控制权，按照技术原则调配所有的可用资源、机械力量和设备，统筹全部生产和消费，按照生产和技术要求运转工业体系，实现社会高效运转和资源高效利用。最后，工程师组成“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来行使国家权力。它主要包括“有资格被称为‘资源工程师’的技术人员，以及交通系统胜任的代言人，以及最终产品和服务分配的代言人”(ibid, p. 135)，以及一些“生产经济学家”等(ibid, p. 137)。
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者抛弃了颠覆资本主义的主张，迅速蜕变为改良主义理论，不再是持不同政见者。20世纪60、70年代，技治主义者主要聚焦于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加强既有秩序，“成了种种官方乐观主义理论的来源”(杰缅丘诺克，第6页)。凡勃伦技治主义与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紧密相连，使之区别于之前的圣西门和之后的多数技治主义者。圣西门主张科学家和实业家联合主导社会运行，共同维护王权。(《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262页)贝尔认为，技治主义是非意识形态的，是支撑后工业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贝尔，第382页)这是在为发达资本主义辩护，否认资本主义全盘崩溃的命运。相对于凡勃伦，这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倒退。失去了批判向度的技治主义，沦为纯粹的政治或治理手段技术化的主张，只问如何借助科学技术让政治决策更有效率，不问科学技术为何服务。这种无目的工具理性的技治主义可以与多种政体结合，所以技治主义政治才会在70年代以后扩散到全球，成为从北美、西欧到亚洲、拉美的普遍现象。
三
技治主义是西方“真理城邦”古老理想的现代形式，即把现代社会建成为“科学城邦”。在西方文明中，追求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运行理性化的思想源远流长，比如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向下则绵延不绝，最新如托夫勒的“知识权力论”。柏拉图相信理性是人类能治理自己的根据，但不相信民众的理性能力，主张由最具理性的哲学家来治理社会。(参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相信公民探索真理的能力，主张公民依据理性集体治理城邦。“真理城邦”的主旨是将人类理性应用于社会领域以达到人类自治。(参见亚里士多德)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学知识被视为目前人类获致的最完美知识形式。很自然地，自然科学技术的崇拜者们力图把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尝试将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则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因此，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技治主义(他称之为“技术统治论”)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1999年，第64页)作为“真理城邦”的现代类型，技治主义中的“真理”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而“社会”则被理解为可以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贝尔认为，技治主义最接近古希腊城邦的理想，即“一个共同探索真理而团结起来的自由男、女所组成的共和国”。(贝尔，第418页)
技治主义是一种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在凡勃伦看来，科学技术是文明的决定性力量，决定了生产力状况、所有制变迁、社会阶级构成、制度革新；科学技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亦是其在实践方面压倒其他文明的原因。(凡勃伦，1964年)并且，技治主义者支持和欢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凡勃伦把科学技术看作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救世主”，把技治主义视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惟一良方。(Veblen, 1963, pp. 127－128)布尔斯廷歌颂美国的“实验精神”，主张“技术稀释和溶解意识形态”，用技治主义最终战胜“部落主义、国家主义、信仰的十字军精神、偏执、审查制度、种族主义、政治迫害、移民限制、关税以及沙文主义”。(Boorstin, p. 6, 59)贝尔认为，“技术性决策的方法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前者是计算性的、工具性的；后者是感性的，表现性的”。(贝尔，第43页)在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将终结。
技治主义的机械主义、精英主义色彩非常明显。凡勃伦视现代文明为机器文明，把社会运转等同于机器操作，将社会系统还原为工业系统，又把民众看成无知无识、任由精英摆布的奴隶。(Veblen, 1915, pp. 303－307)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不发动工人阶级，工程师改造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谈。(ibid, 1963, p. 150)这一点也被技治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技术人员的苏维埃”真若建成，民众极有可能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零件或图表上的数据，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剥夺权利。换言之，技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实践中存在转向专制的风险。
技治主义是当代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等崛起后的意识形态主张，反映了知识阶层软弱、妥协和折中的两面性。20世纪以来，知识阶层兴起是全球范围内的显著现象，技治主义表达了其意识形态主张，是其“阶级自觉”的理论产物。凡勃伦宣布要颠覆不在所有制，又坚持等待资本家主动交权。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来说，他“具有强烈的辩护士和反革命的倾向”。(杰缅丘诺克，第27页)而对于资本家来说，由于他把资产家等同于罪犯和疯子，故必须要封杀他。在冷战时期，凡勃伦在西方一直声名不彰，冷战结束后才日益被美国思想界所重视。凡勃伦在意识形态上的孤立，根源在于工程师群体的阶级特征。工程师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因而摆脱不了两面性，既不满资本家的统治又担心革命会冲击自身利益。关于工程师的革命性，凡勃伦也是矛盾的。在《有闲阶级论》中，他指出了学术研究与有闲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学术主要由有闲阶级推动，高等教育受有闲阶级制度影响最大。他甚至认为，“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止，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凡勃伦，1964年，第263页)既然工程师与资本家(即当代有闲阶级)关系如此紧密，那么他们如何能具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闲阶级制度的革命性呢？正因为如此，凡勃伦才会设想出没有暴力的“伪革命”。
从表面上看，技治主义者主张用技术政治代替金钱政治，要用知识取代资本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因而多多少少是在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制度。许多技治主义者宣称技治主义以客观真理为标准，以成就原则代替世袭原则作为社会等级的划分标准，不偏袒资本家，是非意识形态的。此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知识(科学技术)是中立、客观和与政治无涉的，如此知识才可以作为独立于金钱的权力来源。但是这种观点在现时代背景中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技治主义者对知识的理解并非是非意识形态的。凡勃伦认为，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整体进化的产物，随着构成了文化发展序列的流行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是集体传承、共同拥有和群体传播的，表现为群体的共同能力。(同上，第32－35页)显然，凡勃伦理解的科学并不是与价值、权力无关的客观真理。贝尔认为，知识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它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得以传播；被传播的知识具有经济学上的价值，能够获得货币补偿，并被视为社会资源而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制约和管理。(贝尔，第195－198页)从实用与功利的角度来解读知识，贝尔关注的是知识的社会生产、社会认可、社会传播、社会消费和社会影响方面。正因如此，贝尔的“知识”才能催生出权力。
其次，在科学技术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非意识形态性很难再站得住脚。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大规模的组织和动员，故不得不向经济、政治、军事等力量寻求支持；而经济、军事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国家日益重视对科学技术的引导、规划和控制。马尔库塞认为，“工业化的技术就是政治的技术”。(马尔库塞，2006年，第18页)他的观点虽然偏激，但抓住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某些特点。
关于科学技术与权力的关系，马克思阐述得非常清楚。科学技术本质上是瓦解资本家权力的力量，但在具体社会历史阶段却极大增加了资本权力，强化了资产阶级统治。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科学技术论的基本立场。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否定性力量，必将帮助无产阶级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终极解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更多的是为资本家服务。马克思认为，发明、机器和科学技术不会让工人致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因而增加了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力量，因此“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马克思，第2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行使权力职能，但这并不代表权力是科学技术的固有属性；它之所以成为权力工具，根源在于资本家购买了科学技术。马克思对被资本购买后的科学技术如何帮助资产阶级加强统治、控制和压迫劳动者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同上，第16－5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只有一个来源即资本，知识并不能作为独立的权力基础，科学技术并不是非意识形态的。
四
在凡勃伦时代技治主义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技治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埃吕尔认为，技术已经成为自主物，技治主义让技术与国家融合，精英和技术的统治颠覆了民主，正在导致新的贵族统治。(Ellul, p. 274)他呼吁加强独立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知识的、艺术的和宗教的组织，使之有能力反对国家。马尔库塞指出，当代技术进步与技术理性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单向度极权主义社会的塑成和运转中占据着极其关键的枢纽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马尔库塞，1982年，第82页)技术进步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技治主义让反对声音被否定，人们甚至失去了设想替代性选择的能力。哈贝马斯认为，技治主义是一种新型的“隐性意识形态”，显得意识形态性较少。(哈贝马斯，1999年，第63页)技治主义使得当代技术已经成为压制人的异己力量，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人群的分裂，尤其是技术与军备相结合是非常危险的。技治主义消灭了公共领域，因而社会、技术不再受到公众的政治批判。(同上，2004年，第358－368页)费耶阿本德反对专家治国，他认为，社会重大事务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但最后应该由民主方式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他甚至主张外行应该控制科学。(费耶阿本德，第107页)波兹曼从文化角度批评了技治主义。他认为，当代文明已经进入技术统治文化的时代，技治主义开始流行。技术开始向文化发动进攻，试图取代文化。技治主义兴起之后，其他文化类型就开始急速消失。他还批评“社会技术”成为技治主义统治的帮凶，当代社会科学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其作用类似于中世纪的“神学”。(Postman, pp. 22－32)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虽然凡勃伦对资本家的批评非常尖锐，但与马克思相去甚远，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马克思突出劳动者的作用，凡勃伦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要通过掌握它们的劳动者表现出来。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凡勃伦认为社会发展的内因是习惯进化的结果，科学、技术、制度乃至文化均属于习惯的范围。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将其归结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而凡勃伦归结为生产与商业、技术与不在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关于先进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而凡勃伦认定是工程师。工程师属于职业划分，并非独立阶级，其中占有生产资料的属于资本家，没有占有的则属于无产阶级。工程师是分裂的，或者与资本家同流合污，或者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在实践中，工程师更容易和资本家合作，而不是融入工人阶级。
凡勃伦之后的技治主义者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为资本家的统治辩护。罗斯托就是典型，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者自居。(罗斯托，序言)贝尔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更加广泛的社会进程即工业体制的变种，后工业社会是超越工业体制的集中化和分散化兼而有之的新型市场计划体制，后工业社会的“能者统治”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贝尔，第86－108页)这同样是否定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就中国而言，很多论者指出，自南京国民政府以来，技治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政治影响甚巨。(Guangwei Ouyang, pp. 177－192; Li Cheng, pp. 1－6)技治主义运动开始之初，经由一批哥伦比亚大学(技治主义运动早期的中心)毕业生的介绍，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吸收专家加入政府，采纳了许多技治主义主张，尤其是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然而，中国人对技治主义的理解一开始就是停留在工具层面，并不关心根本制度问题。中国式技治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专家治理国家、公共管理技术化和行政系统技术化，而对价格体系、能量券等触及根本的技治主张没有兴趣。激进派和温和派的斗争在中国根本没有出现，中国的技治主义者都是温和派，主张改良国家政治，帮助政府渡过战时危机，因而并未像在美国那样招致大量批评。技治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发达工业国家中受到关注，更多是因为与传统“尚贤”思想有某些共鸣，而彼时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亦帮助了其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和技术化，以及决策和行政的科学化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将这些视为转向技治主义的表现，则完全是误解。这是因为，首先，在科学技术时代，对科学技术缺乏了解将很难熟练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若不研究国情，不运用科学技术，将很难管好社会公共事务。最后，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阶层人数越来越多，因而吸引知识分子加入国家治理是必然的事情。应该说，技治主义正确地呼应了社会知识化的基本趋势，包括社会生产知识化、社会运行知识化和社会构成知识化。从工具层面看，技治主义在某些方面呼应了全球发展趋势，尤其是行政决策科学化。因此，并不是中国政府成为了技治主义的政府，而是技治主义在某些方面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些主张被世界不同制度所吸收，成为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趋势。总之，政治操作和工具层面的技术性变化并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
【参考文献】
[1]贝尔，1997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
[2]柏拉图，2002年：《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3]凡勃伦，1962年：《企业论》，商务印书馆。
1964年：《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年：《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商务印书馆。
[4]费耶阿本德，2006年：《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5]哈贝马斯，1999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学林出版社。
2004年：《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杰缅丘诺克，1988年：《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7]罗斯托，2001年：《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马尔库塞，1982年：《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
2006年：《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9]马克思，1978年：《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10]培根，1959年：《新大西岛》，商务印书馆。
[11]《圣西门选集》，1979年，商务印书馆。
[12]亚里士多德，1981年：《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3]Adair, D., 1970, The Technocrats 1919-1967: A Case Study of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 Social Movement, Vancouver: MA Dissertation of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14]Andreas, J.,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Boorstin, D. J., 1978, 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 Reflections on Our Future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6]Cassano, G., 2009, "Choosing our ancestors: Thorstein Veblen, rad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sociology", in Critical Sociology 35(3).
[17]Ellul, J., 1967,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8]Guangwei Ouyang, 2003, "Scientism, technocracy, and morality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0(2).
[19]Kleinberg, B. S., 1973,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Postindustrial Age: Technocracy, Power,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Columbus, Ohio: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A Bell & Howell Company.
[20]Li Cheng, 1992, The Rise of Technocracy: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nge in Post-Mao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1]Mithell, R. E., 2001, "Thoretein Veblen, pioneer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4(4).
[22]Postman, N., 1984, "Social science as theology", in ET cetera 41(1).
[23]Scott, H. and Faulkner, J. K., 1984, History and Purpose of Technocracy, Ferndale: Technocracy inc.
[24]Smith, M. G., 1988, "Marx, technocracy, and the corporatist ethos", in Soviet Thought 36(4).
[25]Veblen, T., 1915,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3,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