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在当下，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八成会被看作一名“公知”。当时信息的传播并没有现在便利，但当《有闲阶级论》出版时，整个美国的东海岸都为之震惊，他瞄准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冷静且不留情面的批评，以至于“有闲阶级”和“凡勃伦效应”等名词至今还在诸多商业著作中出现。 　　

1899年——在这本书出版之际——美国社会的人们都在期盼新世纪的到来，资本和技术的高速发展让人们以为自己身处最好的时代，凡勃伦这一年42岁。世纪之交的美国，“土豪”层出不穷，银行家和企业老板们正在依靠自己的奋斗实现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国梦”。 　　

“中国现在的有闲阶级比历史上所有的（有闲阶级）要奢侈和浪费。”一位经济学家向《英才》记者感叹道。 　　有评论认为《有闲阶级论》专门围绕着富人们“因自己财富产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为了炫耀这种优越感而采取的种种行动而写”，在这个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小时代”，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新富们模仿的对象，比如在那些繁冗的礼节。 　　

“归根到底，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凡勃伦如此判断道。他对于人类社会的变迁思考甚多，认为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 　　

“他就像一个从火星上来的人一样，以其讽刺智慧评述着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荒谬。”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的《经济思想史》对凡勃伦这样评价道。100多年过去了，凡勃伦对社会和人的刺探依然锋利。 　　

另类经济学家 　　

他自己绝对算不上“有闲阶级”。 　　

凡勃伦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他的父母一共养育了12个孩子，凡勃伦在家中排行老四。当时他的父母从挪威移民到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身上没有多少钱。后来靠父亲的木匠手艺和母亲的勤劳，凡勃伦一家建立起了一间家庭农场并生活了下去，如今这座农场已经成了美国的历史地标。 　　

从邻居那里学会了英语，并在家不远的卡尔顿学院开始了真正的求学历程，直到耶鲁大学，凡勃伦先后修习了经济学和哲学（他在卡尔顿学院的老师约翰·克拉克对他以后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影响深刻），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在1884年，尽管已经在学校中取得了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并有多封有分量的推荐信，但凡勃伦还是不得不面对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 　　

为了生活下去，他只好返回老家的农场，而这一呆就是7年。尽管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啃老”，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为他今后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打下了基础。 　　

1891年，他返回康奈尔师从詹姆斯·劳克林研习经济学，在后者的帮助下，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谋得一份教员的差事，几年之后，凡勃伦被“转正”成为助教并在《政治经济学》（芝加哥大学的一本经济学评论双月刊）杂志里承担编辑工作。 　　

直到《有闲阶级论》出版，凡勃伦才真正在学界引起了一些注意。但这并未结束他的漂泊生涯，后来人们把凡勃伦看成天生的离经叛道者，迥异的成长经历和广泛的阅读和学习似乎让他在每一所学校都无法呆太久。 　　

“如果按照传统标准，他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老师，在上课开始时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也不知道该讲到哪里结束。”一名学生这样回忆凡勃伦的课堂表现——凡勃伦会在走进教室的时候胳膊底下夹着半打书，然后坐在讲桌后面，从他那胡须之间发出对传统经济学挑衅的嗫嚅。 　　

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相比于他在教学上的“非主流”，他在个人的生活作风上也并不招院系同僚的喜欢。当时凡勃仑已经结婚，但他在芝加哥大学传出了诸多风流韵事，据说他还曾这样抱怨到：“当一个女人看上你的时候你又能怎样呢？” 　　

在学术上、教学上的边缘化和他个人在生活上的非正统使他无法融入芝加哥大学的圈子，最后被学校解职而离开。 　　

有点“拧巴”但从不退缩 　　

凡勃伦的学生密契尔告诉人们应需要有一种幽默感来欣赏凡勃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凡勃伦很少受到同行的赏识，作为一个非正统学派（制度学派）的学术创始人，“他与正统理论在科学上和道德上的不同意见，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非正统思想的发展”。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凡勃伦用社会学的方式理解经济问题。在他看来，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而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的。 　　

“凡勃伦在讨论经济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清晰的逻辑体系，有点像侃大山。”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这样告诉《英才》记者，凡勃伦将制度理解为思想习惯，康芒斯（凡勃伦的继承者）将制度引申为习俗，习惯是个人的，习俗是群体的，到诺斯再发展为一种法律制度。这便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更像是一名经济学领域的堂吉诃德，有点“拧巴”但从不退缩。他的“野心”很大：直接挑战由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并希望重建一个包含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组成的统一社会科学。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以及“长期均衡”等基本假设在凡勃伦看来是有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像是“空中楼阁”，建立在没有被证明过的假设之上，而且拒绝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演进。 　　

凡勃伦则把达尔文的思想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当中，他认为，在社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经济学应该对社会和制度的变化有所察觉和解释，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设之上，因此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也应该被引入经济学科当中。 　　

在凡勃伦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他都是通过自己设立的一套框架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套被称作“二分法”的框架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礼仪行为，就是那些不依靠技术和生产劳动来创造效用和收入的行为，比如资本家们；另一部分是生产行为，就是那些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劳动来创造收入的行为，比如工程师和工人。 　　

《有闲阶级论》也正是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来讨论“有闲阶级”和他们的消费观念的。在古代的野蛮时期，劳动者的捕食能力创造最多的价值，因而在部族中也最受尊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捕食能力通过获得更高的收入来体现，但凡勃伦认为高收入如果得不到认可就毫无价值，因此我们购买商品的炫耀性消费，是展示我们捕食能力的有效手段。 　　

“以任何人为例，其追求财富的欲望简直是永远不会餍足的，所谓对财富平均的或一般的餍足，根本就不存在。”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的开头写道。如今人们用奢侈品和长途旅行来炫耀以获得尊重，或许从人类的蛮荒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