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然介绍制度学派时候，对其创始人凡勃伦（T.B.Veblen）的学说有所绍介，也开始比较系统地出版马克斯·韦伯的著述，但是，在讨论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教育中为何缺乏人文精神等热点问题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凡勃伦、韦伯的大学论，而凡勃伦《美国的高级学术》（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韦伯论大学》（Edward Shils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的中译本的出版，为我国读书界提讨论的这些热点话题提供新的视角。拙文略谈几点这两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大师大学论中的相同之处。
国内教育经济学的主流是倾向于新制度学派诺斯（D. North）、T. W .舒尔茨的制度变迁理论，特别是推崇T.W.舒尔茨的“成本—收益”分析，强调资源配置与经济效益。在中国可以说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一枝独秀，大学里人力资本竟然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凡勃伦的制度经济理论与今天几乎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这些新制度学派的学说却是大相径庭。贝克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前言中更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理论允许“文化利益”与高等教育紧密相连，他们注重的可统计、测量的社会和私人的经济利益。但是，对凡勃伦来说，经济学家们所探究的价格与效益是蕴藏在社会历史文化中，经济学家们从中将其分析抽象出来的，凡勃伦这本书中，煞费苦心地详细描述了商界领袖对美国大学的“引导”，导致美国高等教育中，一般学院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作职业生涯做准备时，由于职业、工作的“金钱利益”取向，会引起的高等教育使命的转移，而这种高等教育使命转移的成本是巨大的。正如伯格在为该书再版写的前言中所说，“凡勃伦极力主张我们应当追随商业系统的规则，这是一种在金钱价值观支配下由参与者随着数量日益增长的精练的毕业生的需求而构立起来的‘吸引消费者’的机构。大学的管理日益同金钱价值观念相一致，大学把越来越多的空间用于可用的、实用的，也就是市场化的计划和理想中，而很少用于‘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的运作中（除了理想的市场地位之外，好奇心实质上也应该是为拥有商品化的学术成果的学者们极为关注的学术自由），对学者们而言，‘随意的好奇心’的运作才是其内在的价值。”
此书在1918年出版，但是凡勃伦早就开始着手撰写了，所以，作为来自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洲的凡勃伦对美国大学价值取向的批评，与同一时期韦伯的担忧是同样的：德国的大学由于大工业与现代商业的“金钱利益”取向影响，引起的高等教育使命的转移，维系个人自由的人文主义传统正在迅速消失。当然，韦伯不仅对德国大学传统的学术圈内行会性的教授自治表示不满，更对国家对大学日益强化的干预和控制深深地忧虑，看到了美国大学的体制中的商业竞争使得大学教学与科研更具有活力。尽管如此，半个多世纪后，保守的古典主义者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理想主义走得还要远，更加追求传统的人文精神，追求终极真理，认为韦伯是这种“把欧洲大陆的虚无主义崇拜得望尘莫及，把虚伪的相对主义理想的庸俗化视为一种宽容”的思想在美国蔓延的祸首之一。（《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凡勃伦认为，市场并不是无序的，不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在活动，而是几只手的活动，市场上有一只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在活动。他强调“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现实的市场不是自由的，而是受权力控制的。其所谓的“权力”，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在企业中的反映，而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中的“支配能力”。 韦伯却从宗教学与政治学出发，教育观中包含了对奇里斯马与理性这样两个对立的功能的肯定。（《宗教社会学》）因为即使人文传统教育使人们感悟到奇里斯马权威，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对自然、人类社会的支配。他说：奇里斯马式的说教“随着职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知识的增长，其本身的量与内在的理性的成分也在增加，恢复奇里斯马感悟性——虽然因为古代作为禁欲手段遗留下来的，但还是可以今天在专门职业训练的教育中，可以在学生生活中、特别是名门高中的学生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支配的社会学》）所以他的关于教育的功能的观点于凡勃伦有惊人的相似——凡勃伦在《有闲阶级的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指出：历史上与传统各种支配类型相对应的各种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同时在实施有“奇里斯马”权威效应的人文主义教育与理性的专业教育。各种教育制度共同的目的是培养习得与统治阶层固定身份相对应生活方式的人才。即使在近代社会，这种教养资质也是身份差别中最难克服的部分。虽然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它也不会带来丝毫经济利益，依然发挥它的社会功能。韦伯说：“完全是一种虚设，也没有在外观上引人瞩目或实用等存在的理由，……这种欲求只是因为要向大众暗示这是掌握权力、维持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具有身份权威而存在的。从它的拒绝理性的物质消费的倾向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奢侈’，但是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绝不是多余的，倒是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一种手段。”（《支配的社会学》）到了现代，这样的人文教养的教育虽然依然有它的奇里斯马的“权威”，但是已经不完全具有代表统治阶层成员资格的社会功能了。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中表现出来的程度各有差异。
19世纪至20世纪交替的年代，凡勃伦和韦伯都注意到当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官僚体制中的“强人管理“的弊端。韦伯对为普鲁士现代教育作出贡献的“强人”——普鲁士教育部长弗莱德里希·阿尔特霍夫个人品格与管理能力没有恶感，却普鲁士教育部对大学教授任命的人事干预强烈批判，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行政权力操纵下的人事制度，靠官员与教授个人的品质也很难保持它的廉洁。19世纪末柏林大学因为它在普鲁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学教授中也很明显出现利用权力的接近和转移谋取名利的腐化倾向。韦伯痛心地说：“在柏林大学，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强烈人格的学者，继承、保持其学术团结与独立于高层教育行政当局的光荣传统。但是，人所共知，这一个群体的人数并非在逐渐增加。不幸的是，对柏林的教授们来说，距教育部的大门是如此之近，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一直有不断恶化的趋向，普鲁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有影响力的柏林同事写信诉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够在‘高层决策者’中为他们说情。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这种围绕权力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每个领域或多或少地以公开的形式在发展-——毫无疑问，这也经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柏林的学者们运用于他们的学术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即使大权掌握在一个对于学术绩效的评估不懈地追求客观性的人的手里，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赞助权力的时候，仍旧有被他个人偏爱与兴趣好恶所左右的危险。”（《韦伯论大学》）
而凡勃伦也以他的批评毁掉了一个教育家中的“强人”——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W·R·哈珀的声誉。然而，当时哈珀被人们作为一种典范而不是作为撒旦——体面地活着，直到最终他连同他的祸根一同死去。但是，哈珀以后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许多方面越变越糟。后来的几代继任者们——大学的校长、主管人及其有关人员——教务长、院长和其他大学后勤人员以及大学全体教职员，在很多方面能力并没有表现出基于更多的、凡勃伦所嘲笑的“微积分学中所规定的超出平均数的标准偏差值的一半”。这本身也表示日益成熟的忽视人文传统的、单纯的现代专业（职业）教育的进步，并不一定能为高等教育提供更优秀的管理人才。
总的说来，尽管同时代的两位大师对高等教育的理念有着类同得看法，但是，韦伯侧重担心行政干预导致高等教育中学术自由的丧失；凡勃伦更多看到自由经济制度腐蚀大学教育体制和发展趋势的危险性。我们都知道：这两者的结合会彻底埋葬大学人文传统的生命力。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韦伯论大学》，孙传钊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凡勃伦《美国的高级学术》，惠圣译，孙传钊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