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首先要熟悉材料。但这所谓的熟悉，并不是具体地找什么课题的资料，而是如家人一般。其熟悉，来自每天生活上的各种接触，逐渐养成了心理及感情上的理解。
治学犹如生活、读书仿彿交友，首先就需要培养这种熟稔亲切之感。
不能如现今的学者和研究生那样，光顾着做报告写论文，只找固定方向、固定范围，乃至特定题目的材料。
一、熏习
这就叫随时熏习。
熏，是如露重湿衣、花气袭人。人在兰麝之室呆久了，自然遍体生香。
习，是幼鸟鼓动着翅膀不断练习着飞，久之亦成自然，振翅即起，不待思惟。
随时，则是说此种熏习要不择时地，随处、随机为之，什么材料都看看、都摸摸、都问问。
古人常称羡那些书香门第或有家学渊源的人。什么是家学渊源呢?并不是家中父兄真有秘传，或曾经如学校老师般教了他读什么书、帮他上过什么课，而是在生长环境中有机会随时熏习，因而获得了许多具体性的了解。
这些了解，往往也会构成他们解决个别问题的支援意识 (subsidiary awareness)。
所谓具体性的了解，不同于抽象性的了解。如火之热、如冰之寒，只要碰着了就懂得，不待知识之说明、概念之辨析、理论之阐述，此即称为具体性的了解。
许多学者，因缺乏此类具体性了解，故论古人古事及古代思想，总是概念太多而常识太少，说解万端，却如隔靴挠痒。
至于支援意识，是说我们在进行一切知识活动时，自然会需要有一堆不可明言的知识成分在支撑着我们。
例如椅子坏了，要用钉子钉牢。拿铁锤敲钉子时，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鎯头与钉子的撞击上，这称为焦点意识(coalawareness)。
但控制着我们挥锤的角度、力度、手掌的移动、掌中之感觉的，却是我们无法明言的支援意识。是它协助、支撑乃至引导着那个挥锤的动作。它不直接呈现在当下的行为或认知活动中，可是它才是影响行为的作用性力量。
这种支援意识，又并非专为钉钉子而设，它融贯在我们的意识中，碰着需要时，便相应生起。
故事实上乃是我们身体以及一切相关知觉、感情与意识理性之综合作用。一个人，在处理一件事、认知一个道理时不妥善，大抵不是因它焦点意识不佳，而常是因他缺乏丰富的支援意识。
庞大丰富的支援意识，来自长期熏习涵茹，古人称之为“学养”。如养花与育婴一般，须要时间，故又曰熟习。如水渐积、如瓜渐熟，生命与学问是一齐成长的。
我愿特别强调这一点。今人治学，只是知识或材料上的计较， 焦点意识高度集中，以知解、概念、理论，钩稽材料、拼凑排比之，便可弋科名、博学位、评职称。
学问不是涵茹养成的，遂亦使生命与知识隔为两事，致知活动被孤立起来，与整体生命意识了不相干。因而纸上固然说得井井有条，其人之性情、气质、行事作风却常令人不敢恭维。
此乃近时学界之大弊，非古人治学之道也。
近日言治学方法者，又只知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排比检核、如何做卡片、制图表，如何利用工具书、数据库，如何套理论、析概念，如何安章节、做调查。
此皆「有为法」，且为第二义，割裂生命以为学，其弊滋甚。故我首揭此好学乐习之义，希望从学者能在熏习涵茹之中，养成内丹。
二、离章辨句
熏习不只指读书。随侍长者、饱饫胜论，或旅游、摩挲古迹文物、写字操琴唱歌等等，也都是熏习之法，而当然读书仍是主要的。
中国人读书，讲究讽诵。亦即不仅是阅读，更须体会文章字句中蕴含的声情。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韵律之铿锵、文气之卷舒，都应在讽诵中体会出来。
其次是读书须辨章句。《礼记?学记》说学生入大学后一年， 应考核他是否能「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指读书时能否妥善分章断句，了解作者章句之意旨。
这分章断句，不就是现在文章分段、分行及标点符号吗?何难之有哉?为何说得如斯郑重?
一来古书没有现在的标点分段，须要自己去圈点断句。就算有新式标点本排印本，古籍中未标点重排者仍然甚多。我们未来治 学，势必也要大量阅读古籍原本，故离章辨句之基本功夫不能不具备。
二则看已点校过的书，和自己圈点讽诵是两回事。对熟习文章 肌理、语气轻重、文意曲折之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三是现代标点本不尽可依赖。不仅错误时有，且新式标点看起来便利，但古人之所以未发明此一便利之工具，却有其道理。
因为新式标点有时反而会狭隘了，或误导了我们对文意的了解。钱锺书就说过:「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错综复杂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贫薄的清楚(beleidigeade klarheit)」(《论中国诗》)。
只要仔细点读过中国古书的人，都可找出好些例子来印证他的话，因此此处也就不用再举例了。
读古书须辨章句，还有一个理由，在于中国语文之语法结构迥异西方。我们的词语没有格、式、时态等形态变化，表达语法功能的，主要靠语序。
语序又不是前后字词排列的问题，而是字词间语意组合的关系问题。
例如古代一人赖在友人家吃住不走，友人欲催他走，留一字条谓:「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该友人却读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又传说翁同龢书法佳妙，人欲求其字不得，乃日在其家门口小便。翁氏甚怒，写了张字条帖到墙上说:「此处不可小便」。那人大喜，撕了下来，回去重新裱褙，挂在书斋中道:「小处不可随便」。
这类笑谈，讲的就是语序的问题。
后者是字词位置移易，词意就产生了变化。我国一些回文诗及相关文字游戏，如茶杯上刻「可以清心」，颠来倒去，怎么念都可以，就属于此类。
前者则是语序维持不变，但字句之语法功能改变了。怎么改变的?断句不同就变了。这就叫以意联结的语序关系，意断则句绝。
例如《论语》中描述马厩失火了，孔子听到消息，只问:「伤人乎？」不问马。这是形容孔子重视人而不在乎财物之损失。
可是也有人以为孔子不应不惜物。故这应只是轻重有先后罢了。句子应读成:「子问：伤人乎否?问马」，亦即先问人再问马。
这两种读法，代表了两种理解。古书之不可能有统一的标点，也不应只有一种标点，正肇因于汉语本身所具有的这个特色中。
这是辨句。
离章方面，中国文献以不分章分段为常态，但那是形式上如此，读时自成段落，与文句没有句号顿号，而读时须读出句顿是一样的。
汉儒解经称为「章句」，就是分章讲说的。南北朝以后则有章门科段，分章、分段、分科，如皇侃《论语义疏》云: 「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科段......」《左传序》疏云: 「此序大略十有一段明义......」，都是如此。
分章分段之不同，也代表着理解的差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庸》《大学》。它们原先在《礼记》中只是一篇，宋儒摘出，视为独立一书，为之分章，意义便与其在《礼记》中迥然不同。而宋明理学家对其义理掌握之歧异，也都表现在不同的分章上。
讽诵与句读，均是基本功。诵不必都要能背，但典籍必须至少基本精熟，句读也须择二三典籍通读点断过。
台湾师范大学过去凡中文博士均须点读完毕《十三经注疏》及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等，于今虽未必须要如此，但选择一部分圈点仍是必要的。
三、知类通达
诵读圈识之后，便可再做些整齐文献的工作。
怎么做呢?古人整理文献时如何做，我们也就如何做。
例如替每本读过的书做目录。除章篇目次之外，可做分段细目及索引。整本书中，引过的书、提及的人物事地、讨论到的事类，均可一一签识出来，编成目录，以备查考。
其次是做提要摘要，再则是分类辑录，都是可行的读书之法。
且此类读书法也不仅是读，也是著述之「述」。古人传世纂述，不少即是此类读书方法之产物。
如《说文解字》的次序，本来是始一终亥，共分五百四十部，每一部的字是以义类连贯的，自成体例，所以要查某一个字并不容易。后人就把《说文》的字重新用笔划数或新的部首分类法做成目录，如《说文检字》《说文易检》之类，查字就方便了。
又有人从声韵的角度把《说文》的字重组，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类，不唯嘉惠士林，本身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其实就是目录索引之学的神明变化。同理还有顾炎武《日知录》、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一类书，乃是平日读阅时将同类事一一摘记。再予以条例组织，便可以见诸书异同及古今变迁了。
这样读书，已不止是述，可称得上是著作了。但方法却亦无多巧妙，甚为平实。
目录之学，除可再变化为索引、为类记外，还可以发展为图表。
图表之体，本是史官整理古史时常用之法，观《史记》十表可见。后世名作，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黄本骥《历代职官表》 等都是采用此法的。纲举目张，既便于自己了解古人古事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益于后人。
再就是由一书之类记，发展为一类书一类事之辑录。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任大椿《小学钩沉》、沈寿祺《三家诗遗诗考》 等。鲁迅作《古小说钩沉》也属这类工作，是辑同类之相关者。
当然，辑录亦可以补旧有著作之不足。如诸史艺文志，后人均有补作，亦有补兵志、食货志、疆域志，或补年表的。
凡此辑录缉补， 看来甚难，为之则易。不外乎选定了某一类资料，在读书时留意收集、整齐排比之而已，近乎章学诚所谓「史纂」。但功不唐捐，往往有益人我，故亦为通人所不废。
同样的工作，还有比较。
同类书，常可以比较，例如《史记》《汉书》都有对汉代的记载，因此便足以比较，宋倪思乃因此作《班马异同》。
新旧《唐书》互有异同，赵绍祖乃作《新旧唐书互证》，后来岑仲勉又以《通鉴》所载唐代史事跟两唐书互勘，撰成《通鉴比事质疑》。
这样的比较，可以无穷无尽地做下去。例如一本书的笺注，可以辑录在一块儿，成为集注、集释、集解、集校，也可以比较各家注释之殊歧。
同一件事，各家记录不一，即可辑为合论，也可比较异同。版本之殊、文辞之别、观点之异、优劣之判，不唯可增见闻，亦可养成思辨之力。
因为随时熏习既是因机因时因地的，便以泛览为主，要让人仿彿泡浸在学海中那样。但为学亦不能毫无焦点意识。把心力集中到某一类书或某一本书，就是令心气归摄于某一处，不至于太过浮散。
可是这种收摄又不是把心气凝定于一处，乃是收于一而又通于 类的。也就是说虽专力于某一本书，但须就这一本书以通于那一类书。故是藉着专精来通览通贯。
其法是因类求书。知某书本在某类，便借以推考某类与其他类之关系为何，某书在此类中地位如何。
如《汉书艺文志》分兵书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某书若在兵阴阳类，必有与兵权谋兵技巧不同之处。但它与数术类中之阴阳刑德却又可能有关系。虽有关系，又重在以阴阳论用兵，故与数术家仍有分别，属于两类。
这是由《七略》说。阮氏《七录》则把兵书、阴阳、方技分为三类，可见此三者关系复杂。凡军兵数术阴阳之书，均须注意这错综复杂的关系。此即所谓「知类」。
知类之另一法，不是就目录之已分类者去求索，以探流别，而 是以类求书。
例如就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人、某一类人、某文类、某一问题去找那一类书来参稽比对着读，此即所谓连类及之。
古时教大学生，要求肄业三年要能知类通达，〈学记〉曰: 「古之学者，比物融类」，荀子〈劝学〉亦云:「伦类不通，不足谓善学」。类是指物以类聚、事以群分，别同异而定宗旨，是为知类。
为学，先要能运用此种思惟，分而析之；然后又再要连类通达，融而贯之，才能让思惟逐渐系统化。
凡读书，刚入门，大抵均是如此，不只治国学者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