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理念，更多地呈现出构建思想认识的工具性。具体表现为在设定为自明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构建更多有实践或实验验证的新知识和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哲学反思中的实事求是理念，更多地呈现为对于基础性思想认识的反思。具体表现为依据客观事实或逻辑推理，对已有的基础性认识中原来的不疑处生疑，经过深入观察现象和理性探求本质，纠正错误认知、深化认知程度、提升知识结构。实事求是之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 儒学经典《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是指通过探究客观事物的内在架构格式，进而获得主观认知中的知识和智慧。东汉班固在《汉书》中首先提出“实事求是”理念，唐人颜师古将其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在中国古代实事求是还是修学修身之基础性理念，突显了其在哲学思维层面检验引导认知的基础性。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曾经长期陷入落后挨打的内乱外患之中，在以自由、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西学东渐引发的思想大碰撞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引导的儒家思维一度全面败下阵来。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文明当然不会从此就甘于沉沦，一百多年来救国救民和复兴中国成为思想领域奋发图强的主流，而毛泽东思想堪称其中佼佼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并且贯彻和体现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将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纠正党内错误和夺取革命战争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过程中实事求是之理念，突显出其在意识形态层面服务于构建思想认识的工具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指出：“毛泽东主导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从思想路线上看,就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臆想出发,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原则”。发人深省的是毛泽东在掌握国家机器和建立崇高权威后，为什么反而难以做到实事求是了？对此可以从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两方面寻找原因。就主观而言由于人不是神，人类社会在深化主观认识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时期都不可能杜绝出现偏差和错误。在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客观上对于革命者的思想认识起着以大浪淘沙加快实事求是进程的作用。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长征之初的湘江突围，短短数月间中央苏区尽失、红军锐减大半。在一败涂地的危急关头，毛泽东临危受命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实际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曾经颐指气使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这时由于军事斗争中的惨败已无人为其抬轿辩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在没有敌人压倒性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面对大跃进失败的实事如何求是？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认为错误都是由于不听毛主席的话造成的，毛泽东则认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们要借此机会夺权。毛泽东牢牢掌握着从武装力量、宣传媒体到文化教育整个国家机器，几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倒了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于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古今中外大量史实表明战争胜利或革命成功之后，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对获取正确思想认识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对于领袖和人民都是重大的考验。二战中丘吉尔统帅英国军民成为欧洲西部反法西斯战场的中流砥柱，战后不久丘吉尔却因其冷战思维在大选落败下台，表明了英国人民把实事求是地选举执政领袖与崇敬英雄予以冷静区分。事后有记者问丘吉尔：“你为你的族人做了那么多的贡献，但他们却要你下台。你是否认为他们忘恩负义？”丘吉尔回答说：“是的。伟大民族都是忘恩负义的。”“我坚持战争，就是为了保护人民享有罢免我的权利。”

历史还表明不断寻找敌人的不断革命的外向思维，只能导致在哲学层面彻底失去对认知的内向反思，进而使实事求是理念成为服务于政治斗争之工具。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长期不断的武装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但是可以也应该在哲学层面通过对实事求是理念的再认识，用批判性反思找错纠错进而不断深化思想认识。以下是对于实事求是理念的若干再认识：

1.在针对影响深远的重大错误社会实践的社会自省中，实事求是的重点在于寻求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完善防范类似错误发生的政治制度，从而构建起新的社会自信。不能将实事求是仅仅当做切割错误、平反错案和修定政策的政治工具。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基于深刻实事求是的社会自省并非常态，阻力主要源于社会阶层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共同利益的冲突。保守主义以理论裁剪现实，封存有损于自身重大利益的错误事实，禁止对基本原则的怀疑或修正。激进主义以理想遮蔽理性，放大成绩切割失误以神化理想和领袖。民粹主义利用群体性思维抱团取暖的偏执性，操纵群众运动掀起一场场所谓的宗教革命、文化革命、群众专政和颜色革命。

近现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实事求是往往被当成论证社会再造之目标、道路和方法正当性的思想理论工具。似乎任何重大的政治失误、灾难乃至浩劫，只要事后实事求是地切割错误、平反错案和修定政策，就可以变得仍然正确，甚至更加正确。这种形式的实事求是没有触动导致失误的政治责任担当和思想认识根源，因而也就无助于通过完善政治制度来防范类似错误发生。中国有着为尊者讳的历史传统，对于做出过丰功伟绩的历史伟人的重大失误，也只有更具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才敢于做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调侃式批评。不过对于在以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和用罪己诏自我批评二方面都是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其重大过失显然并不在于“略输文采”，而在于晚年的穷兵黩武和滥杀无辜的巫蛊之祸。对尊者无休止无底线的歌功颂德，只能导致盛世乱世的简单重复循环。对尊者重大失误实事求是的社会自省及其伴生的社会自信，才能引导人类社会的实质性进步。

2.思想常被观察误导而观察常被思想污染，因此在认知客观世界时如果缺乏在哲学反思层面对认知主体的实事求是，思想认知必然失之于盲目乃至狂妄。

“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子用语），人永远是拥有巨大认知潜能同时又具有理性认知局限性和非理性逐利劣根性的认知主体，如果在认知客观世界时缺乏对人的本质的哲学反思，认知不可能走上正道。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令动物界望尘莫及，同时人类的相互残害和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也远非动物界可以比肩。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深刻，但是任何人及人的组织都成不了全知全能的神，这就是认知主体的基础性哲学定位。只有以众多个体人的持续独立思考和相互理性争辩为基础，人类才能不断经由实事求是的找错纠错，在探索中不断接近真相真理。人类在错误社会实践之后能实事求是地纠正固然必要，不过如世界大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惨绝人寰的社会实践代价过于惨重。因此更加可贵的应该是在事前和事中实事求是地阻止错误的认知和行为，防止大错产生。哲学思维不能使人成为神，但是可以大道至简地越过各种利益交织的意识形态斗争，直截了当地识破许多狂妄认知和盲目实践的荒谬本质。例如识破自立为神、树立四海皆准永远正确的社会发展最高目标和使用武力替天行道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等大错。

3.实事求是的目的是修正理性思维的结论和方式，真理性检验既要依据理论认知与外在的事实间的联系比较，也要依据抽象思维方式内在的概念和命题间的逻辑规律。

使用语言形式的概念进行符合逻辑规律的理性思维是人猿揖别的重要标志，而任何概念都是抽象的。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与概念完全严格对应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公孙龙就用“白马非马”从本质上指出了概念并非事实。近现代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实证科学中概念和理论不断发展变化，同时抽象程度更高的数学和逻辑学基本规律却往往坚如磐石。科学的理想实验是指以逻辑推理抽象进行的实际上无法做到的实验。爱因斯坦正是借助于理想实验从逻辑上无懈可击地得到同时性具有相对性、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具有相等性等相对论的基础性认知，颠覆了经典物理学中相应的重要基础认知。距离实事越来越远的数学和逻辑学规律，已经成为不断推进人类求是过程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检验标准，与利益追求、实践检验等外部的动力和标准一起，共同推动和规范着人类的求知进取。

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利益冲突的意识形态化，促使人们的认知和行动越来越紧密地与经济利益和当下的政治正确联系在一起。只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然导致忽视人类思维认识内在的概念和命题之逻辑规律。结果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实事，各种认知似乎都可以找到零散的实事，来“实事求是”地印证自己“好得很”和印证对方“糟得很”。例如“一出国就爱国”之类的粗糙命题，就既可以找到大量出国留学和旅游者的体验证实，也可以被许多出逃到境外贪官和逃税者的行为证伪。在高举实事求是大旗的同时回避逻辑推理和可证伪实事的拷问，只能导致各持己见的认识僵化。最终只得依据利益、权力乃至暴力来决定不同思想认识间的优劣和胜负。

4.对社会公共事务实事求是的目的应该是，解放思想、促进找错纠错和防错，异中求同地统一认识。而不应该追求全面地统一思想。不同思想认识联系重大社会实践的理性争辩是创新认知的主要泉源。

古今中外的求实和求是都会受到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和禁锢，解放思想永远是实事求是的生命力所在。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灾难大多发端于极端化思想观念裹挟了大量民众。人类社会正不可逆地由君权神授的家天下转向主权在民的公天下，解放思想已经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和知识界的事情，民众普遍进行基于独立人格的独立思考，才是思想解放的坚实社会基础。精英们的先知先觉可以带动社会认知和实践的突破，但是较为成功的领袖很难拒绝成为一言堂堂主的诱惑。基层民众的思想解放，反而可以对错误的认知和决策起到更加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农民包产到户的抗争、美国反对越战的群众运动和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的群众运动，都是江湖以远的思想解放成功地以非暴力形式推动了庙堂之上的思想转变。思想解放是对重大社会事务认知的争鸣出新和异中求同，而不是全社会对最高指示的一元化学习践行。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了中华文明思想基础的形成，进而构建起文官主导“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社会治理模式，使中国成为唯一没有消亡而持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古国。宋元之后独尊儒术逐渐异化为思想界的万马齐喑，使中国长期缺乏解放思想异中求同的政治环境。近代洋务运动中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主张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也都是这种思想束缚的延续。

坚强有力的一党制领导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而在抵御外敌和建设国家上取得鼓舞人心乃至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执政孰能无过？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一党执政七十多年，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上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党内军内大清洗、乌克兰大饥荒、卡廷森林大屠杀和特权阶层严重腐化等历史污点。这些执政中的失误和错误，苏共长期将其设为讳莫如深的认知禁区，在赫鲁晓夫主政时期虽然有所触动但随即设立了许多探讨的底线。历史表明由于缺失锤炼其生命力的百家争鸣，苏共政权强力部门助力下统一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走向缺乏说服力和凝聚力的外强中干。在苏联解体和苏共被强令解散时竟然全国上下万众鸦雀无声。此后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仍然久久难以进入国家政治事务之主流。

5.实事求是对于革命党和执政党有不同要求。革命党的实事求是重点在于分清敌友，枪口向外摧毁旧世界。执政党的实事求是的重点则在于自以为非、刀刃向内，在改革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革命党与执政党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要不畏千难万险砸碎旧世界，而后者要处理千头万绪建设新社会。腐朽的旧世界理应砸碎，这就使勇于牺牲的革命党自然占据了政治道德之高地，即使革命失败仍然给前仆后继的人们留下了革命英雄的榜样，革命胜利则直接证明了党和领袖的英明伟大。革命党的实事求是主要是为了纠正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以利于统一认识、统一领导和动员群众推翻统治者。革命党夺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全面承担起为国家复兴和人民福祉而建设新社会之千钧重任，必须兼顾破与立、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对此不可能有全知全能的领袖不断提供统一思想认识的标准和蓝图。执政党的实事求是只能是自以为非和刀刃向内地在改革中找错纠错、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执政党的实事求是应该首先是以政治民主引导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求实求是、集思广益的理性争辩。使主权在民的根本理念不只表现为人民拥护执政党的代表和领导，还体现为对于国家建设民众普遍具有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落实于找错纠错的主人翁精神。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听到老农对自己的咒骂后，决定发动大生产运动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这是何等宏大的政治胸怀。然而在执政全国后却导演了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这说明实事求是地剖析反思执政成就和失误，需要以制度化的政治民主为保障。要形成还政于民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构建起社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当然剖析反思执政失误有社会失稳的风险，但是不剖析反思则长远危害更大，苏联的突然解体殷鉴不远。执政党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上取得巨大成就进而受到民众衷心拥护的大好形势，提供了在深化改革的同时避免社会失稳的历史机遇，但机遇也是稍纵即逝的。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又一次取得了巨大执政成就，实事求是地剖析反思执政的成就和错误，平稳建立政治民主常态性制度的历史机遇再次出现。抓住机遇克服万难乘势而上，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出历代的兴亡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