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事求是，作为影响深远的治经方法、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精神追求，在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思想史中早已存在，并随着时间演进和思想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把这一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造，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完善。
关键词：实事求是；中华思想史；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强调了这一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实事求是作为影响深远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源远流长的思想方法和精神追求，在几千年的中华思想史中早已存在，并随着时间演进和思想发展而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思想史上的这一宝贵遗产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提升，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造。
一、影响深远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班固赞扬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传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在这个简短的传记中，班固不仅记述了献王刘德在儒经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贡献，而且归纳了中华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治经传统、治学方法、学术态度和学术风格。
汉武帝时期，随着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对儒家经典的收集整理和学习研究，成为日后长期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思想史事件。暴秦之时，焚书坑儒，许多先秦重要典籍被毁或佚失；加之汉初好黄老之学，儒学经典更是散乱不齐。武帝之时，罢百家而尊儒术，搜集、恢复、考证、重构和解释儒家经典，成为当时儒家学者的核心工作。献王刘德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一心复兴儒学，但当时儒经典籍不完整、不统一，各派博士、大师根据各自理解，形成自为一体的师法、家法。一些学者自造“伪书”以充经典，一些学者以谶语、纬书诠释儒学，把儒学神学化、宗教化。在此之时，刘德坚持儒学要依据可靠的经典来诠释，回到孔孟思想之原点，深挖圣王治理之道，找到儒学的本来面目。为此，刘德在民间遍求真迹，获取善书，不惜重金抄录、购买先秦古书尤其是儒学经典。他的这项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各地有藏书者不远千里送来儒家经典，其得书甚多，其中不乏《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儒家经典以及孔门弟子论著。刘德不仅搜集整理大量儒家经典，而且倡导并推动儒学研究，“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
刘德搜集、整理、解释儒家经典的风格和方法，被班固以“实事求是”加以概括。唐初经学家颜师古注解《汉书》时指出，实事求是就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指儒学经典的发掘和思想的诠释，首先要探究和考证经典文献的真实可靠性，必须做到言出有据，以实实在在的、可靠的经典文本和事实材料来求索真相，获得儒学的思想精义，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兴趣言者自言、注者自注。当然，刘德实事求是的主要功夫是对经典的搜集和整理，考证文本的真实性，而不是研究和诠释方面，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治经方法。
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正确学风，在当时就得到了儒家学者的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在朝廷中也得到赞同和认可，其诏策应对被认为“得事之中，文约指明”。当朝大臣称刘德为“明知深察”，朝廷誉其“聪明睿知”，班固称其“夫唯大雅，卓尔不群”。
唐初，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颜师古、孔颖达、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定《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唐太宗称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他们在注经过程中对刘德的实事求是方法和学风赞誉有加而承继发扬。其中，颜师古很具有代表性。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唐太宗李世民鉴于儒经传世已久，多有错讹，诏令师古等考订“五经”。颜师古大量考证古今各种注释版本，“多所厘正”“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后人赞其“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
颜师古对《汉书》的注释，最能体现他对实事求是方法的传承和弘扬。如果说汉代刘德的实事求是着重在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搜集、整理、鉴别方面，那么到了唐代，颜师古等人对于实事求是的发挥则更多是对于各家注释的考证、甄别和比较，力求校正文本流传中的错讹，纠正注家的误传、误解，还归经典的本来面目和儒经的真实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方法从重点在于辨别文本真实性，上升到主要在于校正文本的错讹、追寻思想的真相，成为一种良好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
颜师古详细审查前人如服虔、应劭、晋灼、臣瓒等的《汉书》注解，发现这些注解存在诸多问题，或“各为音义，自别施行”；或“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或“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或“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错乱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妄起”。他概括道：“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为此，他提出要“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着力纠正前人之错讹，“曲覈古本，归其真正”“克复其旧”。对于诸表，“寻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荡愆违，审定阡陌”；对于礼乐歌诗，“随其曲折，剖判义理，历然易晓，更无疑滞，可得讽诵，开心顺耳”。对于前人的注解，“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这种考证、注解旨在尽可能占有资料，依据真实可靠的文本来解释原意和真相，而不曲解妄论，“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正因为如此，他的汉书注成为经典之作，史家称“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
宋学兴起后，这种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儒经诠释方法旁落，学者大都推崇“六经注我”式的义理之学，即陆九渊所谓的“六经皆我注脚”，而对经典本身的真伪与否，诠释是否合乎经典本义，则考量不多。这种义理之学固然在哲学思维的提升和弘扬方面功绩颇巨，但在学风之严谨方面则缺陷明显。
明清之际，空谈之风受阻，实学之风兴起，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重新振作，在经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得到了推广，成为一种学术态度和学术风气。顾炎武抨击晚明学者言心言性而不致实用、以一己之言而废先儒之说的学风，开启经世致用的思想方向。顾炎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博证”，对任何观点必须要有证据，且不以孤证自足，无足够证据则舍弃之，孤证者则存疑，形成了清代考据思想的发端。他强调：“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赞其师“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此言不虚。黄宗羲精心治史，倡导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发掘历史传统的真实面目，其《明儒学案》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全祖望评价黄宗羲时讲道：“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
随着清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考据成为主流，形成了清代学术思想中的乾嘉考据学派，“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乾嘉考据学秉持实事求是传统，强调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诂考据，务求还原经典之真相，依据真实史料解释经典而不为主观判断所左右：“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清代考据学主要分为吴、皖两支，吴派以惠栋为代表，偏重追寻三代制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把刘德以来的实事求是方法推向极致。
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梁启超对戴震的治学方法评价甚高：“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戴震主张，不以谁为宗，但求真理，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就是说一定要做到博览、求真、信实。他在谈到自己治经方法及目的时谈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拘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源泉所导，寻根可以达杪，不手批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不仅把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发扬光大，而且已经超越了实事求是的初始内涵，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
二、源远流长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求真精神、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早已存在于中华思想之中，绵延几千年而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这种求真精神和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主张从实际材料中获得对事物真相的认识，以实践效果来检验认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突出了思想认识的来源及其真理性的检验问题。
中国早期文化典籍中已经包含着实事求是精神追求和思想方法的萌芽。《诗经·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目就是来自民间生活的原始资料，或者是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提升。这表明，在其萌生时期，中华文化就有注重采集实际资料的传统，注重从这些实际资料中抽象和提炼出反映社会生活或政治实践的经验和思想，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是中华先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宝贵思想财富。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高度重视言与行、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功用的关系，强调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言论必须来源于生活实际，必须具有现实功用，形成了实事求是精神追求和思想方法的早期形态。
《论语》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就是强调，人的思想和认识不能固执于个人的主观意志、狭隘独断，而必须要符合实际；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看其言论，更要看他的实际行动，用实际行动效果来判断个人的思想和意志；人们在思想和行动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行不一、言过于行都是不合理的。
《墨子》提出“三表法”：“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就是强调，人们的言论和思想，必须要有本源，这个本源就在于历史（古者圣王之事）、现实（百姓耳目之实）之中；必须要有实际的功用，即对国家百姓有实际利益。
《荀子》提出“验符论”的思想，“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善言古者必有节（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这就是强调，人们的言论一定要有事实根据，一定要能够经得起实际验证。
《韩非子》强调，言论必须要注重事实和功用，若无事实基础和切实功用，则均为妄言虚语，“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
这些早期的实事求是求真精神和思想方法，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汉代大儒王充提出“实知”“效验”思想，强调必须要从事实出发，进行逻辑思考和推理，得出符合实际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知识。在他看来，思想和言论“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就是强调要从事实中获得认识，以感性经验和亲身实践为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当然，他也绝不是把认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拘泥于个人经验层面，而是强调要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和抽象，“揆端推类，原始见终”“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进而排除虚像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真理性认识。他还强调，任何言论必须有所验证方为真实可信，“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
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要从实在的事实中发现作为事物本质的“理”。他在注释《大学》之“格物致知”时写道：“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他在《大学章句》中专门增写了一段关于“格物致知”的话：“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在这里，朱子就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认识能力，但这个认识能力也是在同事物接触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人必须同事物接触，在不断理解事物的过程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最后达到致知；认识的过程就一事一事地格，一物一物地格，日积月累，最后达到脱然贯通，一朝顿悟，获得潜藏于事物之中的“理”。他还强调，不仅要从事物本身出发来获得知识，而且要用实践来检验知识，“既致知，又须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这些观点固然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大背景，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求真精神和认识论思想，有其合理性的方面，如果加以唯物主义改造，就能够上升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对于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
明清之际，王夫之改变宋明以来哲学走向，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深入研究知识论问题，在实事求是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和贡献，形成了中华思想史上唯物主义知识论、真理论的重要发展阶段。宋代以来，中国学术长期以理学为重点，探究道、理、心、性等本体之论，特别是阳明学派倡导明心见性，学者把大量功夫都花费在抽象的明心见性上面，到头来并无真实知识学问，更无经世致用之功。由此，在社会变迁之际，王夫之着重思考知识问题，探究知之真谛与途径。他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坚持人的认识首先来自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但是，这种得自耳目等感官的“见闻之知”，并没有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必须进一步通过学问慎思等对这种感性认识进行抽象提升，获得洞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德性之知”：“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色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这样，他就把经验和理性、见闻与真知结合起来，强调要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对事物进行深入研究，得到真理性的知识，即“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万物大始之理”的“德性之知”。同时，他还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观，在坚持知行不可分离的同时，强调“行”是知的目的，是检验真知的标准：“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
进入近代，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思想导向，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也随时代发展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内容。其中，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很有代表性。曾国藩一向以修身自律的君子标准要求自己，对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都倍加看重。他对实事求是不局限于儒经考证和诠释方法，而是把经世务实思想注入其中，提出自己的理解：“《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就是说，他继承了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合理性内涵，同时又把经世致用的追求融合到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之中，把主体所探索的各种外在事物和主观现象都看作“事”与“物”，人们就是要在对这些“事”的不断求索中，获得“是”和“理”。虽然曾国藩的“即物穷理”“实事求是”思想，并没有上升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把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合二为一，在思想史上还是很有价值的。撇开政治因素来看，曾国藩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解和拓展，尤其是他把这种理解用于实践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对近现代中国人进一步升华实事求是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实事求是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实事求是越来越表现为敢于抨击现实、变法革新、经世致用等“求是”思想，谋求通过对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的引进、学习、吸收，探索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想和道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传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实事求是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化形态，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结合的伟大创造。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坚决反对不做调查就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不考虑中国具体国情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词句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明确提出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就是在这篇经典著作中，他把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以此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
自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它作为指导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毫不动摇地坚持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不断发扬光大。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一切工作都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结合当时的现实任务明确提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不断打开创新局面。”他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从哲学高度对实事求是的内涵做了系统阐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结合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要求广大领导干部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工作全过程，自觉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表率，“要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行动”。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牢牢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策略，赢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是说，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具体国情，抓住中国的基本矛盾，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作出这种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他领导全党制定了科学合理的革命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他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个判断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判定基本国情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基于国情实际、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党中央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统揽推进四个伟大，制定了一系列新部署、新举措，着力解决地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决策，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当代全面坚持和贯彻落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