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生命是宇宙变化发展过程中一次空前巨大的进步。生命的出现使宇宙在无生命界演化的基础上新增了生物界的进化。星系诞生殒灭、板块漂移碰撞、山脉隆起和岩石风化等无生命界的演化，没有不断趋向完善的显著方向性。而生命经由与客观环境的互动，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不断竞争中经过生物个体生死和基因变化传承，实现着由低级生命向高级生命的有序进化，使荒凉的地球逐渐变成了绿水青山和鸟语花香的美丽家园。

出现智慧生命是宇宙变化过程中又一次空前巨大的进步。人类作为唯一的智慧生命借助于思想认识的力量，揭开了主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宇宙新篇章。不同思想认识之间不是依靠认识主体的生死和基因变化来实现优胜劣汰，而是在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互动和认识主体的自身反思中，依靠尊重事实和逻辑推理的实事求是找错纠错实现着思想认识的进步。思想认识进步本质上不同于生物进化，试图借鉴生物基因传承模式固化强化思想认识，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特点。

作为思想认识产物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以基本理念、系统理论以及标准规范等形式，引导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和再造社会的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由于人不是神，人类的思想认识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一直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认知，致使人类社会产生了从损人利己、假公济私、思想禁锢直到战争侵略、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等惨痛后果。因此人类社会不能把全部注意力向外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还必须对思想认识自身的本质、人和社会自身的本质进行基础性的哲学探讨。以下是对人类思想认识自身的哲学解读。

1.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再造社会的实践中，思想认识的进步既体现于理性思维又体现于追求智慧。哲学在信仰层面引导着以探求真相真理为核心的求真、以利他博爱为核心的求善，进而通过真中见智、积善为仁，领悟天地之大美。

人类思想认识中的智慧可以体现在进取、放弃和信仰三个方面。进取是指以理性思维构建对世界之本质及变化运动规律的思想认识。但是人类不可能等到理性思维把一切相关的事情都认识清楚后再实践行动，更重要的是人的理性思维并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因此通过哲学反思探讨理性思维的前提、界限和不足，智慧适度地放弃人类暂时或者永远力所不能及的思维和行动，为信仰引导终极追求留下行知的空间，也是思想认识进步的重要成果。

人和人类社会永远面对众多的未知，必须用信仰为人的精神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为长远的思维和行动提供精神支持和导向。宗教和哲学都有此功能，但是彼此间差异很大。宗教将经验世界幻象化和神圣化，用以引导人生。哲学则是在经验世界基础上用逻辑推理思考可能之世界，进而解释世界和引导人生。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宗教强调建立在体验或幻想上的永恒的“信”，哲学注重建立在怀疑、理性争辩和实践检验上的永恒的“思”。

在西方千年中世纪中宗教的启示性求善与哲学的思辨性求真冲突不断，以解读宗教经典强制引导思维和规范行为的政教合一曾经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物极必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的科学革命以求真为导向，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大获成功，理性思维逐渐占据了上风。中华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融合了宗教思维和哲学思维，数千年共存的儒道释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关系，避免了黑暗的教会专制和以宗教为名的圣战和教派间的血腥冲突。但是中国宗教的关注重点是祈福免灾而不是赎罪和献身，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重点是求善而不是求真。宗教与哲学间的调和严重妨碍着求真之思维和实践的深化。中国宗教的“信”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都曾经长期缺乏基于逻辑彻底性的实事求是。

中国历史上不乏舍生取义者却少见甘于孤独和勇于献身的求真者。对“义”的理解从为朋友两肋插刀到为革命壮烈牺牲，几乎涵盖了一切利他的勇敢奉献行为，偏偏没有包含布鲁诺坚持日心说为求真坦然赴死的精神。这种中国特色导致民众精神信仰的根基不深，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中从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运动到改革开放重新引入产权私有和市场经济，每一次大变化都引发全社会精神信仰的震荡。现代中国不可能再兴起全民性的赎罪献身式宗教信仰，引入域外宗教也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自省中的求真提供信仰基石。这个基石只能是不断深化和普及的哲学反思。

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终极追求层面的求真求善求美，三者相互促进和制约缺一不可。忽视求真的求善会对真相真理进行剪裁和封存，无限拔高求善目的进而使之神圣化，同时却无视求善手段的虚假和卑劣。忽视求善的求真则会把对真相真理的认知绝对化，不惜背离“以人为本”以不计得失的大跃进方式实践其认定的真理。求美是人类社会提升求真求善水准的重要精神驱动力。动物也需要辨别食物及天敌之真假，也需要建立群体内部互助友善之关系，但是动物并没有求美的持续精神需要，人类看来十分美丽的孔雀开屏，对孔雀而言只是吸引异性繁衍后代的求偶行为。

人类社会的先哲们认为客观现象背后大道至简又蕴意无穷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天地之大美，值得超越功利得失不懈地永恒追求。史上这种大美的突出例子有欧几里得几何、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高斯非欧几何、马克斯韦尔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孔子的仁爱、基督的博爱、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中“看不见的手”、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原理等等。对这些天地之大美的不懈追求，引导着人类求真求善的长远认知进步。

人类社会积累的经验、理性和文明之全部成就，在宇宙面前都是沧海一粟甚至是过眼云烟。看似坚不可破的几何公理、物理定律和逻辑规律等，都可能存在反例或悖论。自然科学数次经历了基本认知被颠覆后的突破性发展，此后不再追求将某些基本认知树立为坚定之信仰。也无需不断费力修正和发展某些权威学者的理论，以保持其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的神圣地位。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认知面对着更多的疑难，然而作为再造社会思想理论工具的各种意识形态为保持其强大的号召力，往往具有走上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神坛的顽强冲动。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理论家随即宣布，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度在冷战中的获胜终结了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然而只过去了二十多年，在西方世界一场场金融危机、国家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种族歧视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社会动荡接踵而至，使一度自信满满的西方意识形态专家尴尬不已。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此，哲学当然也无力为宇宙树立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的根本规律。哲学至多只能使人类能够以真善美为终极追求，在宇宙中比较智慧地生存和发展。人类文明永远在试错、找错、纠错的发展路上，即便如此人类历史还不乏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及西域多国的古代文明先后销声匿迹的悲剧。当代人越俎代庖地为数百年后的人类，树立社会发展之最高和最终的社会制度，只能给必定更加睿智的未来人类留下自以为是的笑柄。借鉴历史重在当代找错纠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找错和纠错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歌功颂德。

2.理性思维找错纠错的外部动力和外部检验方式是实事求是，其内生动力和内在检验方式则是逻辑推理判断。这些因素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是允许存在不同思想认识间的理性争辩。一言堂下可以“眼看他起高楼”，但是难免“眼看他楼塌了”的结局。

人不是神决定了当人的理性思维自认为无所不能时，思想认识之路必然走入歧途。“人类应该借助理性思维的深刻性来限制理性思维的狂妄性”（康德用语）。滥用“真理”和“检验真理”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以为可以到达认知的顶点，剩下的事情就是学习践行真理了，从而失去在认识行动中的谦卑态度、创新精神和谨慎作风。以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的矛盾冲突为依据，实事求是地修正思想认识是人类社会认识过程中找错纠错的外部动力和外部检验方式，而理性思维中的逻辑推理判断则是内生动力和内在检验方式。缺失实事求是或违背逻辑关系，都必然导致思维走向谬误和在实践中碰壁。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用裁剪事实来证明最高指示的英明伟大，同时还置理性思维的基本逻辑关系于不顾。所有大会开始时都高唱《东方红》赞颂大救星，大会结束时又都高唱《国际歌》宣布没有救世主，满怀豪情地将思想理论必须逻辑自洽的基本要求视为弃履。结果是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十年没有任何社会进步意义的全面内乱。

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性认知不是对自然状态的直接写照，而是对若干抽象概念的定义及其相互间定性定量关系的判断，例如牛顿第二定律中质量、加速度和力等抽象概念，和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的定量关系。在有效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后，可以用他人也能够严格重复的科学实验检验自然科学判断之真假。哲学思维的重点在于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判断对人和人类社会认知之对错，除了要区别真假外还受制于与人的利益有关的向善求美之价值取向，并且无法用能够严格重复的社会实验进行科学检验。在海量的社会实践中，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认识似乎都可以找到支持或反对的实事证据。自然科学认知之对错被实践或实验证明后极少发生反复，而社会科学认知之对错在社会实践中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化并不少见。任何唯我独尊都只能导致新的认识失误，尊重对立统一、勇于自我否定的辩证思维则能够使认识得以纠错和深化。

社会再造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生命力在于解放思想，即敢于针对社会实践中的重大失败，分析与之关联的错误思想认识。实事求是不应该异化为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工具，更不应该将社会实践裁剪后分别予以宣传和封存，进而证明认识之正确和回避认识之错误。实事求是的重点在于自以为非地审视思想认识中可能的错误，只有找不到颠覆性的实践反例，也不能经逻辑推理导出无法自洽的逻辑悖论，原有的思想认识才是相对正确可靠的。例如社会主义之初衷是改变资本主义造成的少数人巨富和多数人赤贫，因此其一切理论、方针和政策如果导致大多数人长期贫穷或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实际结果，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又例如中世纪基督教会维护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越重下落速度越快的论断，但是由此可以导出无法自洽之逻辑悖论：对于轻重不同的二个物体捆在一起后的下落，从较轻者会拖累较重者，应该推论出二者捆在一起后会比较重者单独下落更慢。而从二者总重更大，则应该推论出二者捆在一起后会比较重者单独下落更快。因此即使伽利略没有在比萨斜塔上做不同重量物体下坠的实验比较，也完全可以用上述逻辑悖论否决亚里士多德的原有认知。

逻辑推理判断除了上述形式逻辑推理判断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是辩证逻辑推理判断。形式逻辑建立静态的具体事实与思想认识间的对应关系。而辩证逻辑是针对变化的事实，经由多种思想认识间的辩证冲突，不断与时俱进地提升认知高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的黑格尔辩证法指出，理性思维中的论题与反论题的辩证冲突，可以导致产生结合了争辩双方所有美好部分的综合论题即新论题，而双方的负面因素可以在辩证冲突中被摧毁。然后新的反论题随之发展出来，争辩又在更加深刻的新的认知高度上进行。即使在个体人自身的理性思维中，也应该有不断追求新的认知高度的辩证冲突双方，而不是只能有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方针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不是用一种思想认识一统天下，而是通过不同认识间的辩证冲突将社会整体的认知提升到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辩证思维和辩证法也可以被异化，例如“坏事变好事”、“一分为二”和“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等辩证式口号，就曾经长期用来转移对社会实践中严重错误的反思和问责。

3.达尔文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优胜劣汰的进化不需要上帝的顶层设计。人类社会的思想认识进步也无需大幅度跨越时空的人为顶层设计，持续依靠大量的实践检验（包括智能化大数据运算实践检验）和深刻的理性争辩就可以不断提升思想认识。

达尔文进化论在认识论领域产生的石破天惊之影响，是用丰富的实例和严密的逻辑指出人类和其他生物都不是上帝设计创造的。与达尔文同时代的罗伯特·麦肯兹尼进一步指出进化论最核心的哲学意义是：进化过程中生物界的“绝对无知”可以代替上帝的“绝对智慧”，复杂的生物系统不需要智慧的顶层设计引领，就可以在大量优胜劣汰的试错纠错中不断进化完善。这个观点进一步证明了进化论的伟大，使生物进化过程中一切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得到了最简单完美的解释。与达尔文同时代的马克思在其代表作《资本论》中，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原理，从而否定了人类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对人为大幅度跨越时空顶层设计的依靠。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借助于高速计算机的智能化试错找错纠错大数据运算促使认知领域快速进化，而并非总是陷于深化概念和原理的苦苦抽象思维之中。前者本质上是依靠智能化大数据计算的直接实践，而后者本质上是依靠个体人大脑中抽象思维魔幻般的间接映射。借助于智能化大数据运算实践促使认知领域快速进化，将成为现代社会构建知识的主流选择之一。

不妨以代数方程的求解为例体会这种认知领域的进化现象。人类社会曾经花数百年时间用抽象思维苦苦寻求高次代数方程的一般代数解，直到十九世纪的阿贝尔、伽罗华才弄清楚五次及以上的代数方程根本就没有一般代数解。对一个等号右侧为零的任意高次多项式齐次代数方程H（x）=0，在等号两边都加x得到等价方程G（x）= x，其中G(x)实际上是一个多项式代数运算组合。输入一个x数值，就能计算加工出一个结果数值G(x)。随意的输入数值当然一般不会得出恰好与输入同样的输出数值，但是不断把输出数值再输入G(x)进行迭代计算，如果得到稳定收敛的系列数据，则所逼近的数值就是原来代数方程H（x）=0的一个数值解。为了快速收敛逼近，可以从方程的抽象数学性质乃至物理意义入手探讨，也可以走更加依赖于快速数值计算求解的通用道路。计算数学的快速进步先后产生了通用性很强的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算法。其本质都是用数值计算复杂度的提升换取抽象概念间逻辑分析复杂度的降低，在试错找错纠错的数值计算中实现认识的进化。此过程中对解读数学方程内在的数学关系或物理意义的依赖趋于消失，而求解的适应性反而越来越高。代价是计算量的极大幅度增加，不过匪夷所思的快速计算正是现代超级计算机不断迅速提升的强项。

这种认知自然科学的进化模式在认知人类社会自身中的体现，就是在社会再造中放弃对领袖救星的所谓绝对智慧顶层设计的过度依赖，在永远的试错找错纠错之路上依靠大众创新，通过大量不同思想认识的有序理性争辩和社会实践检验促进认识深化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新冠病毒在全球势不可挡的大肆掠，还表明了病毒这种绝对无知的低级非细胞生命，居然可以使借助于理性思维和科学技术已经相当智慧的人类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貌视渺小病毒的大肆掠和理性缜密的形而上规律，原本就是无情客观世界之两面。在人类社会不顾资源和环境承载极限的无尽发展中，病毒何尝不是警醒世人之钟馗。人们不得不考虑在追求美好生活无止境的主观需要驱动下，社会发展是否有着不可逾越的客观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