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内政外交一直每况愈下。从帝后党争到军阀割据内斗和内战不已，对外则是接连遭受列强入侵屡战屡败，一再割地赔款。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已经如《义勇军进行曲》所指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战争，也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进步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命运开始触底反弹。在美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参与和支援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中国近现代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但是这还没有在实质上改变中国孱弱被动的状态，美英苏三国避开中国在二战结束前夕达成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允许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和苏联获得前沙俄因日俄战争失去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系列特权。

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近现代长达百年的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和被动挨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锤炼，在高尚的政治信仰、严格的组织纪律、强大的战斗力和执行力等各个方面，全面而且大幅度地超越了近现代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筹帷幄接连进行三大战役，顶住关于中国划江而治的社会主义阵营权威意见，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到用陆军突破海空封锁攻占海南岛和进军新疆西藏，以大无畏的英雄气魄一气呵成地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创造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奇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一党执政、多个在革命年代风雨同舟的民主党派参政，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新中国满怀希望意气风发地开始了国家发展新的征程。首先迅速结束了旧政权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七成以上,主要产品年产量大大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年产量。社会秩序和国家财政状况也很快有了根本好转，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紧接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在苏联的援助下于较短时期内就初步建立起了系统的现代工业基础。直到在抗美援朝大规模现代化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成平局，于1953年迫使美军代表历史上第一次在美国没有取胜的停战协定上签字，才真正使新中国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中站稳了脚跟。在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亿万民众紧密团结、奋发向上的新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从此中国真正具有了建设强大国家的坚强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彻底地跳出了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在外国势力操控下不断内斗内战的泥淖，进入了毛泽东开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功绩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将在数百年内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持续产生重大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短短十年内，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两大领域取得的成绩如此辉煌，放在古今中外任何领袖和任何政党身上都是想不骄傲也很难，要冷静面对而国内外的新形势不是乘势高歌猛进则更难。在历史大博弈中一方主要由于自作孽引发的快速溃败，使迅速获胜一方在社会自信快速强化的同时，往往难以避免地会弱化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的深刻社会自省。

毛泽东预计建设年代面临的艰难险阻不会比革命年代少，为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二个务必，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二个务必分别以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为核心，都是对作风的要求。新中国建立后在学大庆学大寨等活动中，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较好传承。而谦虚谨慎的作风则在一次次的左倾冒进中从上到下都没有得到较好传承，其思想认识根源则在于由革命转向建设后对于执政党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缺乏以疑为贵、理性争辩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自省。

上述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与执政者的担当责任、明确目标和继承传统相关。首先需要深入认知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承担和平年代的任何执政者都要面对的政治责任，即全面保障执政地域中社会安全稳定和经济正常运行，谨防重大执政失误导致严重的饥荒和内乱。执政党对此必须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惕性。否则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大跃进运动之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全国性农村大饥荒，和带来严重灾难性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这些惨痛错误的重要思想认识根源之一，就是对执政者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和经济正常运行之政治责任缺乏深入的认识，于是将革命时代破字当头的群众运动模式，习惯性地大规模照搬到建设年代。

需要深入认知的第二类基本问题，是如何正确认知社会建设目标。革命党夺取政权转入社会建设后，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所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社会形态，并不适于作为当代和当下的社会建设目标。而且如同对革命目标的认识历经多次反复那样，对建设目标的深入认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革命时期革命者一再遭受残酷镇压，这种外部环境对于认识革命目标和选择革命道路起着快速大浪淘沙的作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中国共产党多次在错误革命目标引导下执行错误路线，“把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毛泽东用语）。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损失，客观上促使毛泽东思想较快走向成熟进而得到全党的认同。

社会建设时期有了和平安全的环境，同时执政党全面掌控着全社会的资源和信息，这些都有利于深化对于社会建设目标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但是历史上的一切辉煌胜利往往都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就是坚信与过去成功相关的认识和做法会适用于未来。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使全国上下都坚信只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和“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坚信中国的主要危险在于外有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内有妄图复辟变天的各类阶级敌人。同时却长期忽视了正确认识社会建设目标和发展道路的重要性。社会建设时期的重大思想认识失误，不会如在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因为惨痛失败而被迅速淘汰出局。执政者的错误思想认识反而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轻车熟路的群众运动得以长期坚持。并且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正确的反思和善意的批评，黑白颠倒地打成敌我矛盾和反动路线。

新中国曾经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的领头雁，“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模糊憧憬曾经成为全国上下对建设目标和发展道路之共识。然而苏联对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和发展道路的认知多有误区，而且还混杂着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民族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有害内容，不但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有误导，更是助推了苏联自身的最终解体。与此同时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的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以全面指导在快速强制取消私有制后，如何防止公有制在实质上演变成官有制并滋生出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乱作为。同时还难以有效指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如何处理既当领跑经济发展的运动员又当维护经济活动公正公平的裁判员的角色矛盾。

忽视探究建设目标的本质内涵，往往导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实质上是以国家和人民都无力支撑的大跃进，来实现模糊不清的一大二公社会建设目标。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错误很快就导致实践中的全局性经济困难，不得不一次次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各种左倾方针政策。但是在此期间思想政治领域仍然进行着愈演愈烈的反右倾路线斗争，因而经济建设领域的纠左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深入进行。不久后全面开展的三线建设，仍然普遍存在着缺乏严格论证和不计成本的大干快上。当时举全国之力依照“山、散、洞”原则选址建设的大量国防工业项目，由于无法具备现代工业所需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二十年后几乎全部搬出了大山深处，原址除极少数改建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外大都不得不被废弃。

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在原有的社会形态中并没有孕育发展出社会主义主张的新生产关系。而此前的历次社会制度大变革，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已经孕育发展出了越来越强大的新生产关系。正是这些新生产关系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革命。因而以往的社会制度变革后，执政者的任务是巩固新生产关系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不需要从零开始设计和推行新的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建设则需要在摧毁私有制生产关系后，从零开始设计和构建公有制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以公有制经济为核心的建设目标及发展道路，更应该理性深入探究其本质内涵和建设发展所需要的内外部条件。要特别警惕仅仅依靠坚定的革命意志创造出社会发展大跃进的全局性冲动。

需要深入认知的第三类基本问题，是执政后如何继承革命年代的优秀传统。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内忧外患，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年代“爱国”和“民主”是各种政治力量都力争占据的道德高地。在西安事变之前共产党和红军尚不具有全国性重大影响力，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关键性转变，从此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双方的抗日都是爱国行动，但是国民党在民主上失分太多，政治上的独裁导致作战屡战屡败和官员贪腐泛滥。到1944年还被强弩之末的日军连夺数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则大多成了中饱私囊的劫收大员。而共产党则是高举抗日民主大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危害抗日。同时在众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基层民主形式，逐渐树立起全国性的巨大政治影响力。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几乎都拥护国民党一党主导的中央政府，战争后期却纷纷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专制。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直接投奔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重大进步之一，就是深刻认识到民主自由之理念事关中华民族命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决不是仅仅为夺取政权服务的动员群众之权宜之计，而是在汲取中华文明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西方文明以人为本的思想之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自由理论的消化和运用。国共两党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认识和做法成为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国民党民心尽失的结果就是兵败如山倒。

新中国成立后在继续革命口号下，立场坚定对敌斗争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发扬，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争取民主自由大旗的传统则被弱化和异化。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民为本的儒家文化传统，和西方启蒙运动以人为本、以理性和人权为核心的近现代西方文化传统，都曾经长期被当成批判对象。主流意识形态理论长期突出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出思想认识上对继承争取民主自由传统的舍弃。从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这种宝贵的政治思想传统被破坏殆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于对文革中所谓大民主的厌恶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忌惮，如何认识和继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传统，仍然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抗日战争时期白色恐怖严重的国统区有大批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感召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投奔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香港却有大量青年学生，被西方意识形态蛊惑投身于反对一国两制的大规模打砸烧恐怖活动。这种跨越历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巨大反差，值得现代中国的宣传部门和意识形态工作者深刻反思。

民主的核心内涵是保障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可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依法当家做主，自由的核心内涵是保障个体人思想认识上的自由和创新。在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落实民主自由的思想政治环境，关键在于容得下、听得进包括错误意见和反对意见在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国家和民族不仅要为更加富强而不断奋斗，同时还要不断追求民主、文明与和谐。人不是神任何执政者都会出错，只有亿万民众在思想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群策群力刀刃向内理性找错纠错的有效机制，社会建设的效率才能大为提高。当民主仅仅被视为服务于强化专政的工具时，当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统一认识被提升为一元化领导下的全社会统一思想时，找错纠错的难度会很大、代价会很高。

1957年毛泽东为了克服共产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动了整风运动。革命年代风雨同舟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肝胆相照地帮助共产党找错纠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政治氛围中，提出了许多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批评和建议。著名的无党派人士张奚若针对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冒进现象，对执政党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的坦诚而尖锐的批评。对比他在解放前拒绝参加国民党操纵的国民参政会，并且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的立场，可见其和共产党荣辱与共的真切之心。如果毛泽东当时不是基于对于阶级敌人复辟变天的过度担心，将大批长期肝胆相照的盟友视为敌人，而是容得下和听得进这些出自肺腑的不同意见，后来的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或许可以避免。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更不可能重新来过。新中国建立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旧世界的腐朽大树可以在暴风骤雨中轰然倒下，新社会的苗木却无法在暴风骤雨中健康成长。从反右派、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中，新中国不是没有理论指导也不是没有将理论落实于群众实践的组织动员能力。恰恰相反，这二十多年中在政治斗争、文化教育和工农业生产建设等各个领域，始终有着大量或高屋建瓴或具体而微的最高指示。最高领袖一言堂式的理论指导中的偏激错误部分，通过一元化的宣传教育、高效率的组织动员和摧枯拉朽式的群众运动，迅速发挥出“立竿见影”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巨大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严重冲击了最高领袖思想理论中原本正确的主体部分。其错误的思想理论与社会基层的民粹主义激进思潮相互推波助澜导致天下大乱。二十年的冷酷事实表明，对于被推崇为“当代马列主义最高水平”、“四海皆准”和“战无不胜”的思想理论，有从哲学认识论根源拨乱反正的必要。对于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抬上神坛搅乱政局谋取私利的做法，则有从政治制度上防范杜绝的必要。而要做到对错误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对政治野心家的防范杜绝，与时俱进地继承发扬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自由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传统十分必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话，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经典的政治论述之一。在对话中针对黄炎培所说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荣取辱”的周期率，毛泽东庄重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后黄炎培说：“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此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中，毛黄二人都是将民主主要视为跳出或打破政权兴亡周期律的道路和工具，没有明确提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社会建设重要目标，永远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无法做得最好。也没有明确指出对于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尊重和保障不同意见间的理性争辩并且达成理性妥协是实践民主的重要制度性基础。缺失这一重要制度性基础时，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服从多数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等民主制度，必然流于热烈拥护、一致通过、学习领会的形式。其实际的效果只能是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和“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美好愿望渐行渐远。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迅即导致三年大饥荒，虽然没有引发改朝换代式的社会大动荡，但是对饿死的千万农民何尝不是又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勃兴忽亡的周期率。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只能在思想认识和社会实践相互交织影响中不断试错、找错、纠错探索前进。检讨这样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中的重大失误，不能只是通过决议切割错误和平反错案。深入探讨失误教训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思想认识，不再重复类似的失误。对于重大基本问题的认知失误，应该回归到思想认识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

人类并非全知全能的神类，人类总是只能以自己有局限性的知识体系为背景对世界进行观察和思考，思想经常被观察所误导，观察经常被思想所污染。长期忽视哲学反思必然导致人类思想认识的根本性和方向性失误。哲学反思不是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也不是要提出新的社会再造意识形态理论或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和制度。哲学反思首先是一种愿意回到认知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的态度和立场。即在本性优良、深奥有序的客观世界面前看到人不是神、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理性认知之局限性和非理性逐利之劣根性，任何思想认识都不可能永远正确和四海皆准。同时相信人的理性思维可以通过找错纠错，不断深化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思想认识自身及人与社会自身的认知。

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遇过惨重挫折。没有这壮丽曲折三十年的艰难探索，此后生机勃勃至今已经持续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不会从天而降。前人的成功后人难以复制，而前人的失误后人却容易重蹈覆辙。歌颂伟大成就以坚定社会自信永远皆大欢喜，而在社会自省中分析伟大事业和伟大领袖的失误汲取宝贵教训，则必须投鼠忌器和承担责任。就找错纠错的哲学反思而言，往往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史记·商君列传》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