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思想认识活动包含“构建思想认识”和“反思思想认识”二个领域，二者关注重点各异同时有着相互矛盾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构建思想认识的活动不断深化和扩大人类对客观世界永无穷尽的的认识，但是在此领域中认识的可能性却被认为是自明的。在反思思想认识的领域中，则是把人类认识模式及其全部认识成果作为反思的对象，追究构建思想的认识根据和认识方法，揭示思想认识的前提及局限性，探寻思想认识的评价标准。在反思思想认识领域中哲学思维的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特色得以集中地体现。
在15、16二个世纪，西方国家发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二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肯定人作为现实生活创造者的价值和尊严并且倡导个性解放。宗教改革主张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以《圣经》为信仰，无需腐败的教会和教士介入引导。人们从神学思维中解脱出来，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关于理性思维的大量论述。基于理性思维探索自然规律在受教育阶层中成为新潮时尚，于是科学革命在17世纪盛大登场。伽利略开创了以实验数据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大师使用数学力学方法，从几条基本定律出发竟然可以很精确地推定天上日月星辰和地上自由落体的运动。近代自然科学从实践经验中归纳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进而用逻辑学和数学方法构建概念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并且用精确量化和可以严格重复的科学实验加以验证。自然科学循此构筑思想认识的基本模式，深入浅出地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使原来不明白之事变明白。自然科学还推动了工程技术的全面进步，导致社会生产力迅速提升和社会财富大量增加。
在此过程中哲学逐渐转而以反思思想认识作为关注重点，哲学反思于无疑处生疑，从看似简单自明的基础性认识中找出缺陷，结果原来似乎明白之事反而值得怀疑了，把看似简单的事情反而弄复杂了。哲学反思使哲学认识论有了二方面影响深远并且具有普适性的重大进步。一是依靠知觉、经验与逻辑推理，逐一判断经由观察归纳客观事实所产生的知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二是提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公设，经由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构建系统有效的知识体系。
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这二三百年中，人类社会还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杀戮、殖民掠夺和贫富分化。于是人们试图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理性思维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认知模式，构建服务于认识和再造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科学。这也必然在反思思想认识领域的哲学认识论层面，引发经验至上主义与理性至上主义间跌宕起伏的争辩。经验至上主义主张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可靠来源。由于感觉往往具有欺骗性，经验主义在逻辑上必然掉入否定认识客体实在性的经验论泥淖。理性至上主义则主张知识不能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只能是从直观自明的概念、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推理演绎出来。然而人类不可能达到全知全能，同时单纯的理性思维也并不能彻底逻辑自洽。理性至上主义离开了自以为非和实践检验的约束必然掉进一言堂式的独断论陷阱。
思想家康德（1724-1804）在自然科学顺利发展伴生的理性至上主义普遍乐观氛围中，难能可贵地深刻反思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自由两大理念，跳出了上述经验论和独断论的束缚。康德主张哲学认识论的探讨重点应该转向，即从针对迷信神灵的愚昧无知进行启蒙，转向破除对理性绝对至高权威的迷信，为人类的理性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为求至善留出信仰之地盘。
康德首先以哥白尼日心说为例批判经验论，指出自古以来所有人的感觉经验都是太阳围绕地球转动，因而首先发展出了地心说，但是地心说难以解释多个行星运动的复杂天体运动现象。哥白尼超出人类感觉经验，假定太阳不动而观察者随地球一起运动，建立起了太阳系天体运动的日心说。一百多年后牛顿基于日心说运动关系提出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近现代力学和天文学的基础。康德用日心说的巨大成功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不能简单等同于认识符合感觉经验，只有超出感觉经验约束和运用合理的思辨才能获得真知。为此康德自称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内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实践性和思辨性二种属性，进而从实践、信仰和先验三个方面提出了其哲学认识论基本理念。理性的实践性是指在实践中建立起抽象概念与具象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和相关概念间的经验判断。经验判断的客观性不能仅仅用对直接认知事物有效予以证实，而应该用对同类事物的普遍和必然的有效的实践予以证实。理性的思辨性是指用逻辑、数学和伦理等方式对思想认识进行必要加工和检验。
上述规律不仅体现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认知中，还体现在对人类既有知识的学习传承中。如果学习者缺乏必要的基于相应实践的知识基础，或缺乏在此基础上用逻辑、数学和伦理等方式加工和重构自身知识结构的思辨能力，则无论多么刻苦学习其认知必然与知识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无缘。
康德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身，而是“能被我们认识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永远走在试错、找错和纠错求之路上，运用理性的实践性和思辨性对思想认识找错和纠错，对于社会整体和个体人的发展进步都极其重要。康德进而提倡以探讨认识的可能性作为探讨认识机制的基础，主张哲学认识论重点从认识客观世界转向探寻人的思想认识的潜力所在和界限所在，将“对于存在我能知道什么、对于宇宙的本质我能知道什么”等认识论问题，放在“宇宙中有什么东西存在，和宇宙的本质为何”等本体论问题之前。康德虽然仍然坚持此前启蒙运动用理性批判一切的原则，却还认为理性本身也同样必须接受批判。这种批判的内容是理性的认识能力和适用范围，康德把它简单地概括为 “我能够知道什么”。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理性的批判者不能是别的什么权威，而只能是理性自身，也就是说这是理性的一种自我批判。
康德在哲学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和为信仰留出地盘的主张，为人类借助理性思维的深刻性来限制理性思维的狂妄性，和在试错找错纠错中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做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然而康德哲学认识论中的先验理念却引发了延续至今的争议。康德的先验理念是指人的头脑中先于感觉经验存在着的，如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等心理范畴体系，使人们得以对经验提供的感觉材料加工整理。先验理念突出了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留下了必须证明人的头脑中的先验认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难题。康德去世不久后出生的达尔文在十九世纪提出的进化论，又为康德的先验理念增加了新的难题，即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先验认识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类大脑？实际上人的每一个具体认识无论是先于还是后于感觉经验，都不可能四海皆准和永远正确。不断深化的理性认识永远不能涵盖客观存在之全部本质。
康德倡导的认识论转向为批判经验论和独断论提供了思想武器。此后人类继续快速构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思想认识，但是放弃了用少数概念和定律一统全部自然科学的努力。爱因斯坦在理想实验中突出理性之思辨性，仅仅用逻辑推理就石破天惊地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提出了与所有人的感觉经验相悖的相对论。多年后的天文观测实践验证了相对论普遍和必然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相对论并没有遇到日心说提出时所遭受的残酷压制。没有人为捍卫牛顿理论而对爱因斯坦学说大加挞伐，相对论也无需穿上牛顿力学新发展的外衣。量子力学的研究更是发现了与人类直观认识相悖的匪夷所思的反事实现象，如波粒二象性和远距离量子纠缠等。学术界对此也没有重新回到上帝那里找答案，而是在承认认知能力有限尚无法做出自洽的理论解释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实际应用。
康德提出重在对认识主体的认知局限性进行哲学反思的认识论转向二百年后，思想家波普尔（1902—1994）提出了对认知方法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证伪主义，通过论证归纳推理的逻辑缺陷及其对认识的危害，进而提出相应的深化认知的基本对策。波普尔将科学知识划分为二类。一类是数学和逻辑学，另一类是统称其它自然科学之经验科学又简称为科学。经验科学理论的逻辑源头，都是基于数量有限的具体经验经由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辨识经验科学理论认识是否具有普适性时，必然面对的“真伪不对称性”的难题。即任何科学理论被有限多次具体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永远不足以证明其在无限多次运用中必然正确，只要找到一个确切的反例就足以将其证伪。例如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归纳得出“绵羊都是白色的”这一认识，只要另外找到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将其证伪。同时代思想家罗素（1872—1970）就真伪不对称性诙谐地指出：“一只每天被主人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
波普尔之前对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助长的绝对真理观，基于科技发展伴生的社会负面影响的质疑难以将其撼动。二十世纪上半叶思想家波普尔与众不同地进入到当时空气动力学和量子力学等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重点前沿，针对大量微观不确定性事件集合表现出宏观确定性规律的现象，完成了对概率性假说进行证伪的科学证伪主义理论的构建。波普尔科学证伪主义的核心在于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并且对归纳推理的缺陷提出了解决方案，即以“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陈述与非科学陈述之间的检测划界标准。将原来的“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代之以“问题－猜想－反驳”的不断证伪过程中的试错找错纠错机制。由于摒弃了一劳永逸地构建出科学认识的模式，基础性的假设理念无需无尽地追求绝对真理的地位，只要在证伪过程中没有被证伪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当做演绎推理的出发点。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伪手段。经受住越多证伪考验和得到越多证实的科学理论，人们对其的确信感可以越高。按照证伪主义的逻辑还允许将一些言之有理但是还难以被全面证实，甚至相互矛盾的假说纳入科学体系中。例如关于湍流细微结构和物质微观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就不断有各种假说提出和修正，有些得到成功运用也有些被证伪淘汰。
科学证伪主义的提出和发展是20世纪思想史上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审慎理性对自负理性的一次解构性批判和胜出。波普尔的科学证伪主义研究成果受到爱因斯坦、薛定鄂、波尔、李约瑟和罗素等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支持和推荐。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的肯定，科学证伪主义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至多是哲学学术象牙塔内的争论，而不可能成为认识论史上的一次转折。
科学证伪主义不是要横扫一切科学认识，而是要在肯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拒绝将任何人和任何理论神化为不容置疑的信仰。社会影响愈大的理论愈加应该不断接受证伪考验，进而在大量民众积极参与的找错纠错中不断修正和提升。理论接受证伪考验愈彻底其可靠性和可用性就愈高，其受到的社会信任比以颂扬为主的正面宣传所能得到的社会信任更深刻更扎实。
科学证伪主义对科学陈述与非科学陈述之间的上述划界标准，不能作为对一切陈述的具体内容是否价值的划界标准。各种宗教、艺术、科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许多陈述，不属于证伪主义划定的经验科学陈述，但是对人类社会完全可以有着巨大价值。不妨以中医药学为例，在其数千年的发展史中对《黄帝内经》等古代中医药学经典著作，从未进行过以证伪推动的修正、扬弃和创新。但是中医药学数千年的医疗实践确实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各类疾病的防治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理性认识。科学证伪主义对此反思的结论是，如果不对其经典著作进行证伪思辨，中医药学要列入举世公认的近现代科学中相当困难。然而中医药学完全可以凭借其防治疾病的巨大贡献，列入人类社会的经验知识库（钱学森用语）。
证伪主义用于对社会科学中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反思，也可以发挥批判、修正和完善的积极作用。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波普尔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其中一些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他主要批判对象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
将对自然界的认知思维方式移植于对人类社会的探讨，一直无法取得如认知自然界那样全世界公认的辉煌成果。导致这种结果有以下三个根本原因。一是认识人类社会认识自然界相比较，就基础性概念之内涵和相关运动变化规律的稳定性而言前者远远不如后者。例如自然科学中的速度、加速度、引力场、电磁场等概念的稳定性，就远远高于社会科学中的自由、平等、人民、反动派等概念的稳定性。因而社会科学更加不可能产生用以预测未来的四海皆准、永远正确的结论。与此同时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是无法精确重复试验的一次性历史过程，因此试图使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严格重复并且精确量化的实验验证模式来认知社会，往往异化成为了证明思想理论的正确，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寻找能够对号入座的例证。而在浩如烟海的社会实践中，关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思想理论几乎都能找到似乎可以映证其正确性的事例。
二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其生存和得失都始终与人类社会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识主体自身的经历、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对认知人类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这些因素对认知自然界的影响。自然科学主要是求真，社会再造则主要是求善求美。真假之判定原则上不具有功利性，因而科学没有国界。而求善至多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做到基于相对公正公平的和而不同，求美则“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往往是各美其美。因而各国的社会发展必定各有道路且各具特色，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没有普世之最好、也没有永世之最好，只有适应具体国情民情不断找错纠错之变革中的更好。一切固化或神化既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做法，都会碰壁于历史事实。康德侧重于对思维本质的探索，后来被划入坚持精神意志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圈子。康德倡导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深刻性长期被漠视，结果是助长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以为真理在握后的“无所畏惧”，留下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
三是思想创新主要基于与众不同的思维，需要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权力介入或人多势众都无助于发现和掌握真知。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再造还需要公权力引导下的人类群体行动，重大社会实践则必须依靠基于认识统一和权力集中的群体行动。因此社会意识中服从权力和从众思维的传统久远而牢固，在各种作为社会再造思想理论工具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之下，各种形式的独断论长盛不衰。如果将社会再造具体行动中统一认识的必要性，异化和固化为全社会统一思想的必要性，结果必然是一言堂思想体制下全社会思想创新动力的枯萎。科学证伪主义否定将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的迷信，强调理论要自以为非地面对实践的证伪检验，主张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不同意识形态引导的社会实践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