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在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说（海王的母亲）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戴着一打牡蛎，其余的显贵只能戴上半打。这讲的就是等级礼制的形式化。
这在中国古代极为常见，比如宗庙祭祀制度。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庶人不准设庙。而且，针对不同的对象，宗庙的位置规定也有不同，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这种运用数列化、形式美来实现象征意义的制度设计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比如，某个纪念建筑物有多高，有多少级台阶，特定的数字背后都有其象征意义，再者如少先队员的一道杠、两道杠，数字化背后体现的也是一种等级制。
以上，是就象征性制度而言，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实用性制度也存在这样的象征化。比如中国古代法律条令中的“八议”制。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有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要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予以裁决，这八种人就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议”制度，在清代的刑律中依然保留，但实际上早已不实行了，选择保留，维持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此外，中国古代在职能部门的结构设计以及官名的设计上也存在高度的象征化。
首开其端的就是先秦时期的《周礼》，这是人类主观设计出的一个完美制度，所以，它只是一种理想模式。此外，《礼记·王制》以及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对古代政治制度提出了高度象征化的设计方案。“官制象天”，就是董仲舒提出的，这是中国制度史的一个奇特现象。
《周礼》是人类主观设计出的一个完美制度
所谓“官制象天”，就是董仲舒以五行学说为基础提出的一套理论体系。具体地说，设立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官职，依次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根据其所属五行的象征意义，区别其职责；并且利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规定不同官职之间的促进、制约关系。举例来说，如果司寇罪不可恕，司营可以依法诛杀，因为司营属“土”，司寇属“水”，“土克水”，所以制约司寇的官吏是司营。
如此高度形式化的制度设计在基督教、佛教中也有类似阐述，比如基督教中的天使等级和数量以及佛教对天堂地狱的阐述，然而这都是宗教里的内容，并未在现实中贯彻实施，可是中国古代却将其贯彻到现实中，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还体现得尤其突出。
理想的实践：从汉儒开始的古礼复兴运动
汉初继承的是秦的制度，即由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组成的“三公”，这样的官职设置体现的是秦帝国的发展特点，自商鞅变法以后，它是摸索着发展，反映在官制、官阶上，就是按需分配。也就是说，它需要有人担负什么样的职责，就设置什么官职，它看重哪个职能部门，就提升其官阶。因为秦朝重法治，所以廷尉的官阶高，而专职文化教育的官阶就低。
汉儒以《周礼》为蓝本，以周公为典范，呼吁制礼作乐，复古改制，提出了新的政治诉求。从董仲舒开始，经历过新莽改制、魏晋之后的制度复古、北周改制，直到唐代的官名大改制，可称为“古礼复兴运动”。在几次试图将古礼纳入日常的实践中，官名、官阶的数字化、形式化、象征化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周礼》六冕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例。《周礼》记载的六冕制度，其等级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这种等级结构带有周朝等级君主制的印迹。两汉间统治者采用了古代冕服，《周礼》六冕记载开始显示影响。而后，北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级体制。隋唐上承北周，继续搞冕服复古，但隋用“单列式”服制，唐用“多列式”服制。
此外，唐代官名的大改制也是一个体现。武则天时期，曾大改官名、地名，比如门下省改为鸾台，中书省改为凤阁，尚书省改为文昌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分别改称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形式对称、文字优美——当然文学色彩如此之浓的收效，想必不少文人墨客也参与其中。唐朝从高宗龙宿二年，一直到玄宗时期，这股改革热情持续了八十多年，一直到唐肃宗时才全部改回唐高宗以前的官名。
另外，时间稍近一点的太平天国，虽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但对制度架构的设计是非常传统的，大量运用《周礼》和数术的元素。比如太平天国时期有二十四节气侍卫，以立春到大寒为名，正副共48名；再者，其军职位阶，将军先分炎水木金土，再分正副，再以数字为分，于是出现“炎一正将军”到“土十副将军”，共100员。监军则以五行、正副、数字为分，又辅以干支，于是又有“炎正炎一丙一监军”、“土副土十巳十监军”如此繁复的名称。还有，“天王万岁，东王九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此类说法，更是以数字标识的寿命长短来体现其位阶的高下。
王莽，一个改造新世界的乌托邦者
上述几次实践中，最有趣就是王莽变法。这完全是集中人的智慧，用人力设计的社会秩序蓝图。班固在《王莽传》中说，“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如此论断不亚于一位现代史学家。在王莽看来，只要有一个完满的制度设计，以此用之天下，就能“天下自平”，这也是汉代儒生的想法。有人说王莽是成熟老练，有人说他是空想主义者、乌托邦者，我赞同后者是观点。曾与某欧洲教授交流，这位教授说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理想的社会制度可以用人力建构出来。这说法确有独到之处，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这样的文化基因，王莽就是这样的。
王莽改革的依据，第一是复古，第二是在经典之作中有理论依据，第三是形式的完美，要求和谐对称，宏大壮丽，数列化，体现宇宙法则，名称要优美吉祥。
举例来说，王莽根据《尚书·大传》“古者天子有四邻”而设四辅——太师王舜（安新公）、太傅平晏（就新公）、国师刘歆（嘉新公）、国将哀章（美新公）。而针对古文家三公六卿说与今文家三公九卿说的不同，王莽则兼而用之，设立三公六卿——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以及纳言、作士、秩宗、典乐、共工、予虞。在封爵方面，王莽依然也是循例改制，而名称上则改用新说法。
王莽改地名，也是循着字义优美、吉祥的原则。比如，安汉改为安新，汉阳改为新通（前二者是以“新”朝代“汉”朝），杜阳改为通杜，曲逆改为顺平，东昏改为东明，符离改为符合，无锡改为有锡，无盐改为有盐，亢父改为顺父（以体现儒家孝道），白土改为黄土（土德尚黄，王莽以土德自居）。
据统计，汉代的县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地名都被王莽改了，这无疑是徒然增加了行政成本，为减少陌生感，诏书中新改之地名常需要注明原名，比如说到“新平”，还要注明“故淮阳”。这么一来，能说王莽是实用主义政治家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