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被誉为“礼仪之邦”，诸多前辈学人对礼学的研究前赴后继、不绝如缕。杜佑的《通典·礼典》“礼序”篇中所罗列的汉唐间二百余位礼学家足可证之。然传统礼学多以“明经义疏”为研究取径，关注点多集中在三《礼》本身，特别是郑玄以后，即有“礼是郑学”之语，以示学者常困厄于三《礼》词章考据之现状。对此，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仪志》中的描述足称经典，其文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可见，欧氏早已敏锐注意到唐代礼乐“虚名化”的现象，即礼学研究多偏向“具其文而意不在焉”，礼学日益成为“繁文缛节”之学。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渗透，国内学者日益反思传统礼学研究之弊端，并不断将之导入新史学研究范式中，使“礼学”逐渐演变、并转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礼制”。此理念肇始于梁启超，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云：
礼学的研究价值到底是怎么样呢？几千年来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
可见，清末民国之际的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礼学研究之意义，不断推动礼学的转型与发展，并逐渐将之与新史学结合。此后陈寅恪接续而行，礼学在其研究规范之下，最终成为了可供后世效仿的“礼制”史。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制”章，从政治史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礼官及其家族背景，并与时局变迁相结合，探寻了隋唐礼制的由来，从而构建起了一套逻辑自洽的、可供效仿的、成熟的礼制研究范式。至此，新史学意义下的礼制范式基本完成，并日益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不论是通论性还是专题性礼制史研究成果都极为丰富。笔者近日拜读张志云博士的《亲和万民：宋代嘉礼研究》（以下简称《亲和万民》），顿觉在现今礼制史研究著作中，此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特撰本文，就此书的撰写思路等问题，略成管见，以示引玉之意，诸多论述未必允当，敬请作者与学界同仁批评。
一
《礼记》云：“礼不由天降，不由地出，皆本于人情。”礼缘人情、人情制礼是礼之最大特色，其中嘉礼作为与人情息息相关的礼仪，在“五礼”中别具一格。正是由于嘉礼的存在，使得礼制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亦或是仅存行于贵族的科仪，而开始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嘉礼的诸多内容，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遵循的依据，也使得礼仪下乡成为了可能。
有关嘉礼的研究，前人专题性论述不足，然如朱瑞熙、胡戟、杨志刚等前辈学者的论著，无疑具有垂范意义，他们不朽的成果，引领着现今史学界对嘉礼领域的探讨。而张志云著《亲和万民》一书，正是站在诸前贤的基础上，对宋代嘉礼进行专题论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推进了宋代礼制研究。全书采取总-分-总的行文逻辑，除绪论、结语外，共八章。
第一章为起始铺垫章，名为“五礼”形成及“嘉礼”内容之演变，作者在此章中，详细考述了“五礼”的缘起与演变，进而探讨嘉礼的流变与作用，通过排比不同正史典籍中，力图探寻嘉礼条目与仪式，在时代中的变迁与差别。
第二至六章为分述章，主要对宋代嘉礼登极、朝会、上尊号、册封、宴飨、巡幸、冠笄、婚嫁、养老、乡饮等诸仪式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基本涵盖了嘉礼的诸多层面。
第七、八章为反思总结章，作者在前六章探讨的基础上，将嘉礼与制度史、社会史相结合，探讨了嘉礼视域下，科举制度完善、平民社会地位变迁、礼法融合等问题，进而论述了礼仪对社会控制与军权强化的作用。
张志云作为宋代礼制史研究的新秀，师从著名的礼制史学家汤勤福教授，他原以治宗教制度史起步，而后研究视野逐步转移到礼制史领域，并以《宋代嘉礼研究》，顺利通过了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此书《亲和万民》便是在他博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不仅是作者对过往研究成果的总结，更反映了近些年来他对礼制史研究的诸多思考。对此书的特点与学术贡献，笔者略归纳如下：
第一是学风踏实、学识厚重。如前所述，长期以来，礼仪研究多为礼学研究，以“解经义疏”为取径，而在新史学冲击下，礼学研究转为礼制研究，即讲求微言大义，不拘泥于辞藻。然过犹不及，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礼制史研究将后者之习气愈演愈烈，较少关注礼经本身，擅自发挥、肆意解经之吊诡现象突出。作者很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在作者论述时，常以“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自察，具有踏实之文风，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数据丰富、表格清晰，如作者在第一章论述宋代嘉礼条目之流变时，将宋代诸政典与礼典凡涉嘉礼之内容排比而出，制成清晰之表格揆诸异同，此研究方式一方面为论述宋代嘉礼条目流变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更能理解论述之观点；相似的表格还见于第三章“上尊号”节，作者考究“上尊号”仪式之缘起，特制成若干表格，排比相关朝代“上尊号”之事例，层层推比，逻辑清晰，结论正确与否先暂且不论，仅凭其爬梳史料之细心、钻研之用力，便可见作者文风之踏实，对学术有着极端执着的热情。
再者是思维谨慎，文献功底深厚，善于考述史料异同。如在第三章“上尊号”节，作者通过比对《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有关仁宗册立皇太后诏记载史料之异同，纠正了《宋大诏令集》对此事的错误记载，并利用《宋会要辑稿》还原事件之原貌。
最后是脚注丰富。虽然注释之多寡不能代表著作学术价值之高低，但却是检讨学人学术道德的首要标准。此书在注释上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注”。作者在出版后记中，曾提到此次集结出版，迫使他删掉了原文约四万字的注释，但现今来看，此书注释依旧丰富。在注释中，作者不仅核验了文献出处，解释了原文含义，而且还与前人展开学术对话，提出了自己见解，做到了“文章不写半句空”，使得读者能感受作者对学术崇高的敬意。
第二是文笔流畅，引述资料丰富。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它的研究进步离不开资料拓展，而能使读者易懂作者想要表述的观点，则离不开行文的流畅。张志云的《亲和万民》一书在这两个方面都为上乘。
此书在行文上较为流畅。礼仪研究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无人注意的尴尬境地，其中礼文晦涩难懂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此如何在解读礼仪文本的同时，做到行文流畅，使读者能不被诘屈聱牙的文献所困，往往是礼制学者需要面临的挑战。笔者所见，本书作者在解读礼文与观点阐释上做到了通俗易懂。如在第二至六章嘉礼的诸多仪式解释时，作者极为注意仪式发生的先后顺序，并分段标识出，使读者能切实感受到礼仪的推进过程。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好把握论述之精髓，作者特在每章末尾加有结语，对本章观点进行提炼与升华，足见其用心之深。
除行文流畅，此书引述的史料较为丰富。此书不仅征引采集正史典籍中的记载，还充分利用到了宋人笔记小说，以及《张家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使得本书在史料挖掘上做到了竭泽而渔。如在第五章作者在探讨民间婚嫁之礼时，不仅引述《张家山汉墓竹简》以论述礼法制度之缘起，而后在分述时，凡列举数十条来自笔记小说之材料以证之。作者不仅对正史礼典的材料如臂使指，还对笔记小说、出土文献极为熟悉，可见其不凡的文献积累
第三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礼的内涵丰富，小到饮食起居、大到邦交祭祀，无时不刻不受到礼的规范，因此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礼仪条文中，拉出一条可供研究的治学取径，是每个礼制学者需要面临的问题，此书亦不例外。然据笔者所见，发现作者在研究宋代嘉礼时，采取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范式，使得整个研究过程变得明朗与专注，这无疑是化繁为简、足以称道之学术思路。
所谓大处着眼，即作者虽然论述之主体在于宋代嘉礼，但行文思路却将之放入整个礼仪制度的大背景下，牢牢把握礼制变革之重要取向，开篇即用专门一章梳理了“五礼”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而在掌握礼制沿革的前提下，考析了宋代嘉礼诸仪式之起承转合与条文差异。这种大处着眼的研究范式，使得作者不会陷入“一叶障目”之困境，在弄清礼制沿革前提下，对嘉礼的探讨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任何礼仪之产生，无不以行用为前提，如前所述之“礼源人情”，即古代礼学家认为圣人制礼之目的在于“明人伦、行教化”，故礼之诞生便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任何礼制史的研究都无法摆脱社会这一大背景。显然作者在论述时就认识到此点之重要性，其在第七、八章，特意将嘉礼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相联系，进而探讨了嘉礼对不同阶级人们的影响，这种探讨构成了宋代嘉礼研究的社会大背景。
所谓小处着手，即宋代嘉礼内容繁复，作者并没有淹没在经典文本之中，反而粹取了登极朝会、上尊号册封、宴飨巡幸等几个较为典型的嘉礼仪式，以阶级为视角，探讨了嘉礼规范之下君臣、百姓诸多仪式行为，这不仅使得作者笔锋更集中，对嘉礼诸多仪式之探讨更彻底，更能“由点及面”“以小见大”地反映出嘉礼对宋代社会种种影响。
二
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总体肯定此书价值的同时，笔者尚有一些疑惑，现列于下，希望能与作者切磋探讨。
一是经典文本的解释不足，仪式步骤难以明晰。此书虽名为嘉礼研究，然似文本多以政治史为切入点，较少考析经典文本诞生的背景与道统学脉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对宋代嘉礼诸仪式流程的深入。
礼制研究须以问题为出发点。在宋代礼制史研究中，宋人内部的学缘道统便是问题的关键。宋人对于家门学统、师门道统尤为重视，如若抛开对学缘道统的关注，意图深入研究礼制，则实难以为继。往日笔者在对中古时期帝王丧葬礼制探讨时，即发现宋代，在太祖、太宗及真宗前期，前朝“唐制”对当时礼制的影响较重，但自真宗后期、仁宗朝，在礼制上出现了由“法唐”向“法祖宗”的转变。可见，在宋代礼制自身价值诉求被削弱，礼学家眼中的道统、家法被加强，“回向三代”成为了宋人礼学家的核心思想，李觏、刘敞、陈道祥等人不断考究三代礼制，借以将之作为先王遗存。回顾本书，则可发现其对宋代礼学家及其学缘道统的关注较为不足，进而使得作者对于仪式文本的解释，陷入了就事论事的窠臼。
虽然作者在行文时，极力对嘉礼的不同科仪，进行文本解释，但大体上依旧采取了政治史的研究取向，进而在论述了时政对礼仪影响时，似乎忽视了对经典文本自身的阐述。
这种经典解释的不足，带来最明显的影响是仪式步骤的模糊。笔者注意到，在本书中，作者极力构建并意图以数字排序，来解释诸仪式发生之流程，但终显苍白。如若能以图片形式，阐明仪式发生时，参与人员之行为顺序及方位目标，则能使读者对仪式的进行一目了然。同时如果能在仪式介绍时，更进一步的使用插图，展示出礼仪物品的具体形制，或能使得全书更为充实。
再者文本记载与仪式运行常常会出现不相符合之情形，作者似乎对此措意较少。即在论述宋代礼典，诸如《宋史·礼仪志》《开宝礼》等对仪式的记载，往往不是仪式实际之运行，故在探讨仪式步骤时，首先应当着重考虑礼典中仪式是否在现实中真正被实行？近年来学者尹承曾在《北宋讲武礼新探》一文中，将礼典记载与实际运行比作剧本与演出。往日笔者的诸多研究也曾关注到，礼仪的记载与运行不符之现象，这也正是宋史学界近年来一直强调“活的制度史”，作者在论述与排比仪式时，应注意此点。
二是一些结论似乎值得推敲。如在第三章“上尊号”节中，作者考究出上尊号之缘起为北周，然论述时，所列举出的七个案例皆为北周皇后，有关皇帝的案例只有一个北周宣帝宇文赟，然皇后之礼仪能否等同于皇帝？这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皇帝是礼制的核心，皇后之礼只是作为皇帝之礼附庸而存在，用皇后之案例推导皇帝需谨慎而行。
三是对相关礼制史研究成果吸收不足，如吴丽娱主编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一书，作为通代性礼制史研究著作，其宋代章为楼劲执笔，应值得作者注意。又如日本学者新城理惠之于嘉礼中皇后册封礼之研究、金子修一之于礼文排比复原与皇帝登基仪式研究、台湾学者陈弱水之于唐宋文化及妇女婚嫁问题研究、国内乔秀岩、冯茜等人之于中古义疏经学研究、皮庆生之于宋代祠神信仰的研究也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当然以上种种，仅为笔者个人之浅见，诸多论述未必得当。
四是文本存在的小瑕疵。全书煌煌三十余万言，在出版前犹应注意错别字的纠正等问题。如第4页最上第二句“总之，本文为宋代礼制研究提供诸多启发。”此处的“本文”所指代的是王美华《唐宋礼制研究》，故应当改为“此文”，以避免歧义；又如第57至61页明确写道“北宋钦宗、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等四位帝王是以内禅方式即位”，但在第58至60页的表格中，于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南宋理宗、度宗、恭宗等皇帝的备注栏中，都写着“（内禅）”，虽然有用横线划掉的标识，但这是明显的出版校刊之误，如若此书再版时，则需对全文所有“马脚”处进行重定删核。
总之，张志云《亲和万民》一书，虽然偶有瑕疵，但瑕不掩瑜，正如汤师勤福先生在为此书题序所云：“其内容广泛、论述细腻、资料详赡、结论平实，实可备一说，以供学界参考”。笔者亦认为这是一部值得肯定、具有创新且推动宋史礼制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个人简介：吴凌杰（1994-），湖北荆州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古礼制史研究。
本文刊发于《郑州师范教育》，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