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是一个科层结构，各科各层上配置着各种职位，各个职位上配置了各级人员。对这个体制，可以从“职权”与“等级”两方面去观察它。着眼于“职权”的观照，我们称为“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着眼于“等级”的观照，我们称为“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二者可以分别揭示这个体制的不同侧面。
在我们看来，“官本位”这个流行语，除了指以行政级别为“本位”之外，还应包括这一意义：以官僚组织自身为“本位”。意思是说：中国官僚组织除了是一个提供公共管理、行使社会调控的外向性“功能组织”之外，也是一个以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为中心的内向性“身份组织”，一个皇帝与官僚共同谋生谋利的“生活组织”，一个围绕内部等级制度按部就班运行的“仪式组织”。当然，所谓“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帝制中国的官僚组织，作为“功能组织”，在前现代社会是足够发达的，甚至在其初期，就显示了与20世纪超级国家的相似之处了；然而围绕其“身份组织”的方面，同样发展出了复杂精致的品位制度。这就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了。
从“职能视角”看，一个个职位犹如一个个功能各异的器件，它们装配在一起，就是一架政治行政机器，在权力推动下运转；而从“品位视角”，所看到的就不止一架政治行政机器了，而是一大群人，一大群官贵。品秩位阶构成了一套复杂精致的身份秩序，赋予了官贵以不同身份、地位、权力、利益，尊卑有序而高下井然，宛然一个大家庭、一个小社会。在纯粹的“职位分类”之下，等级管理以“能+职”的结合，即以能力与职位的结合为基础，二者关系十分简洁。而中国传统官阶，却是以“人+位”的关系为基础的。对于“人”，既考虑其能力，也考虑其身份；“位”则是一个综合物，既包括职、品、阶、勋、爵各种位阶，也包括权责、薪俸、资格、特权、礼遇各种要素。不妨参看下图：
在A图所示的情况下，等级管理就是让能力与职位结合；在B图所示的情况下，“职”只是“位”的构成要素之一。“人”首先与“位”发生关系，然后才与“职”发生关系。有“位”而无“职”也是可能的，甚至是经常出现的。拿食品打个比方：在A图中，职位好比一个直接吃的肉块；而B图的情况下就复杂多了，“位”有如一个三鲜包子，权责只是包子馅的成分之一，跟其他很多调料拌在一起。
现代文官制的任官原则，是“为官择人”，是使专业能力与职位相称，有如给机器选零件，这是以“事”为中心的。而中国古代的升官进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择官”，其原则是身份与地位相称，是以“人”为中心的。唐宋铨选“只系资考”，大有“身份组织”中的集体分肥意味。明清选官采用“掣签法”，干脆听天由命碰运气，好事人人有份儿，机会均等。颁官、授爵、进阶、加位，看上去就是在按等级身份来分配利益。其所分配的，就是“位”。东汉常把“校尉”之号加给儒臣，魏晋南北朝时文人也带“将军”之号，北魏任用“力曳牛却行”、“勇健不好文学”的部落武人做秘书监、秘书郎。从职能角度看，这时“能”与“职”并不对应；但在统治者看来，“人”与“位”既已相称，目的就达到了。进而，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的现象，冗官冗吏现象，大量拥有官爵衔号但并无职事的人的存在，以及发放“品位薪俸”的做法，无不显示这个体制是一个“身份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这“位”不仅仅是承载权责的职位，而是“官本位”下的品位、人的地位。所以组织成员包括一切位阶官号的拥有者，哪怕他们没有职事。这个体制好比一个有机体，资源提取与人员录用是“摄入”，资源消耗与人员老病死亡是“排出”；官爵授予、薪俸发放、特权分配、位阶升降，以及各种等级礼制的照章履行，“位”的授予、流转与升降变动，就是这个等级组织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形态。
从职能视角看，官职只是一份权责任务；但在中国官僚的眼里，它首先是“位”，权责只是“位”的一种构成因素。“位”的“含金量”由权力、待遇、资源、声望，以及发挥能力和取得成就的更多机会等共同构成，总汇为“位”。这种等级认知，反过来就造成了官位的“通货”性质：可流通、可继承、可转让、可兑换。职、散、勋、爵等各种位阶，好比是主币、辅币或不同币种，可以互相折算，授予时可以搭配调节，还有“回授”、“回充”等竞换、转让之法。王朝甚至会普惠性地泛阶或恩荫，这时所授之官，犹如年节时家长给子弟们的压岁钱。
“位”不止是公职，在官僚眼里它是“个人获得物”。“地位寻求”，是中国官僚承担公职的最大驱动。“做官发财”当然也是一种职业驱动。孟子把求仕称为“干禄”，承认“仕”是改变贫困的途径。中国官僚信奉“做官发财”, “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在世俗观念中，“行财运生官，行官运发财”,“富”与“贵”是双子星座，其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化入了日常吉祥语和吉祥图案。然而同时，孔孟又把“行道”看成“干禄”之上的更高目标。中国官僚的法定薪俸，有时并不太高；居官而“不事产业”者，同样史不绝书。士大夫接受的是儒家“清贫即美德”教育，并不是每位热衷入仕者都热衷财富。但在动机分析上，我们又不能认为士大夫是“无私”的，只能说他们寻求的是“位”或“地位”。人类学家认为，就一般人性而言，“承认其社会地位常常比给自己带来幸福的金钱和物质财富还要重要”。甚至动物都如此。黑猩猩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等级时，其血清素会明显升高。唐人刘晏云：“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宋人苏轼说：“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马斯洛认为人之需要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而对中国官僚来说，其“自我实现”必须获得外在的标识，那个标识就是“位”。
“官本位”还意味着官位成为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通过与政权的距离来决定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大略区分出三种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式的，“林立式”的，“网络式”的。“网络社会”是对即将到来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预测，被说成是一个自愿平等的组合世界。“林立式”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社会，其中各领域各有其地位序列、流动阶梯和成功尺度，“万类霜天竞自由”，彼此没有一元性。例如，一位文官的晋升，与一位作家或僧侣的成功不可比。而金字塔结构相反，各领域的成功尺度、地位序列与流动阶梯存在着可比性、对应性与可转换性。例如，文人以功名与官爵为成功标尺，否则自己也认为是蹉跎失意；僧官与道官须国家任命，僧侣的地位取决于国家名号。二者的成功，与文官的晋升在重大程度上是可比拟的。在社会分配上，林立式社会采用“弥散型分配”，金字塔社会则实行单一尺度的“一体化分配”。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赢家通吃”。
有能力塑造金字塔社会结构的组织，只有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国家而无社会”，或“国家强于社会”。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黄宗智先生反对“国家—社会二元论”，提出了“第三领域说”。不过这似乎只是“国家—社会”二元视角的细化。梁漱溟先生则强调“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圆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还有学者试图从这种天下观中，引申出未来的世界秩序。钱穆先生的表达是“政府与社会融成一体”，“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即一社会”。若从中国政治理想说，“礼”的概念包容了君、官、民之间的全部关系，在其中国家与社会确是一体化的，不过是金字塔的不同层级而已。在很多社会活动中，如乡约教规及民间习俗里面，都能看到“国家的在场”。
品秩位阶是国家塑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有学问和有钱财的人们当中，追逐官职和功名的理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一个单一的职业社会。……中国阶级开放的模式继续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理想的仕途上。”在社会生活中，王朝官号发挥着“商标”或“贴牌”的功能。在社会关注一个人的时候，目光首先会落在其官号之上；评价一个人的成就，要看他是否获得了官方的名号；在人际交往中，也得首先弄清对方的官号，否则拿不准适当的礼节，交往就没法儿正常进行了。“微服出访”的故事之所以为国人津津乐道，就是这个缘故。那往往伴随着戏剧性的情节：主人公最终公开了自己的官号，令势利眼儿们尴尬不已，由“前踞”变为“后恭”，赶紧认错赔罪。这类故事看起来是在谴责势利眼儿，实际却是推波助澜，因为它强化而不是淡化了对官号的崇拜。中国人是通过“名号”建立人际认知的。有官方名号的学者、医师或画师被认为成就更大，官方名号等于是“商标”或“贴牌”。这可以简化和便利社会认知，然而其间也可能发生错位，官方名号的高低，不一定真与成就大小成正比。
假如今天我们给花木或动物以“处长”或“局长”之衔，大家一定觉得是笑话，但皇帝就是这么做的。不但“人近天子而贵”了，草木禽兽也因“近天子而贵”了。泰山顶上著名的“五大夫松”，据说曾为秦始皇遮雨，因而获封“五大夫”爵号。北齐的末代皇帝幼主：“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干是配给官僚的一种吏役）五代刘旻，“为黄骝治厩，饰以金银，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品秩位阶进而还向虚幻世界渗透，与天地同构。汉代的史官把天空中的群星，以人间官制的样式编排为“星官”，南宫微垣为天子之庭，将相诸官分列其侧。南朝道士陶弘景把神灵分为七阶，每阶有一个中位。被祭祀的各色神灵，有称“帝”的、有称“王”的、有称“将军”的。例如城隍，有帝，有王，有公、侯、伯。顾颉刚先生曾提到，在他童年见过的“神轴”上，诸神列为八层，玉皇大帝在第一层，观音在第二层，孔圣人只列在第三层。玉皇大帝为首的众多神仙，俨然是世俗朝廷的幻境翻版。“汉族的神明即诸神，都在天界的万神殿里，与其权能相应，他们各自拥有各自的等级和职务，构成了官僚制度式的中央政府和神军。”
“社会的行政化”，及“品级、等级与阶级的高度一致性”的现象，当然不是无限度的。魏特夫揭举“行政效果递减法则”，指出国家的过度控制将造成行政效益的递减。他还说：很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效果递减法则的研究还主要限于私人经济方面。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新制度学派已在使用类似思路观察国家了。巴塞尔指出，对独裁集权的内在约束来自交易成本，施政与监督是有代价的。曾峻先生指出，国家向社会的过度扩张，将遭遇资源限度、决策限度与合法性限度。此外还可以从“生活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按照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君主应当“为民父母”，把所有臣民视为儿女，为他们谋福利。但这就要支付高昂的福利成本。这就要把国家与社会划分开来，把社会看成提取资源的对象。统治者也会考虑，允许社会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以释放社会活力。所以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复式结构”，一定的私人空间是存在的，独立于王朝品爵，由亲缘、业缘、学缘、地缘等等而来的等级也是存在的。财富或文化上的成功，有时候可以用来对抗从政的成功。对民间所保留的自由，魏特夫称为“与政治无关的自由”，还使用了一个贬义的语词：“乞丐式民主”。
刚才提到的势利眼儿的故事，还有另一种情节：某人先贱后贵，其贵不为人知，但终归真相大白了。东汉的朱买臣原先是个卖柴的，一度困顿到了在会稽郡邸蹭饭吃的地步。然而时来运转，他被任命为会稽太守了。于是“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导演了一场郡吏“有眼不识泰山”的喜剧。这故事为后人长久咏叹，成了许多戏曲小说的源头，它们都含有一种“命运的不可捉摸”的感叹。这类“有眼不识泰山”的故事背后，就是中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朝为匹夫而暮为高官、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都是可能的。因为“富贵无常”，所以“居贵思贱，家富思贫”，就成了中国人的金玉良言。
自战国起，中国社会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的了。秦汉的军功爵向平民开放，凭借在战场上的表现而获得。孝廉察举中，无任何官位的平民与贫民占了近25%，以其经术或文法的才能加入政府。西汉丞相平均任期为4.55年，东汉三公的平均任期只有2.43年，“高级官吏如此的变动速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与现代文官的流动率，无大不同。帝制中国的品秩位阶，也都是以便于流动、便于晋升的样式设计的。森严的“官本位”等级秩序下，又存在着以择优制、功绩制为基础的活跃社会流动。
林语堂云：“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科举选士使任何人都有上进的机会。”英国人麦高温在这里看到：“在中国，财富与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耶稣会人文学者马菲在1588年就赞扬中国，科举制下没有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任何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汤森认为：“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由于自己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权行使政治权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则理所当然地被安置在受统治的地位上。”一方面等级森严，另一方面等级又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肯登攀，从流动机会说又相当“平等”。
科举制构成了一种以文化知识为标准的流动通道。韦伯曾用“神赐魅力”或“巫术性理念”来解释功名，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没那么神，科举只是一种考试。《宋史》中的北宋官员，有46.1%来自寒族。南宋非官员家族的进士，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对明清12226名进士的一份统计显示，祖孙三代无任何功名者，占进士的30.2%。这就是说，明清进士中的官贵子弟只是平民的2倍多，而且那些官贵子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考上来的。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规模与速率，相当惊人。为此钱穆先生提出：“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为‘科举的社会’。”何怀宏先生也为此而揭举“选举社会”的概念。
当然，接受教育、参加考试需要昂贵投资，令穷人处于劣势。不过在这一点上，也许不能苛责中国古代。就是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学费同样让穷人望而生畏，教育与阶层高下仍然有重大相关性，教育依然在复制与强化着社会等级结构，再生产着不平等。学费涨跌10%，就可能影响6.2%的美国学生上大学的选择。在现代法国，农民与工业家、自由职业者上大学的比例，有几十倍的差异。在中国1949—1976年生存取向的高等教育中，管理阶层子代的机会，是体力劳动者子代的4倍；干部子弟成为干部的机会，在1957—1965年是他人的2.94倍，在1966—1977年是他人的4.23倍。反过来说，科举制所促成的社会流动规模，已能与现代社会约略相比了。在教育决定社会地位上，中国的科举时代也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相近。
也许读者愿意同我们分享与分担这样一个理念：每个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那么，每个人都应得到享受生活的同等权利，每个人都应得到发挥能力的同等机会。而中国人早在公元七八世纪，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就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考试制度，它给了大多数中国男性这样一个机会：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明清的应天府贡院，其号舍多达20646个，可以容纳两万多人同时考试。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考场，堪称一个奇迹，中国制度文明留下的奇迹。在人类寻求平等的历程上，中国人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与贡献，科举制即在其列。
巨大的流动规模，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了森严等级所禁锢的社会活力。当然，单一尺度的垂直流动，反过来依然束缚着社会活力。而且单一尺度的竞争，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竞争与不稳定性，因为有竞争就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后者就可能成为动乱的渊薮。过于高峻的等级造成了底层的巨大压抑感，强化了他们的叛逆情绪。若用现代尺度衡量，“官本位”下的平等，仍是一种“可变的、流动的不平等”。其解决之道，就是扁平化、多元化，向林立式社会、甚至网络式社会转型。然而这时，将面临现代尺度、西方尺度与中国固有尺度不一致的问题。
若用中国固有尺度衡量，“官本位”不仅天经地义，甚至发展为一种礼制化的社会理想。两千年来，围绕“官本位”，形成了异常复杂精致的规则、秩序、关系、机制。它有自己的运作逻辑，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如与其他政权做共时性比较的话，那么人民是生活在官僚的管理之下更“好”，还是生活在贵族政权、部落政权、神权政治、军阀政治或财阀政治之下更“好”，还难以骤下定论。毕竟在漫长历史上，这个体制曾支撑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提供了较多的秩序、安定与繁荣。甚至中国文化遗产，也有一大部分是官僚创造的，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大部分是官僚的作品。在做古今的历时性比较时，必须慎重，不能把中西官僚制的差异都看成古今差异。我们在“功能组织”、“身份组织”的二元概念下观察中国官阶，但是否从“身份组织”到“功能组织”就是发展方向，就是“现代化”呢？本书尚不敢骤做判断。什么更“好”，有很不相同价值标准。有人会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最“好”的。有人会认为，每个人的幸福、自由与平等是最“好”的；也有人会认为，我们民族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一个社会很难同时满足多个目标，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强。
在解释现代中国变迁时，大致有“现代化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种模式。二者多少都忽略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中国历史的固有逻辑。1900年的美国人口是7600万，中国人口达4亿，是前者的5倍多。其时中国官吏的数量比美国只多不少，其复杂程度也未必比美国低，但等级管理体制却大异其趣。中国官阶最复杂之时可能是宋朝。宋徽宗时在籍户口约2088万户，人口约11275万，约为20世纪初美国人口的1.5倍。1957年中国人口约6亿，是当时美国的数倍，其30级职务工资制是典型的品位分类，也与美国的职位分类构成两极。中西官僚制度的差异，不是政府规模所决定，甚至不仅仅是“传统—现代”的差异，它也是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差异。
在探讨中国舆服等级制时，我曾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总之，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等级体制，穿越了治乱，穿越了‘变态’，也穿越了‘宗经’、‘复古’的浪漫时代，日益完善、精致，并寄托于新的舆服形式之中了。我们不由得惊叹它非凡的坚韧和顽强，惊叹它利用与损益传统资源、吸收与消化异变因素的强大能力。无论是冕旒，是梁冠、品色，还是顶戴、补服，或其他什么，其背后永远是君—臣—民的三层一元等级结构。即令它的众多构件已经更新，其结构依然故我。那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延续和自我更新能力，使两千年呈现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进程，其间只有治乱，只有‘变态’；却无转型，更无‘变革’。它不断地自我调整与更换构件，不断地自我复制而再获新生。于是我就想起了罗素的名言：‘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并因此而有了一个看法：超越各种‘分期论’、‘变革论’，转而去解析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和‘连续性’，应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现代化的转型，在1911年终结了帝制时代。1949年中国就重建了中央集权秩序，度过“乱世”只用了不到40年。此后的中国社会分层，呈现为一个三层结构：1000万国家干部处在顶层，3500万国营企业工人在干部之下，两亿农民处在下层。“每个人位于一个等级中，就像站在一层楼梯上，并且很少有机会向上走一级，这种阶梯就是由职务和级别组成的一套职级工资制。几千万干部分为24种不同的工资级别。”至今为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仍处于阶层结构的最高层。与西方社会不同，“干部分层是中国社会分层的本位体系，其他的社会分层是依据干部的垂直分层而划分的”；“以干部的级别划分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以行政序列为基准划分社会机构”。中国人的阶层意识依然不是以职业来衡量的，而是以权势（及财富）为尺度的。调查显示，干部一直是人们向往的职业，因为“毋庸质疑，干部是最有权的人”。相关的研究结果还有很多，甚至给了外部观察者以深刻印象。显然，学者看到了共同的东西。这仍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管理者的社会，“干部决定一切”的社会。在近年一项社会调查中，61.5%的人认为，“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三种最不公平的现象之一；72.6%的人认为，“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这是文化、学历或资产选项的两倍。干部、党员在私营企业主中所占比例，也相当可观。
“官本位”的种种表现，是人们所不陌生的。此外又如等级、名号在社会激励上的广泛运用，也属“中国特色”。优秀学生，有校级三好生、区级三好生、市级三好生、全国级三好生之分；优秀教师，有校级优秀教师、市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之分；教师的课程，有校级精品课、省级精品课、国家级精品课之分；各种奖项，有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之分；科研项目，有学校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之分。这种通过一元化的等级名号来施加社会激励的制度，走出国门就相当罕见，在我们这儿却成了生活的常态。其利弊暂且不论，总之它是古已有之，古代的品爵名位本来就是如此运用的。它深深扎根于传统的制度文化之中。
无论如何，组织资源与文化资源，或说政治资本与教育资本，在当代中国仍是社会竞争的最重要条件；行政化的等级安排，在确认社会身份、塑造社会分层、强化社会控制、施加社会激励、引导社会流动、建立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上，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上，在“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上，在“政治体制塑造社会形态的巨大能动性”上，中国的古今显示了可观的连续性。而这一点，就是我们提出“制度史观”，并由此去探寻中国史之周期性与连续性的灵感来源。
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对“新公共行政”的探索。就目前看，这个探索似未产生其所预期的效果，也远不足以打破韦伯所预言的“官僚制的铁律”：官僚制是大规模生产下有效分工的一个必然产物，其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可逆转的，“现时而言，我们可见的乃官僚专政而非工人阶级专政的推进”。而“官僚专政”，在中国是自古已然。又古德纳认为，一个由人文与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正在当代崛起，他们以教育为基础，掌握了文化资本。然而一个文化阶级的存在，在传统中国早就是社会常态了。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组织，在其精致性、复杂性上，在其功绩制与流动性上，是富有现代性的。
中国国家经历了它的1.0版，即夏商周的“王国”；经历了它的2.0版，即两千年的官僚帝国。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开始向3.0版全面升级换代。度过了短短40年“乱世”，中国就恢复了秩序，并赢得了6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正在“中国特色”的独特体制之下，沿自己的道路成功崛起，走向繁荣强大，并将在若干年后加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对这个体制的独特性与经济增长的重大相关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提出了各种解释。也有若干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预言中国将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这些看法至少提示了两点：第一，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面貌上的巨大能动性”的论点；第二，它使上世纪对传统专制官僚政治的一味谴责，显得简单化了，应代之以一种“价值中立”的观察。“封建专制的流毒”被承认，“官本位”的弊端被承认，已被领导者允诺列入解决日程；同时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继续下去。那么，政治改革将继续深化，但基本体制不会动摇。如果改革能令这个体制更扁平一些、更多元化一些，就会有更多社会活力被释放出来。在一点上，执著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那部分公众，将是最大推动力。同时在尚可展望的未来几十年中，它仍将是同一版本的升级换代，“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结构”将持续下去。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中国，已展现了现实的可能性，“路径依赖”似已形成。
诺思提醒人们：“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在升级换代、各项性能全面提升之后，未来中国国家的3.0版会是什么样子呢？尚不能确知。我们只是推断，四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集权官僚等级制似是遥远的过去，实际却将在宏观层次与长时段上，展示其深远影响与巨大历史惯性。在这时候，有两种可以同时持有、但必须区分开来的态度：观察者的态度与参与者的态度。作为观察者，就应尽可能地排除主观偏好，纯客观地体察历史与未来，不让任何个人的期望、选择干扰了分析与判断。而作为参与者就不同了，由于社会变迁是众多分力之“合力”，而且“合力”是未知的，所以作为分力之一，每个人都有选择方向的权利。因为这时你不是在旁观天平的指针，而是在把砝码置于你所选择的一侧，以改变平衡。那么请你坚守一己的选择与期望。正如罗新先生所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原载《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