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新闻业凭借诸结构性要素之合力,逐渐从社会系统边缘走向中心,最终导致传播结构的"封闭化"。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打破固化的专业壁垒,解构封闭化的传播结构,进而促动杂合体新闻业的兴起。这种新闻传播新业态源自技术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术化""媒介化",它是人类实体与以新技术要素为核心的非人类实体密切互动、共同发挥效力的新闻业态。技术成为重要的行动者,"联结""开放"和"过程性"成为未来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强结构式新闻再生产",逐渐被开放、联结且高度易变的"弱结构式新闻再生产"所取代。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呈现高度不确定性。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及未来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
关键词：元技术; 新闻业; “新新媒介”; 媒介逻辑; 传播结构
近20年，在一场“元技术”意义上的传播革命中，传统新闻业久已固化的专业壁垒渐渐崩塌，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所谓“元技术”,即是指在诸多信息传播技术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讲，“元技术”就是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之所以被看作“元技术”,是因为它是一种“技术中的技术”,所有其他信息传播技术的创生、更替，都需以它为前提。离开数字技术，不仅其他信息传播技术可能无力独存，相应的传播活动也难有成效。这场“元技术”传播革命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颠覆了既有传播结构，而且解构了传统媒介逻辑。“元技术”的兴起不仅激活了既有的“技术存量”,而且发明创制出更多的传播新技术，进而推动传播技术体系的迭代升级与交融互构，搅动了整个传播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隐于幕后、鲜为人关注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在“元技术”推动的传播革命中，作用日益突出，人类要素与非人类要素对信息传播活动的影响已难分难解。
“元技术”的兴起不仅瓦解了传统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机制，而且随着人类实体与非人类实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交互融合的状态，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业态，杂合体新闻业1因之而初具雏形。与此同时，由于影响新闻业的关系变量变得日益复杂，新闻传播学科存量知识的“可供性”接近极限，亟须发掘新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以对高度社会化的媒介生态和新闻业态进行深刻分析和把握。要言之，考察当下新闻业结构性危机及其未来走向需要思考以下核心问题：以往稳固的传统新闻业是如何成型，又是如何因传播结构的封闭化而丧失传播优势的?当下被“元技术”全方位打开的新闻业态是在怎样的传播结构背景下扩散开来，又是如何在技术与社会的互构中形成杂合体新闻业的?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具有哪些显著特征，其兴起引发的社会效应又会对新闻业走向产生何种影响?
一、“元技术”崛起与传播结构新格局
作为维系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力量，新闻业的发育过程是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产物，需要多种社会条件和传播技术的催化作用，把一个个散点式的新闻传播行为聚合起来，形成组织化的集群行动，进而汇聚成建制化的职业群体。在这个长期演化过程中，新闻业的传播结构逐渐从分散状态走向闭合状态，成为制度化的职业系统。“元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行业边界清晰、生产与传播组织化、职业系统建制化的局面因之从“闭合”走向“开放”,传播结构巨变使得传统新闻业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
(一)新闻业成型与传播结构封闭化
新闻业要成为社会系统中的独立子系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其功能在社会系统的整体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职业化是行动者进行结构化再生产的稳定力量，故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化成为支撑新闻业子系统功能硬度的必要条件。一个行业要转化为一种职业，通常需要满足多项标准，2首先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为组织化的行为，一个行业需要提供稳定、标准化的“行动流”,3藉此支撑社会系统的特定功能。其次，这个行业应具有自治性，对外形成排他性的壁垒，对他者构成区隔；对内有共识和默契，有维系自身运转的机制和规则，能够实现自循环。再次，这个行业不能只顾自利，不关心公共利益。此外，还要有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有约束该行业集体行为的伦理和责任感。以上述诸项观之，新闻业的职业化路径正是循此脉络逐步形成的。
现代新闻业有三项建制体现了其职业化的努力：首先是新闻专业教育的逐渐开展。19世纪中叶后，多家大学纷纷设立新闻教育院系，4新闻专业教育进入大学教育议程，意义非同寻常：新闻专业教育强调职业知识、能力和伦理的培养，这为提升新闻行业的职业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是行业协会的建立。有人把密苏里报刊协会的创办看作新闻职业化的开端——强调通过大学新闻教育和伦理标准促进新闻业职业化。5此外，行业协会还是维护行业独立性进行职业区隔的有效手段：“职业始于职业协会的出现，这些协会拥有排除不合格者的明确的成员资格。”6与此同时，在社会系统中，“职业角色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尊卑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7作为新闻实践在“时—空中的深度积淀”,8新闻教育的开展和行业协会的设立为新闻业的职业化和结构化再生产奠定了制度基础。最后，促成新闻业职业化的重要建制是新闻媒体组织的定型化。新闻的职业行为是组织化的群体行为，是以媒体组织为单位的“行动流”,需要有组织化的平台予以支撑。组织为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持久的条件和力量。9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要依托媒体组织完成分工、合作，把新闻从业者聚集在一起，赋予其专业身份，并通过一系列规则和一整套文化、观念，去形塑和归化新闻从业者的理想与行为。
新闻职业化定型同样离不开组织共享意义的“软约束”。这里的共享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新闻从业者群体内共享的新闻观念和价值观。随着职业化过程的推进，以“客观性”“公共性”等为核心的“新闻观念丛”逐步成为现代新闻业的权威性资源，构成指引新闻业及其从业者结构化再生产的动力。新闻活动中对新闻源的选择、新闻采编社会网络的搭建、与采访对象等信息源的共处与协作之道，很多不见于各类新闻学著作，也很少在正式场合被提及，对新闻人而言，它们却是新闻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共有知识”。这些共有知识不仅在新闻系统中不断得到强调和传播，而且会通过成绩显著的个体(新闻记者)和声名卓著的组织(新闻媒体)的新闻实践活动不断得到强化。
此外，新闻职业化尚需规则的刚性约束。“规则催生实践，……是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10在新闻职业场域中，规则可以被理解为行为的标准化模式，新闻从业者从来都不是“规则系统的外在代理人”。11作为新闻系统中的行动者，新闻从业者往往置身于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规则中，藉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和行为合法性。通过对“规则”的结构化运作，新闻业实现了自身不断循环的再生产。恰如鲁曼所说，“大众媒体(就像所有的功能系统一样)是一个运作上封闭的系统……一个自我生产的系统”,“大众媒体的实在，它的真实实在，在于它自己的运作中。……传散的过程只有以技术为基础才得以可能。这些技术运转的方式结构化着并且限制着作为大众沟通而可能的东西”。12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业当然也是自我生产的体系。当这种自我生产的体系成为一种建制化、结构化的再生产，新闻业形成之前任何人有一定物质生产资料即可进行新闻活动的时代便逐步远去，已然成型的现代新闻业最终演化为结构封闭化的信息生产系统。
(二)“元技术—技术簇”、媒介逻辑转换与传播结构新格局
上述诸多要件促成新闻行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继而维系新闻业的稳固地位。以往出现的媒介技术对新闻业的冲击相对有限，所引发的传播结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渐次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增量，或提升了新闻业的工作效率(如印刷技术的改进),或使新闻业增加了新的形态和类别(如广播电视技术的出现),但新闻业作为一个封闭性传播系统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此传播结构下，组织化、职业化的传播机构是社会系统的传播中枢，传播的社会化行为更多由机构性媒介组织主导。
元技术的出现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改变了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技术是一种“元技术”,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活性”,释放出无限的社会连接动能，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以及传播活动中的诸多约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在社会与物质世界中行动的自由程度……不断延长加工制作的生产链……使生产的步骤与顺序变得极为灵活……可投入的原材料类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化……实际可能产出的产品变得无限多样”。13从传播实践来看，层出不穷、迭代更新的传播技术累积成“技术簇”,14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活动产生了多元、立体的技术效应。从媒介形态角度看，元技术引发的新的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博客(Blog)、微博(Weibo/MicroBlog)、微信(WeChat)、维基百科(Wikipedia)、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播客(Podcast)、优兔(YouTube)、抖音(TikTok)……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新媒介”出现。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簇”,使个体的信息传播自由度大幅度提升：历史上个体的传播自由度无论多寡总是有限的，在大众媒体占据垄断地位情况下，更是如此；如今个体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自由，更为重要的，他们还获得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和信息生产的能力。
在元技术推动下，个体与媒介体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体成为集“消费者—生产者”于一体的存在者，在传播活动中从单纯的被动者变为主动者。15对新闻业而言，“元技术—技术簇”带来的改变使现代新闻业至此出现分流：其一是传统新闻业，它以报业、杂志、广播电视业等传统传媒业为依托；其二是新新闻业，它起步于“元技术”,是初创之时就自带“数字基因”的新业态。后者又有两种不同类型：其一是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这样的数字化新闻机构，集“生产—传播”于一体；其二是以今日头条、腾讯、百度、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新闻业、平台新闻业，它们更多扮演“信息分发者”的角色。
以元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簇的逐渐形成和壮大，还改变了以往“新闻业”与“技术簇”之间的关系——“元技术—技术簇”这种新型的技术体系成为一种溢出传统新闻业的力量，从实践角度看，它们不仅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被新闻业“纳入”,而且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演化出新的媒介逻辑，左右了新闻业的走势：新新闻业改变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以往传统新闻业可以轻松掌控的配置性资源被稀释并逐渐流失。新新闻业背后是“技术簇”支撑下层出不穷的新的媒介形态和媒介业态，这些技术与媒介形式，传统新闻业当然也可挪用或自主开发，但对于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新闻业而言，他们各自的媒介逻辑却迥然不同：(1)传统新闻业遵循大众传媒逻辑——看重传播形式以及媒体呈现和传播信息的过程，尤其重视信息材料的组织方式、呈现形式、媒体人的行为特征以及媒体传播的语法(技术、制度、审美)构成等“形式层面”的要素，力图通过这样的“形式语法”建构社会现实。16它体现的仍然是一种“传媒中心观”,带有“大众传媒逻辑”的惯性，虽力图引入新的传播技术、开发新的市场空间，但其总体倾向依然是鲁曼意义上“自我再生产”的“封闭系统”,国内外一些高端媒体采用“付费墙”或“捐赠模式”的运作，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封闭性运作的体现。(2)新新闻业自创办起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将信息用户纳入自身，并借助信息用户的力量为自身生产和传播更多信息。它依托的是网络社会的媒介逻辑——“在网络社会中，社会化、数字化的网络在价值生成和权力行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网络社会不仅是由网络媒体及其逻辑所创造的，而且是社会组织形式与新技术媒体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17此模式下的媒介是开放的，个体有了更多真正的参与空间。媒介逻辑从“传媒中心观”向开放式互动传播系统的演变，昭示着传统新闻业一枝独秀局面的终结，新新闻业以全新的样态加入到新闻实践活动之中，深刻改变了社会传播生态和媒介市场格局。
不同的媒介逻辑，带来新闻业最重要的配置性资源——受众(用户)数量和信息市场的此消彼长：传统新闻业的受众规模和市场空间被一步步压缩，而新新闻业则逆势而上，逐步扩大地盘。2018年，Facebook定向广告达到400亿美元，占其营收的98%,18 2019年，Facebook广告收入为696.5亿美元，2020年增至841.7亿美元；19与之相比，传统新闻业的广告收益和从业人数出现大幅下滑，2019年美国报业全年广告收入为147.5亿美元，20 2020年第二季度的广告收入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42%;212004年美国新闻从业者为71640人，2018年为37900人，减少了47%;222019年，这一数字再降为35000人；23另有研究也表明，从2000年到2015年，美国新闻记者的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而且数量还在持续减少。24
中国新闻业当下的情形，与此类似。25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数据，2019年，中国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五大媒体广告总收入7628.1亿元，其中，网络广告收入6464.3亿元，占总收入的84.7%,传统四大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广告收入总计1163.8亿元，仅占15.3%。26这种“传统媒体弱、新兴媒体强”的媒介市场格局已持续数年，还将进一步强化。“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27对于数字化媒介而言，它们不仅仅是拓宽了信息种类，更是挤压了传统新闻业的生存空间。
二、权威资源弱化与传统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
与受众配置性资源流失相伴而生的是传统新闻业面临权威性资源的“弱化”。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是要实现“外在性的内化”与“内在性的外化”。28所谓“外在性的内化”,指结构性要素能够置身于行动者之中，指引行动者的所作所为；而“内在性的外化”,则是指行动者自身的行动能够体现结构化再生产要求，促成结构延续。作为权威性资源的“新闻观念丛”对新闻从业者的行动起到协调指引作用，而它要真正起作用，就必须能“内化”于行动者之中。这种“内化”需要借助行动者的习性来完成。习性受到行动者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是一种可以持续作用于行动者观念和行为的性情倾向系统，而这种倾向系统反过来，又会对行动者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产生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客观性”“公共性”等促使现代新闻业得以延续的新闻观念，正是通过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内化于新闻人，成为其代代相传的“共有知识”。舒德森有关“水门事件”对新闻业影响的反思，29泽利泽关于新闻记者角色(“目击者”“叙事代表”“调查者”“解释者”)的论述，30以及国内研究者对中国新闻业“集体怀旧”现象的分析，无不表明新闻业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对关键性公共事件及自身职业实践共享话语和集体解释的“诠释者群体”,31这说明作为权威性资源的新闻观念，在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中一直都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既指引新闻记者开展日常新闻实践，又“内化”为从业者的“习性”,促使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化生产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但是，“一个时期创新、边际性和非正式的群体，总是在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转变为正式、主流和保守的组织”,32传统新闻业亦莫能外。在20世纪90年代前一百余年的高歌猛进之后，传统新闻业正变得日趋“主流”和“保守”,受众与客户也因之流失惨重。19、20世纪新闻业强调的“职业化”,在21世纪的前20年，变成了传统新闻业持续的“管辖权”诉求，他们要求“社会承认其认知结构，赋予其排他性的权利”,希望重振其“社会权威”和“文化权威”的特性。33“管辖权”诉求的是将职业性新闻活动看作一种专业化的信息采集工作，有既定的门槛和边界，同时通过这样的划界行为，在社会上树立起权威，确保自身对新闻传播活动拥有足够的掌控能力。换言之，职业新闻活动对于非职业化新闻活动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认定自己的新闻活动更具“合法性”。毫无疑问，技术平台的加入，对传统新闻业的管辖权和权威性带来了严峻挑战。由此，“界定边界”“驱离”“讨伐”等行为，34成为传统新闻业与技术平台之间来回拉锯争夺新闻传播“权威角色”的持续竞争。特别是，技术平台的“流量思维”从某种程度上也对传统新闻业的新闻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调查性报道等以往新闻业安身立命、彰显其职业水平的新闻实践日渐萎缩，偏离“新闻观念丛”带有明显价值观的偏向性报道，甚至是虚假新闻，一度困扰传统新闻业。
传播结构的存续，有赖于各种传播资源的良性运转，而传播资源的有效运转，又可以使行动者维系自身的传播权力，顺利开展各项传播活动。对传统新闻业而言，理想的运行状态是借助诸种成熟的新闻观念进行日常新闻实践，并在持续不断的新闻再生产中强化和维系这些新闻观念。可当下的状况是，“外在的内在化”这种曾经构成传统新闻业再生产的结构化特征，已岌岌可危，继而“内在的外在化”的实践也遭遇挫折——传统新闻业对配置性资源的掌控权力正逐步弱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具体而言，传统新闻业以往赖以生存的权威资源——新闻观念，在“元技术”兴起之后，遭遇了诸如“后真相”“假新闻”“信息茧房”“过滤泡”“新闻民粹主义”等不如人意的窘况，正在变得支离破碎，引发了信任危机，也使新闻从业者自信心大大受挫；与之相关，传统新闻业得以维持“封闭结构”与“优势地位”的配置性资源——受众与市场，也因“元技术”的兴起和新新闻业的“闯入”而不断被蚕食，拓展空间一再遭到挤压，原有地盘也趋于不保，昔日可持续的结构化再生产遭遇极大困境。换言之，上述权威资源的稀释与配置性资源的流失，正是传统新闻业危机的本质所在。危机之中所蕴含的新元素、新力量——“元技术”的兴起，促使新闻业从“系统封闭式”传播向“杂合弥散化”传播演变。
三、“元技术”效应与新闻传播新业态的兴起
“元技术”引发媒介技术革命，释放的裂变效应是系统性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社会系统局部和个别系统，而是全域性的。从技术与个体、社会的关系看，其影响又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它还深深楔入人类自身。在麦克卢汉的视野中，任何技术、任何媒介，都是某种形式的人体的延伸；如今，随着“元技术—技术簇”的不断扩充，新技术继踵出现，人类从某种程度上正在朝着“人乃技术的延伸”的方向大幅迈进。换言之，媒介技术已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人体的延伸”,而是正在潜移默化地重构人类自身和个体的人。也即是说，原本“主—客”分明——人乃技术主导者、技术完全被置于人类掌控之下的处境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人与技术之间的分界日渐模糊，所谓的“主客体”的区分正变得晦暗不明。
以往在传统新闻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实体，决定职业化新闻业以及日常新闻活动的，始终是人以及以人为核心的各类群体与组织，非人类实体的作用多隐而不彰，常为人所忽视。20世纪末之前，非人类实体可能是印刷机、河流(新闻纸生产之保障)、城市、交通运输网、信号发射台等基础设施型媒介，35在这种媒介环境下，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壁垒是明确的，媒介基础设施作为隐性的力量藏在组织化媒介的背后，人们常见的是媒介内容和形式等前台景观，对其后的技术规定性视而不见。但“元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效应在于，技术对于社会的建构性作用愈加显豁，互联网、移动通讯设备以及与之匹配层出不穷的信息传输程序与应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构成的技术簇正在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系统，打破了传统媒介时代技术有限联结的功能局限，“元技术”对人类的浸入性正变得愈来愈强。以数字化“元技术”为依托，产生的形态各异的新兴媒介也日益成为现代人的“组成部分”,人类不再是既往现代化视域中“纯而又纯”的主体——正如机器、技术等非人类实体“变得越来越人性化”,日益“接近于具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和智力”,“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像是科幻小说中的电子人——电脑化的有机体”。36换句话说，人类也变成了杂合体。从此角度看，杂合体新闻业正是建立在上述技术的“人性化”“智能化”和人的“技术化”“媒介化”基础上的新闻业。与传统新闻业相比，这种新闻传播新业态具有明显差异。首先，它不再是“主体”主导下的新闻业，其运作不再以人类为核心。藉由“元技术”的基础性力量，作为非人类实体的技术簇，逐步彰显出强劲的传播潜能，新闻活动中的人类实体和非人类实体正向着“对称”发挥作用的格局迈进。其次，它不再是职业化新闻活动、职业化新闻行为一统天下的新闻业态，职业化及非职业化的社会个体，因掌握了数字技术工具，正日益彰显出其潜在力量。再次，在这种新闻传播新业态中，组织化、非职业的信息传播平台正迅速壮大，它们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却没有传统新闻业的职业理念约束；同时，它们与生俱来的“元技术”背景及以非人类实体要素为依托的特性，使它们具有了天然传播优势。
技术赋权下传播能量的充分激发，有赖于新闻传播新业态中人类行动者具有的双重属性：复数性和非人类实体要素融入性。作为行动者的人，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整体”,而是各个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换言之，他们不是“单数的存在者”,而是“复数的存在者”。作为复数存在者的人，个体的行动力和言说思考的能力，以往曾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不能发挥；如今，非实体要素，特别是“元技术—技术簇”深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之后，他们的行动力获得空前提升，言说与信息传播的能力出现质的飞跃。历史上，因信息传播工具的不易取得，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活动往往掌控在对传播工具拥有支配权和处置权的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的人及其所属群体被剥夺了信息采集和传播的权利，被视为整齐划一的信息接受者，他们作为独特的言论和行动的个体而被压制，其言论空间和行动范围因此也受到很大局限。汉娜·阿伦特认为，“复数性的人之境况”,恰恰彰显了存在者的独一无二和与众不同，他/她能够通过自己的言与行，完成在以往看来个体难以完成的事情，为世界带来新的样貌。37由此可以看出，正是这种“复数的人”,因自身的“言与行”,既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者，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反观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传统新闻业实际上也曾排斥过绝大多数的社会行动者，这些人并没有像阿伦特所分析的那样，以“复数的人”的形态对新闻活动产生过影响。但在杂合体新闻业中，“复数的人”却成为现实：他们涵盖了人类实体的全部，既包括传统新闻业的从业者及其组织，也包括以往在传统新闻业中被排斥在外的人及其实体组织，特别是，个体的价值在杂合体新闻业中得以凸显，开始介入到新闻信息的采集、生产、加工、传播的各个环节与细节，个体的力量正日益渗透到新闻系统的“结构主干”与“毛细血管”之中。
新闻传播新业态中“复数的人”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又与行动者“非人类实体要素”融入的属性密不可分。在元技术时代，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簇，是影响人类信息传播活动未来走向的最为关键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它也成为跨越社会阶层、打破圈层壁垒、彰显个体价值的信息传播“新工具”,社会个体通过掌握和运用这种“新工具”,其言说与行动的能力得到空前释放。正是因为有了非人类实体要素的融入，“复数的人”的理想化的潜质才真正被激发出来；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复数的人”追求各自“言与行”的独一无二性的差异化动力，才使他们自觉且主动地调用、形塑以“元技术—技术簇”为依托的各种类型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将其运用到各式各样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可以说，“复数性”和“非人类实体要素融入性”二者以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融合、相互成就，使杂合体新闻业因之而勃兴。从另一个层面看，组织化、非职业的信息传播平台(即上文所提新新闻业)迥异于职业化传统新闻业的重要特征，即是它们对于建基于“元技术”基础之上的诸多非人类实体要素的高度依赖。之所以将其界定为“组织化、非职业”,并非说新新闻业不具有“职业化”的工作形态，而是说它的新闻传播活动，并不将传统新闻业所倚重的职业理念作为必不可少的传播规范。正是这种依赖于非人类实体且不太看重职业理念的做法，使它不仅纳入了非人类实体要素作为新闻生产传播活动的重要的配置性资源，而且还融合了“复数的人”的传播力量，使它在媒介新格局中占据了显著的传播优势。
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传统新闻业和新新闻业的划分可能依然可行，但随着杂合体新闻业的兴起，二者之间的区隔将会大大弱化。技术簇既可成为不同形态新闻业中的重要行动者，也可成为其“联结”桥梁。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中，以往被忽视的非人类实体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这种作用建立在信息技术“迭代”与“叠加”并置革新的基础之上，信息技术的每一次迭代更新又都叠加在既有技术的基础之上，“迭代”与“叠加”环环相扣、层层咬合。可见和可以预见的是，每一次这样的变动，都使信息技术等非人类实体更深程度地嵌入人类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中，以元技术为核心的非人类实体要素还引入其他非人类实体要素(如电力公司、5G通信基础设备等),使更多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加入到杂合体新闻业的诸实践环节中。换言之，如今已现端倪的杂合体新闻业正是以人类实体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要素为核心的非人类实体密切互动、共同发挥效力的新闻业态，新闻观念、技术簇以及与二者密不可分的政治运行、政策运作等结构性诸要素交杂缠绕，要素之间不再表现为相对清晰的“决定”关系，而是变得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
四、新闻传播新业态的显著特征
人类社会自诞生起，就是一个媒介化的社会。只是数字技术之前的人类社会的联结与互动较为有限，个体、群体及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沟通亦受限较多。当前社会已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技术媒介日益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并使这些领域发生巨变，“社会世界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38数字化元技术使传播媒介的力量得以充分释放，也使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具备了鲜明的“联结”特质。
从现实看，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延展性”,不同的媒介以及媒介在手的个体和群体，通过数字技术、大数据、算法构成互联互通的传播网络。媒介的“延展性”为未来新闻业态的“联结”提供了技术保障。在这种传播环境中，社会系统中的微观和宏观力量，均被媒介赋能，彼此勾连成为联结的社会网络。这个被赋权、赋能的社会网络，同时也是杂合体新闻业的联结网络。而且，随着网络拓展蔓延，网络中“越来越多地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39“普通个体情绪、个体认知的社会化传播成为传播新环境、信息生产新方式中的突出现象”。40个体行动者在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信息传播自主权，人与媒介、人与技术、人与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最终使信息传播呈现出弥散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联结的社会”是弥漫于整个自然空间与社会时空的“网络”。
尤其突出的是，这个“网络”并非静态的网络，而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它一直处于运动、流动与变化之中。41它具有混杂性，一切人的与非人(人类实体与非人类实体)的行动者置身其间，又以自己的行动保持着网络的运动与行动状态。同时，它也并非纯技术层面的网络，而是一个囊括了杂合体的复杂动态网络：包括“社会的社会学”关注的“人类之网”,也涵盖自然科学视野中的“物物之网”(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还囊括上述二者共同构造的“人—物”之网。未来新闻传播业态正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它是联结的。联结，使它突破了以往传统新闻业的“组织化”“中心化”的传播样态，人类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活动被楔入了更多的非人类实体要素，后者既促成了“联结”的杂合传播网络，自身亦成为未来新闻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联结的社会，是边界模糊的社会，既往稳固的要素边界，在各要素不断分分合合、变更重组的过程中，更加易变，这就使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具有了显著的开放性。从理论层面看，新媒介技术自身的特质，是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具有开放性的前提。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为核心的新媒介技术均是开放性的技术，它们作为联结的网络全域性地扩展开来，向社会系统的所有行动者开放，造成媒介的泛化，以至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组织乃至非人类的物质实体也被媒介化了。伴随“元技术”的普及和升级，技术簇持续迭代更新，以其为核心的人—机互动机制在新闻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显。以至于整个社会系统都被媒介化，彻底打破了媒介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的明确边界和固化壁垒，媒介触角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媒介与社会系统的联结更加微观化，媒介场景更加日常化。以往通常情况下，很少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个体或组织，如今凭借开放性的媒介技术，正逐步成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力量。例如，当今的诸多信息平台企业，本身即是借助媒介技术活性而兴起，在自身成长壮大的同时，它们也为个体传播提供了可参与的技术平台，平台与个体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加速渗透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未来新闻业开放性的有力推动者。
从新闻实践层面看，未来新闻传播业态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楚河汉界更加模糊。由此而言，本文提出的杂合体新闻业与当下广受关注的“融媒体”有不小的差异。在研究者的视域中，大多将“融媒体”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媒介融合实践，看作传播者运用不同形式的新旧媒体、采用不同形态的文本样式进行信息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的“媒介混合”。安德鲁·查德威克(Andrew Chadwick)曾讨论混合媒介体系(hybrid media system)与政治传播、权力建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混合媒介系统是在新旧媒介逻辑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看重“基于新旧媒体逻辑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旧媒体的做法如何适应并整合新媒体的做法”。“当较新的媒介被较旧的媒介所建立的机构同化或寄生于后者时，媒介混合也就产生了”。42可以看出，他虽采用了混合媒体体系的概念，但更强调新旧媒体的“不对称”,含义上更接近于“媒介融合”,依然强调“人类实体”在融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未来新闻业对社会个体、传播组织以及二者置身其间的信息数字传播网络等非人类实体一视同仁，人类实体与非人类实体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成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构关系。由此观之，“融媒体”“媒介融合”主要看到信息传播实践中的媒介表层现象，对于沉潜其下的人类实体与非人类实体如何交互作用尤其是非人类实体的动力机制尚缺乏明确分析。
如果说，未来新闻传播新业态的联结特征，为其开放性提供了可能，那么，它在联结与开放中的展开过程，又使其自身及诸项新闻活动具有了“过程性”的特点。传统媒介技术时代，媒介技术一旦进入社会化过程，其功能区间往往是明确的，其功能周期也是长线的，媒介技术成就的媒介形态一旦成形，会趋于稳定，形成相对闭合的媒介边界。因此，传统新闻业的存在多是长周期的，它相对稳定地存在于社会系统中，并自成体系，呈现为闭合性的媒体生态。但在未来新闻业中，因媒介技术生生不息的变化，技术迭代始终处于活跃状态，而且这种媒介技术又深深嵌入了无限联结之中。从新闻活动的角度看，未来新闻业的联结之网，是“人类之网”“物物之网”“人—物之网”的杂合体，新闻活动的诸多环节，尤其是传播过程中的“再生产”,能够触达何种“网络”之中的何种要素，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传统新闻业中的“现成性”,在未来新闻传播新业态中都变为“可能性”,而“可能性”则没有一个确定的形态，它更多表现为一个过程，一个“行动之流”。概言之，从未来新闻业的整体形态看，“可能性”“流变性”“过程性”是其颇为显著的特征。有人曾用“emerging media”概念对当下的媒介景观加以命名，“emerging”即“不断更新、不断变化、不断改变”之意。43因媒介技术处在永久未完成状态，技术的开放性使得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技术发展的具体样态和逻辑，技术建构着时间之流，由技术驱动、构筑的新闻业的未来图景，必将处在“emerging”状态中，表现出明显的过程性特征，其展开极富流动性，绵长且无止境。
五、复杂传播结构中的新闻业未来走向
“元技术”的技术活性所激发的影响是全息、全员、全域、全时性的，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依赖，也打破了社会系统对技术社会化效应的刚性约束，强大的社会建构在“元技术”效应的深广影响下，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化开始解构，整个社会系统因“元技术”影响，其既有结构和逻辑的有效性大幅度稀释，社会系统开始新一轮的系统调适，孕育新的结构和系统逻辑。“元技术”催生“新媒介”不断出现，而 “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信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意味着围绕它的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变动”。4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受“元技术”驱动的未来新闻传播业态不仅重构了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流程，也重组了传统新闻业的组织与结构，其社会效应甚至超出新闻业自身，不仅解构了既有的信息传播逻辑，而且重建了新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以此脉络考察，新闻业系统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新闻业与社会全系统的勾连更加深广，社会媒介化、媒介社会化双向渗透、彼此互动、相互形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与媒介的“双向互渗”导致的深度媒介化，不仅构造出新的实体，更重要的是构造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充了实体间的组合与联结方式，所谓“媒介融合”的终极意义即在于此。原本位于新闻活动之外的行动者(人类实体或非人类实体)会进入其中，本处于新闻活动边缘的行动者可能走向核心地带，而居于新闻实践主导地位的行动者也可能在行动者网络中被边缘化。这种行动者网络为结构化再生产带来了不确定性，使得原本动态可控的结构化再生产，充满易变性。它们的加入可能使预期中的结构化再生产得以实现，也可能偏离预期目标，走向未知。由此观之，行动者网络具有促结构化和消解结构的双重作用，它使行动者在结构化再生产中的地位处于变动不居状态。
实践表明，媒介技术在特定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新闻从业者本身还要大，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新闻活动的走向和新闻从业者的日常新闻实践。从现实来看，媒介技术对未来新闻传播新业态的信息传播实践带来了两种可能状态：(1)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以元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非人类实体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从表面看是人类的力量，而实际上它似乎对它的力量(也可以是它的行为)自治，以至妨碍了人的行为，即妨碍传播、决策和个体化。”45当下及未来的新闻实践，新媒介技术深广渗透，从新闻的生产到新闻的扩散，看似充满不确定性，但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非人类实体要素，力求在不确定的传播活动中锚定特定用户，以求得自身新闻传播的有效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媒体技术以行动者的姿态出现在新闻生产与传播整个流程之中，有时甚至成为真正的主导者，超越人类实体决定新闻实践的方方面面。(2)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在未来新闻传播新业态中，人类实体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无论个体还是社会群体，仍有可能以自身力量并借助“在手”的具身化技术，利用、改写甚至对抗技术的“确定性”新闻传播实践，特别是新新闻业，在“消费—生产—传播”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不再表现为一个稳固的最终文本，更多情况下呈现为一个“过程性文本”,“流动性”“不可还原性”成为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这也使未来新闻业充满不确定性。
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交互变革，打破了此前新闻业明晰的职业壁垒，新媒介的再组织化以及传统媒体的再组织化，成为媒介生态演化的必然选择。平台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展开的“媒体融合”行动，即是媒介系统调适中的突出现象，是媒介系统从微循环到大循环发生深刻变革的典型表征。因互联网、技术平台、社交媒体加入新闻的“生产—分发”过程，社会传播样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与传统新闻机构不同，平台媒体是综合性的信息“生产—传播”平台，各类信息充斥其间。作为传播机构，“新闻观念”在其运作过程中作用甚微，其主导性传播观念是“流量优先”。有研究表明，在算法推荐的新闻中，用户最看重趣味性，其次是重要性和接近性，传统新闻业最重视的真实性反而不被看重，46这种新闻消费倾向，反过来在平台算法中得到强化，罔顾传统新闻业看重的新闻理念；平台媒体从业者，也将自身看作“技术平台”中单纯的“技术人员”,“流量”依然是其主要行动指向；开放性技术平台上的“信息用户”,集信息“生产—挪用—传播”于一身，其行为诉求是多样化的。
平台媒体加入新闻信息生产的结果是海量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这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传统新闻业的高品质新闻，进而使传统新闻机构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社会信息生态不时出现恶化。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开放”与“联结”中保持自身生命力，如何在封闭与开放之间、快与慢之间求得平衡，成为封闭性与开放性兼具的新闻业态。封闭是为了生存；开放是为了成长。“封闭”是为保持其传统的优势。在这方面有些传统新闻机构因向用户提供“慢速新闻”而表现非凡，如2019年《纽约时报》订阅用户达到525万，数字收入超过8亿美元。47开放，是与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及其他要素联结，改造“慢速新闻”,为客户量身定做不同层次的信息产品，通过自己的传播渠道或与新新闻业以及更广泛的新闻用户合作，以“开放”行动达至更多用户。未来新闻业，只有传统新闻业还不够，它通达的社会公众有限；只有组织化的传播，也不健全，总会有新闻信息被遮蔽。平台媒体、社交媒体为向个体传播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新闻信息提供了条件。
总体而言，当代新闻业早已是一个联结的世界，且这种“联结”的特性日趋明显。联结的世界是一种非还原性的世界，任何行动者的加入都会使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再也回不到原初状态。职业化的传统新闻业中，其日常新闻活动是在强结构化新闻再生产的结构框架中进行的，所谓强结构化再生产，是指新闻活动中的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明确而稳定，新闻生产及传播流程中的规则亦明晰且富有成效，新闻职业系统也因此具有较强的专业属性和排他性；而在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中，新闻活动的弱结构式再生产，拆解了传统新闻业相对稳定的资源配置模式，其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规则不再以职业化传统新闻业的规则为标准，它看重的是联结更多实体，接入更多关系网络，并不考虑边界问题。在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中，现代新闻业早期形成的系统化、相对封闭化的稳定性强结构式的新闻再生产，逐渐被开放、联结且高度易变的弱结构式新闻再生产所取代。
余论
随着元技术的兴起，信息传播结构出现变动与重构，新闻业运行逻辑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杂合体新闻业正在往前推展，其内容与形式均处在动态变化中。多变量的复杂演化，造成传播关系的高度不确定性，在超限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确定性，成为当下以及未来新闻实践面临的巨大难题。正如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所言，问题域的增长率超过我们解决办法的能力。因技术进步，问题产生与解决办法都变得更复杂，而关键的症结还在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相对更大的增长速率。复杂性管理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我们处理更大复杂性的能力最终才会变得饱和起来。48新媒介技术活性释放出巨大的解构和重构能量，全方位重构了社会系统，也塑造了人本身。技术成为未来重要的行动者，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变得“难解难分”。这是推动新闻传播业态演进的物质基础，反之其亦将进一步形塑新闻业的未来走向。
新技术推动下新闻传播业态的加速演进及其发生的质变，将深刻促动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转换。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重要学术转向，生活世界现象学、解构主义等思想流派络绎出现，史学领域的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等也站稳了脚跟。与前二者相关，新闻传播、文化研究领域因伯明翰学派的崛起，开始重视文化传播活动中“受者”的重要作用。虽然有了“转向”迹象，但20世纪重要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相关研究依然大量集中于“组织化传播”“职业新闻活动”诸领域。49随着新闻业的实践活动已突破此前媒体机构和职业新闻实践的边界，它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高度融合渗透，问题域边界业已模糊，传统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的解释力大幅下降，甚至遭遇失效。在对复杂变量做到动态把握的基础上，建构面向未来新闻传播业态问题域的知识体系，或将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引发一场新的知识范式革命。
这种新知识范式革命将在技术与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学科自身、个体与传播等层面引发更多新议题。首先，技术演进及其社会效应，是值得关注的既涉新闻传播又具跨学科性质的宏观论题。技术具有“可见”与“不可见”的双重性，这既是技术自身的本质，也是技术社会效用的特征。在新闻业发展历程中，传播技术多处于“驯服”状态，人类行为主导了新闻业的演进脉络，技术因此被视为“可用不可见”的存在物，隐身于研究者的视野中。如今，随着元技术主导的各类非人类实体要素逐渐融入新闻传播活动并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传播便利，也引发了种种问题，但技术自身及其社会效应因其“不可见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必然更加彰显，伴随技术“隐藏”面的不断显露和被揭示，新闻传播等多个领域将会产生更多意想不到且又不得不面对的全新课题。
其次，对新闻传播学科而言，新闻传播业态的质变对既有新闻传播理论带来新挑战，传统新闻传播理念需要重新阐释、厘清、更迭与扩充，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新闻传播现象以及相伴而生的新问题也需运用不同以往的理论、视角予以审视和剖析。传统的新闻理念大多与“组织化传播”“大众传媒中心论”相联系，在未来新闻传播业态的视野中，“实体”“联结”“关系”以及“实体”与“关系”的辩证逻辑等，均是传统新闻传播理论未曾涉及，但在未来却不得不给予认真对待的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推进新闻传播学与包括计算机科学在内的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展开跨学科互动与合作，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理论、新方法不仅对于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意义不凡，对于各国新闻实践活动亦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最后，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与新闻业、社会系统之间的新型关系亟须重新审视。历史上，个体传播的缺位也好，20世纪下半叶学术研究领域“受众”的再发现也罢，终究未能摆脱个体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现实。在未来的新闻传播新业态中，个体的力量得以释放，如技术一样，作为实体的个体，也有“不可穷尽”的隐蔽面向，个体的 “隐没”与“凸显”变得同样触目。因此，个体、组织与社会两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且有了更多可能性，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如何评判“工具在手”的个体行动者的行动力及其对新闻业未来走向的影响，乃至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等诸领域潜在的长久作用机制，亦需深究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