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监视型社交”意味着主体在互动中收集彼此的信息，社交媒体的标准化与社交信息的数字化强化了此类实践，从而导致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管理和指导。相较于传统监视的集中化、系统化、非对称化特征，监视型社交超越了福柯“权力的微观机制”下的胁迫与压制，而呈现出“流动监视”诱惑与服从的新景观，具备分散化、扁平化、对等性等特征。监视内化于主体的日常实践中，从而将我们从敞视监狱带往全视监狱，无法知道在任意时间内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陌生人仔细检查的对象的世界。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监视理论，来说明监视者的目光是如何由许多人实施的，又是如何在许多人身上实施的。

关键词：监视型社交;权力;全视监狱;

社交技术在监视中的作用是有据可查的。例如，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公司汇总并收集用户提供的个人数据，这一过程有时称为“数据监视”（dataveillance）或“精算监视”（actuarial surveillance)1。数据监视指的是系统地使用个人数据调查或监测一个或多个人在各种平台上的交流或行动。我们在使用数字媒介时往往会留下数据痕迹，这些痕迹构成了我们的数字足迹。而当这些足迹被汇总或处理时，可以产生我们生活的非身体图景，数据监视者可以用它来为个人定制商品和服务，或者将个人归入某个类别。在理想化的形式中，精算监视可以做到将人口中的每个成员个体化——给每个人一个独特和持久的标识。每个人的行动都被记录下来，而个人的观察结果被收集和整理到整个人口当中。从这些综合的观察中，可以创造和发现模式，并产生统计上的规范。然后，这些规范被直接或间接地应用到个人身上，根据他们与所产生的规范的关系，对他们进行分类并采取可能的行动。

研究者发现，数据监视业已发展出多种方式：营销公司监视网络用户在网站和广告网络中移动时留下的数字痕迹。法律学者记录了执法部门使用社交媒体来追踪嫌疑人甚至潜在罪犯的活动。而政府总体而言在数字追踪方面变得非常积极，在公共场所部署实时面部识别技术和公共卫生监控技术，特别是接触者追踪应用，以跟踪个人行动，并根据结果监测和预测社会行为。数据监视在此被认为是应对社会危机的潜在有用工具，比如与健康有关的大流行病所产生的危机。

除了分析以上这些我们熟知的监视模式之外，学者们还开始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在社交网络上调查、询问、窃听和八卦而收集有关他们的同伴的信息。“Facebook跟踪”（Facebook stalking）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即挖掘Facebook上的数字材料以揭示他人的信息2。在中国的微博上也盛行“挖坟”，即将某人的旧贴找出来审查和批判，并与搜集到的有关此人的其他行为相匹配。

由于社交媒体的标准化与社交信息的数字化，这类实践得到了促进和扩展。研究者将这种转变概念化为横向监视（lateral surveillance）、参与式监视（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社会搜索（social searching）以及社会监视（social surveillance)3，本文将此称为“监视型社交”。

社交媒体上的社会监视与传统监视明显不同，以至于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它到底是不是监视。在《监视研究：概述》（Surveillance Studies:An Overview）一书中，戴维·里昂（David Lyon）将监视定义为“出于影响、管理、保护或指导的目的，对个人细节的集中化的、系统性的和例行的关注”4。通常，监视是指一种使民族国家或像公司这样的资本主义组织能够管理人口的活动。这种监视的概念涉及一种不对称性，即个人被结构性实体所监视，权力的天平绝大部分倾向于监视者。当然，个人总是既遵守又抵制监视。这种动态被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称为“控制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control)5。例如，对“逆向监视”（sousveillance）的描述涉及到重新利用监视设备来观察监视者6。

如果按照里昂的定义，监视型社交当然涉及“对个人细节的集中、系统和常规关注”，这是传统监视的特点。然而，虽然监视通常是为了管理、控制或影响特定人群，但在监视型社交中，监视导致了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管理和指导。监视的内化——由于被监视而导致的行为改变——可以通过监视型社交的研究视角得到最佳理解。

监视型社交存在三个关键的方面：权力、个体相互作用和对等性。我们在此讨论这一视角中的一些紧张和复杂情况。

一、权力：从胁迫到诱惑

无论监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影响、管理、保护还是引导，都涉及到某种权力关系。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将权力概念化，认为权力是每一种社会关系的内在因素，表现为微观的和去中心化的，而不是二元论或现代主义的7。后一种权力观建立在传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分法之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法学—政治理论”（juridical-political theory)8。

在法学—政治理论中，权力是一种等级制度的模式，从顶端的特定个人或团体向下流动。例如，十七世纪思想家的政治理论几乎完全基于这种模式。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界定主权的性质，即政治领袖行使公开政治控制的合法权利的来源。福柯认为，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中可以找到对法学政治理论的终极理论讨论。在霍布斯的笔下，我们发现了作为权力之源的主权者的形象。

在由此衍生的二元论或现代主义的权力概念中，一个大的实体，如政府或公司，对一个权力较小的行为者采取行动。权力是一个权威当局所拥有的东西，它“施加于事物之上”，可以对其“修改、使用、消耗或破坏”9。然而，福柯提出了另一种模式，即权力是微观层面的、分散的、存在于所有人类关系中的。他认为“权力的毛细血管”在网络和个人之间流动，权力是永远存在、流动不居的，并且在构成人类生活的平凡的日常活动中起作用10。在这个模式下，权力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某些强势力量对某些弱势个体的控制，而是所有个体通过广泛接受的有组织的行为形式对自己和他人进行的控制。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是通过一个类似于网的组织来运用和行使的。而个人不仅在它的线与线之间循环；他们总是处于同时经历和行使这种权力的地位”8I1。

现有的权力形式不断面临着多种抵抗的影响。不过，这些抵抗也只是其他形式的权力的表现。个人是这种推—拉互动活动的一部分，在互动中，权力获得协商。权力是“划定统治”的东西，但它也可以说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谈到这样的抵抗，福柯借鉴了电力的形象。权力在电路中流动，而抵抗类似于电流被简单地转化或转移为电阻。按照福柯的说法，诀窍在于，停止仅仅依靠寻找抵抗权力的方法（尤其是以有形的权威人物的形式）的策略，而是专注于认识权力实际转移的扩张性和普遍性的“结构”8I2。只有有意地意识到这些结构，人们才能通过自我的反行为和技术，形成生产性的抵抗，破坏特定生活方式、欲望、主体性和制度的生产。生产性抵抗是通过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事物、以新的意义重新装载物体/身体或扭转不同的陈规定型来进行的8I3。通过对结构稍有不同的主体性、生活方式、欲望和身体与其他目标的日常再创造，人们建设性地重新创造了自己。在这些活动中，主体的目的是想要少一点被统治，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被统治，从而实现伦理上必要的“权力逆转”8I4，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增加。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参与式监视”的提出者安德斯·阿尔布雷克特伦德（Anders Albrechtslund）才认为，建立在监视实践之上的在线社交网络使我们有机会挑战对监视的传统理解，这些理解往往集中在控制和剥夺权力上。他主张，在在线社交网络的背景下，监视是一种潜在的赋权、主体性的构建甚至是游戏性的东西8I5。

以此观照，数字时代的社交态度和习俗并不是由一个强大的政府，甚至是资本主义平台从上面任意强加的。相反，它们是从众多的“权力的微观机制”（micro-mechanisms of power）中发展出来的8I6。

将系统性的监视变成日常生活中常规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离开信息通信技术（ICTs）是无法想象的。信息通信技术被用来提高监视系统的功率、范围和能力。我们对此已极为熟悉：在大多数现代城市中心，没有人或人行道不被监视。固定的闭路电视摄像机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例如，在伦敦，每14个人就有不只一台闭路电视摄像机8I7，而且警察还在迅速地利用无人机和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增加他们的监视武器。电视真人秀节目不仅促进了直接的监视，同时令监视正常化，因为监视现在成了电视娱乐形式的一部分，甚至引发了趋之若鹜的观赏兴趣。

虽然摄像头监视无疑是监视的典型体现，但其他类型的ICT技术监视包括对各种数据、图像和信息的处理。我们最熟悉的场景可能是我们在机场经历的多重检查，从最初的票务信息和护照检查到行李检查和登机时的身份证和登机牌检查，现在人脸识别也进入了这个空间。在此例子中，公共的（政府部门比如海关和移民局）和私人的（比如航空公司和飞行常客俱乐部）的数据都被调出。还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以至于都不觉得自己在监视与被监视的例子，比如超市和其他商业机构的“忠诚卡”，它们为顾客提供折扣和会员特权，但同时也是收集购物者的消费数据的手段；在家中，看似无害的语音助手其实将客户视为“免费的研究和开发数据库”8I8，以不断改进流行设备背后的人工智能（AI）技术。

在所有这些监视中，我们被个体化，即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根据有关标准被识别，然后就我们的交易、交流、行为或活动进行某种分析。也就是说，某些类型的监控知识被生产出来，然后被用来标记个人，将他或她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利基市场或风险敏感性类别之中，并根据统治的需求将社会位置或机会分配给此人或彼人。这不仅仅意味着监视具有侵略性，更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部分是经由监视策略组织起来的。毫无疑问，今天的“监视社会”是所谓信息社会的副产品。

在监视的日常化当中，社交媒体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发展，“被我们自己的好奇心和愉悦感所补充，我们转发、加好友、分享和转帖”，从而将监视能力融入我们的日常乐趣中8I9。依赖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启示，即欲望是一台“机器”，其中无意识是生产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并非源于一种基于匮乏的想象力，而是直接化身为真实的、生产性的力量。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欲望机器”本身连接着各种其他机器，“没有任何欲望机器存在于大规模形成的社会机器之外；也没有任何社会机器不居于小规模的欲望机器之中”820。而作为社交媒体用户的我们，现在是生产欲望的机器的集合体，与其他机器——i Phone、Facebook乃至互联网等数字机器紧密相连。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连接性的时候，可能有助于纠正一种看法：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受到大规模监视，他们只是棋子，是日益全球化的监视机器中的一串代码。这显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或者说，权力的平衡的确以压倒性的优势向那些大机构倾斜。然而，重要的是看到另一面，即监视是一个互动过程。技术社会学家所称的“共同构建”（co-construction）很好地描述了监视的世界821。

为了发挥作用，监视系统依赖于它们的主体。事实上，正如福柯在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主体成为人自己的监视的承载者82。虽说在社交媒体中，监视主体变得“物化”了，因为他们的数据替身对监视系统来说比数据所取自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更真实，但人们对监视系统的参与往往是主动的、自觉的和有意的——人们服从（而不是被骗）、谈判，有时还会抵制他们生活中所陷入的监视系统。显然，随着社交媒体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主体卷入其中，不仅仅是监视的目标或承担者，而且是越来越有知识的和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正如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一切都从强制转向诱惑和引诱”823，一个监视社会不再追逐它的受害者，而是找到它的志愿者。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相信，监视的权力是与摧毁欲望和激情联系在一起的——“欲望是一种思想犯罪”824，然而今天正是这些欲望和激情成了数字暴露的助推器，也是监视的手段。

鲍曼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致力于发展他的流动性（liquidity）概念，将其“作为现代性当下阶段的主要隐喻”825。早期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能够长期控制空间的持久结构的发展。例如，诊所和监狱就体现了早期现代性的控制是如何与空间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晚期的、“流动”的现代性的特点是信息和物质对象的加速流动。与特定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刚性结构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在它们之间轻松传递的流动则更为重要。

在鲍曼和大卫·里昂合著的《流动的监视：一场对话》（Liquid Surveillance:A Conversation）中，流动性这一概念被用于分析监视，其核心论点是，随着人们通过新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追踪，随着数据积累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监视滑向了一种流动状态”826。“流动监视”（liquid surveillance）被描述为一种较软的监视形式，特别在消费领域中大行其道，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溢出到各处。监视已经不再依附于空间观察，比如敞视监狱（panopticon)827，我们现在来到了后敞视（post-panoptic）时代，“稳固的现代监视的固定性和空间方向与今天流动形式的移动、脉冲信号形成对比”828。

如果说敞视监狱的检查员是存在于某个地方的，那么在今天的权力关系中，那些掌握权力杠杆的人随时都可以逃脱，变成纯粹的不可触及。个人或许不知道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监视，但实践中他们的数据被不断收集，并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查看。因此，技术意味着监视不受地区或特定时间的限制。这可以从智慧城市的例子中看出，所有公民的数据都被追踪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方兴未艾的物联网也将大大改变数字监控。我们的家庭、汽车和城市中的物体之间的互联性，将创造出大量关于我们生活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会在物体之间来回传递，而且很可能会蜿蜒流向企业和政府的数据库。敞视监狱不再作为中央大型瞭望塔而存在，它已被重铸为安全摄像机和算法、在场警察和数据拖网。

总之，监视型社交的主旨并非打造敞视监狱，今天社交媒体掌握的权力模式与其说是胁迫，不如说是诱惑。与需要一定空间的敞视监狱不同，后敞视监狱不需要限制空间。监视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本身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日常工作。它表明监视不再是旧时的权力技术，而是个人使用的“文化工具”829。即是说，监视现在也是个人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文化习俗。

二、监视的扁平化：互相监视的个人

由于权力关系发生了这样的演变，监视型社交作用于个人之间，而不是组织实体和个人之间（例如政府监视公民或企业监视消费者）。

在传统的监视模式中，权力从调查者（政府或企业行为者）流向被调查者。那些建立监视系统的人通常有机会将被监视者纳入他们的视野，无论这种视野是字面意义上的还是隐喻的。正是他们保存着记录，持有着磁盘，维护着数据库，拥有进行挖掘的软件和对对象予以分类和归档的能力。

通常情况下，收集信息的群体拥有结构性或系统性的权力。但这种极端不对称的概念并没有捕捉到监视型社交的情况，后者通常是在社会地位相似的同龄人之间。如上所说，福柯的“权力的毛细血管”模式，意味着权力在个人之间不断变化。例如，虽然我们可能将恋爱关系理想化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但在任何时候，情侣中的一个成员都可能更富有，更漂亮，这些都会影响关系中的权力平衡。虽然这些起伏的后果与公司和个人之间、或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后果相差甚远，但它们对个人的意义并不小。

事实上，个人可能更关心他们与浪漫伴侣、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而没有那么关注一个模糊的公司或政府实体收集个人信息。此外，在许多社交网站上使用“朋友”一词来定义关系，使可能是基于社会角色的真实的权力差异似乎变得平淡了，例如老板/雇员，老师/学生，或者父母/孩子830。

实践中，监视型社交承认等级制度，其中包含了非常真实的权力差异，这些差异存在于国家/个体或公司/消费者之外，基于社会地位、种族、阶层、性别、社会角色等等。虽然监视型社交是在个人之间展开的，但这些个人不一定是“平等的”。此外，在某些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角色——作为父母、雇员或亲密伴侣——会意外发挥作用。例如，一个用户可能在抱怨工作的时候，忘记了他的老板也在“朋友圈”里。这表明，在监视型社交当中，“个人”和“实体”之间的划分并不像传统的监视模式那样泾渭分明，将社会等级而非结构性的等级考虑在内，就可以解释这种复杂性。它也意味着，“参与式监视”所称的那种监视的社会性和游戏性可以提供某种快乐或喜悦的想法，可能失之简单。

尽管权力的差异不可忽视，但权力结构性转移的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至，还是造成了监视的前所未有的扁平化。在监视研究中，监视和逆向监视都是思考社交网络中的权力和隐私问题的良好起点，但旧有的视角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日益普遍的情况，即权力相对平等的人们互相监视，并根据他们发现的信息采取行动。虽然此种行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831，但社交媒体与数字交往出现之前的人际沟通和中介沟通有很大不同。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交流是持久的、可复制的、可搜索的、可分享的和可扩展的；它可以很容易地被传播、复制和访问832。所有这些特征，都是超越直接互动情境的交流的特征（或是“对单一的语言事件的超越”，正如关于此类现象的一项出色研究的标题所示83）。此外，社交媒体网站是商业性的，并纳入了资本主义逻辑，如自我宣传和名人效应834。因此，社交媒体用户积极参与到自我意识的身份构建中，以管理印象，并将真实和潜在的受众考虑在内。

权力都是由监视产生和表达的835，但显然，这个命题并不能完全捕捉到个人使用同样的工具并相互监视的情况动态，如Facebook或微信上的两个“朋友”。内森·于尔根松（Nathan Jurgenson）将这种类型的权力称为“全视监狱”（omniopticon），即“许多人监视许多人”836。

“全视”的说法当然源自“敞视”，福柯一方面论证了权力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敞视监狱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福柯把敞视监狱的目的描述为“在犯人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永久性的可见状态，以保证权力的自动运行”837。敞视监狱里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注视”（gaze），它设置了一种单向注视，其结果是生产了在内心自我监管的主体。福柯预测说，这种无所不在、无法辨别的监视会成为现代的一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敞视监狱的意象不仅仅浓缩了《规训与惩罚》的论断，而且还可以看作对社会控制的现代形式的总结分析。

考虑到前边讨论的“欲望机器”以及胁迫被诱惑和引诱所取代的现实，我们已然开始看到，今天的监视模式不再是铁笼子，而是一个天鹅绒笼子——它现在既被强加，也为人们主动寻求。例如，社交媒体用户之所以被吸引到社交平台上，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某种社交满足感。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鲍曼指出：

大多数人使用社交媒体不是为了团结，不是为了开阔视野，而是为了给自己划定一个舒适区，在那里他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自己声音的回声，他们看到的唯一东西是自己脸的倒影。社交媒体非常有用，它们提供快乐，但它们是一个陷阱838。

把自己锁在舒适区，只是社交媒体的功用之一。人们非常愿意参与到可见度经济中，是因为它提供了社会资本。例如，低社会资本，特别是低信任度，可能是导致孤独的一个风险因素839；人们加入社交媒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感到孤独，而社交平台提供了一个出口来缓解这种紧张。“不再孤独”的希望（孤独就意味着被抛弃、被忽视和被排斥）压倒了对监视的不安，“对暴露的恐惧已经被得到关注的快乐所扑灭”840。在此意义上，社交媒体既是现代性弊病的症状，也是补救措施。

而人们之所以在社交媒体上选择自我暴露，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人是否值得信任的尺度，个人开始同陌生人形成一种心理交往的关系。福柯认为人们会在自己的监视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社交媒体的出现极大地说明了这一趋势；它就好比一个揭示内心真相的忏悔所。只不过不同的是，前现代的忏悔大多是私人的，而现在的忏悔则是公开的。这使鲍曼得出结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忏悔的社会，在那里公开自己既是美德又是义务。他指出，前现代与现代对忏悔的理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前现代，忏悔是承认自己的罪过，而到了现代，变成宣称“自我”的本真性841。

此外，鲍曼还特别指出了消费主义在此中扮演的角色。消费社会教我们把自己重塑为商品，一种能够获取注意力、吸引需求和顾客的产品842，而社交媒体正是为了保证获得社交游戏所需的关注。最终，社交媒体与其说是为了满足需求，不如说是为了将消费者商品化；人们正是因为自身是商品，才被定义为消费社会中的一员。

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自愿和广泛的可见性是社会控制方式发生巨变的基础。也因此，鲍曼认为，我们需要超越早期现代性用来理解社会控制的理论框架——即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敞视监狱。鲍曼认为，敞视监狱的控制充满了障碍：

它是一种昂贵的战略：征服空间并保有它，同时将其居民留在被监视之处……[快速运动]给权力拥有者提供了一个真正前所未有的机会：敞视权力技术的尴尬和恼人的方面都可以被处理掉。无论现代性历史的现阶段是什么，它都……首先是后敞视的843。

如前所述，后敞视监狱不需要空间，流动现代性的监视者可以从任何地方观察囚犯，而囚犯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观察。敞视监狱的强制性质在监视技术中被设计得愈发了无痕迹，社会控制本身变得更加具有适应性和个性化——也就是更加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忘记“敞视监狱”这个有用的隐喻，以理解数字时代的监视。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社交媒体的监视，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敞视时代一样充满强制性。从技术上来说，社交媒体是可选的，没有法律或正式规则要求我们参与。然而，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表明，弃权的社会成本很高。作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交媒体越来越难以选择不去加入。这是因为，当代的社会互动同时发生在物理和数字空间，社交媒体的弃权者必然会“错过”这种整体互动的一部分。而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最新的八卦，而是似乎会错过全面的社会融合。后一种错过威胁着人类对社交的根深蒂固的需求，使得放弃社交媒体的成本相当之高：放弃，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愿地将自我与社会集体相分离。要想实现福柯提到的“权力逆转”，人们的选项之一是退出社交媒体中的某些参与点，但完全退出整个网络则是社交自弃行为。

不过，流动监视的提出，令我们关于监视和社交媒体的对话终于超越了敞视监狱的隐喻。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凝视的普遍化已经成为现实。在全视监狱中，个人不仅是被动的消费者，也是内容和凝视的生产者。旧式消费社会的监视模式是社会学家托马斯·麦谢森（Thomas Mathiesen）所说的“单视监狱”（synopticon），即多数人观看少数人，人们茫然地盯着电视图像并进行消费的形象就是明证84。而建立在社交媒体上的全视监狱，描述了超越消费而进入产销合一的监视——一个许多人观看许多人的时代。

在监视型社交当中，社交媒体就是福柯笔下的毛细血管，通过它，权力不仅从平台流向用户，而且在用户之间跨网络流动。因此，虽然传统的和新形式的监视在本质上都依赖于权力关系，但监视型社交包含了个人关系中固有的权力差异。

传统的监视模式包括被霸权主义权力结构监视的个人，或监视结构实体以抵制霸权主义权力的个人，而监视型社交则将这两组对立的行为者都化为互相监视的个人。这与社交软件将所有关系扁平化为单一类别的方式相呼应，并将监视型社交与其他利用社交媒体的监视形式区分开来。例如，一个社交网络公司为了系统地收集游戏玩家的信息而推出的游戏并不构成监视型社交，尽管数据收集发生在该社交网络内部。相反，它属于“数据监视”的范畴，因为公司在这里是作为一个收集个人信息的实体。

许多人监视许多人不仅是一种日益强大的监视形式，而且是最具流动性的。有意思的是，鲍曼将多数人监视少数人的单视模式描述为“没有监视者的监视”845，也就是说，众人由于不是强大的少数人，根本不能被视为监视者。面对新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理论，来说明监视者的目光是如何由许多人实施的，又是如何在许多人身上实施的（同时亦不忘少数人在监视和被监视中的强大作用）。比如，可以将“流动监视”的理论与关于“社会监视”的工作结合起来，消除许多监视理论中自上而下的偏见，更好地整合横向的、社会性的监视，与传统监视理论对话。

三、对等性：无限多的情境崩溃

最后，监视型社交是对等的：每个参与者既在广播给别人看的信息，又在看别人广播的信息。

很奇特的事情是，大多数社交媒体用户并不那么关心政府或公司是否监视他们的在线活动，而是非常在乎他们的扩展社交网络中的关键成员，例如老板或父母，是否在随时监视846。结果，人们自我监视他们的在线行为，以在公开和隐匿之间保持理想的平衡，同时轻松地消费他人的个人资料和状态更新847。这种自我监视与内化的监视型社交实践有关；正如丹尼尔·特洛蒂尔（Daniel Trottier）所写到的，“被他人看到的可能性使他们自己的监视情境化”848。

以前互不相干的监视行为通过与社交媒体的长期接触而相互促进。这种互增强是社交媒体造就的社会融合的产物。为了理解互增强，可以考虑三种有形的监视：（a）个人互相监视，（b）机构监视目标人口，以及（c）企业监视其市场。个人、机构和市场的监视，现在都依赖于相同的界面和信息。这意味着，为任何单一目上传的个人信息都有可能被用于数种监视。而所有这三种监视又因社交媒体的指数级增长而得到加强，因为越来越多的用户加入社交网络，来监视同龄人、人群和市场。

互增强的结果是类似的可见性、共同的风险，以及拥有共同的工具来监视他人。无论个人、机构还是企业，其自身在社交媒体上的可见性，构成了他们从事监视型社交的主要动机。也就是说，被他人监视的可能性成为了他们自己的监视背景。这不仅表明监视在社交媒体上属于常见行动，而且还削弱了用户对暗中监视他人的道德担忧。例如，从事公共关系或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他们经常仔细检查用户的对话，看是否提到了他们所代表的品牌。

这个过程揭示了很多关于社交媒体中的社会规范、用户行为和自我展示策略的信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组织社交活动的论述849在这里具有新的意义，因为社交媒体使社交表演中前台和后台之间的区别变得复杂。鉴于个人隐藏于公众审视之外的污名化信息无处不在850，对情境界限的常规突破尤其令人不安。而无论网站时代的人肉搜索还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挖坟”，都意味着此种情境界限的被打破。

在社交媒体研究中，“情境崩溃”（context collapse）的概念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它指的是“一个人的社交网络中多个不同受众的扁平化，这样，出自不同情境的人就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消息接收者群体的一部分”851。这通常被视为一个问题，它扭曲了关于交流的“正常”假设，需要谨慎对待和小心修复。而这一问题是社交网络传播的特定特征（可供性和约束条件）造成的结果，使我们有关空间和地点的隐喻变得复杂，原先所持的观众彼此分开的信念也被动摇852，并将我们从一个相对透明的受众世界带到了一个远不透明的“网络公众”世界853。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互联网的社交性已经逐渐从匿名平台转移到了多重、广泛的身份表演和基于个人资料的互动。确保用户的独特身份不仅是身份表演的一部分，也是社交媒体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尽管普遍存在“暴露”倾向（可称之为一种数字“暴露癖”），但用户并不认同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完全透明”。更有可能的是，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保持匿名，或觉得处于“朋友”之中能够拥有隐私安全。而且，他们往往缺乏对观众的认知，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这么多人“观看”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的受众出于想象854，可能与发布个人资料、博客文章、推文或短视频时的实际受众完全不同。

往往在这时就会发生情境崩溃，即在大量不同的受众占据同一空间的情况下，为一些受众准备的信息被发送到另外一些受众那里，而新的受众的反应可能是不友好的和高度负面的，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原来的情境。

预测受众的理解和反应，以及在更基本的层面上，预测他们的社会和心理取向，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是第一个解决未知受众问题的人。《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将情境理论应用于电视和广播等电子媒介带来的变化85。梅罗维茨声称，这些新技术打破了不同类型受众之间的障碍，因为所制作的内容被广泛传播。人们根据情境而不是固定的心理特征对情境作出反应，同时，情境和社会秩序是由参与者集体产生的856。而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里，戈夫曼认为，个人会发展出“受众隔离”（audience segregation），确保他们将自己扮演某一角色的受众与扮演不同角色的其他受众隔离开来857。情境崩溃就是因为未能做到受众隔离。这部分是因为，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倾向于暗示自己的表演是他们最重要的角色表演，并彰显自己与特定观众的关系有其独特性。但如果被发现对不同的观众进行不同的表演，这种印象就会崩溃。

在交流中，某些情境比其他情境更容易允许外部网络和角色轻松渗透，或者更容易保持相对牢固的情境边界。戴维斯和于尔根松（Davis&Jurgenson）提到了交流的“早期的相对分割”858，这与假定的受众和情境清晰度有关。人们曾经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与谁互动，因此，他们对应该如何互动也了如指掌。但与此前的媒介技术相比，社交媒体平台在实践中提供的对预期受众的控制较少，而且不同情境（如工作、家庭）在一个平台上混杂出现。

随着情境出现多孔性，在多重的、断裂的和不可见的受众中游走，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用户在不同情境下的日常生活和身份表演的一部分。但社交媒体的设计本身却限制了构建和维护众多在线身份的可能性。因此，社交媒体的使用总是面临情境崩溃的考验。早在2009年，迈克尔·韦施（Michael Wesch）就将You Tube上发布的视频博客（vlog）的困境描述为“无限多的情境崩溃”859。

社交媒体促进了多个受众在一个平台上的共存。它们独特的不透明结构使得个人用户很难区分不同的受众。在社交媒体上遭遇“情境崩溃”，往往意味着用户隐藏的信息被暴露给不想触达的受众，导致其没有办法再去正常地进行社会交往。严重的情形则会出现“社会性死亡”，即个体遭遇网络暴力后，陷入社交往来被阻断、社会声誉被倾轧的困境。而且，如前文所述，在关系被扁平化的社交技术中，诸如雇主或父母之类的明确等级社会角色的重新出现表明，即使技术试图将所有联系归类为“朋友”类别，权力也始终存在着并得到加强。

在社交媒体上发生情境碰撞的情况往往涉及到权威与下属的关系，比如青少年发布的信息被他们的父母发现，员工因为发布关于老板的信息而受到惩罚，或者学生在朋友圈晒的东西被老师看到。更严重的是，有人发布他们的非法活动，当被警察看到时，可能导致法律后果。例如，宾德、豪斯和萨克利夫（Binder,Howes&Sutcliffe）通过调查数据显示，Facebook网络内部的多样性与网络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也就是说，随着社交网络中多样性的增加，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成员产生问题的概率上升了。这对亲属来说尤为突出，因为家庭的期望可能与行为人生活中的其他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860同样，布兰采格、卢德斯和斯切特纳（Brandtzaeg,Lüders&Skjetne）发现，大型社交网络会导致监视和社会控制的体验，以及相关的顺从行为，特别是在年轻用户中，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应对来自同伴、家庭成员和职业联系人的实际或潜在的负面看法。861

情境崩溃还通过达菲和陈（Duffy&Chan）所说的“想象的监视”对真实性施加影响：社交媒体用户想象他们经常受到审查，并改变他们的在线行为，缘于害怕发布可能被认定对某个受众不合适的内容而不得不承担负面后果。862而特里格斯等人（Triggs et al.）指出，社交媒体用户发现自己对目标受众的控制力下降，因为帖子、图片、故事和时间线可以被以前截然分开的群体看到，这令人感觉在网络环境中失去了隐私。863因此，由于对等性的存在，用户在监视别人的时候学会了监视自己，特别是在讨论敏感话题时，并通常展示“只有他们网络中的最低共同标准才会接受的最良性的身份表演”864。

情境崩溃的实质性原因在于，本打算在一个社会领域内交流的内容在另一个社会领域内可以获得，所以，社交媒体中交流的对等性，有可能直接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程度上升，产生诸如明确的批评、社交失误、破坏性的流言蜚语和违反信任的行为等后果。监视型社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可见度提高，不仅必然会减少隐私，也极大增加了社会领域冲突的可能性。

四、前所未有的监视文化

基于以上三点，在社交媒体上，一种前所未有的监视文化正在出现。它的主要特点是，人们积极参与其中，试图对自己和他人的监视进行管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如果监视资本主义将人性作为产品开发和市场交换的原材料，那么必然产生知识的极端不对称，以及从这些知识中所获取的权力的巨大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体现为通用交流界面（即所谓的“平台”）865的兴起，其目的是确保人们在该处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同时执行尽可能多的操作。平台是打通社会互动领域和利润领域的一种制度化方式（一个有力例证是微信红包）。简单的“平台”的名字掩盖了世界的一个重大变化：直到200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个世界还主要是非网络化的社会行动，并不集中在某处（也就是说，小地方和小型网络永远也无法叠加出一个更大的网络），然而，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来到一个网络化的社会行动的世界，这些行动通过公司（而非公共）所有权下的少数平台传递86。

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即随着我们通常所做的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被鼓励发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经济价值越来越不取决于直接销售商品或服务这样的密集商业活动，而主要取决于有关潜在的未来行动的数据（即延长了的商业活动）。但是，通过新的基础设施条件，在线商业的无限扩张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特别是自由，引发深远的影响，而新的基础条件迫使我们能够接受并维持这种转变。正如法律理论家朱莉·科恩（Julie E.Cohen）探索的那样，两种接受形式至关重要。首先，永久监视规范已被接受867：即使是最普通的初创企业，其业务模型也可能依赖于收集有关其用户的数据来交叉补贴其声称所要提供的服务，使用者接受永久监视，通常被视为与行动自由的基本原则相抵触868。其次，在此基础上，人们接受了平台和系统架构欲执行基本操作所依赖的更广泛的运行条件：对个人面对系统的脆弱性采取某种实用主义的接受，即只要系统认为合适，可以从系统中排除自己。正如科恩所说，这两个层次的接受度，构成一种基于系统的威权主义，横跨日常生活的广大范围。869

监视文化的概念扩大了以前关于监视国家和监视社会的辩论，可以促进对伦理和公民权的讨论。文化一词在此处的使用，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意义上的870，即监视正在成为当代人整个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监视不再仅仅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外部事物。它是公民日常遵守的东西——也许是自愿的和有意的，也许不是——但对于它，我们不停地谈判、抵制、参与，甚至以新的方式发起和渴望。监视不再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维度，也不再是社会规训或控制的技术强化模式，它现在已被内化，并成为对事物现状和日常实践的经常性反思的一部分。

对日常生活的更多关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日常生活以前是机构行动和审查的剩余部分871。然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它越来越受到监视的覆盖。生活在全视监狱之中，我们从来不知道在任意时间内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陌生人仔细检查的对象的世界。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872如今，在一种别样的意义上，我们已经不可能过上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当监视与自我监视日益内化于主体的日常实践中，我们将不得不对社交技术进行伦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