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在全球肆虐一年有余，尽管随着疫苗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及，疫情趋缓。但正如印度二次暴发所显示的，疫情何时全球性平息、何时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或疫情是否会表现为新常态，新冠疫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实难判断。令人失望的是，疫情面前本应是世界各国搁置分歧、加强合作，但现实却是大国间互相推诿，“疫苗外交”和“疫苗民族主义”等各种“疫苗政治”此起彼伏，有些国家将公共卫生安全与传统安全挂钩，反而恶化了国际关系。
在东亚地区，疫情前即已存在的紧张因素并未缓解，中国外交面临的安全形势也较为严峻。从疫情后中日关系的演进中也可以发现，疫情前已有所升温的双边关系再次由暖转凉，消极因素和风险因素均在增长。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今年中日两国间问题不断，并且呈现出从领土争议、到地区安全直至秩序建构的多层面冲突1的复杂局面。在中美关系转向以竞争为主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安全关系的走向对中国外交乃至地区秩序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将简单分析疫情冲击下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性及风险。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
最高决策者之间的直接对话对于确定两国关系基调、减少因误解或沟通不畅导致的冲突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也证明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和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外交密不可分。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后两国政治关系出现良性发展的势头。2019年12月中国领导人会见安倍时提出双方应该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增进安全互信，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安倍则表示日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
2020年2月底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访日时对日方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坚定支持日方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安倍则高度评价中方抗疫积极成果，愿同中方加强信息共享、疫情防控等交流合作，向国际社会发出携手应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挑战的积极信号。
去年中日关系中的促进因素依然是双边经贸关系。去年一年，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175.38亿美元，同比增长0.8%。其中，中国自日本进口1748.74亿美元，同比增长1.8%。日本财务省1月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出口额比上年减少11.1%。但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实现复苏，日本非铁金属、汽车及塑料对华出口显著增长，拉动日本全年对华出口增长2.7%。日本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升至22%，中国再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在全球因疫情出现全面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关系不退反进，也算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进而言之，中国2020年成为少数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尽管在特殊时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至少可以肯定，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贸易关系依然十分紧密，中国与世界市场脱钩的成本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将很大。中日经贸关系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依然可以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保证和实际利益需求。此外，日本去年参加RECP和中国在CPTPP问题上的积极表态，都是对地区经济贸易一体化的重大推动，表明至少在经贸领域两国的竞争意识有所松动，这对于疫情后中日经贸关系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可谓利好。
但是，当全球经济下滑且起因特殊时，“一枝独秀”往往也具有复杂性，目前在疫苗研发、生产与认定、病毒溯源等问题上仍面临着一些政治性困难，预示着疫情后的国际政治或很难以“团结”的形式出现，经济往来也存在同样的风险率先复苏的中国对外贸易或也存在受到不公正质疑甚至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可能。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趋势将会加大关系中的冲突风险和安全与经济日益分离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双方经济相互依赖增强的同时，政治与安全关系上的对立和潜在冲突日益严重，并可能成为疫情后中日关系的主要冲突领域。
二、安全冲突的加剧与风险的增加
安全问题日益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中日军事力量对比最近十余年来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在常规武器方面，随着中国新一批作战舰艇和作战飞机的服役，日本在海上和空中的技术和装备优势正在消失，中国的数量优势正在扩大。这一现实成为日本在安全领域对华认知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日本明确或潜在的威胁论的判断前提。在日本看来，中国在军事上正在形成对日本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反映在领土等双边层面，更进一步反映到双方对地区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认识与政策层面上。简言之，中国在国防领域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可能被日本视为对日本本国安全利益和地区安全秩序的“威胁”。
今年以来，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在继承前任对华强硬政策的同时强调与同盟的合作，日本需要比以前更多地回应美国的要求。而日本对本国安全的考量也促使了其对美国的依赖和与中国抗衡，其根本特点在于将本土安全、地区秩序相结合，将中国置于秩序挑战者（改变现状者）的位置，认同和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通过加强与其他地区内外主要国家的安全合作显示其在中日双边和地区秩序中的影响和存在感。
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访美集中体现了上述特点。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菅义伟首相称中国崛起导致了均势的变化，在抗疫过程中也表现出本国中心主义，不确定性增加，旨在改变现状。为此，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不会在主权、人权、民主主义等方面让步，明确坚持自己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同时，菅义伟将“后新冠时代”的国际秩序构筑定义为“团结的世界”，其主要内容包括：1.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强调法律支配的自由开放秩序；2.扩大自由公正的经济圈；3.民主主义与人权。在此之前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则重点提到了南海问题，并在中日建交后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第一次提到了以前颇为忌讳的台湾问题。可以看出，在秩序认知和建构上，日本体现出了比以往更为积极的多边共识和介入姿态。
在安全合作的实务层面上，首先是自卫队与美国海军的合作日益加深，演练针对性日益增强，演习内容日益丰富。从防空、对舰攻击到最近重视反潜、救援，实际上都是以不断增长的所谓中国海军威胁为主要对象的。此外，日本通过增加军事演习次数、扩大军事演习范围（包括地理范围与演习内容）、增加军事演习参加成员、增强演习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等，提升并扩展了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就在近期短短两三个月里，日本与多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联合演习，4月日美澳印在孟加拉湾联合军事演习后，5月11-17日，美日两军举行岛屿防御与城市巷战的联合军演，并首次邀请法国军队参加。同一期间美日法澳四国的登陆舰、驱逐舰等也举行联合军演，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保卫（夺取）岛屿作战中包括海上支援、登陆、登陆后作战等陆海空联合作战的预演。5月英国宣布将派遣航母编队在印度洋举行军事演习，并将首次顺访日本，荷兰海军驱逐舰也将在途中加入英国航母编队。同月13日，日德2+2线上会议德国宣布将在夏天派遣舰艇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这系列双边、多边联合军演的频度、深度和广度都是日本寻求多边合作的明显动向。
总之，日本防务政策内容更为丰富，防范对象更为明确。在以往加强本土防御、借助美日同盟（包括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与战略威慑力量）提升对外威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多边合作的内容与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印太区域内的美日澳印多边防务合作（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情报合作、联合军事演习、物资交换等），第二个层次则是与区域外国家的防务合作，这一层次与前者的实用性相比，或更是为了显示“团结”，保持甚至增加多边安全在外交上对中国的压力。当然，日本防务政策的这一变化也是由于受到预算、财政等方面的限制，在不确定性增大的外部安全压力面前，日本难以靠一己之力扩大军备，只能选择依靠同盟和多边来分担压力。但至少在安全领域，日本将利用各种机会平衡中国的影响，这一点或可决定中日安全关系不容乐观，而疫情后一些新的因素可能还将加剧双边关系的风险。
三、疫情后中日关系新的风险因素
在中美关系日渐强调竞争、中日安全关系存在多层面冲突风险的双重环境下，中日关系在疫情后缺乏持续回暖的动力和动机。更令人担忧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恐将加强。欧美等国在对华政策方向上似已达成基本共识，安全、政治、甚至经济领域对华强硬，至少“保持距离”或将常态化。在很多对华政策和对华认知上，多少已经出现了“意识形态挂帅”的迹象。一旦意识形态走进外交决策的核心部分和外交舞台的前台，经济合作能够发挥的润滑作用必将有所下降。
近年来，日本愈发强调“价值观”在外交中的作用，将意识形态作为加强同盟合作、争取国际道义制高点的重要工具，特别是随着欧美等国对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攻击的增多，日本今年对中国的批评较之以前也更为直接、明确，如前所述，菅义伟更是表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让步。这种姿态如果持续下去，日本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与实施的影响将会增加，从而对中日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此外，尽管中国为全球抗疫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总体而言，并未改变在这一问题上相对被动的总体形象，西方可以轻易甚至主动制造话题并形成某种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
意识形态和泛政治化的对华政策还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两国民间对对方的印象。日本各界对华印象持续下降与日本舆论对华报道的整体负面性密切相关，一旦中国与外界发生纠纷，日本媒体基本上会倾向于以中方负有责任为前提，这种判断倾向与报道导向对政策和民间印象的心理影响不可忽视。如果意识形态因素的比重增加，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日本对华印象难以取得根本性改善。尽管两国领导人2018年首脑峰会后就颇有远见地将加强人文交流作为今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看成效并不显著。两国政府是否存在改善相互印象的明确意愿，如何开展实务层面的具体合作，应是双方重要的政策议题。
此外，前文已经提到，中日经贸关系去年保持良好的势头，说明两国的经贸关系难以割舍。相对而言，与欧美相比，日本在经济上并没有正式对华制裁。尽管如此，日本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活动的防范或已在所难免，据报道日本政府正在修改或制定法律，要求铁路、信息、金融、行政服务、医疗、物流、电力、机场、石油、化学等14个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制定安全措施，建立使用海外IT机器、将数据库建在海外、利用海外云服务等的安全保障标准。此中没有明确指出“海外”的含义，但“对标中国”不言而喻。某种意义上，即使疫情促成了两国的某种合作，但不太可能改变中日关系总体趋向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趋势，或许说只是延缓了更有可能的增加冲突的进程。
实际上，如何定位中国、如何定位中日关系、明确对华政策目标或许是日本决策者必须进行抉择的问题。从日本的角度看，依托日美同盟确保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是现实选择，相对而言不确定性少，政治成本和安全成本较低，同盟的风险也基本可控。但战后这一基本“国策”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美国在地区局势中占据绝对优势，不存在动摇美军在亚太优势地位的军事力量，二是中美关系不会出现敌对性的重大转折。而在中美关系竞争因素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中美权力结构对比也发生变化的今天，安全靠同盟、经贸靠中国和地区发展，借助美国安全保证稳定地区局势并进而稳定中日关系的做法将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日方应该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经济上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但是，仅仅靠施加压力和“阻断”、脱钩是否真的符合日本利益甚至地区利益？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日本似乎还需要更加慎重和全面地考虑。当然，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如何体现国际责任和和平发展的主题，也需要更加多元的思维。
必须承认，包括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内，地区局势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权力结构和秩序变动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日关系时紧时松一部分也是各方对形势难以准确和及时预判的结果，政策的“试错”是必须考虑到的风险。但是，“试”总比“离”或“战”要好，如果峰会因时机等原因尚需时日和外交协调，中日是否可以在认识复杂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考虑从危机管理的视角开展安全领域实务层面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对冲突的可能性进行磋商与管理来改善或稳定中日安全关系？海空联络机制或是双方安全对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结语：推动海空联络机制，逐步改善中日安全关系
在中日安全关系中，利益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海洋以及围绕海洋利益的周边空域，经过多年谈判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终于在2018年6月修成正果，正式开启，这是中日安全对话走向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但仅从官方报道看，联络机制实质性进展似乎有限，特别是其最核心的内容——热线电话机制依然没有开通，中日安全防务对话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去年年底前后，中日在热线电话问题上都进行了积极的表态。11月24日外交部长王毅访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谈时，双方共同做出了“争取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等六项决定。12月14日，国防部长魏凤和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频通话，双方同意就尽早开设“海空联络机制”之一环的紧急时联通干部热线展开磋商。[11]可以发现，对“热线”的表述已经比王毅部长访日时有所降温。在今年3月中日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年度视频会议上，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双方主要围绕地区局势、钓鱼岛和中国《海警法》等双方的冲突点宣示了各自主张，对联络机制本身的磋商仍停留在肯定共识、“尽早开通直通电话”的阶段。
海空联络机制仍无法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或是由于尚没有进入两国最高决策者的决策范畴，或是由于东海问题涉及主权所带来的复杂性，因此难以形成具有持续性和规则性的机制。但是，在海上军事冲突风险增加的今天，如何回避因误判和信息不畅导致的冲突应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以海空联络机制为突破口，从细节入手，通过局部改善来缓解紧张、增加信任从而影响全局，将有助于地区的稳定。进而言之，在政治化、安全化有可能导致更不确定、更具风险的后疫情时代，中日安全关系能否未雨绸缪，表现出共同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积极姿态，或许是中日两国应对地区秩序承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