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研究的需要，近来对近代法学以及法学人物的一些情况时有注意。日子多了，一个问题不时出现我的面前：对于近代一些人物，我们应当怎样前缀大名？我的意思是指，我们应当用什么“家”来称呼他们？问题似乎不是问题，只是，较真儿起来还真有点可说的。这对“法学家”一词来说可能尤其如此。
先看例子。梁启超是个出名人物，说他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没有疑问，听起来顺耳，这是习惯。翻翻关于近代历史的书籍，既不能不提他，也不能不这样称呼他。此人当然了得，以现代学术分类来看，不论哲学、文学、政治学、史学，还是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都有涉猎，而且颇使现代学人心存嫉妒。说他是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虽说有点不大对劲，但也基本有些习惯了。然而，说他是法学家，便不免有些让人犯难。毕竟过去压根儿没人这么说过。对于我们研习法学的人，更多是将其和“变法维新”联系起来的，再多一步，则知除了上述某些哲学社会科学之外由于有阵子时局吃紧，梁曾出走国外避难，其身上挂满政治活动分子的“形象LOGO”。
时代是会变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心中也会变的。
这两年见到一本书，名为《梁启超法学文集》，此书列入一个文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是由颇为正规的“政法大学”出版的。盯住看看，便知道梁启超该是“法学家”了。的确，编者说应当记住“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再将《文集》翻翻，仔细读来，觉得其中文字颇有“现代法学家手笔”的意思。说个细节。梁对“法”字之语源，很有考究，称“法”字可源参《说文解字》，与“刑”有关，“平之如水，从水”，而且与“律”、“典”、“则”、“式”、“范”等意有关，梁并给出了精巧的解说注疏。可以指出，后来中国法学著述（一般著作文章特别是教科书）只要提到“法”字的意思，叙述解讲，与“梁说”十分相仿，干脆就是“梁说”的翻版。
以为梁启超只是个案，所以又去翻阅另外资料。发现，类似者仍有。张君劢、胡汉民等即是。张君劢的法学文章写得漂亮，很是专业，尤其长于宪法之类，故近来已有学人拿其法学理论说事。胡汉民在高举三民主义的时候，也是细说法律肌理，亦有行道，当年其学说受到批判之际，是被当作法学业内人士来对待的。还看到方孝岳，其写有《近代法律思想之进化》，载《东方杂志》1921年十六卷十八期。文章写得不泛，梳理精细，近代法学重点都有渐次的评说。另外方孝岳编译了《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分为上下两册，1921年和1923年分别初版，没过几年又再版三次，很是畅销。此书源自英文The 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世纪欧陆法律发达史》，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英文原著作序者有三位：John Wigmore、Frederick Pollock和Edwin Borchard.他们是清一色的法律学者。英文原著部分译自法文。法文作者和英文译者也是正宗的法律学者，像（法文作者）Leon Duguit、Joseph Charmont，还有（英文译者）Layton Register和Ernest Brunchen.通过中文译著，可以看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看到讲究技术性的法学，当然又不乏宏观的社会背景交代。不过，现在都说方孝岳是文史学家，网上以其名作关键词查询，莫不如此。
如果梁启超可称“法学家”，那么有何理由说张、胡、方等不是？
后来继续翻阅资料，包括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发现一个现象。要是文学专业人士提到梁，除了“思想家”外，一般首先说他是文学家，要是政治学专业人士则首先称梁为政治学家，依此顺之……换句话说，各专业人士基本首先以自己专业确定梁的“……家”冠名。说起张、胡、方，基本也是这样。看来，法学专业人士说梁启超是“法学家”，进而说张、胡、方是，自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专业视角总会而且必须发挥作用。行业队伍的发展壮大，是靠业内分子的“……家”命名运动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百科全书式学问盛行，梁启超已经开了先例，后来者则频频跟进。这是当代人已经承认的。学问做到一个份上，自然可以在各个领域内“通吃”，哪有学问之理互不相通的？的确，以法学来说，其学术运作，基本上是在法律之上寻理推论，其特别之处只是“围绕法律来转”。其他学问也是这样。政治学不就是围绕政治来转？经济学不就是围绕经济来转……既然除了特别之处，皆为寻理推论之事，那么以康德主义来论，推理能力是 “先验”的，于是，稍有训练熟悉，自然可以无所不通，剩下需要打理的事情就是确定所谓专业的基点：比如法律、政治、经济……从近代相当一些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考察，他们是相信这点的，否则，他们不会那么“百科全书”。如此，就给当代人发挥专业视角，要么冠名这“家”那“家”，要么冠名“法学家”，提供了左右自由的历史平台。
但是，这些不是最关键的。最为关键的是，近代是个内外交融、地覆天翻的时代，因为社会问题杂多，故而主义标榜辈出，知识分子透露了特别的“公共化”。当1926年北京出现悬挂外国国旗事件的时候，还有1930年代初期的牛兰事件以及后来更为明显的沈崇事件，当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种种争执，各类知识分子只要有工夫，情绪稍有调动，无一不站出说上几句。
社会问题的纠葛，时常和法律有着联系。说到根子上，许久以来，由于作为制度的法律总是在场的，如果要解决纠葛甚至纠纷，则必须在法律上思考一番，人们并且经此可以拿出一个观点。就像今天一样，当出现了孙志刚案、刘涌案、消费纠纷案，甚至一般笔墨官司还有争执一项教育收费是否合理……的时候，只要相关法律条文拿到桌面上，一般知识分子可以读到，并有兴趣，挑起神经，那么，提出个法律分析不说特别容易，也是并不怎么困难的。在此，知识分子的特别公共化，是和法律问题本身的时常公共化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的技术一面，只是表象，通常是个“查阅资料”的工作，也就是查阅有关的规定。一般来说，条文不至于让一般人读不懂。于是，读到了条文也就等于“查阅到了资料”。剩下的事情就是“持之有据”的论理。所以，在法律问题公共化之上实现知识分子的言说公共化，并不存在特别的专业障碍。而说多了，说得到位，并且常有法学行话的外表包装，论理也就有“法学家”的味道了。
在这个意义上，法学，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学家”，尽管和社会分工及 “学历出身”有着联系，然而就最为关键的方面而言，实在是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倒不一定是个纯粹的“名实”或者“名份”问题。“名”是可以说的、打扮的。在近代，这可能尤为如此。故而梁启超，还有张、胡、方，以及其他近代人物，如果可以当作“法学家”，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意思讲，他们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