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处听到蓝青官话

1980年代，一位北京语言学院的教师对我说，他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普通话已经能够自由谈话，并且每天看中文报纸，但是在假期中从北京到外地去旅游，听不懂外地的方言普通话，要求补习方言普通话。这位教师把我的谈话录了音，作为“吴语普通话”的听力教材。我自己听了自己的录音，浓重的常州土腔，实在难听！我的老伴张允和是合肥人，她的普通话是“半精（北京）半肥（合肥）”，我的普通话是“南腔北调”。我们结婚至今六十七年，各说各的方言普通话。

“方言普通话”从前叫做“蓝青官话”。这不是一种语言，实际是多种语言，各地不同，各人不同，有的难懂，有的比较容易懂，“可懂性”差异很大。

“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政协的小组会上，竺可桢先生用他的浙江普通话发言，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叫我当翻译。竺先生慨叹说：“我说英语能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走不出家乡，我年轻时候没有受到国语训练，下一代青年必须学习英语那样学好普通话！”

香港姚德怀先生说，梁启超先生说一口广东官话。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梁先生把“考”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光绪皇帝侧耳倾听，还是听不懂。后来梁先生长期住在北京，可是乡音难改；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王桐龄去听讲，逢课必到，总是听不到二三成。

沈从文先生的湖南普通话也难懂。他长期在北京，但是乡音未改 。他到美国讲学，他的连襟傅汉思教授（Hans Frankel）当翻译，遇到听不懂沈的说话，只好以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说，代替翻译。有一次，我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张兆和说：“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时候，黎锦熙先生曾对我说：“我一生提倡国语，可是我怎么也丢不掉湖南土音！”其实，黎锦熙先生的湖南普通话大家都能听懂。

叶圣陶先生的方言普通话有鲜明的苏州特色，但是大家都听得懂；可见带有方言特色也不一定妨碍交际。

1956年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副总理担任，他一口四川话，但是大家都听得懂；委员们多数乡音未改，只有不多几位老北京能说“京音普通话”。有人讥笑说：“自己说不好，还来推广呢！”委员们说：正是由于我们一辈说不好普通话，所以提倡下一辈要学好普通话。

大城市有大方言普通话，小城市有小方言普通话。“蓝青官话”不是少数地方少数人的习惯，而是全国多数城市和地区的广泛存在。

二、蓝青官话是怎样形成的

“蓝青官话”是中国的历史遗留。它的实际情况以及形成过程，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这里先谈一点我个人的初步了解。

学习语言 有三条途径：1、从母亲学，2、从教师学，3、从群众学。

在母亲怀抱里学到的语言叫做“母亲语”，这是人们的第一种语言。

从教师学到的语言可以称为“教师语”，这是人们的第二语言。广播、录音、电视、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等辅助工具，可以帮助教师口授，是口授的延长，是间接的口授。“教师语”是“规范共同语”，在历史上是西方近代教育发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它的普及主要依靠小学教育。

1950年代，陈文彬先生研究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之后普及国语的历史经验。他告诉我，日本普及国语用20年时间，实现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办法主要是：进小学首先学习口头国语，全国的报刊和书籍全部用假名字母注音。二次战后，日本常用汉字减少到1945字，报刊和书籍改为难字注音。

1980年代，在台湾推广国语有卓著成绩的梁容若先生来到北京。他告诉我，台湾基本上普及国语用了13年时间，达到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办法跟日本相似，主要是：小学重视口头国语，出版全部注音的国语日报和多种注音读物，充分利用广播和注音字母。

1980年代，我两次到新加坡，了解到他们实行英语和华语的双语言政策。他们经过十年努力，做到“学校里多说华语、不说方言，社会上多说华语、少说方言”。方法是：学校之外，充分利用广播、电话、电视和拼音字母。每年举行一次“华语宣传月”，由总理支持。

以上是推广“教师语”的成功经验。

学习语言的第三条途径是从“群众”学习，学到的语言可以叫做“群众语”，这也是人们的第二语言。

从“群众”学习有不同的环境。我的方言普通话起初是在小学里学来的，后来移居北京，又受到了一些北京的影响。八十九年前，我进的小学里，师生来自几个临近的小方言区，读书识字用方言。师生共处，自然形成一种学校的方言普通话，我不知不觉地就学会了。1956年我家迁来北京，先后有几位保姆，来自四川和安徽的农村；她们初来的时候，听北京普通话有困难；不久，由于天天到马路边的地摊市场买小菜，那里有来自四乡和外地的人群，我家保姆在跟他们接触中学会了菜市场的方言普通话，当然仍旧带上四川和安徽的方言。这是我家从“群众”学习方言普通话的经验。

从“群众”学习方言普通话，“没有教师，没有教科书，没有教学计划”，“三个没有”，完全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不经意地得来。“方言普通话”在各地有当地的模糊规范，相互大致可以听懂，这就是所谓“普普通通的普通话”。

中国传统，重文字、轻语言，书同文而语异音，有文字教育、没有语言教育，以能“笔谈”为荣、不以不能“口谈”为耻。汉字有“超方言性”，各自读成不同的方音，这也帮助了“蓝青官话”的形成。“超方言性”是文字的缺点，可是我们把它当作优点。

两千年来，中国的官厅和士大夫阶层，为了行政的需要，自然形成一种官厅共同语，称为“官话”。官话没有严格的标准。向来没有正规的口语传授，知识分子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不经意地学来了马马虎虎的“蓝青官话”。

方言普通话不是辛亥革命之后“洋学堂”里教出来的。至晚在明清两代就已经广泛地自然形成了。说不定孔老夫子的“雅言”也是山东的“方言普通话”。

国语运动早期，人们认为，推广国语只要求大家能够彼此通词达意就可以了，至于规定一个严格的标准，那不仅是不容易做到的，也是事实上没有必要的。这是民国初年流行的“蓝青官话”理论。后来经过实践，知道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辞典上给汉字注音也是无法进行的。

三、推普工作要知难而进

在电视中看到，中国老百姓很少说普通话。看电视谁也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说话。推普从国语运动算起，已经有一个世纪了。成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1998年末，报纸说大中城市能说普通话的人口已经达到80%，可是不知道这指的是“规范普通话”呢，还是“方言普通话”。

普及的标准是：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人们希望知道，全国有多少学校已经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推普成绩需要用统计来说明。

对“方言普通话”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看法，认为方言普通话是客观的广泛存在，应当利用来作为推普的基础。另一种是否定的看法，认为方言普通话是没有“达标”的普通话，提倡蓝青官话只会妨碍规范普通话的推广。对大众来说，学习“规范普通话”，实际得到的往往是“方言普通话”。蓝青官话是未成熟的普通话。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过：标准必须一致，要求可以分级，学习可以渐进。

不少人说，普通话测试标准不应当过于重视“轻声、儿化、变调”等语言特点。据说，广播员和电视主持人的口语中，这些语言特点正在逐渐趋向弱化。是否真的如此，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群众对推普和测试，反对学院主义。听听群众的意见或许有利于改进工作。

全民学习“规范共同语”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和全民义务教育的产物。封建时代的人民安土重迁，大众不需要规范共同语。中国是一个正在勉强进入现代、而又恋恋不舍古代的社会，建立和推广规范共同语所遇到的问题，跟先进国家不同。

推普的成绩高低是教育的寒暑表，教育的成绩高低是社会发展的寒暑表。推普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改进方法，加强力度，知难而进。

2001-2-20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