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常遇到一种令我尴尬的局面。有人问：“你近来研究些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有一次，我对提问的某君说：“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后来，这句回答得到了反馈：“据某君说，张先生近来没研究什么，似乎既非中也非西，既非黑格尔也非海德格尔。”我无言以对，心想：“总之，是非驴非马”。以后又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时，我怕人家责怪我“回避问题”，就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地答复：“我在研究海德格尔”，或者说：“我在研究王阳明”。提问的人听后似乎觉得我回答得很具体。其实，我近些年虽然的确细读了海德格尔和王阳明的一些书，但哪里谈得上什么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王阳明！

由此想到了许多。记得德国学者施耐德巴赫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的德国哲学界以对过去的伟大文献作注释、修订、整理、重版为时尚，对哲学问题的活生生的思考似乎在泯灭；名为哲学家实为历史学家或语文学家的人都有一种“逃避症”，即逃避以第一人称讲话的危险，他们不敢说“我说”、“我认为”，而是畏缩地称“他说”、 “他认为”。这里的“他”，指的是哲学史上已经故去的伟大哲学家。

我无意议论德国哲学界的情况，只想谈谈对当前我国哲学界的感受。我们的情况比之德国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为学，向有注疏的传统，即使是个人的重大创见，也寓于对古人的注疏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此风渐减。但近些年，各种形式的整理国故之风又起。即使是那些不属整理国故之列的研究，其对象也大多不是中国的“子曰诗云”，就是西方的“康德说”、“维特根斯坦说”，总之是“他说”。其中确有很有价值的创见和新意，但这种“我说”仍然是“我说他之所说”，似乎不说他之所说，我就无话可说。于是“研究”一词，就变成了研究“他说”之专名。谁要是以思考问题为主，谁就是研究的“非驴非马”，算不得搞研究。我认为国故不可不整理，“他说”不可不研究，但若以此为主流，形成一种唯此为学问的时风，则不足取。中国人向有师心与师古之说，我倒是主张以师心为主，师古为辅。我这里用“古”字所表示的，并非严格意义的古人，而是一切“他说”，包括今人之“他说”在内，凡“他说”均已过去，也可强名之曰“古”。

近读严羽的《沧浪诗话》，颇有会意。严羽教人学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次及汉魏古诗、乐府以至李杜，“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从这些话来看，严羽似乎是一个主师古说者。然而，严羽在《诗辨》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却说的是“夫学诗以识为主”。这似乎是矛盾。例如叶燮就是这样看的。他在《原诗》中说：沧浪教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则“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在叶燮看来，师古就是盲从，“何待有识”？其实，严羽说的是“以识为主”，并不排斥读书、师古。“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别材”者，“真性情所寄”也，实即师心。但读书、师古却可以助人“悟入”，关键在书如何读、古如何师。杜甫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得“破”，为我心所用，助我笔下之“神”，斯为上矣。我这里的用意不是指研究古人之“他说”时要有“破” 万卷书的精神——那已是不待言的了，更主要的是希望由此更上一层楼， “说我说”，而不停留于“说他说”。

我之所以用《沧浪诗话》来讲师心与师古、别材与读书的关系，就因为诗是创作，此种创作不同于哲学史家或国故整理者在研究“他说”中的创新。诗从根本上讲，从现实中来，从生活实践中来。哲学亦然。还是施耐德巴赫教授说得好：哲学的拯救在于“重振自我”，“建立我说”。我们应该根据现实和生活实践，创造自我的哲学。我且模仿严羽的话说一句作为结束语：“夫哲学有别材，非关书也，然古之哲人未尝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