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红楼梦》的文化分析主要集中在宝黛两个主人公身上。但伦理型文化的压迫感与非人性，至少在理论上，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何况，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哪个不是玲珑剔透、有见识有个性的？她们生活的时刻和环境，也在突显着这种伦理文化的迂腐冷酷。巍峨庄严的红楼，奠基在先辈们的尸体和勋业之上。“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焦大爷原说的不差。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后人来说，红楼是权势和富贵的象征，既维持着他们骄奢淫逸的享受，也规范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岁月不居，风摇雨蚀，在“赫赫扬扬，已历百载”之后，红楼终于岌岌可危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在崩溃面前，大观园的女儿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由此开演了一出“理想的冲突”的人间活剧。
1、秋风正萧瑟
统一和稳定历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太平盛世和英明君主的标志就是河清海晏九洲一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一旦转化为对个体存在的设计，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个体性和主动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一体，父君同威，个人被牢牢束缚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人世伦常关系的网络中，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就在这网络之中，人只是关系，人的“自己”不见了，个体、人格、自由被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而消失。人被规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他（她）的思想感情、行为、语言都必须符合这“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或本质，几乎没有丝毫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的空间。其结果，常常只有在版图破裂，易姓更代之际，个体才能在社会的裂缝中崭露头角而风云际会，才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从而战国、魏晋、近代等历史时期都是以国家多难、思想解放、人才辈出而著称的。所谓“乱世出英雄”，良有以也。
于是，我们的先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没有精神个性的差别，尤其是贵族家庭，公子是读书求仕、荫袭祖爵，就像贾赦说的：“咱们的子弟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小姐则是深闺静守，择婿而嫁，薛宝钗就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子子孙孙，莫不如是。这是以国家和家族的长治久安为条件的，并且家庭必须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不幸的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几个女子都没有赶上好时光。在他们刚刚露脸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人这样评说她们的境况了：
（冷）子兴叹道：“老先生休这样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呢？”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府已经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当家的凤姐不得不承认“大有大的难处”，九泉之下的荣、宁二公更是从人世命运的角度叹息：
吾家自国朝皇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极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世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
贾府的没落不过是传统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奏和象征，“秋风正萧瑟，客散孟尝君”。现实的困境迫使每一个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礼教文化及整个上层建筑制约力的相对松弛，又使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红楼梦》写出了王熙凤的才干、探春的抱负、林黛玉的专情、宝钗的器识、睛雯的正直、妙玉的高洁……于是，红楼戏剧的帷幕拉开了。
2、诸芳摇落时
林黛玉：爱（情）的两重性
爱情之所以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正由于她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个人那里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和实现形态，因此才蕴含着亘古常新的意义潜能。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就不能用通常的意义来理解，在贾宝玉，是他走向存在的实现，也是他逃避真实的契机；在林黛玉，是她的短暂生命在困境中的唯一寄托，也是她在贾府败落之际一种选择。
黛玉非常聪明，对生存有着最真实，也最残酷的认识。当贾宝玉为人世的烦恼而“呆了半晌”时，黛玉却告诉他：“原是有了我，便有了；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怕，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第九十一回）这是一句大实话，由于有了这一认识，黛玉对人生的欢乐和幸福本没有什奢望，喜散不喜聚，安于“风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的静谧。她的理由是：“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羡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三十一回）这样一种冷彻的心性原本可以无视生活中的一切大波微澜，像惜春、李纨那样生活下去的。但黛玉却又不是这样明晰而简单，她的内在世界其实要丰富得多。
尽管黛玉清高拔俗、远离尘表，对贾府的现状却不乏清楚的认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毫无疑问，这类问题显然不是黛玉注意的中心，她双亲早逝，寄居贾府，自感安全和幸福难以保障，个性难以自由地伸展，况“生来有不足之症”，“五内郁结着一股缠绵不尽之意”，每每临风洒泪，望月自伤。黛玉自我意识的一个主题就是“无”。小说第四十五回，黛玉对宝钗说：
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
这就是时刻萦绕在黛玉心头脑际的问题。她永远无法回避自己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依靠别人的处境。贾母、王熙凤等人对她是好的，但她要经常与之发生关系的“这里这些人”大多对她颇有微词。外部处境和内在天性都注定了她不可能有快乐的生活。“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黛玉的特点是把某些具体的生活遭遇泛化为整个生命情调和生活风格，用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术语来说，黛玉往往不是对某一特定存在的“恐惧”，而是弥漫到全人格的对生存本身的“畏”：
……黛玉心中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了早起的事来，……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第二十六回）
每次与宝玉发生矛盾，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黛玉总会联想，总会引发为普遍的人生悲剧意识。这一心理定势，使整个家族的现实危机在黛玉这里转换为个体存在的悲观感受，获得“有了人就有烦恼”的悲剧感受。
一个青春少女，主观上与客观上似乎都注定与安全、快乐、自由无缘，这是多么大的悲慨？“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孤独总是在本根存在的层次上激发与他人合一的渴望。当生活把黛玉剥夺得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时，她和宝玉的爱情在亲密无间的童年交往中萌生了，心有灵犀情有独钟，爱情使黛玉实现了“共在”和“同情”，以自身的存在承受着潮湿的气压，那“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恋爱心理，那种种探究、猜忌、关注、担忧的精神折磨，恰恰是黛玉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场面，也是中国文学中爱情描写的最佳诗篇。“你放心”，“你的话我早知道了”，爱把他们凝结为一体，黛玉才得以找到精神的家园，变得鲜活流动、青春焕发起来。
她从小就没有受过标准严格的闺范教育，进入贾府以后，一方面以其特殊身份受到“老祖宗”的庇护宠爱，一方面因其体弱多病，心性高洁，而被人视为需要特殊照顾的对象，“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人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迁就她，而她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自由发展，潇湘馆的疏疏竹影、淡淡药香是她人格心态的同构对应。在黛玉，爱不仅与功名门阀、富贵风流无涉，也与正直善良、聪明才智无关，而完全是精神灵性的寓所，没有任何外在于个体情感、生存寄托的东西，这就向“发乎情止于礼义”的传统提出了根本否定，爱情的全部真谛和精义也才充分实现出来。
爱，首先是对生命，对人生的一种态度，一种关切，通过爱，人才克服了个体存在的狭隘和孤独，在你中发现我，在我中体验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1]爱情就是黛玉生活中的太阳，她的精神人格和身心状况完全取决爱情的发展，“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黛玉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爱情和人类一样永恒不灭，黛玉以自己的生命敞显出爱情的本体性意义，人可以忍受任何痛苦、折磨，却不能失去爱。对于黛玉来说，没有爱，生活就没有了一切，而她获得了，在这一点上，她无疑比宝钗幸福得多。这并不是爱情至上论，而是一种生命意识，即把爱情和整个生命联系起来，从爱来遭遇生命。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爱情作为积极的生存方式，她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活动之一，就是说，爱本身就有主动创造而丰厚深广的存在内容。“人类的爱，并不像人们常认为的那样，不是一种对一个具体人的爱的抽象，而是对一个具体人的爱的前提，尽管人类之爱总是在某个具体人的爱中获得。”[2]健全的爱情是和对整个人生的爱分不开的，她是一种存在的意趣，一种丰富情性资源、推动恋爱者投身生活世界、和现实人间建立一种肯定性关系。这是黛玉的爱所没有的，她的爱从本质上看是对痛苦的回避，消极性、防御性使她的爱从一开始就带着秋天的萧瑟和冬日的冷缩，她时刻惦念着“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己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从弗洛姆“爱就是创造爱的能力”来看，黛玉的爱显然缺少创造性和进取性，爱情不是促进、推动她走向社会人生，反而使她失去了争取生活中的位置和生存空间的主体意向，在爱情中获得相当的抗压力而安然于孤独自处。“心理治疗学者应该有办法承认，自我之所以有病就是因它脱离了整体，同时也和人类精神失去了联系。”[3]爱情更多的是黛玉的自我防护而非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黛玉充满灵性的爱又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其必然结果是，即使在爱的暖流中，黛玉对自身的存在也依然是—腔孤寂和忧虑：
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
归雁蛩病可相思?
生存的一切都是困惑和茫然，连心灵的慰藉和安顿都没有达到，黛玉诗中多疑问词和反问句，正是这种心态的无奈传达。她只能在爱情中焦灼地延捱着时日，可怜的黛玉!
更何况，这种奇特的爱情居然是萌生在中国。在高扬社会伦理和讲究实际的传统中国，给纯粹的爱情留的位置实在是太小了，社会通过婚姻把个人组织成家庭来加以控制，青年男女的关系以婚姻为唯一鹄的，爱情至多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古中国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个性张扬，当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恋爱。“我们的公式是先结婚，再讲爱，能爱固然好，不能爱也是活该。为了防止活该起见，还是爽性把爱这个字取消了安全。”[4]社会学家的话说得再透辟不过了，最不现实的爱情发生在最讲实际的中国社会，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叛和抗议，也最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以失败而告终。从而，爱情就不能如黛玉所愿，能解决她的人生出路和理想寄托问题，而社会也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最后拍板决定她命运的，竟是一向最爱黛玉的贾母，就毫不奇怪了。
“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悲剧结局的关键不只是传统的家庭不能接受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爱情，更在于即使宝、黛能有洞房花烛的完满，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个体存在、感性自由等等也不能实现，因为即使在爱中，黛玉也是——“单向度的人”——她只获得了人性存在的一个方面。换一个角度，局限也即贡献，片面恰是深刻，正是她高度、极端地发展了生活世界中纯情的一面，才能在古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怅恨。小说第九十六回，黛玉听到宝玉即将与宝钗成亲后去找宝玉：
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
这是宝黛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王蒙评论说：“呜呼，这是怎样真诚的呆痴，这是怎样真实的交流！到这个时候，世界已不复存在，社会已不复存在，环境的侄梏镣铐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两颗滴血的心，交相辉映，交相勉力支持，交相释放出无尽的苦水，交相浸泡！这就是一个没有爱情、不允许爱情的环境中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婚礼！他们这样对坐了，傻笑了，表白了，他们的爱情已经成功了！薛宝钗即使当了一百年的二奶奶，与宝玉生下二十个大儿子来，她也不可能得到秒钟这样的心贴心，心哭心，心换心的刻骨铭心的境界与体验！究竟谁可怜谁？”[5]
薛宝钗：礼（理）的悲喜剧
以薛宝钗的冷静理智，对贾府的现状想必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她以待字闺中的小姐身份帮着母亲管家，更有一种他人不及的真切感。抄检大观园后，她劝王夫人：“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充满着当局者的现实感，无可奈何的悲凉中又有不甘没落的执著。
所以她平时的言行就十分谨慎。平时既注意到湘云的佩戴这样的小事，关键时刻又能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的护身能力是最强的。王夫人抄检大观园后，她率先搬出大观园，锁牢通向贾府的院门。这一行为正如张爱玲说的：“宝钗出园，大自然是为了抄检不便抄亲戚家，所以她避嫌疑搬出去了，但是抄检也是为了园中出了丑闻，她爱惜名声，所以走了。”[6]宝钗有多方面的实际才能，一边和姐妹们吟诗猜谜，一边管家做女红，能掌握贾母的爱好以求欢心，也能和丫头的平易交谈，能顶住夏金杜的胡搅蛮缠，也能博得多疑尖刻的黛玉的好感，与人相处，既未无情翻脸，也不真情交心，一切都那么玲珑得体，那么豁达大度，上上下下，谁不称赞宝姑娘？
但宝钗又有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小说第二十一回，袭人在屋内梳洗。
忽见宝钗走来，因问：“宝兄弟那去了？”袭人含笑道：“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里的工夫！”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她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这是宝钗第一次与袭人谈话。她是如此的敏感，从一句话就能判断袭人其人不简单，然后刻意套问，以掌握袭人心理。如此重视袭人，当然是因为袭人是贾宝玉屋里的大丫头，对玉钗处理好与宝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宝钗的习惯，她是用心琢磨人的。这不是一种令人喜欢的性格。宝钗另一个引起读者不满的，是黛玉。小说第二十七回，宝钗去找黛玉，碰巧看见宝玉进了潇湘馆，便抽身而归，在回去的路上因扑蝴蝶而无意间听到了小红和坠儿的谈话。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
宝钗并非刻意偷听，但发现不妥后却嫁祸林黛玉，无论是否自觉，都是劣迹。贾府的丫鬟们一般都与黛玉疏离，就像小红说的那样：“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她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宝钗的嫁祸，使黛玉结怨于丫鬟。其实，黛玉固然有时刻薄，但决不伤害他人。倒是宝钗，在宽厚的外表下，却有这类极不磊落的行为。
情榜上给宝钗的评语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无情”确是宝钗的特征，但宝钗也并不是恶人一个。第六十七回，薛姨妈与远道贩物归来的薛蟠，都在为尤三姐之死和柳湘莲之出走而伤感叹息。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此时的宝钗，连对一件人命关天的事的好奇心都没有。柳湘莲曾救过薛蟠一命，两人为结义兄弟。柳湘莲与尤三姐定婚后，因怀疑“你们东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所以有退婚之意。刚烈的尤三姐受不了这一污辱，吻剑自杀。柳湘莲惊咤愧恨之后随道人而去。有这一层关系和这一件事情，宝钗也很平淡地以“人有旦夕祸神福”来打发，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接下来，宝钗话题一转，让薛蟠请客以慰劳随其远行贩物的伙计，这又表明宝钗非常懂得人情世故，会笼络人心。王蒙从此认为：宝钗还不如“呆霸王”薛蟠有人情味：“薛蟠请客，酒席描写极平淡乏味，……但席中提起柳湘莲之事，薛蟠长吁短叹，伙计们见状‘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散了’。薛蟠与众伙计的人情味与宝钗的冷酷成为对比。原来薛蟠设宴一场只是为了反衬宝钗之冷、之自私。”[7]不过，曹雪芹写人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宝钗接下来的行为则又让人刮目相看了。薛蟠带回一厢江南的土特产品给宝钗。
且说宝钗回到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关脂粉头油的，有单送玩意儿的。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
这表明宝钗对黛玉是另眼相看的。她像贾母等人一样，对孤独敏感的黛玉也是怀有真切的同情和关爱。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宝钗的真诚，正因为她并非绝对的无情，所以才有“动人”的一面。
能说宝钗虚伪么?“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自己就曾以诗言志，公诸于众，和贾府那些老少爷们相比，宝钗诚实多了；如果真是虚伪诈世，饱于世故的贾母也就不会中意她了。小说第五回，宝钗进贾府后，因其“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宝钗原有忠厚的一面。以至于小说家高阳认为：“仅就八十回以前而论，只看到一个心地纯厚，见识高超，处处容忍退让，为人设想的宝钗。哪里有一个点儿奸相。”[8]只是她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纳入“礼”的结构，理智地奉守传统和社会（通过家庭来实现）为女子立下的规矩，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淑女，并在这一过程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自私之中有奉献，奉献之际顾自己——这可能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所有采取的最得体的方法。
在传统思想中，“礼”、“理”是应用相当广泛、歧义也最多的概念范畴。大体说来，“礼”主要是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节制规范，“理”是万物所以然的必然根据。“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圣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礼原是人类生存所必需，是族类群体的共同规定；另一方面，“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邵雍：《观物内篇》） “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朱熹：《近思录集注》）“理”是真实的存在而非主观的臆想。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是把“应当”等同于“必然”，这两个概念便被混同起来等值使用，人不只是感性生物，也是合“礼”（理）的存在，宝钗就是以“礼”的实践而完成自己的。尽管在造成宝、黛爱情悲剧中有她一份，尽管具体个人对过分的隆礼矫情都有本能的反感，但历史地看，却必须承认“礼”（理）的存在，接受宝钗这样的人物。没有礼，没有宝钗，是难以维持秩序的。沈亦然不是说过“良缘合让林先薛，国色难分燕与环”吗?虽然庸俗，却也道出了某些真情，宝钗可以与黛玉颉颃的，不是其“国色”，而在其对具体道德的实践。因此，可以同意“钗黛合一”论，但需予以新的解释，即鲜明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合一”。
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礼”怎样具有存在的充分根据，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从总体上说，它是以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为前提的，是异在于人本体的外在结构，宋明理学高扬“理”就是为了强调实现专制伦常秩序和等级制度的普遍必然，维护高压统治的长治久安。在宝钗生活的时代，虽然清初几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宣传孔圣经典、阐发礼法伦常方面所做的努力大大超过前此的任何朝代的任何皇帝，“礼”及其所依附的中国传统社会却已到了无法挽回的衰世颓运，其虚伪残酷已恶性延伸，贾宝玉就批评说：“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宝钗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社会伦常的符号，她用礼来克制自己，也用礼来规劝黛玉，她把自己的真实人性取消了，也希望对一切人都绳之以“礼”。所以，追念包括宝钗在内的“异样女子”的作者对她也有微辞：“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和，自云守拙”。
还不止于此，宝钗并不是《牡丹亭》中陈最良那样僵化固执的腐儒，她是一个有功利目的的青春少女，而且对大家族所面临的危机有切身体会，她深知在家庭生活中，在和姐妹们的交往中，仅仅捧着高谈性理的讲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各种相应的变通和修正，以双管齐下，面面俱到，既不违理，也不悖情，“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总想在遵循道德规范和伸张个人欲望之间保持平衡，其用心可谓良苦。但由于她把礼当作最高原则，在实际运用上就很难两全其美，倒显出她的虚伪和世故，而这种做法本身也表现出她的城府和圆滑，所以宝钗引起众多论者的抨击，像猜度贾母的用心、迎合王夫人的意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乐于助人慷慨大度的热心等等。其实，就她本人而言，不过是按礼行事而已，后人可以不喜欢这些行为，但实事求是地说，宝钗并不是居心不良地做这些事的。即使大做“金玉良缘”的文章，争取“宝二奶奶”的位置，不也是她的权利？长者既然没有公开承认宝、黛爱情，宝钗就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婚姻，何况宝玉着实可爱。如果宝钗是个惯于搞阴谋的小人，贾宝玉何以对她始终有着敬重之感呢?当然，说她虚伪也不全是冤枉，因为“礼”（理）之于她并不全是真正的信仰，而有些为我所用的意味。换言之，她所坚守的“礼”在实际人生中就必然带有虚伪的特征，而为了避免这种虚伪。她又在“礼”的衣装下走私自己的世俗功利，那么，对于“礼”而言，她也有些虚伪。应当这样辨析宝钗的人格：“礼”（理）的悲喜剧。
所以，与其责怪宝钗其人，不如把锋芒指向传统的礼，它才是本源的伪。强调“礼”的必要性的荀子，也同时指出它是“伪”——对自然人性的改造、陶铸，若不是礼的羁绊和拘缚，宝钗也依然是个可爱的姑娘，而当她因袭传统接受礼的规范以后，无论怎样委曲求全，朴直罅漏，也丝毫遮掩不了“礼”的反人性的本质，宝钗虚伪的深刻性就在这里。
这是宝钗选择的错误。贾府崩溃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表明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礼”已成为毫无历史合理性的僵死形式，已不可能给恪守它的人提供保护，带来幸福，宝钗出生得太迟了，她只有分担贾府衰败而带来的一切。她和超越时代的贾宝玉刚好相反，在这两极对立中，《红楼梦》对“礼”提出了根本否定，其潜在意义，也许是作者本人所未能自觉的。宝钗最后的结局，其实比黛玉还糟，“想哥哥也在外监，将来要处决，不知可减缓否；翁姑虽然无事，眼见家业萧条；宝玉依然疯傻，毫无志气。”她的最大成功是和宝玉的婚事，但匆忙安排的婚事原是为了医治贾宝玉的病，婚后的主要责任是恢复宝玉的健康以重回人类的感情世界，宝钗“自原放弃她的生活的舒服、健康和显赫的地位，自愿放弃夫妇之性爱。她希望得自宝玉者是关心别人和仁慈。她的最后惊愕是一个以对于苦痛过度敏感为其最可爱特质的人现在竟全然不关心。再获得他的精神基质之后，宝玉已变成一块石头。”[9]
但宝钗终于成为“礼”的殉葬品，又是有她自己的责任的。作为贵族家庭的一员，毕竟不是旁观者，家族的败落，少不了她一份，何况她接受了 宝二奶奶的位置呢?她的整个人生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与凤姐、探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人相比，惟有她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她对贾府的具体事务，又显得太冷淡、太消极了。自然，她是看准了的，不插手那些容易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专在上层人物身上下功夫，然而这两方面并不能完全分开、“风起于青萍之末”，她这样的袖手旁观，实质上是对贾府的崩溃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以至于连自己也被随之陪葬。
站在宝钗的立场，自然也可以为她辩护，即当她成为宝二奶奶之后，会有一番作为，她会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整顿家庭，使之中兴起来，延续下去。但即使如此，贾宝玉一走，她还剩下什么呢?
史湘云：明丽的湘江楚云
在贾宝玉的三个外戚姐妹中，史湘云是最让人喜爱的，宝钗有点矫情，黛玉显得偏狭，独湘云乐观热情、豪放开朗，如果宝钗是社会美，黛玉是艺术美，湘云就是自然美：“在冻云阴雾低沉、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更深深地呼一口气。”[10]这就是“霁月光风耀五堂”的史湘云，在她面前，我们从黛玉那儿感染的抑郁，在宝钗那儿受到的拘谨，都一扫而光了。
这是王昆仑的观点，也代表了几乎所有读者的印象。对女性极为了解的作家张爱玲说：“欣赏《红楼梦》，最基本最普及的方式是偏爱书中某一个少女，像选美大会一样，内中要数史湘云的呼声最高。也许有人认为近代人喜欢活泼的女孩子，贤妻良母型的宝钗与身心都病态的黛玉都落伍了。其实自有《红楼梦》以来，大概就是史湘云最孚众望。……她的吸引力，前人有两句诗说得最清楚：‘众中最小最轻盈，直率天真讵解情？’”[11]
湘云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是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是她衷心的追求。每一次姐妹的聚会，她总是最活跃的一个，吃鹿肉划酒拳，口吐珠玑，醉卧花捆，给了我们多少青春生机啊!成立诗社时，贾宝玉说：“这诗社里少了她还有什么意思”?果然如此。她的诗才虽不如林、薛，但敏键多产，却每每为后两位所不及。她的洒脱，她的豪放，都带有一点男性气质，事实上，她本人就自觉地以男性自居，每次出场总是以朗声大笑和高谈阔论露脸，主持诗社活动时居然规定“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多次取笑贾宝玉女性化的脂粉气，声言不怕鬼，在恪守规范的宝钗，天天吃药的黛玉面前，湘云真是英豪阔大的男子，不是有几次因穿男性服装居然被贾母当作小子吗?
这是在阴郁空气中盛开的艳丽花朵，这是刚刚成熟的少女拥抱生活的青春热情。在大观园的女儿国中，差不多每个人都生活得很沉重，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悲怆或沉郁，惟有湘云善于发现和捕捉人生的美好，想望尽情占有此世人生。这当然与她年纪较小、涉世未深有关，但根本上都是不同的人生态度在起作用。湘云的身世并不比黛玉幸运，襁褓之中父母双亡，寄居叔叔家又相当窘迫拘禁，“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一句话流露出多少沉忧和隐痛、寂寞和酸楚!但她却以乐观旷达来忘却一切的不幸、更加热爱人生，寻求、向往亲人之间的亲密和温情，“珍重暗香休踏碎，恁谁醉眼认朦胧。”大观园中，她笑得最多，活的也最轻松，这不是虚幻的精神自欺，也不是醉生梦死，在危机逼近前夕也许有点不协调，然而却发自真心，永远给人欢欣朗丽的生活诱惑。
湘云的处境当然不像她那样简单明朗。湘云秉着自己的天性自在地生活，也把其他人理解得和自己一样，以为人生实在就如她想象的那样充满鲜花和笑脸，于是常常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事实。善于观察人的宝钗说她：“说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湘云因此可以无视现实的存在困境，暂时回避生活中的许多不幸，“闲愁闲恨不上心，豪情一往转难禁。”（周权《哭史湘云》）她是和黛玉截然相反的人。但一星火花终不能照亮无边的黑云。在充满荆棘和陷阱的人生旅途中，这就太缺少现实性的品格了，把现实理想化的人，现实从来不会感恩。一旦从诗境回到现实，湘云就一再感到生之重压：
那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人在眼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时薛宝钗赶来，愈觉缱绻难舍。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气，因此倒催他走了。众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倒是湘云拦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嘱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第三十六回）
末世的阴影必将从根本上粉碎湘云的乐观性格，当大观园诸芳流散时，她和黛玉在凹晶馆联句，身世牢落、前途难测的悲凉终于在凄清的月色下攫住了湘云，两个敏感多情而又漂泊无依的少女面对一片迷茫的人生，倾诉着“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的惨淡情怀。在后四十回中，湘云的结局有些偶然，缺少丰富的内涵和逻辑的必然，对于这样热爱生活，充满真情的姑娘，在四大家族分崩离析的时刻，她的结局本会唤起人们更多的悲愤和不平的，单纯以丈夫早逝年青守寡来了结“光风霁日”的湘云，除了使人相信命运的惨酷和万能以外，很难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力量。
湘云曾想挽留美好的时光：“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而人世的“消长数”，却连她也给否定了：“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情涸湘江”!怎不令人深悲永叹?
贾惜春：怜彻的勘破三春
“惜春”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惜春春已晚，珍重草青青。”（司空图）在无可奈何之中总还有着一缕强烈的挚爱和不舍。但美名之下，其实难副，惜春竟然是一个对人生毫无热情的人。
林黛玉初次见到惜春时，她还是“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的孩子，姐妹群中，她也从不抛头露面，之所以引起注意，是由于她眼界甚高，一般俗众自不必说，连林黛玉，她也认为“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真起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是真的呢?”甚至对“槛外人”妙玉，惜春也有微词：“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这么说，她显然是彻悟人生、了却尘缘了。
和贾宝玉不同，惜春喜欢读书，也努力把书本知识融化为人生智慧，她看不起她嫂子，就说是不读书造成的，似乎她自己的识见完全是从书上学来的。其实，对于人生理想的选择，实际制约的依然是此在的生存经验。抄检大观园时，
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又有一副玉带版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画……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带出他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这话若果真呢，也倒可恕，……”惜春道：“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么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惜春道：“……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我立逼着凤姐姐带了他去，他只不肯。我今日正要送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入画听说，又跪下哭求，……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了解，说他“不过一时糊涂了，下次再不敢的。他从小儿伏侍你一场，到底留着他为是。”谁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的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任人怎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更又说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惜春冷笑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有别累我。”（第七十四回）
在《红楼梦》全本中，这是集中描写惜春的唯一的一段。入画是惜春的丫头，也没犯什么大事，所以从无宽容美德的王熙凤没有将她带走，尤氏也帮着说情，但这都有改变惜春的主意。小说说的原因“胆小”，惜春说的理由是“没脸”，其实就是自私，她不愿意因入画而不能“见人”；不对一个服务多年的丫头施以援手，当然也反映出惜春的无情的人；多人相劝而初心不改，又说明惜春的固执。“我虽年轻，这活却不年轻。”
从好的方面想惜春，则是爱惜羽毛。入画之事不过是个契机，惜春早就对宁府的所做所为深恶病绝了，柳湘莲不是说东府里除一对石狮子外没有一个干净的吗？所以惜春要与宁府断绝往来。“我只知道保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但她怎么保住自己呢？只有黄卷青灯、古寺梵音可以作为归宿。冷心硬肠原来是现实境遇冰镇的结果。叔本华说：“要彻底解决人生的不平和痛苦，克服自己的欲望也就是禁欲，以及修习佛教的禅定，从而便使自己进入涅架世界，这才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向，最应该走的方向。” [12]惜春就走向了这最应该走的方向。
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大量存在着为退出人生战场的遁世者提供栖止的佛寺道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来到这里的少，有的是避事逃难，如妙玉；有的是出世解脱，如惜春。但无沦如何，从春色朱楼到青灯古刹总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跃进性选择。生而为人，感性的欲求总是使人难舍难分，古诗云“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完全放弃这一切走入空门，必然充满灵与肉的撕裂纠结，既然已经烧香念佛的妙玉见到贾宝玉尚且面红心跳，生在锦绣丛中的惜春难道对繁华胜境一丝牵挂也没有吗?《红楼梦》的深刻在于：偏偏忽略不写这严重的精神冲突，从一开始就突出惜春冷性、出世的主导方面。惜春的冷和湘云的热一样都发自内在天性，是一种“似本能的倾向”，看问题极准的探春说她：“这是她的僻性，孤介太过，我们再拗不过她的。”惜春之前有妙玉，惜春之后有宝玉，小说已无需在这一过程上多花笔墨，而直接以选择的结果来淡化她选择的过程，从而大大突出了这种人生态度；在崩溃面前的当然和必然，也更充分地、更纯粹地显示出这种人生理想的独特。
可以理解惜春，也应当同情惜春，然而因不堪生活的苦痛而否定生活，却总是消极的人生哲学。贾宝玉同样是最终落荒而逃的，但他首先对此在的人生充满挚爱、万分珍视，只是在经历了巨大的人生痛苦之后才舍弃现实的，他浑身都带有和人世博斗摔打的伤痕；所以尽管和惜春一样了结，却具有沉甸甸、厚实实的情感力量和生命启示。现代中国翻译家傅雷说过：“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13]更有意义的是肯定以后的否定，积极以后的消极，“‘自我’但离开了参与世界活动就是一个空壳，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14]惜春实际上连这种可能性也失去了。
王熙凤：日暮途穷则倒行逆施
王熙凤是个多面人物。“毒高相思局”是其狠毒，“协理宁国府”是其才干，“弄权铁槛寺”是其贪婪，邢夫人有心“生嫌隙”是其无奈……王昆仑将之与曹操相比，并因此说出一句名言：
《三国演义》的读者恨曹操、骂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15]
王熙凤是荣府的当家奶奶。所以对这个百年望族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并时时处在各种内部矛盾的交叉点上，只要看看她和丈夫那种相互利用而相互提防及至相互拆台的不正常关系就够了。但凤姐之所以为凤姐，正在于她并不因此而退却回避，在四面楚歌、困难重重的处境中，她紧紧依靠贾母的信任，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泼辣狠毒，纵横捭阖，所向无敌，在混乱中大展才华，把家族的困境转化为利己的良机，混水摸鱼，趁火打劫。恰如小厮兴儿所说：“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在贾府，凤姐的凌厉无人可敌，不但下人怕她，主子也惹不起她。贾府几十条人命中，金哥、尤二姐两条要记在她头上。第六十八回，她把尤二姐骗入大观园之后，便去大闹宁国府，贾蓉跪在地上自己打嘴，宁府下人们黑鸦鸦地跪了一地。凤姐把尤氏“揉作一团“，骂道：
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若告诉了我，这会子平安不了？怎得经动官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
凤姐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不仅指她利用崩溃之际法规松弛而大谋私利，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表现自己的淫威；更重要的是指她把自己的事放在自己肩上，显示出顽强的醋、泼辣、狠毒的自我意识。和姐妹们比起来，她的人生态度最真实，最贪婪，而客观上遇到的困难也最多，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凤姐表现了她过人的才能和鲜明的个性。所以，曹雪芹写她的方法是常以男人来比拟她。在任何危机面前，总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承担责任，把自己的一切委诸外在的机遇、命运、上苍上，放弃主观努力，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软弱无能者的唯一选择。在凤姐极端利己的背后，是一种在崩溃面前很有积极意义的自主观念。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死后报应”、“鬼神审判”、“善恶相报”之类的戒律，只要今生此世活得快活，哪管死后他生怎样，这又是一种极端现实的人生态度：“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我这里断不兴说鬼神，我从不信这些个话”。本来因果报应之类的思想，历来是弥漫在中国社会中，既可促使受难者安眠，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统治者。当现实的一切都只证明了它的反面时，便难怪凤姐不相信了。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伦理道德对凤姐也失去了任何拘束力，她以—个孙媳妇的身份管理偌大的贾府，“贾母是她掌权为恶的靠山，王夫人昏庸可以由她愚弄，邢夫人的吝啬不过使她蔑视，李纨不问现实，探春有才而无权，尤氏庸懦而无行，贾政是衣冠整齐故作尊严的木偶，宝玉反对现状而无法处理现状，至于贾珍、贾琏、贾蓉、贾芹、贾春这些荒唐而低能的‘爷们’，或加以羁縻，或收为鹰犬，哪放在她眼里。”[16]她深谙中国家庭政治的艺术，“少说有一万个心眼子”，“真真你是个水晶心，玻璃人”。只要能满足自已的贪欲，她可以不择手段，薛宝钗信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在凤姐这里连用来作点缀和掩护都没有必要，她正要甩开一切道德以胆量和手段获取利欲和权势的满足!至少有两件事，凤姐之所为直接与贾府败落相关。第一是重利盘剥。这在当时是犯法的，但凤姐敢做。第七十二回，凤姐对来旺家的说道：
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帐，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来，少一个钱我也不依的。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我真个的还等钱作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个放帐破落户的名儿。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
这就是重利盘剥的行为。问题还在于，她是拿公中的钱去放帐的，其方法就是扣住上下人等的月钱缓发，放给别人取利。第三十九回，袭人问平儿：“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还不放？”平儿见问，忙悄悄说道：“迟两天就放了。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了；等利钱收齐了才放呢。——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袭人笑道：“难道他还短钱使！何苦还操这心？”平儿笑道：“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他的公费月例，放出去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等。”因此，抄家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又有一起人来拦住王爷就回说：“东跨所抄出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违例取利的。”负责抄家的锦衣府堂官赵老爷便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请王爷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来再候定夺罢。”（第一百零五回）第二包揽诉讼。借贾府的权势帮人打官司，然后收取钱财。第十五回，王熙凤在馒头庵下榻，老尼静虚趁机说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忙说：“有，有。这个不难。”（第十五回）凤姐得了三千两银子，叫人托长安节度使云光设法破坏张家的女儿与长安守备的公子的婚约，害得一对痴情男女双双自杀。“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第十六回）
王熙凤之所以敢作敢为，主要在于她以其聪明、奸滑赢得了贾母的彻底信任。在贾府，王熙凤实际上连王夫人也不放在眼里。第三十六回，王夫人问她月钱有没有按数发放，凤姐一一的回答了。出来后却对众人说：“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作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这既是骂反映情况的人，也是骂王夫人。
所以，如果说贾宝玉是从外部反抗传统和社会，王熙风客观上便是从内部破坏传统和社会，都在推动着烂熟的礼教文化走向末路。“她越是感到好景不长，越不容易宽容别人，越不放松自己，她日夜辛劳，拼着自己一人的精力，为个人私利而奋战到底。”[17]
凤姐有无数不是，却是个充满光亮的人物。大观园中每一次姐妹们聚会，少了她就冷清了许多。她的机智，她的泼辣生动，她的“放诞无礼”，甚至她谐趣盎然的笑话，都不但在贾府形成了“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能人”的格局。她在贾府的公众形象是：“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后世的读者也有恨风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之感。王德威以为：“王熙凤对《红楼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带动了那份强颜欢笑的‘作戏’的气氛，而她自己也身兼编、导、演重但于一身，给红楼人生如戏的主题，作了现身说法的诠释。”[18] 由于“怀金悼玉”的主题，《红楼梦》的作者对凤姐每多恕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以干才而生“末世”，作者有理由对她欣赏而怜惜。第十六回开始以“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说”一句掩饰了她的许多劣迹。然而，凤姐的劣迹至少也有另一重意义，这就是它一下撕开了“重义贱利”，“何必曰利”的漂亮面纱，揭示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一切都可能是假的，惟有此世的需要满足才是真的。而且凤姐那种毫无顾忌、一干到底的极端行为，在一向以知足守常、适可而止的中庸之道为人生智慧的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反常而突出的。就其具体环境来看，老朽的贾府已很难兴再盛，传统的价值取向已失去凝聚力和规范力，社会生活的经济利益基础明显突出，而权威结构的崩溃也使个体欲求得以抬头，凤姐不过是把这一切露骨而狭隘地表现出来而己，那么风姐实在是个老实人，她说出了人人都明知其实而又不愿说出的话。
凤姐有无数不是，但也有宽厚之处，如对贾宝玉真诚的关爱，对黛玉的维护，对邢岫烟的关照、抄检大观园时对姐妹们的维护等。第十五回，贾府全体送秦右卿出殡到铁槛寺：
彼时贾珍带贾蓉来到诸长辈面前，让坐轿上马，因而贾赦一辈各自上了车轿，贾珍一辈也将要上马。凤姐儿因记挂着宝主，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话，贾政管不着这些小事，惟恐有个失闪，难见贾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唤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入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来。
凤姐对宝玉无微不至的关心，凤姐与宝玉平等亲切的关系，都在这一节表现出来。俞平伯与周汝昌都认为，在曹雪芹原来的构思中，王熙凤是写得黛爱情的支持者：“至于凤姐，她虽然罪恶重重，但在这方面的重要关节上，她是和宝玉一面，而绝非对立。她在宝、黛之间，是个出力人物，从黛玉一入府，直到后来言谈行动，排难解纷，都是维护宝、黛的。……贾家事败，她的遭遇和命运也和宝玉是息息相关。”[19]
但是，凤姐所生活的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给这种具有惟利是图性格的干才以理性化规范的条件，而且，她身上朦胧的合乎人性的追求又是和极其腐烂的纵欲观念搅合在一道的，不但她本人最终无法逃避整个家族灭亡的命运，连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也不能容忍她：“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贾母）、“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贾琏）、“太满了就泼出来了”（尤氏），众口一词，都指责有违中庸之道而走向极端的风姐。抄家后，她对平儿说：“虽说是外头闹的，我若不贪财，如今也没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费心机挣了一辈子的强，如今落在人的后头。”她自己也感到太有悖于传统的人生哲学而心虚胆怯，转而向传统的人生观念屈服。
其实，在凤姐的心灵深处，就并不如她表现出来的那样强硬利索，一往无前。萨孟武注意到：“凤姐的敢作敢为，荣府上头皆不知之。但凤姐并不放心，风吹草动，就恐东窗事发。”[20]他举了四个例子：
平儿走来笑道：“……水月庵的师父打发人来，……我问那道婆来着：“师父怎么不受用？”他说：“四五天了，……那一夜……回到炕上，只见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问是谁，那里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来。众人听见，点上灯火一齐赶来，已经躺在地下，满口吐白沫子，幸亏救醒了。此时还不能吃东西，所以叫来寻些小菜儿的。”……凤姐听了，呆了一呆，说道：“南菜不是还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第八十八回）
却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忽听见小丫头这话，又唬了一跳，连忙问道：“什么官事？”……凤姐听是工部里的事，才把心略略的放下。（第八十九回）
凤姐因那一夜不好，恹恹的总没精神，正是惦记铁槛寺的事情。听说外头贴了匿名揭帖（说贾芹之窝娼聚赌之事——引按）的一句话，吓了一跳，忙问贴的是什么。平儿随口答应，不留神就错说了道：“没要紧，是馒头庵里的事情。”凤姐本是心虚，听见馒头庵的事情，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话没说出来，急火上攻，眼前发晕，咳嗽了一阵，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平儿慌了，说道：“水月庵里不过是女沙弥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么急。”凤姐听是水月庵，才定了定神，……凤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馒头庵与我什么相干。原是这水月庵是我叫芹儿管的，大约尅扣了月钱。”（第九十三回）
凤姐道：“你也是聪明人。他们虽没有来说我，他必抱怨我。虽说事是外头闹的，我若不贪财，如今也没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费心计，挣了一辈子的强，如今落在人后头。我只恨用人不当，恍惚听得那边珍大爷的事说是强占良民妻子为妾，不从逼死，有个姓张的在里头，你想想还有谁，若是这件事审出来，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我那时怎样见人！”（第一百零六回）
所以，还在贾府败落之前，王熙凤就一变此前天不怕地不怕更不信鬼神的态度，来到散花寺，“一秉虔诚，磕了头，举起签筒默默地将那见鬼之事并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祈求神明保护。秦可卿的梦就仿佛是另—个风姐，不断给争强好胜贪图一切的凤姐敲起警钟，提醒她退步抽身，留二条后路。死到临头时，她曾自我总结道：
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二十五岁，人家没见的也见过，没吃的也吃了，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就是寿字儿上头缺了一点儿，也罢了。（第一百零一回）
凤姐是有自知之明的。末世英才难正用，所谓日幕途穷则倒行而逆施之。
还是曹雪芹说得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但这是一句充满哀怜之情的话，曹雪芹对她发出了深沉的惋惜和由衷的赞赏。用现代语言说，凤姐同样是异化的人，她的全部关怀都集中在身外的权势、金钱上，但抄家时，“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的体己不下七八万金，一朝而尽”。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人的享受，怎样追求人的幸福等等，都不遑思考。可惜的是，凤姐不识字，庄学的书还读不懂，不可能接受这种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而且她还要忙着管家，没有时间去玄言清谈，结果只能是“哭向金陵事更哀”。如此精明强干、精于计算的人，落得如此下场，我们决不能轻易地说一声“活该!” 精明的凤姐大概没有料到这一点，“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不过从反面显示了家庭对个人的制约：任你有多大能耐，在树倒猢狲散的整体性灭亡中也必定是一无所获并搭上“卿卿性命”。
贾探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凤姐利用权力和手段乘着混乱大捞一把的同时，姐妹群中站起一位具有清醒危机感和自觉使命感的三姑娘探春。连多少须眉也不放在眼里的凤姐赞道：“虽是个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她像凤姐那样精叫能干，却比凤姐正直无私；她和宝钗一样现实理性，却又有宝钗所缺少的担当。探春是最早、最清醒地意识到贾府的衰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人事规律是这样无情，危机感和责任感就不能不时刻萦绕在探春的心头脑际了。
我以为，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探春其人：待人有真情，办事有能力，见解最精辟，做人最严谨。
待人有真情。探春痛感贾府的纲纪败坏人情丧失：“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句话成了贾府人际关系的最好写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探春仍然保持着骨肉真情。林黛玉死前，只有她和李纨在现场。贾母在大观园凸碧山庄开宴，因听笛而延至深夜，众人都走了，只是探春一人陪到最后。探春和贾宝玉的关系也很亲切。第二十七回有一段描写：
……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宝玉笑道：“没有叫。”探春说：“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宝玉笑道：“那想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的。”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侯，或是好字画，好轻巧顽意儿，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撂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这些。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我还像上回的鞋作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工夫，如何呢？”
这里不但表现了探春高雅独特的品味，而且描写兄妹之间真诚的关系，不可能在迎、惜与宝玉之间发现。
办事有能力。探春有担当精神。她不满贾府的任何一个男子：“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生活总是和人开玩笑，贾宝玉想做姑娘却投错了胎而终于成子男子，探春想成为男子建功立业也只是个虚愿。然而，探春作为女子在敏锐地发现问题，自觉地承担责任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超过男子的远见卓识和毅魄宏才，与宝玉作为男子在体验生活关怀别人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超过女子的缱绻深情和细心真切，同样是惊世骇俗的。她不是作为旁观者冷眼批评，而是她置身矛盾之中并，干预生活，一有机会，就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予以整顿。所以当宝钗对她说：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时，探春就说：“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说探春把朱子的学问都看虚了倒不见得，重要的是探春汲汲于实际事业，而不看重挂在口上几句经典教训。探春善于把理想贯彻到现实行为当中，“孰谓莲礼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所以即使出不去，她也想“立一番事业”。贾赦要讨贾母的丫头鸳鸯为小老婆，一刻也离不开鸳鸯的贾母得知后，把在场的人特别是王夫人责骂了一通，气氛紧张而难堪。探春想王夫人虽有委曲，但不敢申辩；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妹妹，也不好辩的；宝钗不便为姨母王夫人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这正用得着女孩子之际，但迎春木呐，惜春太小。因此，探春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此话一出，贾母茅塞顿开，王夫人、薛姨妈都解了围。果然，上天作美，风姐病后，探春获得了“合同李纨裁处”家政的机会，由观众变成演员。她立即着手改革，兴利除弊，开源节流。她的着眼点，还只是经济上的修补，但假如有可能深化发展，探春一定会搞出更多的名堂，经济改革的目标从来都逼出政治改革。那些一向躺在祖宗的荫功上奢侈腐化的贸氏后裔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探春的“新政”表明，贵族社会中有理想、有原则的明智人物已不能容忍本集团再这样放荡自流下去了，而她的改革不但无声无息地流产，而且，后来有不少事居然都是从“新政”上生出来的，这就突出了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灭亡已无可救药，这不是因为改革遇到强劲对手，而恰恰是这个家族的总体代表，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发生——一切都在按照其惯性溃烂下去。所以改革意义不在于它能给贾府带来多大变化，最后是否成功，而在于由此塑造了探春的形象并彰显出一种在崩溃面前积极有为的人生理想。当然，以探春这样一个未出阁的“娇客”来振兴家庭，也表明当一种文化的社会基础在腐朽、动摇时，这个文化的正统代表是如何在竭力挽回颓势，“知其不可为而好之”，是文化将死之际的必然悲剧。
见解最精辟。探春不像贾府男性那样口头上标榜礼法，实际上破坏家庭；也不像宝玉那样完全否认体统，专注于个体情感，她确实是把正统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不但自己主观上自觉，也希望重新成为家庭的现实秩序。面对礼崩乐坏、持续衰败的家庭环境，探春极为敏感。对人对事多有屡利之语。最著名的当数抄检大观园时对王熙凤等人说的：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七十四回）
探春“说着，不觉流下泪来”。一叶知秋。贾府确实是先从家里“自杀自灭”，然后再被锦衣卫“从外头杀来”。现在读者无法理解，探春的洞察力来自何处？我想，这只能是作者的设计：他要把这样一个使命安排给他推崇的探春来完成。探春的见解独到，语言犀利，特别表现在“抄检大观园”前后的六次“冷笑”：
当王熙凤说明抄检的原因后，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
当王熙凤说“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
在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众人安慰探春时，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不然岂许奴才来我身上翻贼赃了。明儿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陪礼，该怎么，我就领。”
在王熙凤针对探春的丫头们对骂王善保家的说“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时，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这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调唆主子。”
抄检大观园之后，挨了邢夫人“嗔着他多事”而打了王善保家的之，探春冷笑道：“这种遮人眼目儿的事，谁不会做?且再瞧就是了。”而当宝钗搬出大观园时，探春再次冷笑道：“很好。不但姨妈好了还来，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
“冷笑”之语一出，众人哑口。连一向能说会道的王熙凤，也只有陪笑的份。三姑娘确实是“玫瑰花儿”，她“撒个娇儿，太太也得让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样。”
做人最严谨。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律已甚严，端庄整齐。且看她的秋爽斋：“……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宅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下挂着一幅米襄阳的《烟雨图》，左右挂着—隔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第四十四回）高旷爽朗，毫无脂粉气，与探春不凡的胸襟和坦诚的生活态度正相一致。在日常生活中，她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迎、惜的丫头都闹出风波，贾宝玉的怡红院更是矛盾迭起，独探春这里井井有条，大丫头待书还成为她的好帮手。她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事无大小，只要涉及到她和她的同类人，探春就要出来说话。偶然撞见王柱儿媳女欺负迎春，探春不仅“唇亡齿寒”，“物伤其类”，而且立刻叫来协助凤姐管家的平儿，质问：“……还是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以至于凤姐“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畏她五分”。抄检大观园时，她不允许搜查她的丫头们：“我的东西倒讨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少爷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王善保家的掀了一下她的衣襟，探春立刻给了她一记耳光：“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检扯我的衣裳。”由于她的尊严，也由于她的理直汗珠，厉害的凤姐对她也十分尊重，她一发怒，“凤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才离开。
探春唯一的弱点，是她的出身。在探春的眼中，赵姨娘不是她的母亲而只是贾府的一个姨娘：“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 探春之所言所为并不是像赵姨娘所说的“只顾讨太太的疼”，“只拣高枝儿飞”，而有其“必须”与“应当”两个因素。从必须来说，探春鄙视、痛恨赵姨娘的卑劣品行、狠毒用心和丑恶形象。“论理我不该说她，但她忒昏聩的不像了。”赵姨娘和丫头们胡闹，她立即批评：“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不见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 在贾府的环境中，探春要维护自己的地位，要有所作为改革振兴，她必须和赵姨娘分离。在这个问题上，把她和同是姨娘所生的迎春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迎春这样懦弱无能，却从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正名，这不是因为她的生母比赵姨娘强，且去世得早，而是由于迎春本无所求，只要不否认她的小姐身分也就够了。探春却从来不满足于做一个体面的豪门千金，她要成为女中丈夫，她要挽救红楼颓败，这就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半奴才”的赵姨娘划清界限。从“应当”来看，探春对生母的无情，在是礼教文化的基本要求。从历史的角度看，殷周易代之后，“纲纪天下”的三大制度中首先就是“立子立嫡之制”。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严嫡庶之别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准则，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的宗法式家庭保证了财产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延续不绝。“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礼记·大传》）中国传统社会的长远生命力与此不无关系，这是传统社会中有一定合理性的正统观念。探春自觉地遵循当时的正统观念并以之为处理自己与赵姨娘关系的原则。探春所否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母女关系，而非自然意义上的母女关系。这“必须”与“应当”的双重理由在母女之间划下了无情的深沟，从“必须”的角度，我们同情探春；从“应当”的角度，我们略有微词。她在鄙薄生母时从来没有犹豫过。她是那么的理直气壮、斩钉截铁，不但使其言行没有可亲的一面，也反映出她对正庶观念的任何一点反思和质疑，似乎没有感到礼教纲常的压迫性、异已性。
这种对自己庶出的敏感，如果还令人同情的话，那就这一敏感配合上了探春对家败人亡的敏感。每说到家庭现状及其未来，她都有切肤之痛，常常从一件小事想到人世盛衰规律，最后归结为贾府必亡。怡红院海棠花冬季盛开，在合家欢喜之时，探春却想到：“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过分的担忧，居然使她忘记一惯的清明理性，相信起预兆来了。所谓“运”、“数”等等不过是“天意”的同义词，探春明白“一败涂地”的贾府没有任何希望。但她没有放弃努力，仍想尽已之力来有所补救。这种危机感、责任感潜藏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努力。人事不能转移天意，但人们然需要承担使命，作出努力，其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天意”，而是为了表明人的存在。“戚序本”有一则回后总评，其中说探春：“噫，事亦难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珠玑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21]脂批固是感慨之言，却也揣摸到作者叙述探春家政改革所欲表达的意思，这就是人尽其才是挽救败落的必要条件。探春没有机会尽展怀抱，贾府依然衰败下去，但大观园管理改革的行为却表现达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品质。
在中国文化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个久远的传统，孔子的仁学结构就有这一条，“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道远”，像李广、诸葛亮、文天祥、史可法等优秀人物都有这一种精神。“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复还”却要去，并且是那么昂扬，那么义无反顾，这才是生命进发出的精神活力。对于他们，后人不能仅仅从其所维护的利益、集团、阶级来评价，也不能仅仅依据成败得失来判断，而要注意并重视这种悲剧性行为所高扬起来的主体精神，目的总是有限的，而为了实现这种目的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才是无限的，只有超越成败利害之上的行动才充分展示出人的优越。事实上，在这朵“玫瑰花”面前，人们一方面喜欢她果断明敏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又总为她是“统治者的一员”所缠绕，总感到这个人物很难把握。提出贾探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便是为了换一角度，使这个人物更加清楚一些。卢卡奇（Georg Lukács）认为：“在某个特定阶段，没落能够以人类的伟大和纯洁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22]这应当成为解释探春的原则。作者把力挽颓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女子身上，这对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传统文化看来，所谓家庭，就是以父系长辈为家长、以嫡长子为继承的亲属共同体，男子在家庭中占据中心地位。贾府男子的腐败无能，只要看看身为男子的贾宝玉是如何的感到“男性自卑”就很清楚了。本来负有齐家使命的男子已经烂掉垮下了，这个“家”还有什么生命？在被孔子称为“难养”的女子中寻找男性的替代，其实正是家族制度不可救药的预告。探春为了整顿家庭而希望成为男子，事实上却依然是个女子，也意味着她所孜孜以求的，在传统文化的天地中是无法实现的。
这是奢靡霉烂的家庭，也是必然衰落的家庭。探春整理家政、承续文化理想的努力幻灭了，凤姐损家利己、满足私欲的目的却达到了，但其终局却更糟。小说在他们两人的判词中都点明“末世”不是偶然的。“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纵然有理想，有才干，但大势已去，她也回天乏力；“凡鸟偏从末世来”，因为凤姐只有在末世中才展露才能、如鱼得水的，其命运也只能和末世一样。“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越是理解探春，便越是应当认定：对贾府的盛衰剧变已无需伤感，它已不配有略为好些的命运了。
贾迎春：等待命运的审判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后，第一次回家向王夫人哭诉孙绍祖的凌辱，王夫人“用言语解劝道”： “……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说到“命”，任何解劝都是不必要的。《红楼梦》的作者是相信宿命论的，在贾宝玉所见的那些判词里，每一个人都被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所不在的命运牵着鼻子走，就是自诩不信鬼神的凤姐，不也是未能挣脱“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命运之网么?尽管迎春不相信自己的命运这样苦，但在贾府即将全面崩溃之际，她既不进取（凤姐、探春），也不退缩（惜春），而是木然端坐在紫菱洲中，一边捧读《太上感应篇》，一边冷眼旁观一切美好和丑恶的人事，既不会怜悯也不会愤恨，静静地等候着不知何时会降临她的命运。
对这个被称为“二木头”的姑娘，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除了写过几首诗，她短暂的一生毫无光亮，不但性格懦弱，而且连她的生母也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生命、生活之于迎春，显然太过灰暗甚至是可有可无。连冰彻的惜春，还有妙玉来下棋谈心，并时常有一两句惊人之论，而迎春除了参见姐妹们的公共活动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和友谊。司棋跟她好多年，被逼走时她也无动于衷；父亲做主将她嫁给恶霸似的孙绍祖，她毫无反映。迎春冷漠地接受一切，也无所动心地放开一切，生活的大波从来没有在她的心田上激起浪花，直至最后被虐身死，也在意料之中，并不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她唯一的一次动感情的话，是从孙家回来后，在安排晚间住处时说的：“乍乍的离了姐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记挂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旧房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
当然，迎春也自有其不得己的原因，她不是说过吗?“多少男人尚如此，何况我哉?”在贾门四大小姐中，元春有地位，探春能管家，惜春富知识，独迎春却是一无所能，连邢夫人也感到：“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这里的探丫头也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出身一样。如今你娘死了，从前看来你两个的娘，只有你的娘比如今赵姨娘强十倍的，你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反不及她一半?”迎春连防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唯一的选择，就是不作任何选择的选择，把自己交给命运。
相信人世间的—切都取决于命运，无需作出主体努力的思想，是传统文化的—大痼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儒、道两家都有命运的预设。相信命运，就可能承认最不合理的现实的合理性，它与其说是接受在命运面前人人平等，不如说是相信在现实面前人人不平等，既然厄运不可避免，抗争不过是付出更大的代价，倒不如在心理上接受它。这种“暴人之道”（墨子）之所以有人信奉，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独特奇妙的心理功能，主体可以借此推卸自己的责任，拒绝作出任何努力，遇有灾难或者不平，也可以维持精神平衡，不致于感到难堪和忏侮。所以每当危机来临，相信命运的人总不在少数。
这也就是说，命运只对屈从于它的人才存在。志得意满、为非作恶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命运，刚健有为、勇敢豪迈的人则能“制天命而用之”，命运从来都是弱小者、受难者的自慰和自欺，正如庄子所说，只有在“知其无可奈何”之后才“安之若命”的。“若”命而不是就有一个“命”在，实际上是主观心理的预设，怎么能希望它给人带来幸福呢?林黛玉就讥讽过迎春：“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结果当然是被虎狼吞食。所以车尔尼雪大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认为这是牵强、荒唐、残酷到使人愤怒的观念。命运既不在上苍天国，也不在阴曹地府，而就在人类自己身上，是人决定命运，而不是命运支配人。这也许就是迎春给予的启示罢。
李纨：耕种自己的园子
姐妹群中，李纨居长，她的生活遭际也就比少女们要丰富些。贾府繁盛的往昔，正是她的青春岁月，大厦将倾而夫君早逝，她无常的悲哀一定是至深且巨的；以孀居的身分带着幼子，生活在贾府这样一个复杂麻烦的环境中，她的艰难和无奈也是难以述诉的。幸好，这位大嫂子颇有能耐，任何人读到她为诗社的事和风姐交锋，都不能不佩服她的口才和机智。那么，在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李纨该有何为呢?
不幸的是，她的身分就决定了她后半辈子的命运，兴儿告诉尤二姐说：“我们家的规矩又大。寡妇奶奶们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她实际上最少用武之地，最少选择机会。如果说贵族小姐虽无权力却有口头上进行批评指责的“议政权”的话，那么李纨却连言论上的自由也没有，像惜春、探春讲的那些话，就绝不可能从李纨这里听到，传统社会和贵族家庭对寡妇的要求苛刻得近乎野蛮。李纨唯一的选择就是装愚守拙，教养儿子，期待着那“光灿灿”、“威赫赫”的晚年。
她和迎春一样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但她却善于保护自己，在现有的条件下取得较为完满的结果。一方面，她比迎春小心谨慎，每当气氛紧张，她就把姐妹们带出是非之地；派她管家，也只是在形式上主持一下，她从不在敏感的问题上接触实际，招惹是非，所以大家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从没她的份；另一方面，她又很重感情，从不难为人，却每每帮助、关心人。贾宝玉诗作不出来，她罚他去找妙玉要花；对一生寂寞的黛玉，她是真诚地同情，支持她和宝玉的爱情；黛玉临死前，是她在照料，并想念着“姐妹们在一处一场，更兼她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竟这样小小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不能稍尽姐妹之情。真正可怜可叹。”痛惜之中还有自责，偌大的贾府还能找到第二个么?王熙凤操持贾母丧事，上下左右都不配合，独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虽不敢替他说话，却把他自己的人来，吩咐道：“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儿，也遭塌起琏二奶奶来。别打量什么穿孝守灵就算了大事了，不过混过几天就是了。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就插个手儿，也未为不可。这也是公事，大家都该出力的。”
在姐妹们中间，李纨以其自尊自重，正直善良的“大嫂子”身分赢得了大家的信赖，俨然是她们的领袖。大观园之所以成为姐妹们的乐园，姐妹们所以能有几次欢快的聚会，李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贾母对李纨也是满意的：“他有的时候是这么着，没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的过日子。”这话说得很准确。除迎春以外，上述诸人都有自己的企图和希望，而李纨对生活却没有什么特别要求，除了和姐妹玩就是督促孩子读书，在处处紧张时时冲突的荣国府，在充满少女的爱和恨的大观园，李纨静静地守着自己的园地，“只以纺绩井臼为要”（第四回），不向外扩张（如风姐），也不向内退缩（如惜春），不算锐意进取（如探春），也绝非坐等毙命（如迎春），只是实实在在平平稳稳地把握着今天，求得基本的生活条件，以不变应万变，恬淡自守、安详宁静地走自己该走的路。
当然，人们也可以不满李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这在现象上和宝钗相似，但李纨的本质却是洁身自好，不招麻烦，而宝钗却是以此为手段以实现自己功利性很强的目的。李纨采取这样的回避方式，很大程度上固然是与其身分相适应的，但也有普遍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常常是某些修养较高的知识分子所持有的人生哲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不能积极有为改造社会的情况下，不沉入泥潭也不助纣为虐，却始终固持着自己的操守，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存在；并力图在日常生活舌中寄托自己的情感意绪，或平和地度过一生，或他日东山再起。正由于这种人生态度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而且这种方式本
身就要求铲平个性、认同一般。所以比较起来，李纨的个性就不太明显突出，从总体上看，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恰恰是她所希望的。
纨者，完也。人既如此，作者也就没有给她太大的难堪：
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
虽然怅望了几十年，辜负了青春韶光，但毕竟熬出了头。贾府的崩溃似乎并未给她平静的生活造成特别的变化。也许应当说，是她本人站在变化之外的，因为贾府繁富的时候她也是如此。按照有“好”必有“了”的逻辑，李纨没有“好”当然也就不会有“了”。至于晚年的辉煌显赫，大概是作者一片好意吧!
3、由来同一梦
究竟应当怎样生活，这是必须由每个人自己选择的。但这是归根到底，就是说，只有在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已经这样做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陵八钗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仍然取决于传统和社会，个体的主动选择在这里还太少表现的机会和实现的可能，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阻力。贾探春曾叹息自己不是男的，可见这个充满理性、敢做敢为的三小姐，也不得不承受社会对女子的偏见和轻视。进一步说，即使真是男的又能如何呢?贾府的男性们之所以或僵化呆板或腐朽堕落，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品性不好和才能低下吗?所以本书常常提到“不得不”，“唯一的选择”等等，就是为了突出这种外部制约。本来，对个体的心理行为来说，决定论是很难解释的，至多也只能是随机性的概率，但由于上述原因，本书在好几处用“决定了”这样的字眼。从而，所谓“理想的冲突”就很少有主动性和自觉性，实际上只是意向性的冲突。
危机并不都是消极的。现代学者认为：“如果我们把消极意义上的危机理解为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平原的断裂点，而沿着断裂层可能出现发展的减缓或者甚至停滞，那么闪光即积极意义上的危机则是指加速事件的进程，也就是指在正常条件下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走过它的一个周期的各种发展过程飞跃完成的时期。”[23]历史的发展表明：《红楼梦》所象征和暗示的危机恰恰是消极的危机，它的趋向，是全面的崩溃，是彻底地烂掉。而由此出现的各种人生理想，也就很难有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红楼毕竟倒塌，梦幻终于消逝，五分为人为已，不论是非善恶，都一齐泯灭在原址的瓦砾堆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一个必然死亡的家庭和社会，它不是让各种理想相互冲突，自由竞争；也于是支持一种反对另一种，而是无情地否定任何理想。最后就不存在胜负成败，而是一起无影无踪，消失在传统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那些代表这些理想的个体，即那些有才有识却又不幸的女子们，客观上也就成了贾府崩溃的殉葬品：黛玉夭折，宝钗守寡，探春远嫁，凤姐早死，惜春出家，迎春受虐，湘云飘零，李纨空望……这是一个不需要理想也不许理想滋生的时代和社会。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作者为她们每个人都安排了命运归结，她们无法走出她们的“运数”。这就是《红楼梦》结束时的四句诗：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所以，红楼戏剧绝非作者所说的“枉与他人作笑谈”。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指出：“当危机局限于经济部门时，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它的某些量的特征——但危机一旦扩大到文化、文明和人类感情，这个概念就失去了一切特征。”[24]但是，特征是有的，《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它捕捉并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情感方式发生危机时的异兆悲音，“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李商隐）只有在看完了这出理想冲突的戏剧之后，才能理解作者的自述：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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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加缪：《西绪弗斯神话》（1943），郭宏安译，《文艺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14—315页。
[2][美]埃利希·弗洛姆：《爱的艺术》（1956），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3][瑞士]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1933），黄奇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4]费孝通：《初访美国》（1945），《美国与美国人》（1947），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8页。
[5]王蒙：《红楼启示录》（最新修订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6]张爱玲：《红楼梦魇》（197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7]王蒙：《红楼启示录》（最新修订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23页。
[8]高阳：《红楼一家言》，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
[9][美]夏志清：《<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1966），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
[10]参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62），三联书店版1983年版，第179页。
[11]张爱玲：《红楼梦魇》（197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2][德]叔本华：《人生的智慧》（1850）， 张尚德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92页。
[13]傅雷：《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译者序》（1942年3月），《傅译传记五种》，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5页
[14][美] Paul Tillich，The Courage To B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p151.
[15]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62），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36页。
[16]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62），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3页。
[17]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62），三联书店版1983年，第144页。
[18]王德威：《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演变》，《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1页。
[19]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67页。
[20]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1977），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107页。
[21][法]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22页。
[22][匈]卢卡契：《健康的艺术还是病态的艺术》（1952），高中甫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47—448页。
[23][波]扬·比亚维奥斯托茨基：《危机与艺术的闪光》，陆象淦译，北京：《第欧根尼》中文版1986年第2期，第33页。
[24]引自上文，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