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危机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达到顶点。1935年，著名报人张季鸾（1888—1942）沉痛地说道：“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1]国运维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要走出这亡国灭种的惨祸，哪怕只是“混”下去，也须采取非常措施，直至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哲学家张东荪（1886—1973）后来回顾这一时期的思想动向时指出:“当此十年中，思想界已视民主为落伍，自由平等皆认为古董，谓宜束之高阁。所有者以三民主义为可兰经，另一手持剑护之。同时俯拾马克思主义中攻击民主的部分，益以纳粹主义（德）与法西斯主义（意）群向民主思想进攻。至谓民主主义已属过时货，无复留恋余地矣。”[2]无论是政治强人还是学界精英，大多对德国怀有好感。

作为民族救亡的一种方案，中国也有过一场模仿“法西斯主义”的运动。而一些没有直接打出“法西斯主义”旗号的运动、主张和实践，实际上也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性质。无疑的，权威主义、国家至上、领袖崇拜、暴力手段等等并不一定就是法西斯主义，但在现代世界，显然又以法西斯主义最公开地提倡这些政治主张并最善于使用这些控制方式。重要不是把现代中国的某些集权理论与行动套上一个“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帽子，而是在承认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时，考察中国的响应者是在何种情境中以什么方式使用法西斯主义，又如何地使之中国化。由此所得，不只是抽象地总结出一些教训，而是深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识。

1、法西斯的魔力

1930年代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选择一再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甚受欢迎的时代，当代史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黑谷”。[3]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分析，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第一波民主化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推动了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随后出现的是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进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这种逆转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采纳民主政体的国家。”[4]回潮始于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轻易废除意大利脆弱且腐败的民主，而以德国纳粹1933年掌权为高潮。在此前后，作为一种能够解决民族国家危机、迅速走向富强的有效途径，法西斯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示范性意义。

法西斯的崛起和衰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但在有关“法西斯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量的研究却没有达成某种共识。

首先，有没有统一的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后，西方主要国家几乎都有法西斯主义运动，时，法西斯主义因此具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特色。比如以反魏玛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左翼社会民主党、凡尔赛条约、失业和经济崩溃为主张的德国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就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存在着重大差异，能否把它们包含在同一概念之中是值得讨论的。法西斯的经典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但纳粹不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样依赖中产阶级上层，而是依赖那些害怕沦为无产阶级下层的中产阶级；也不像后者那样以西方理性主义为前提而是自觉地坚持非理性立场；在获得广泛群众基础、实行恐怖和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方面，前者也都远远超过后者。同为执政党，意大利对农民和生态问题只是敷衍了事，而纳粹却把农民农业作为其政策的中心问题，把土地和生态问题视为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一。德国哲学家洛维特（Karl Lowith，1897—1973）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亲缘关系是有限度的，它们从来不曾在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根源层次上真正达到一致。……德国人把国家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教条，从骨子里对它严肃看待；意大利则把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当成一种达到目的手段，但是他们本身，作为独立的个人，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吓哧倒的。”[5]纳粹德国的权威研究者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甚至认为：希特勒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民众领袖。……没有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更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的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对它做出什么服务。”[6]德意之外，还有种种“亲法西斯主义国家”、“准法西斯主义国家”、“前法西斯主义国家”等等。

其次，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相关论说也差异极大，较有代表性的，一是把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从人类文明以来就存在于所有社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本能的心理状态，二是认为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来源于诸如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等欧洲文化运动之中，三是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看做是欧洲思想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复杂的负面性所做的一个较为迟钝的反应，四是认为法西斯主义与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分不开，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遗产、凡尔赛和约的影响、世界经济大萧条和魏玛共和国的崩溃。[7]相对而言，第三、四两说较为合理。尽管可以合理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动员了人性潜藏着的破坏性，但它基本上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独特回应。“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首先是作为对启蒙运动的一个总的回应，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价值的回应——墨索里尼曾反复坚称，法西斯主义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反对的一切。”[8]强调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可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感染性和普遍性：它不但在1922—1945年间具有吸引力，而且也部分地、扭曲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些核心特征。

再次，关于何谓“法西斯主义”，界说也大不相同。它可以是一种制度和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理念和运动，前者存在于1922—1945年，后者则可追溯到19世纪以来思想与政治文化环境；它既可以如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说的是“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也可以被一些自由主义者扩展到几乎所有非民主的运动和政权。如此等等，任何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概括都很难成为共识。当代学者文森德（Andrew Vincent）综合大量研究后认为：“我们很难找到共同的基础来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讨论。共同出发点只能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消极意识形态‘反要反对的事物’。……大多数法西斯主义者是反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议会的、反个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9]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家们“倾向于对单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运动进行详细的研究，而不再作任何一般化的研究”。[1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作进一步概括完全是不可能的。作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法西斯主义在其抽象的、广泛的意义上，是通过对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现代技术专家的治理，实现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的政治体系，其特征是：“单一的政党，通常由一个人来领导；一支无所不在的和权力庞大的秘密警察；一套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以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这也是极权主义运动所致力于实现的；政府对大众传播媒介和所有或多数社会经济组织的渗透和控制。”[11]就德国纳粹而言，还应加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在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纳粹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希特勒个人意志的主导，其来龙去脉相对清晰。1936年希特勒就声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执政，不仅是由一个新政府接年管政权，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取得胜利。”[12]建立一种“世界观”是纳粹政治文化的基本目的。虽然不能因为这句话就以为纳粹真的有一套完整自洽的“世界观”，但从希特勒反复使用“世界观”这个概念来并结合纳粹德国“一体化”的政治实践来看，这个概念又确有所指。中国学者朱庭光认为，纳粹“世界观”由“民众共同体”和“领袖原则”两个概念支撑。“民众共同体是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概念。纳粹党人要尽一切努力使所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共产党人和反对纳粹主义都被排除在所谓‘民众’之外）都向往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大德意志日耳曼民族共同体，并将它的种族革命‘推向国外’，‘彻底改造世界’。”这一概念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领袖是民众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和中心。领袖和民众之间存在种族血统上的一致性，存在人格上结合的基础。他是民众利益及意志的代表者，是保持民族团结的维系者，因而有权对民众实行绝对统治。”领袖原则在实际行动上有三层意义：一是党/国的领袖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无限的全权，二是领袖的意志和意图必须贯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三是党/国从上到下的全部组织机构均按此方式进行组织和运行。[13]以此“世界观”为基础，纳粹又有不同于一般极权主义的特征，这就是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欧洲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传统和犹太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成为最理想的扮演种族理论指派给他们的角色：他们是少数民族，对他们的偏见愈积愈深；他们强大得令人生畏，却又虚弱得遭受攻击无还手之力。种族理论使纳粹得已把各种各样的仇恨、恐惧、怨愤以及阶级对抗转化为对一个单一的活生生的敌人的恐惧，把社会所有的敌对情绪引向一个可以轻易消灭的敌人。如害怕共产主义变为恐惧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怨恨雇主变为仇视犹太人的资本家、担心国家不安全变为担心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经济上的不稳定变为憎恶犹太人控制的大企业等等，反犹主义因此成为统一德国社会的心理手段。从扩大“生存空间”的国际竞争需要看，种族理论也为希特企图实现特殊形式的帝国主义政策，即以牺牲斯拉夫各民族为代价向东方和南方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据，因为这一地区是犹太人最集中的聚居地。[14]比较其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纳粹确有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组织原则和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方案。

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的讨论必须充分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正如许多社会政治运动一样，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不只表现在它的言论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它的行动上，其意识形态声称有时不如其实际政策重要，因此来势汹汹、后果深创的法西斯主义又具有面目模糊、个性不彰的一面。卡勒尔（Erich Kahler，1885—1970）为：“纳粹主义毫不犹豫地盗用任何可以为其目的服务的东西，而一旦那些观点和思想不再有用，就抛弃它们。但民族社会主义没有自己的观点或意识形态甚至不能声称有最起码的理性基础。……纳粹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基础，换言之，其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纯粹的欺骗。纳粹国家不是按原则而是依靠策略行事，因此之故，这可以把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全部东西拿来使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专家治国、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及官僚政治。纳粹的整套把戏中仅有的持久的‘原则’就是种族主义、反基督教和反人道主义，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摧毁人们的道德上的判断力的手段，具有永久的价值。”[15]屈恩尔（Reinhard Kühnl）甚至认为：“它的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动力之一，但也可以作为掩盖其本质的工具。对此必须进行具体考察。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便将其思想体系和自我表白当作其本质，那么，可以说是再次轻信了它的宣传。”[16]此说过于极端，因为重视意识形态、实施“世界观”的统一至少是纳粹政治实践的特点之一，但区分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与行动方案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这一区分表明，不同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目标。1937年墨索里尼在柏林对希特勒说：“尽管我们两国的革命过程可能多少有些差异，但两者所追求和达到的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伟大。”[17]另一方面，这也提示了法西斯主义传播的一个特点，即在不断扩散的过程中，它可以置换其意识形态而不改其行动方案。比如在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倡导者就可以完全不理会纳粹的种族主义而努力学习、吸收其具体的行动方案，并使之与“吾党宗旨三民主义”结合起来。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尽管随着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灰飞烟灭、其种种野蛮行径逐步公之于世，“法西斯主义”即成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成为政治文化中的咒骂语，但是，纳粹是凭借其解决魏玛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许诺而赢得广大选民的同意而掌权的。在战争、革命和国家耻辱给德意志民族造成深重创伤的危机时刻，希特勒出色地利用了这些条件，为选民描绘了一个崭新而美好的社会，使自己成为德国新生的象征。纳粹德国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大将认为：“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守威尔逊的十四点理想，因此才使得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18]在其12年统治的前六年，纳粹政权取得了一系列让其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取得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在当时使希特勒的反对者（在1933年这仍是德国人的多数）感到疑惑，内心理屈词穷，让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怀念。”比如3年内就解决了六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哈夫讷客观地指出：“我们无法想像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之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和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19]当然，这一成就的真实性是可以质疑的，而且它付出了希特勒个人独裁的不可替代性和有意识地摧毁国家功能的代价，付出了公民权利的丧失、公民成了政治废人的代价，而且这一成就后来又在战争中葬送了。不过，在希特勒的无数暴行还没有公开于世的1938年之前，纳粹在重建德国方面的巨大成就确是显赫的，不但多数德国人是满意的、陶醉的，国际舆论也是同情的、羡慕的。因此应当以发动第二世界大战为界，区分纳粹的两个不同阶段，并对前一个阶段有一定的同情性理解。

深刻的社会基础表明法西斯主义在当时具有示范性；而其意识形态与行动方案的可分离性又使得法西斯主义可以在德、意之外的国家地区蔓延。对于积弱不振的中国来说，纳粹德国当然是新兴强国的代表并值得中国学习和模仿。一些论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德国的地位，自大战以来，殖民地的丧失，交通及军事的限制，巨额陪款的负担，和中国目下的受帝国主义者所宰割，如出一辙。因此更使我们不得不对于最近法西斯在德国突飞猛进，加以深切的注意。”[20]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这种观点并不是不可理解的。这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富强、向往“整齐严肃”的最新表达，也是国难深重时节所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纳粹当政之初，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认识到它隐秘的罪恶和潜在的危险，举世瞩目的，只是纳粹的作为所导致的德国的重新崛起。这大体也是中国人的观感。

“法西斯主义”的正宗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不久，法西斯主义即传入中国。1920年代后期，不但意大利法西斯党人和德国纳粹分子在上海等地从事宣传活动，中国也有人组织了“醒狮社”、“国魂社”、“大江社”、“大神州会”、“少年自强会”、“独立青年党”、“国家主义青年团”等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团体。在由曾琦（1892—1951）发起、成立于1923年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中，也有人主张墨索里尼式的一党专制。1924年陈独秀就针对这一现象指出：“意大利法西斯党穷凶不法，世界上那一国不知道！”[21]但法西斯主义成一种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之后。如陈穆如所说：“‘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自上海及东北中日战后，我们就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自然法西主义经过无数的报纸与杂志介绍之后，已成为大家所注目的东西了。”[22]从1929年到1938年，中国大量出版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论著，共有二百多种刊物对法西斯主义作了广泛的介绍，相关文章每年有数百篇。既有对热烈赞扬，又能严词痛斥，较多的是同情性理解。如任豁盦指出的：“其实法西斯主义之本体，虽违反民主，而为集权政治，为领袖专政；但其精神，则在表现民族爱国。亦自有其特点。德意志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意大利所谓多数人工作少数人研究一个人决定，其形式恰似东方之宝塔。其塔尖固为所谓领袖所谓一个人，而其塔基仍为民族为多数人，其建筑之稳固，固自有其理也。领袖不能违反民族生存之要求，决定必须根据多数人之实际，其集权之精神，何尝不寄于民主。今之醉心于集权政治者，当求其根本之原理，须知意大利德意志等国法西斯政权之形式，绝非偶然。而莫索利尼与希特勒辈之抓住群众，更确能顾虑到民族存亡之要点，而代表其要求，虽时时行使其暴力，而暴力之动机，绝非纯为个人，自有其民族生存之共同目的，与夫中心信仰。若不察情实，而强为学步，甚至徒及皮毛，以图自利，日日以民族复兴相号召，对于民族生存之要点，则又忽而不顾，其结果终必自陷绝境，以救国家民族共蒙其祸，不又与莫索利尼与希特勒之罪人耶。”[23]

在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中，周毓英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是专门介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杂志。从1933年3月到1934年8月，该刊发表大量文章定宣讲法西斯主义是世界最新潮流。“资本主义的没落，民主政治的没落，共产主义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头，已成了世界潮流，在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国都将先先后后趋向于法西斯蒂，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24]这是因为中国也有法西斯存在的内在原因和客观条件。法西斯的严密组织、行动主义、唯力主义，都恰好是医治中国重病的特效药。冠三的“国民党与法西斯蒂”一文认为，近代史上有4种民族奋斗的方式：苏俄的共产革命、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法国民主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革命，其中只有第4是行得通的。法西斯蒂是“最积极最勇敢最强烈的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它成功地挽救了意大利、德国的命运，说明它是一切濒于危亡的国家和民族起死回生的仙丹。所以中国“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25]作为刊物发起人的周毓英，更是鲜明地提出了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需要像法西斯主义那样有毅力、有纪律、勇于行动的铁血组织来对付日本侵略，也重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以为中国的出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符合儒家大同精神的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认为三民主义已经包括了法西斯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论，所以不需要引进法西斯主义理论。“中国的法西斯蒂除了组织上的有毅力有纪律外，无条件是该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内容。”“中国革命在根本的思想与主义上，孙中山先生的、所遗留的一切我们都应该无批评的一一接受下来，但在行动与组织上却必须灌输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更不能放弃党的组织，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毅力的党组织来执行三民主义。故今后的中国革命便是要：三民主义+法西斯蒂。……即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的新血液才有生路。”[26]陈穆如将之具体化：“德谟克拉西早已没落下去了，其没落的唯一原因，是因它本身毫无能力。”“今后的中国革命无非是：‘三民主义（正确主义）+法西斯蒂（有力的组织）’。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要注射入法西斯蒂的新的血液，才有出路。换句话说，法西斯蒂是没有内容的。它是以社会的内容为内容/因此，法西斯蒂除了组织上有毅力、有纪律外，无疑的是，是该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内容了。”[27]这就是说，中国需要法西斯式的严密组织与铁血精神，但不需要法西斯的意识形；国民党的躯体要保存，但要灌之以法西斯主义的血液，即民族热情、铁血精神、强力组织等等。“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

法西斯主义本无系统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也不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所以法西斯主义为中国人所欣赏的主要是其严密的组织技术、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坚毅的战斗精神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冯启宏指出：“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观——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蒂为用，强调以三民主义的内容和国民党的领导，再加上法西斯蒂的技术，来完成中国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理想的看法，正是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特有论点。”[28]无疑的，1930年代的中国，依然有反法西斯主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知识界一直坚持批判立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新专制主义”一文和1930年代初邹韬奋旅欧时有关对纳粹德国的批判性报道。[29]

2、政治人的策略

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在1930年代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思潮，重要原因是它所显示出来的一些“效能”被蒋介石等人认为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的对外关系传统之一是与德国的合作。孙中山曾关注过德国崛起的经验，其“三民主义”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孙把德国的成就归功于俾斯麦：“德国自联邦成立了之后，到欧战以前，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执欧洲的牛耳；欧洲各项国的事，都惟德国马首是瞻。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个地位，全由丕士麦（Otto Von Bismarck，通译俾斯麦）一手缔造而成。”此外，俾斯麦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也令孙佩服。当社会主义在欧洲兴起时，俾斯麦不是以权力来抵制它、压迫它，而是因应时势，主动地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孙认为：“丕士麦用这种方法对待社会主义，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当冲打消的方法。用这种防止的方法，就是无形中消灭了人民要争的问题，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会发生革命。”[30]当孙一再声称他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时，表明其“三民主义”确有德国政治文化的背景。理念上的部分认同之外，孙还认为德国是西方列强中对中国相对友好的一个。1917年，他在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时，具体地从人民、土地、主权三个方面说明德国没有或较少危害中国。以人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并未损害中国人。“以土地说，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以割地言，则中国已割黑龙江沿岸最富饶之地于俄，割缅甸、香港于英，……法占广州湾，俄占旅顺、大连，又转让之于日，论其前事，德之胶州，罪无以加于他国。今者胶州已归日占，再无德人危我领土之虞。”以主权说，德国确曾随英、法之后侵害中国，但与俄国驻兵占地以起大战，英国首设领事裁判权，首划势力范围而论，德国“当有所不如”，是西方列强中“侵我较少者”。[31]因此，孙中山对德国长期友善，对中国政府于对德宣战耿耿于怀。直到德国战败后，他还称赞德国：“……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略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惜乎国人……徒以德国大战失败，为不足齿列，而不知其因有之人才与学问，皆资足助吾国发展实业，建设国家之用也。”[32]基于这些认识，“联德”是孙中山的一项重要策略。1917年发起“护法运动”时，他得到德方200万美元的资助；1920年任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时，他派员赴德洽商建立双边关系；1923年在广州重建政权后，他又一再向德方提出合作方案，其理由是中德可以互补：“……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械科学，共同合作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总而言之，即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此步达到，则以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华塞条约’（即《凡尔赛条约》）之束缚。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以德国今日废置之海陆军人才及制造武器、组织军队各等计划及经验，悉移来中国，为中国建树一强固国家，互于资助，则彼前战败而失去种种权利，必可由助成中国之富强而恢复之也。”[33]孙对德国是充满热情寄予希望的，但魏玛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且须顾及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所以除民间经济合作外，德国政府回报孙中山热情的是谨慎的冷淡。“联德”既然无效，只好转而“联俄”，但在德俄之间，孙对德国更为心仪。

孙中山的“联德”政策是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外交政策的基础。青年蒋介石在留日期间曾学习德语并两度伺机赴德留学，虽未成行，但对普鲁士的“铁血政策”及德国军事技术一直怀有好感。南京政府建立后，蒋实行了孙中山设想“联德”方针，大量借用德国的“物质”和“人才”。从1928年到1938年，中德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军事—经济合作，留德学生、赴德考察的党政军高级人物（仅1930年就派出176人）、应邀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先后共有142人（最多时达43人）等，其中包括泽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1936）、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lenhausen，1878—1966）两位上将，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建设有重要影响。1936到1938年任中国驻德大使的程天放（1899—1967）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抗战发生，德国调停失败，改变对华政策以前，中德关系很融洽，政府命令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没有做到”。[34]此时也正是纳粹在德国由反对党成为执政党进而成为独裁党的过程。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纳粹由一个边缘小党迅速崛起，一路凯歌迅速登上权力高峰。“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33年8月初帝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和紧随其后的‘罗姆事件’引起的危机结束之后，其权力之巩固和扩展之迅速，不仅让当时的人们感到震惊，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令人震惊。……仅仅一个月，魏玛宪法里所规定的公民自由，就被取消殆尽。在两个月里，一切活跃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是被关进监狱或是逃亡国外，连议会也将其控制权拱手相让。在4个月里，曾经权力很大的工会被解散。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反对党或被镇压或被解散，只留下纳粹党成为唯一政党。在1933年3月已经事实上被打碎的邦，1934年1月被正式废除。其后的夏天，来自希特勒运动内部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在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被残忍地消灭。”[35]这是一个充满暴力、恐怖与血腥的过程，但极权体制拥有遮蔽真相而营造一种光明强盛的外观的能力与资源，因此纳粹德国呈现给世人的是振奋民族精神、统一国民思想的“整齐严肃”的气象。中德人士的互访当然也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东来的媒介。比如1928年11月至次年5月领导顾问团的鲍尔（Max Hermann Bauer,1869—1929）上校与纳粹运动有密切联系，其继任者克瑞伯（Hermann Kriebel,1876—1941）中校曾在1923年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中与希特勒并肩游行、失败后又与希特勒关押在一起。作为外国顾问，鲍尔、克瑞伯等纳粹分子当然不可能直接在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但在他们参与中国军事教育期间显然是有机会中国军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36]因此，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及其在德、意的实践并不陌生，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态度有两个方面。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蒋介石也历来以“总理信徒”自居，因此，对作为一种“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蒋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不认为中国有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必要，尤其是公开场合。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评论了当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统治理论，认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用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这显然是对法西斯主义“效能”的肯定，但他紧接着就说：“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论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符合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蒋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扩张本性易致国际纠纷，不合中国“大同”精神。而且“每国各有其客观的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只有融合中外学说，根据中国情况所得的孙文学说，才是唯一适合中国的政治理论。肯定其“效能”而否定其“主义”，是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态度。他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他否定中国可以实行民主政治：“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法西斯主义、民主政治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先经“训政”后入“宪政”：“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经验之民族，是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之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之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37]就注重统治效能而能，“训政”与法西斯主义有共同之处，但因为“训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受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制约，不会像德、意那样恶性膨胀，而且“训政”只是通向“宪政”的过渡阶段，所以，借鉴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效能”并不等于实行法西斯主义。1932年7月，针对蒋组织仿效法西斯主义的“蓝衣社”的传言，蒋对记者说：“今日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者，即背叛总理之反革命分子，毁坏中国国民党固有之组织与方式所致也。吾人既不不能恢复其固有惟一革命之组织，而又仿效意大利之所谓法西斯蒂的组织，来强行之于中国，是何异于共产党欲以中国为共产化。”[38]此外，1934年3到11月之间，蒋多次以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公开声明中国不需要法西斯主义。[39]就这些公开材料看，蒋介石并不认为中国需要法西斯主义。相反，他强调三民主义是现代中国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孙中山的学说有法西斯主义的优点而无其缺点，因此他要求其部属“在思想上，言左，不能学共产党；言右，不能学法西斯蒂。”[40]所有这些，不只是虚伪和谎言。据有关回忆，“很多力行社成员，包括蒋中正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但这种兴趣自三十四年（1935年）起已开始减退。蒋中正在那些年对有关法西斯资料常批‘不值一看’字样。”[41]纵观蒋介石一生，虽然在不同场合也会逢场作戏、言不由衷，但他对各种外来的主义基本上不抱热情，也没有正式使用过“法西斯”这个名词。“力行社”刊物《中国革命》的编辑萧作霖也回忆说：“同时我们也实在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词了。”[42]萧这样说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大陆武汉市政府的参事，著名的民主人士。

政治人总是复杂的。也是在1931至1934年期间，蒋在一些内部场合上确实表达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好感、对采用法西斯主义方案的兴趣，并直接组织、领导了被认为是中国法西斯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对此，固然可以用政治家言行不一来解释，而更重要的是，蒋对法西斯主义有自己的解释。在1933年9月的一次讲演中，蒋认为“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精神”有三条：“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所以我们认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我们民族最高的文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礼义廉耻’，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为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三民主义为我们民族革命惟一的原则，而归纳之于‘诚’。因此我们要做革命党员必先要以精诚来保持固有的道德和传统的精神，才能复兴民族最高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一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我们那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那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43]蒋把法西斯主义抽象化，使之脱离德、意的历史情境而运用于中国。在现代政治思想中，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德国纳粹虽以民族主义、军事化、领袖崇拜等为特点，但民族主义等等又并非只有法西斯主义所独具。这就是说，当蒋公开否认中国需要法西斯主义时，他实际上又肯定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于中国的有效性；当他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法西斯主义时，他所说的其实是现代专制政治的一般主张。

因此，蒋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和理解是复杂的，他所取之于法西斯主义的，是其抽象的、普遍理念，即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领袖崇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对主义或运动的欣赏和采集主要基于现实需要。蒋之借重法西斯，既有确立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个人的统治权威的动机，也有整合全国力量准备抗战的愿望。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张学良归顺中央，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有以“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西山会议派”（以邹鲁、谢持为首）、“胡汉民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再造派”(即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的公开对立，蒋集团内部又有政学系、C．C系及黄埔系的明争暗斗，党内、军内“反蒋”的呼声不断。汪精卫、胡汉民都凭借其雄厚的政治资本与蒋分庭抗礼，直至组织中央和政府来对抗南京的中央和政府；西南、华北的地方领袖也以割据称雄为常，1931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蒋既无“总统”之名亦无“总裁”之实，甚至两度被逼下野。而且，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及其政府迅速腐败，“军事北代，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恶”传诵一时。党国要人既乏执政能力，亦缺革命精神。黄埔系军官腾杰1931年为筹组“力行社”而拜访黄埔同学时，“几乎每家都在打牌，还有些朋友在家抽鸦片的，人人普遍过的无非是醉生梦死的生活，没有一点忧患意识。我每次和他们说起日本可能要侵略中国的问题，……他们动辄就说：‘算了吧，老滕，你是个理想主义者，所说的脱离现实，有谁听的进去？’”[44]形势危急，国家却四分五裂；灾难深重，国人却酣睡如常。国民政府对内不能有效控制，对外不能坚决抵抗。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无论对法西斯主义有何认识和评价、无论是否采用法西斯主义之名，蒋介石都需要在其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中贯彻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领袖崇拜等原则，以求得党/国统一。因此，对于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成功镇压共产党时所显示出来的效能，蒋当然怀有有浓厚的兴趣。如滕杰所说：“回顾世界反共史，真正用内政方法打败过共产党的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及希特勒的纳粹。”[45]1932年初，在筹备成立“三民主主义力行社”的几次小型会议上，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大意是：“要攘外必先安内。就是必先要内部团结统一，全国一致来从事生聚教训，以求具备对日长期抵抗的条件，然后再实行全面抵抗，那才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把握。我们只有在这一次战争中能得到胜利，然后也才有机会去放手建设我们的三民主主义的理想国家。”[46]

蒋介石的复杂性还在于，他所理解法西斯主义“精神”，差不多就等德意志崛起的历史经验。从北伐成功到抗战军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是1930年代初的“民族复兴运动”（即“第二次革命”，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劳动服务运动”、“经济建设运动”），在运动的发起和推进过程中，德国及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实践被援引为示范。“力行社”成员胡轨1932年出国考察时，很羡慕德国人的井井有条、整齐清洁，鉴于中国人生活的杂乱无章、毫无规律，他回国后即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报告。这与1933年“福建事变”时蒋介石在前方看到一个小孩吸烟大为感触而起“新生活运动”的念头恰好一致。“国民军训运动”的实际负责者是“力行社”的重要人物贺衷寒，他认为德国能在一战失败后迅速重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解除武装之际仍能坚持军训，因此面临同样危机的中国也要全力推行国民军训。“力行社”的滕杰考察德国回来后，草拟了《实行国民义务刍议》的报告，主张仿效德国通过劳动来培养国民踏实苦干的优良习性。蒋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改名为“劳动服务运动”而于1934年正式展开。“经济建设运动”在“互助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和制度结构上均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似。[47]与“新生活运动”相辅并行的还有“民族文艺运动”。《华北月刊》编辑林国材当时就指出：“1934年，是世界危机的新阶段，世界各国都陷于经济恐慌的难局，帝国主义又疯狂地竞扩军备，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因为法西斯主义之雄世界，各国先后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经济上，文学上，都以民族主义乃至国民主义为中心，而加以强烈的保护，干涉，管制；结局，在政治上产生了独裁制度的‘强力政治’，‘民族国家’在经济上显现了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统制经济，集团经济，在文学上体现了发扬民族光荣代表全国利益的民族文学，国民文学，乃至国社文学，法西斯文学。”[48]

“新生活运动”是“民族复兴运动”的中心。运动期间，蒋介石努力以中国儒家观念解释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德国文化，一方面把法西斯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把儒家军事化。

“新生活运动”是以德国为典范的文化建设运动。蒋以武力取得政权，但他并未满足于“马上治天下”，而是以增进国民知识与道德为国家统一与强大的基础。他以德国为例说明：“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他们的社会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晓得，德国自从欧战失败，签订凡尔赛和约以后，整个国家在各个战胜国压迫干涉之下，一动也不许动，尤其是关于军备更受严格的限制。……但是还不到15年工夫，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与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德国何以能和其他各上强国平等，就是因为他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能和各国国民平等，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49]“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他们何以能很快的完成革命建设新的国家，而我们的革命到今天反要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般的国民知礼与不知礼。尤其是在德意两国，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的。因此，不仅他们国内的敌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外国人见了这种情形，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望而生畏。”[50]在蒋的视野中，“知识”不是与科学文化相关的个体能力，而是个体对权威和秩序的尊重，“道德”也不是与自由相关的行为规范，而是对纪律和领袖的服从。蒋所推动的“新生活运动”以恢复固有道德、改良生活习惯为手段，以使人人准备为国牺牲为目的，对克服凌乱自私、散漫无纪的作风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因其所倡导的“知识与道德”更多是消极的尊重和服从且始终以“国家”为中心，所以这运动实际上并无助于国民知识与道德的增进。

“新生活运动”是以儒家礼教为动员的全民军事化运动。德意志的成功在其军国主义，而中国要实行军国主义，必须寻找本土资源，这就是儒家礼教。蒋在1930年代初的政治思想，就是儒学理念与德国武化，是道德化与军事化的结合。“我们今后一切的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什么叫‘军国民教育’呢？照从前德国毕士麦宰相说的所谓‘铁与血’为军国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的军国民教育不仅是‘铁与血’，还是重在‘武德’与‘武艺’，这才算是完全的军国民教育。”[51]蒋当然明白，在强敌逼进之际，传统道德是不够的，所以要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从而，“礼”由“规规矩矩的态度”进为“严严整整的纪律”；“义”由“正正当当的行为”进为“慷慷慨慨的牺牲”；“廉”由“清清楚楚的辨别”进为“实实在在的节约”；“耻”由“切切实实的觉悟”进为“轰轰烈烈的奋斗”。[52]这在下面的言论中有鲜明体现：

六艺之中，没有一样不是军事或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东西。比方“礼”与“乐”两样，普通人或许以为与军事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那里晓得军事教育最重要的第一就是“礼”，例如“立正”，是一切军事动作之基本，也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礼”。……至于“乐”，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一切“乐”，都是起于军事。在上古发明弓箭的时候，因为箭发于弦，铿然有声，于是人类发明琴瑟。其实不止是乐，可以说人类一切文明，就是由战争而发生，因战争而进步！“礼”“乐”与军事的关系如此，其他的“射”、“御”、“书”、“数”更不待言，所以我说孔子的教育，完全就是文武、术德兼修的军国民教育。[53]

应当说，蒋并不是单纯地赋予“礼义廉耻”以军事化内涵，他同时也想以“礼义廉耻”作为军事作武备的规范。他的理想是统一道德与武备，实现文武合一。比如他指出：“军事并不是专属于那一个特殊阶级的学业，在现代的国家说，全国各界民众的一切事业的进行，可说都是为军事，一切学术都是应用于军事，……不过最要紧的，我们研究军事，讲究武备，一定要以礼义廉耻做精神的基础，如果离开了礼义廉耻而讲军事武备，那这种军事武备，便是野蛮罪恶，如果只知道人与人相互残杀。所以我们一定要文武合一，六艺并重，一切的生活和行动，都是军事化，都要合乎礼义廉耻……”[54]但是，既然文明因战争而生，“六艺”都是军事，它们又如何能约束、规范军事化的“野蛮罪恶”呢？所以，蒋的论述其实是礼教其外，军事其内；文化其外，国家其内。

“新生活运动”是以“军国民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蒋认为军事化是现代性原则。“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国民。”[55]蒋所理解的“现代”，是中国的现代，是在国家危机达于顶峰的中国的193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军事化为现代化，自有其现实需要。但蒋似乎没的意识到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总是把中国经验普遍化，在一般意义上把现代化赞同于军事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56]“我屡次说过我所要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我们国民厉行战时生活，而所谓战时生活亦就是现代生活，凡不合乎战时要求的生活，就决不能适应生存于现代的世界。凡不能实行战时生活的国民，就决不配作一个现代的国民。”[57]如此等等，这就忽略甚至无视现代化与军事化的差异，把应急方案作为现代常规。把国难时节所需要的举国体制、国民军事化等同于现代化，虽有准备抗战的积极功能，同时也是借助法西斯主义、建立糅合儒家礼教和独裁政治的“新专制主义”。比如蒋一再要求其部属：“……一般的革命党员，尤其是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领袖对于党的一切，党员的一切，也要一肩担负起来！”[58]

从上述三方面看，“新生活运动”的法西斯性质，也就是蒋所解释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领袖崇拜，而军国主义又是其核心。在近代以来被“瓜分”的恐惧气氛中，文化思想界的反省多感国人缺乏血性、缺少勇气、缺少力量，进而认为儒学礼教应对中国积弱负责，所以鼓吹尚武精神和暴烈行为。蒋介石的言论当然也是这一传统与现实的产物。如果说引进德国人的“整齐严肃”以为中国文化的矫正和补充是近代以来若干政治人、文化人的向往的话，那么蒋的特点在于，他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化解释，把德国及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传统融合起来，以此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并使之成为一项国家政策和社会运动。不能完全否认这一方案在抗战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第一，蒋对儒学的解释只是一种解释，且很难得到普遍认同；蒋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也忽略甚至无视纳粹与德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差异，似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无非就是尊重传统、整齐严肃之类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以提倡的东西，这种解释也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抽象化、泛化。第二，这种现代计划以国家压倒个人、以责任取代权利、以服从取消自由为内涵，确实与法西斯主义有一定关联。现代化当然需要一场社会动员并重建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但它所包含的政治民主、个人自由却与领袖操纵的“整齐划一”无关。

蒋介石对法西斯的矛盾态度也为其他国民党人士所具有。陈立夫1933年在给萧文哲《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作序时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共产主义加上虚伪的民主政体过度猖獗而激出来的”，尽管法西斯主义“不胫而走遍天下”，但它不能在中国生根：“凡是极端的思想，左倾也好，右倾也好，在好时髦的中国或许如共产主义一般可以一时风行，但是不能持久。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背景，时代的需要，自有它独有的革命方式和革命主义，抄袭和固拒是一样的错误。”但1937年在为薛光前《意大利复兴之道》作序时，陈又指出墨索里尼“努力于义大利之民族复兴，不数年间，使义大利转危而安，赫然与英、法诸国并驾齐驱，成功之速，世罕其匹。”且认为“墨氏之主张，与总理之革命主义，颇相符合。”孙中山“物种以互竞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也正是义大利民族复兴之关键所在。[59]蒋介石1930年代初在党内的主要反对派胡汉民（1879—1936）及其领导的“西南政委会”也持类似主张。作为其反蒋斗争的一部分，胡汉民等人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修辞严厉批判法西斯主义，指出其在政治上的反自由、反民主，在经济上的反社会主义、反民生主义，在文化上的反进化和排他性，认为法西斯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不相容，而且中国也不具备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条件。[60]但胡对法西斯分子的精神也表示赞扬：“古人有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以身劳之’。革命党员，固应人人如下如是，德义（意）诸国之党员，则确有此种景象；其任务较一般人民为重，其工作较一般人民为繁，而权力无有焉。党之主义精神，亦即在此彰显。”[61]“平心而论：独裁制度能推行，未尝不可容许，姑不论德国，土耳其与意大利之独裁，便已有著鲜明的成绩。……观察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的现势，可知独裁与集权，并不算得一件坏事。假如做的得当，仍然是一种可采用的制度。”[62]陈立夫、胡汉民都是国民党的党务领袖，看重三民主义的正统地位，所以要在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主张借用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德国纳粹的语言和行动方案，所论难以统一。一些较少意识形态束缚的地方领袖则较少自由，如李宗仁（1891—1969）、白崇禧（1893—1966）领导的“革命同志会”、张学良（1901—2001）的“四维学会”等，都仿效法西斯组织秘密团体，加强社会控制，其中以张学良最为典型。1933年4月赴欧考察时，张对法西斯主义的效能印象极深，以为“意大利的历史背景，有多与中国相似之处。为一老大帝国，罗马的古典，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迨至近世，受强邻压迫侵略，甚至内政上都受邻国的束缚。政治腐败贪污，外交上丧权辱国，可以与我国同病相怜。莫索里尼（墨索里尼）大声疾呼，从事反抗奥国，组织法西斯党，谋取政权。莫氏执政以后，努力图强，跻于五强之列。当时我非常艳羡莫氏的政绩，从而想到我的祖国中华，亦应该拥戴一位英明领袖，加以训治。……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有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63]尽管回国后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张与蒋保持一致：“至于法西斯之能否适合于中国，则尚须加以研究。盖一种政治制度之发生与确立，必有其历史之背景，且须适合于一国之民族性，我人自不能加以抄袭，而将其贸然引进也。”[64]但他也认为，如果“将德、意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达到中国统一之最良方法。”在可以行诸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要素中，“领袖崇拜”是最重要的一条。“中国今日之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之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出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今日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余反对中国之自由主义，‘自由’非为中国人民而设。中国人民素无民族自觉心，亦极淡漠于国事，吾人欲领导民众出于当前无希望之纷乱之境，非以充分的之权力于一人而奉之为领袖不可。”在他看来，“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65]

尽管从蒋介石到国民政府的党政大员都曾在不同意义援引法西斯主义以为中国学习之资，但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远远没有取得其在德、意的成果，主要原因在于国情不同。纳粹史专家费舍尔指出：产生相似于纳粹的运动须有五个先决条件：1、存在着半封建和半工业的混合社会，这个社会还带有长期存在的军事化和集权主义的传统。2、作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民众被国家化。3、生物—种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4、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极端的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创伤性的结果。5、反社会的任务和排外运动同时出现。[66]严格地说，现代中国只具备这些条件中的第4条和1条的部分（缺军事化传统），因此中国法西斯主义与德意法西斯有很大区别。蒋介石对此是清楚的。在解释日本不能独裁、不能法西斯化时，蒋认为：“一个国家要组织法西斯党，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国内民族性不坚强，即民族性很散漫，然后法西斯组织才可以成功，使散漫的民族性组织紧张起来。第二个条件是国民教育不普及，一般国民的智识程度不够，所以他一个党能够专政，一个党可以组织智识阶级，强迫的要一般国民受教育。必须这两个条件完备，才可以成功法西斯蒂。”[67]德意志民族坚强，希特勒是借助19世纪以来强烈的、复仇的民族主义并在1920年代末魏德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获得成功的；德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当蒋介石以民族性散漫和智识程度低来解释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条件时，他想到的其实是中国的现状：帝制中国崩溃后中国才开始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民的智识程度更不能与德国相比。中国不同于德意，蒋所理解的法西斯主义也与德国纳粹有较大差别。比如当时一些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者还对其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作出批评，认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较适合中国。

国情不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在通过革命上台后都意欲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而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第二次革命”却无意实行整体性社会革命。“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人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68]纳粹的集权制度确是一种更有效的控制方式，但这种制度是一场革命的产物，在其“整齐划一”的作风背后，是一种破坏魏玛民主制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是失去财产的底层民众。纳粹主义的精髓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其实质是独裁领袖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动员群众以建立“一体化国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不愿也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国民政府的社会整合力极低，“新生活运动”虽意在为国民党的统治寻求社会基础，但其真正的目标只是建设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现代国家。正如柯伟林评论说的：“就法西斯主义崇拜者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各种不同感性认识而言，他们大多数唯一能够同意的一般化标准是一种有用的控制方法，即对全民的控制（蓝衣社所主张的），对党组织和全民文化的控制（陈立夫所主张的）和对经济的控制（政学系所主张的）。可以他们对于应该控制什么和如何实行控制却未能达成一致。”[69]

国情不同的第三个方面，在政治经济落后的中国，蒋介石追求的是军事独裁，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一党独裁不同。墨、希都是凭借党魁的地位而上台执政、而统帅军队的，但蒋介石在党内、国内都远未达到希特勒在德国的独裁地位。正如政治学家陈之迈说的：“现在中国当政的国民党，不能和别国独裁的政党同日而语，因为他的内部组织不健全，派别是很分歧的，并且没有一个集团有力量消灭其他集团，不特在各省如此，在中央亦是如此。”[70]只是在1935年汪精卫赴欧养伤、胡汉民去世之后，蒋才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权，其标志是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改进党务度调整党政关系案》，推蒋为国民党总裁。这既是全民抗战的需要，也是国民党人、特别是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团体“三民主义力行社”全力推动的结果。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的权力也不能和希特勒相比。希特勒在国内当然也有敌人，但都是隐秘的、地下的反对派，而蒋介石不但在党内仍然有公开的批评者，在国内还有共产党这样拥有武装的对手，所以蒋的独裁是打了折扣的。当全民抗战开展之时，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等等至少在理论上就不能再坚持，所以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也就悄然落潮。当然这并不妨碍蒋凭借其独裁地位和权威体制而在实质上继续实行某些法西斯主义。

需要补充的是，蒋介石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言论均发表于1930年代初，其时中德关系正处蜜月期。抗战开始后，德国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满洲国”，中德关系迅即冷却。1940年7月1日，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孙科、白崇禧等人鉴于欧洲战场上英法一再败于德国的现实及中国的艰难处境，提出“亲苏联德”、加强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提议，得到与会多数的赞同，但蒋表示：“此次则决不能因德大胜而更求交好，徒为人所鄙视也。” 1942年初，蒋还派员与德国内部反纳粹的力量联系，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71]因此，尽管蒋曾对纳粹一度好感并企图借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奉行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路线。由于蒋坚持联合英美的外交政策，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重要一员，蒋也属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家。

3、“力行社”的模仿

1930年代中国最具法西斯性质的团体是蒋介石领导的“三民主义力行社”。与当时出现的“血魂团”、“铁血团”之类的法西斯团体不同，“力行社”一开始就不满于理论宣传或技术模仿，而是紧紧抓住“组织”问题。

“九一八事件”前后，在日本留学研究政党政治的滕杰鉴于国难深重而国家涣散的现状，联络了一批军官，试图在极端秘密的前提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精英，以民主集权制为原则，建立一个意志集中、纪律森严、责任分明、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此即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在滕杰看来，这首先是组织全民抗战的需要：“组织全民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核心。而核心的建立，鉴于国民党当时不能改造的情况，只有先以黄埔同学为基础，以黄埔同学中留俄留日者为骨干；再结合全国各大专院校青年，建立超干部组织，由干部组织带动全国民众；全国一被带动，即能运用广大空间与日本军队周旋。”其次是对付共产党的需要：“共产党人既有主义理想，也有严密的组织，它是立根于群众运动之中，拥有群众的力量，……针对共产党此一特性，我们的设计必须超越他们。如何超越呢？我们除了要在思想教育、人民生活、社会习性等方面求改善之外，著力之点在于组织的攻击；也就是把共产党组织的隐形特性揭开，而把我们原属公开的组织形态变为隐形，如此共产党便无所遁形，必被我们一一破解。”[72]

“力行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桂永清（1900—1954）一人留学德国，但滕杰等多数人对德国都有一定了解且心存敬意。该社不但聘有德国顾问，还由酆悌、潘佑强（1898—1977）两次率队到德、意考察。滕杰等人出版了《德意考察记》；杨周熙在柏林写了“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一文以修正三民主义，还建议仿照希姆莱的“党卫队”建立蒋介石的党卫队。虽然杨的上书未被采纳，[73]但康泽（1904—1967）组织“军委会别动总队”却是一个仿效纳粹党卫队的组织，比如要求其队员都有“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决心；只能阅读蒋介石的《领袖言行》、《力行哲学》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队员服装也模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在“力行社”内部，康泽有“蓝衣社的戈培尔”之称、戴笠（1896—1946）有“中国希姆莱”之称、刘健群（1902—1972）有“力行社的斯特拉塞”之称。但这更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军人的夸张性自我期待，而不是说他们发挥了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希姆莱（Heinrich鞋Himmler,1900—1945）、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892—1934）在纳粹运动中的作用。可以肯定的只是，“力行社”在模仿纳粹党人方面是自觉的，退回到1930年代，这也不是不可能理解的。邓文仪（1906—1998）晚年回忆说：当时德国“不愧是欧洲的中流砥柱”，国社党不仅击败了暴乱的共产党，而且“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74]即使在法西斯主义随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垮台而人人喊打之后，刘健群后来也说：“当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于德义的振兴，是彰彰在人耳目，被人喝彩的事实。……假如他们不是因为国力进步发生对外侵略的野心，以至于一败涂地，到今日是非得失，也许还没有一定结论呢？”[75]

蒋介石直接推动了“力行社”的成立。从1932年1月21日到2月29日“力行社”成立，他几乎每晚都召集其核心分子集会讨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来完成国民党的“第二次革命”。1933年9月21日，蒋在江西对其成员演讲“革命的心法——诚”时，“再三提出‘革命党员’或‘革命团体’两个名词，而不说‘国民党员’和‘国民党’者，正以听众皆为力行社员，而力行社有别于国民党也。但这种分别并非他有意要建立与国民党平行的另外一个党或团体，……既非新党，又非派系，他用这些异于国民党的名词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他对国民党组织用的明暗配合的办法。力行社是党的秘密组织，用以应付当时的内忧外患，力行社与国民党实为同党，因为他们信仰同一主义，拥护同一领袖，也一样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规则，其不同之处只在任务上而已。”但是，蒋反复以“革命”为“力行社”的修辞，毫无疑问包含着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党的失望，所以要以新的组织来继续革命。在1930年代中国政治运动中，“力行社”有三个作用，一是借助现代传媒参与宣传法西斯主义，二是建立了一个最具效能的严密组织，三是借助国家和军队的力量推动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即“民族复兴运动”实践。

“力行社”拥有庞大的传媒系统，包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百多种报刊和多种文化团体，它还广泛利用广场集会、露营等群众性活动。必须指出，1933年前后，介绍讨论法西斯是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时髦，包括上海的《申报》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所以“力行社”媒体上的法西斯主义资讯，并非蒋介石、甚至“力行社”核心分子的有意安排。有些杂志，如萧作霖（1908—1987）编辑的《中国革命》确有不少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但多为报道和介绍，如“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统治”、“论统制经济”、“意大利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德国国社党之组织概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武士道之史的研究”等等。当然，“力行社”成员对法西斯多有欣赏，媒体上的言论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志趣。刘炳藜（1900—1958）创办的《前途》杂志第6期就是法西斯主义专刊，其中的文章不但具体介绍了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方面，而且将之抽象化、普遍化，使之适应于中国。如陈秋云的文章将法西斯主义归结为六点：组织健全之国家，设立强固之政府；服从领袖，拥护领袖；实行义务，不言权利；艰苦奋斗，不求安乐；劳资协调，富裕民生；正本清源，安内攘外。重要的是，陈文不但将法西斯主义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国策联系起来，还与古儒相提并论：“……以法西斯蒂之精神，实行民族复兴之伟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革命精神，此之谓法西斯蒂之精神。”[76]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思想，还有论者辨析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本同是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产生出来的，其产生的历史虽然相同，在其主观的立场上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是共产主义是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的一种过激的空想，而法西斯主义却是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的方法。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主张阶级协力；共产主义本着唯物史观的见地，过于迷信自然，误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法西斯主义却不像共产主义那样抱着机械观念，而以人类的协力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人类能互相维护协力的关系，社会便能进化。”“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要打倒资产阶级，高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请问没有祖国，并且机械地打倒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够存在呢？”[77]他们主张中国下最大的决心和毅力，顺应世界革命潮流，充分地采取法西斯蒂的精神，实行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前途》之所以公开为法西斯主义张目，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作者已经突破了法西斯主义与三民主义隔隔不入的思想障碍，相信法西斯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一致的。陈秋云的文章详细比较三民主义与法西斯蒂，以为在外交手段的强硬上、在民族精神的提倡上、在民族道德之恢复上、在牺牲个人自由上、在社会经济之协调上，双方均有“同一之精神”、“同一之主张”、“同一之概念”、“同一之要求”、“同一之方法”。他因此提出“‘三民主义’之法西斯蒂”的提法：“吾人之所需者，在法西斯蒂之革命精神，与其行动手段，以实现三民主义，而挽救危急之国难，以团结涣散之人心，而复兴亡之民族耳。换言之，吾国今后救亡图存之上策，唯有实行‘三民主义’之法西斯蒂。”[78]在以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互释的过程中，他们舍弃了三民主义中的民主成分而突出其民族主义，这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也是法西斯主义中国化的必要环节。

如果说“力行社”的媒体并不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阵地，那么，“力行社”的组织也与法西斯主义大不相同。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都是正式登记的政党，不但在街头飞扬跋扈，而且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直至执掌国家权力。而“力行社”则始终是秘密团体，不但对共产党、对日本人，即使在国民党内，其人事、组织、活动也是隐秘的。滕杰等人意识到：“处在‘九一八事变’那个环境里，力行社周围简直都是敌人，如果想生存，想发挥一点功效，就只有采取秘密路线一条，否则连生存都有问题。”根据“秘密就是生命，秘密就是力量”的原则，“力行社”的组织结构在横的方面是3个同心圆，内圆是整个组织的核心“力行社”，中圆是“革命同志会”，大圆是“中华复兴社”；在纵的方面分中央级的“总社”、省和直辖市的“分社”、县市及的“支社”、区级的“小组”四级。纵横交叉，“力行社”作为中央总社是“首脑”，“革命同志会”作为“分社”和“支社”是躯干；“复兴社”作为最基层的“小组”是手足。“先从最基层来说，由小组吸收的基层成员是‘复兴社’成员，而‘复兴社’的干部则由高一级的会员（即革命同志会会员）来担任的，复兴社社员有一定的成绩表现才能升为高一级的会员。再往上推一层也是这样的，‘革命同志会’有其会员，但其干部则是由更高一级的‘力行社’社员来担任的；‘革命同志会’本身的会员有一定的成绩表现方能升为‘力行社社员’。最高一级的‘力行社’社员每年开会一次，为最高权力机构，由此而产生干事会与监事会。干事会再产生常务干事，常务干事中产生一名兼书记。”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各级组织均采会议制，一切决策以民主方式进行，决策之执行采书记集权制。“民主乃指其政策形成前的讨论、选举与表决阶段；集权乃指政策的执行。决策形成后坚定不渝地去执行，是‘战斗体’的最根本的特质，而保障这种特质则靠森严的纪律。”[79]在结构严密、组织扩张方面，“力行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32年月成立时只有20余人，但在其存在的六年中却发展到10万人，在其鼎盛时期，力行社控制了一个50万人以上的周密组织。“从新生活运动”到“中国童子军”、高中的夏令营、大学的军事训练项目，“力行社”秘密地动员了数百万人，几于无形之中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且渗出透到亚、欧、美三洲华人聚居之处。[80] “力行社”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法西斯组织，主要不在其宣传法西斯主义、也不在其秘密组织，而在其主张和实践的领袖崇拜、国家至上、暴力倾向、统制文化等等，与德意法西斯主义有相通之处。在贺衷寒（1900—1972）的《一得集》（4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之路》及“力行社”大量出版物中，贯穿着四个主题。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张领袖崇拜以确立国家重心。“力行社”成员都是军校出身，养成了在集体行动中注重效率、服从命令、接受等级制度的习惯。黄埔系军官一直呼蒋为“校长”。“力行社”仿照法西斯的习惯一改而为“领袖”。腾杰回顾说：“为什么要称为领袖呢？我在组织计划中早已确定，今天我们有很好的主义——三民主义，可是全国仍然是一盘散沙。连国民党内部都是四分五裂，必须有一个‘领袖’出来。才能谈得到团结民众，才能实践三民主义；一个‘领袖’的功能往往比主义更为实际。而放眼当世，没有一个人的主管观条件比蒋先生晚适合当‘领袖’的。”在回答蒋的疑问时，滕杰进一步说：“称校长为领袖，这是革命的需要。如果没有领袖，一切主义只是空谈，一切组织也领导不起来。”[81]康泽主持的《中国日报》是第一家公开称蒋为“领袖”的报纸。20世纪长期挂在中国人嘴边的“领袖“一词，原来是“力行社”从法西斯那里引进的。贺衷寒从1933年到1937年，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在“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旗帜下，大力宣讲的独裁理论，声称统一的力量源自对领袖的信仰：“盖政治有组织，有系统，有范围；而领袖乃是政治组织、系统、范围的重心。”“在政治生活中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领袖的思想作标准，把领袖的思想，当作一种标准的思想，大家都服从这一个人的思想。”“我们要在人类政治行动不统一的当中，找出一个统一的行动，就唯有以领袖的政治行动当作行动的标准。”“革命领袖一定要是威德兼备的人物，然后才能统驭群伦。……德是要具备良好的品德，有宽宏的度量，有美满的丰仪。……威即是力，要在学问上有权威，在能力上有权威，在统驭上有权威。换言之，即做领袖的要有感化的力量，同时要有有创造的力量。于此，我们就知道在今天革命阵线上，德力足以感人，威力足以创业的，就莫如蒋介石先生了！”[82]在这一方面，他们自觉承法西斯主义而来。方正庵强调：“法西斯蒂革命，从来就不拘拘然固执于任何一种理论，而只是以最坚强的组织与最敏捷的行动去完成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服从唯一的领袖，信仰唯一的领袖，没有领袖便没有革命，这是法西斯蒂革命无往不利的最大特点。国民党的革命，一切条件早已具备，现在所缺少的就是全体力量的凝聚与最高领袖的信仰这在国民党的法西斯化的大道上却是完全可以挽救的。”[83]“力行社”追求的理想社会，是领袖意志和人民行动的完美配合，其中没有尸位素餐之辈、没有迟疑傍徨之态、没有自由散漫之风，有的只是无条件的忠诚的和不假思索的服从。

“万能的政府，强力的政府”——主张国家至上以克服内部分裂。崇拜领袖是因为他是国家的代表。法西斯主义的第一要义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政府，它的魅力也在于它荣耀了国家和民族。董文渊认为：“法西斯蒂是一种纯的爱国运动，法西斯蒂不图任何阶级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替整个民族求利益，同时它更是一种民族自决的运动，不作侵略其他民族的企图，因之现在全世界每一个民族的自决独立运动，都已倾向于法西斯独裁。”为了强调国难时节国家生存的至上性，董文不但把法西斯的理想化纯粹爱国、没有侵略企图等等，而且将爱国情感和行为非理性化：“只要能够救中国谁管他是什么政治，谁去反对，谁就是丧心病狂。谁不服从领袖的指挥，供认不讳便是头等的汉奸，哪一个有血气的革命青年，不肯为民族国家而吃一点苦？”[84]在“爱国”的旗帜下，“力行社”公开提出个人为国家服务和牺牲是“神圣的原则”，个人之于国家，只能尽其责任而不能言其权利。为此，他们需要彻底批判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主张议会政治的民主政治，不但是开倒车，并且不切于实际的需要。现在所需要的是强大的革命政权：强力的政治，是革命的独裁政治，是科学的、统制的政治主张，是劳苦大众的绝好武器，是罗曼的克的自由主义的死对头。”[85]他们相信人民放弃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以便国家获得自由，只有到那时，个人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力”。

“力的宇宙，战的人生”——主张“铁血”暴力以挽救民族危机。“力行社”深信是暴力而不是真理已经成为国家行为的原则，是权力而不是道德才是成功的保证。他们把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以及希特勒、秦始皇相提并论，要求仿效他们用暴力方式重建中国社会。刘炳藜指出：“革命为一种力（force）的推演，我们要造成伟大的力。我们要使此伟大的力发生伟大的作用。只有伟大的力发生伟大的作用才能使敌人慑服。不流血，以力的表示而使敌人慑服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流血是不得已的举动。当然这个不得已的浍是革命者于必需时所不能不采取的。”[86]针对国力衰落已趋极端，人民苦难已至深渊，而若干官僚、党员在国难日益严重的时刻依然无思想、无感觉、无热血的现状，“力行社”主张以“极端措施”进行“持续的清洗”，不但严惩那些党内或政府内不符合革命精英标准的腐败分子，也使群众知有畏惧，再也不敢违反法律。同时，这些暴力行为也将针对日本人、共产党和政治对手以及所有被认为应对道德和文化衰弱负有责任的人。1932由邓文仪在武汉主持“清流风暴”、1933年康泽率领“别动队”在江西与中共对抗时，都以毫不留情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力行社”还直接组织了对杨杏佛等人的暗杀。当代作家丁三在其同情性的叙述“力行社”历史的《蓝衣社碎片》中认为：“他们都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统治。”[87]

“恢复民族自信，复兴中国文化”——主张民族文化以建立“统制文化”。1932年8月，“力行社”主持成立“中国文化学会”，规定其任务“首在阐明中国民族文化之本质，确立中国文化之独立理论系统及根据；次则吸收近代文化一般经验，借作复兴中国文化之工具；终则肯定中国文化之前途，推进中国文化于新时代之新范畴中。”[88]1935年1月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即是此一工作的一部分。该学会融民粹与暴力为一体，以“劳动、创造、武力”、“太阳、空气、水”为口号，对当代都市生活、青春风尚、流行文化多持拒绝的态度。尽管“力行社”刊物中也有作者对“五四”作过较好的评价，但其基本主张，却是指责自由主义毁坏中国传统，败坏社会风气，导致政治混乱。这些观点，虽然反映了现实要求并表达了提高国家整合能力、建立现代社会控制系统的合理要求，但第一，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拒斥缺乏理论逻辑。比如“力行社”把自由主义等同于无约束的个性、无视社会需要的消极态度，认为文艺上无方向的浪漫主义、“幽默主义”、艺术至上，日常生活中的颓废轻浮、奢侈消费，以及上海大学生把时间花在去妓院和舞厅而不是去图书馆、女学生精通于化妆品和奇装异服等等都是自由主义，这就把一种生活方式、个人行为与一种政治主张及其制度实践混淆在一起。国家蒙难，上海学生的行为固然应当批评，但与主张通过民主体制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却没有关系的。在现代中国对“自由主义”的众多误解中，典型之一是把具有各种表现方式的“自由随便”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第二，他们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努力蕴涵着改造人性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不只是一套控制系统和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特征就是以一种统一的“世界观”重新塑造公民个体。“所有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在于铸造一种新的、同质类型的人类存在，并且将这一人类存在用种族或意识形态术语加以概念化。”[89]当然，“力行社”的文化重建在学术理论和文化艺术界并未产生重大影响，除了“民族主义文艺”的作家黄震遐等人之外，他们很少有像样的文化产品。

作为一个政治/暴力组织，“力行社”的主要功能是以大规模的秘密活动而成为蒋介石的“第二期革命”的得力助手。在政治上，它以国家统一为中心，实施了“瓦解两广”（谢瀛洲、戴笠负责策反陈济棠的空军）、“稳定山东”（秦启荣负责以百万巨款收买韩复榘）、“安抚华北”（为防止战争提前爆发，刘健群负责联络华北五省，实现“华北中央化”）、“联系西南”（康泽领导“别动总队”与西南地方建立密切性关系）等重要工作；也抓捕了包括代理总书记卢坦福（1891—1969）在内的若干共产党人，破坏了包括上海中央在内的若干中共组织。“力行社”特务处的负责人戴笠在“力行社”解散后，长期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主要负责人。在经济上，它参与实施了“废两改元”统一币制、“七省公路专门委员会”、“农村建设专门委员会”的建设工作。在军事上，它一方面积极参与对共产党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曾扩清的“反间计”导致鄂豫皖苏区重要将领许继慎（1901—1931）被杀和“白雀园大肃反”；1932年胡宗南领导的“河口血战”迫使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康泽主持的“别动队”在围剿江西时开展碉堡攻势、保甲制度的建设等。与此地时，“力行社”也直接推动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当代学者邓元忠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认为，“力行社”在民国史上的意义可以从3个角度判断：从其对蒋介石事业发展的关系和意义看，“力行社”的组成是当时统一国家的需要，它拥护蒋介石，而且事实上建立了蒋介石“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从其与国民党的发展关系上看，1930年前后，国民党的组织松懈，革命精神涣散，“力行社”的出现，刺激了国民党原来的组织，使其积极整顿，相互竞争，故而“完成了有理想，有实力之护党救国的工作”。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看，“力行社”负责和参与了安内攘外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1930年代的重要运动，特别使当时青年的国民意识明显增强，对国家处境的认识由怀疑进至谅解。[90]

然而，即使不以批判“力行社”和国民党为前提，邓元忠的评估也偏高了一些。中国不是意大利，更不是德国。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来说，“力行社”在其存在的6年中，虽有意仿效德、意法西斯，以其组织秘密、政治忠诚和暴力手段从事了许多确有利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统治的事业，但其效能不能高估。1933年9月，蒋介石在与其成员的秘密谈话中说：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不过，力行社并没有资格被称为“法西斯蒂”，因为“如果转眼来看外国的革命团体，使可以知道他们实在是在硬干实干，他们的确有实在的精神和实在的本领和力量”，但“我们自问有什么？我们那一个人真正能为团体牺牲，真正能为团体做了一件重大的工作，可以表现给全国国民看呢？我们自己如果测验自己的内容，乃知毫无实际的成绩。”所以“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91]蒋对“力行社”是不满意的，“力行社”的五任书记滕杰、贺衷寒、酆悌、刘健群、康泽，没有一个进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核心。

这是无可奈何的。西方的法西斯主义是公开的政治组织，可以以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在脆弱的民主政治的结构中取得政权，进而实施严密的社会控制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而“力行社”始终是作为国民党内的一秘密组织，既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国民党的统治系统疏漏、意识形态粗糙的固有顽疾，却又需要以党政军的若干组织和机构为依托和凭藉，这就使它常陷于矛盾和困境之中。自1928年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推行一党制和中央集权方面始终遭遇到各种政治、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的抵制，始终未能真正“极权”起来，国家整合能力极低，控制系统紊乱，“力行社”空怀法西斯主义的热情而无法实现党/国的法西斯化。同时，尽管极权主义在现代中国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在现代激烈冲突的政治环境中，法西斯主义的主张毕竟不能成为社会共识。“力行社”的种种呼号与行动并不构成统一的“世界观”，他们尚处于法西斯主义的“见习期”，所论所为多是集权体制下秘密组织普遍作风，更多是因缘时会借用法西斯主义口号。且由于其语言夸张、行动激烈，结果不但为自由主义、共产党人一再批判，也受到国民党内其他派别的掣肘和指责，没有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运动。在全民抗战展开后的民主呼声中，“三民主义力行社”于1938年4月正式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公开组织。

确如蒋介石所说，中国自有国情，国民党自有其意识形态，因此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德国纳粹式的组织。在迄今为止研究“力行社”最权威的著作《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中，作者邓元忠就完全不提法西斯主义而对之进行了完整叙述。当然，从其兴趣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表白来看，“力行社”与法西斯主义有相近之处。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 E.Eastman）认为，法西斯主义一般有下列特征：颂扬国家，赞成集权统治；一党统治，美化领袖；民族主义；具有造就一支全新的法西斯队伍的目标，参加者将个人意志和愿望服从于集体的意志。“以上所有这些特征‘蓝衣社’（即‘力行社”——引按）均具有。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没有种族主义，但所有公认的法西斯运动都强调这一方面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蓝衣社的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模式’不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它赞成土地国有化和建立集体农庄。……我认为，这并不证明蓝衣社分子不是法西斯主义分子。相反，这再次表明了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中法西斯主义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92]如果法西斯主义可以有多种形式，那么把“力行社”归入法西斯主义团体自无不可，但不能因此就忽略它与德国纳粹的区别。从蒋介石到“力行社”，中国法西斯主义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行动上也无意扩大“生存空间”，他们之所为只是以集权主义方式追求一党专制和国家强大。从根本上，这是一种以加强社会控制为核心的政治策略和行动方式。柯伟林（W.C.Kirby）指出，就“力行社”对中纳粹德国的一般认识而言，他们所能同意的一般化标准就是一种有用的控制模式。“在中国，并不存在‘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只是一种与中德关系的出现相符合的风尚。法西斯主义和胡汉民的反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根据国内的政治安排所做出的定义”。[93] 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4、知识人的无奈

“民主与独裁”政制的优劣比较是1930年代欧美政治思想界的论题之一。1928年7月出版的《东方杂志》25卷13号，发表“关于民治主义成败问题的讨论”一文介绍了国外的有关观点，并随之在中国思想界卷起波澜。与政治生活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几乎不约而同，危局也导致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分裂，其集中表现就是1934到1937年的“民主与独裁之争”。这一论争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仅就发生在胡适等人编辑的《独立评论》上的争论而言，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中国如何统一？第二阶段的中心是中国应取何种政制？[94]这里所能讨论的，仍然是这场论争的德国背景。这不只指蒋廷黻、丁文江先后游历过德国（实则丁在德国时间极短），钱端升早就写过《德国政府》因此对德国政治情况比较了解，而是指他们在思想上对德、意（还包括苏联）等国“独裁”体制的部分认同。

论争由史学家蒋廷黻（1895—1965）于1933年1月“闽变”后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开始。蒋的关键词是“建国”，他以英法俄三国现代化经验说明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二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而中国“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而不是个民族国家；我们的专制君主并没有遗留可作新政权中心的阶级；在专制政体下，我们的物质文明太落后了。[95]既然现代化必先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那么也就必先经过一个“专制建国”阶段；既然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真正的专制，那么当务之急是建立这种专制。在受到胡适的两次批评后，蒋进一步说明，他的惟一要求是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有了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交通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进步。而要实现统一，唯一的办法是“个人专制”。因为第一，中国大专制的对象是小军阀的小专制，而不是人民；第二，中国人私忠过于公忠，以个人专制统一中国有更高的可能性；第三，现代科技可以给传统的封建制度一个新生命。鉴于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所谓“个人专制”即是用一个大专制来取代这些小专制。蒋并且认为，“士大夫阶段的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的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的恐惧心、忌妒心的反映。”[96]

蒋的观点得到政治学家钱端升（1900—1990）的支持。钱的关键词是“发展”，他以英美民主政治的衰落与德意俄土独裁制度的兴起为由，说明“民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绝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趋势。”“一切制度是有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为什么要改变民主政治的“成见”呢？这是“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苟不用独裁则民治时代的一盘散沙式的生产制度将无法可以纠正过来。”独裁制度会成为走向一种更理想的政治制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欲求达到英美那样的民治，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办到的。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样的民治后，国家也是弱而无力，不足与别的民族作经济上的竞争。”“欲使国家工业化决非一二十年内能够做到，但在一、二十年沿海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于下次世界大战时一方给敌人以相当的抵抗力，而一方可以见重于友邦。欲达到工业化沿海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觉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97]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以经济民族主义的竞争为主，所有的国家若要发展工业，均须实行统制经济；若要实行统制经济，则独裁国家无可幸免。中国应该适应世界独裁主义的“必然趋势”，应建立一个有能力、有理想“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98]

在蒋、钱与胡适等人论争稍息之际，蒋介石与汪精卫于1934年11月就27日联合发表“感电”，明确表示“中国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在客观上是对胡适等“民主派”主张的支持。但地质学家丁文江（1866—1936）依然发表异议，他的关键词是“富强”，其关键经历是1933年6—9月的欧洲之行中所获得的“苏联经验”。欧游之前，丁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唯物史观可能成为“恐怖杀人的根据”，且明确认为“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本阶级是没有了。……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从杀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同时，丁又希望苏俄的“空前大实验”能够成功。“而且我是相信经济平等的。如果失败，平等的实现更没有希望了。”[99]欧洲游期间，他看到希特勒在短期内打破一切国际束缚，把德国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也看到苏联地质探矿联合局比中国地质调查报的人员和工资都多一百多倍，看到了苏联上下埋头苦干，建设工业国的精神。丁文江并不赞美希特勒，却欣赏他的成功，所以欧游归来的丁文江在政治思想上开始向独裁倾斜，他对民主与独裁都有批评：“……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的迷信。”“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有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民主与独裁各有偏颇，不过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所以理想的选择是不同于“旧式专制”的“新式独裁”：“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的风雨表。”[100]“新独裁”不同于“旧专制”，其首领必须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要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获得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101]简单地说，“新式独裁”在政治上是领袖依靠少数精英人士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上与高效、廉洁、专业型政府联系在一起的“统制经济”，具有鲜明的苏俄社会主义内容，也是丁历来倡导的“少数人的责任”的另一种说法。

1930年代部分知识人对独裁制的召唤，当然与世界范围内独裁政治成为时代潮流有关。但中国“独裁论”并不只是赶时髦，而是应急方案。丁文江解释说：“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话，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府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实现，都是缓不济急的。”[102]国民党固然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固然不循民主程序，但在1930年代初，国民党及蒋介石都并不拥有“独裁”的权力。“独裁论”者的主要根据正是集权体制在德意俄等国巨大效能。1960年代回忆当时的论争的时，蒋廷黻认为胡适“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19世纪的浪潮也不重视。”[103]在1935年2月发表的欧洲游记中，蒋介绍了俄德独裁的政治社会后果，还对俄德专制作了一个比较。同为一党专政，但第一，专制的程度不同。德国有个人自由而俄国没有，比如俄国只有党报而德国却有许多民报，且不受检查，甚至犹太人也能办报与纳粹辩论。这是因为纳粹所完成的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无须用恐怖的手段来维持政权。第二，专制的目的不同。俄国平等而德国反犹，俄国只知有阶级而德国只知有族国。不过这只是两个国家的宣传，蒋认为实际上纳粹也有其社会政策而俄共亦不忘国家。[104]游记只是游记，蒋对纳粹的反犹主义认识严重不足，完全没有预见到纳粹后来的种族灭绝行动。尽管如此，这篇游记并没有表现出蒋对专制体制的特别欣赏。就在同一年，蒋还声称：“欧洲各国之中，社会的安全，政治最高常态的要算英国。英国不但是欧洲的砥柱，简直是全世界的砥柱。”“我不是一个恋爱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我现在还是觉得这种政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我这次到英国去看了以后，始知英国政治素养的国民实在是一个国家的至宝。它所代表的主义就是一个力的发动机。等到患难临头之日，自由主义国家的国民必能精诚团结起来。因为这种团结是自由的，其力量反而更大。”[105]显然，蒋并没有改变其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只是觉得它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国民不具有英国国民的“政治素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专制论。在1930年代的“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化问题”和《中国近代史》等论著中，蒋一再指出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近代化。总结中俄日土四国的近代化经验，他的结论是“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106]蒋后来回忆：“对我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定应该在经济方面亦可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在经济方面我认为有两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运输；其二，社会化和公平的分配财富。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面发展经济，同时，我希望他从未有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107]尽管蒋的回忆录写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之后，有意淡化当年的“专制”倾向，但蒋确实只是在“手段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反对民主政治。

同样，论战前后的钱端升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他所谓理解的“民治”包含5点：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限制国家权力、设立代议机关、议会中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政府实行分权体制。在1923年“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9年“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等文中，钱都认为民主政治不见得适用于现代国家，中国人也没有具备民主政治的能力：“现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容国家在生产方面进行迟缓，而通常的所谓民治则不利于高速度与大规模的生产。中国固然还不够资格做一现代国家，但要成为现代国家，也万无绕道民治的理由。而且中国人民现在也没有实行民治的能力。成功的民主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因此，中国立宪的目的应当在于树立法治，而不是实现民主政治。法治与民治不同，民治可以暂不需要，而法治则不能无。没有法治，政治则无从循轨而行。法治既可以和民主相结合，也可以同极权独裁相结合。钱所要求的是有法治的新式极权，而非无法治的旧式极权，他希望人们认识到中国所急于实现的应当是法治局面，而不应有其他更高的要求。换言之，民治的事实为先，肯认与记载这一事实的法律在后，宪政不过此一事实与法律两相扣合的成果。职是之故，中国如为奉行民权主义而立宪，则犹如置车于马前而欲车行。钱端升此论只有“民治”的运作系统部分有些道理，至于民治不利于发展经济、中国人没有民治能力等等均经不起推敲。更重要的是，钱对独裁国家的认识极为肤浅。比如他说：“民治国的宪法学者虽不承认俄意为立宪国家，但俄意的独裁究尚不失为法治；因为俄意等国皆有固定的最高机关，这最高机关意志的变更必定有一定的表示，故无论政府及人民，皆有一定的法律可资遵循。”[108]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即使无法预见到随后发生的莫斯科“大审判”、大屠杀，至少也不能对斯大林超越了法律之上的行为毫无认知。基于这些片面的了解和幼稚的认识，钱坦白地承认：对“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族真实谋利益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政治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而实施独裁的俄、义、土、德不仅国势有持久之势，且在施政上亦有显著的成绩。而此成绩不特优于俄义曩日之所有，即以比所谓民主先进国家的造诣亦无逊色。”[109]

由民主而独裁固然有因应救亡时势的外在需要，也与这些“独裁”论者原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不足有关。这尤其表现在丁文江观念中。其“新式独裁”的4个要求的重点是统治者应是受过教育的官僚。费侠莉评论说：“沿袭孔儒遗产，丁文江仍然认为统治者和受过教育的官僚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枢纽。可是，到了30年代，他却赋予这些形式以新的意义：优秀分子变成了技术官僚，而首领成了智囊的头目。”“像中国的其他西方自由派学生一样，他只有在考虑到统治如何才能奏效时，才关心民众参与政府事务的问题。而国家的目标不能通过民主方法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使他在原则上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对比之下，19世纪及其以后的大多数西方自由派是从理论上把个人立场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治理方法则首先要从对这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来加以考虑。”[110]包括丁文江在内的多数自由主义者只从工具和手段的意义上理解民主的价值，一旦发现这一手段不能迅速达致国家富强、且有其他手段似乎更为有效时，思想就会动摇或改宗。针对胡适的“民主幼稚”论，丁文江批评说：“这话是不可通，的理论的根据姑且不论；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政治制度。足见民主宪政不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那样幼稚的。”[111]独裁体制对丁文江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它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我少年曾在民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要作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或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和作日本帝国的顺民了。[112]

在英美的工人和苏联的地质师之间，丁承认英美工人比苏联知识阶级自由得多，但在亡国危机在前，他愿意放弃个人自由而完全服从国家，这一观点大体是正确的。不过，丁文江是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莫斯科大审判之前游历苏联的。他意识到，衰弱的中国国民面临着“自杀和作日本帝国的顺民”的命运，但他没有看到，强大的独裁国家公民也可能面临自杀和作专制魔王的顺民的命运。纳粹德国就把很多犹太科学家逼上流亡之路，苏联在逮捕和杀害科学家时也并不手软。丁文江没有考虑，在英美工人和苏俄古格拉群岛的“囚徒”之间，应如何选择呢？他的判断以“我能够自由选择”作前提，而个人能否自由选择，则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并不是所有政制都允许个人选择的。真正的问题是，强大的国家能不能保护公民权利？即使从科学来讲，丁在游苏之前就已经发现：“苏俄的首领是最相信科学的，但是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今天说是资产阶级的余毒，明天说是与马克思列宁学说相违背。科学如中了煤毒的人一样，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113]

虽然如此，丁文江的这段剖白还是真实地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刚刚转向现代之际又遭遇亡国危机，因此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赞成搁下个人自由而追求国家富强，这种爱国情怀是值得敬佩的，但其所包含的对个体价值的轻视、对公民权利的茫然，却带来了惨遭痛教训。应当考虑的是，一个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独裁领袖当家作主的国家，能否真正强大起来？后来的历史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所以，现代中国的选择不只是在自由/独裁的两极之间，而在于即使以国家建构为优先目标，也必须同时考虑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丁文江“新式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但如果没有必要的公民监督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我们又如何能指望这个“首领”一心为国而不是无法无天、恣意糟踏国人的爱国感情呢？

当然，“独裁论”者并没有认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更多是希望借助专制、独裁等有力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独裁”之可用，与1931年纳粹德国的狰狞面貌尚未暴露有关。也正因此，论战中的民主派一直没有就纳粹德国提出自己的观点，直到1935年4月，民主派的杜光埙才著文指出纳粹的另一方面。在内政方面，纳粹兴起源于党争和失业，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工商不振和德国对外贸易的跌落，纳粹只有采取减少现有工人作工时间、分给失业者的办法，不但未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加重了德国的工人问题。罢工确是没有了，但“国家动辄以武力解决罢工”的办法也总是妨碍工商发展。独裁制取消了反对党，但“希特勒之取缔共产党与社会党转使他们一齐加入国家计划党，以致造成了国社党和冲锋队中共产党和社会党反对保守派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独裁政府整军经武，固然提高了国际地位，但其挑衅性言论和行动引起了很多纠纷。“独裁政府的存在虽不依靠民意之拥护，但需要时时使人民喝采叫好，以壮他们独裁的声势，而维持他们独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维持，罢工之停息，和火车之按时等政治上的平凡问题，都不足使人民喝采叫好。而要使人民喝采叫好，必须拿着冲锋陷阵，杀敌争城一类动人听闻的话头，去刺激群众，催眠群众。”所以希特勒单方面废止《凡尔塞条约》，支持奥地利纳粹常人夺权，多次以战争威胁国际和平秩序等等。这样的体制难道还值得中国去仿效吗？而且“近二三年来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转而倾向放弃独裁，恢复民主政治的趋势。”杜还敏感地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是强横无礼，还未致引起战争，然亦险矣。”[114] 3年后，希特勒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后果研究不够之外，“独裁论”对中国现实也无真切认知。参与讨论的胡道维针对“独裁”论者的德意情结指出：“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向来就是犹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定俯仰由人的。从前欧美崇尚民治，我们也就主张民治；如今欧美发生了独裁，我们要效法独裁，这正是以证明效颦的西施，效法卓然自立的精神与能力。我们在满清末年，在军阀时代，为什么不提倡独裁呢？那是因为俄国不这么大兴无产阶级的专政，意大利不采法西斯主义，德意志还未大兴国社党运动。现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独裁呢？为什么连专制都不如前期袁世凯时代之被人唾弃与诟病呢？那是因为欧西现在又要发生独裁专制的潮流了”。[115]以钱端升为例，他曾高度评价魏玛民主制，认为它经得起最沉重的打击，但当其《德国的政府》一书问世时，共和国已被纳粹埋葬。1934年，钱又著文称赞“集权政府”了。依此类推，则1945年后，钱当然要将其热情献给民主制了。

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民主派阵容强大，所论在原则上也更符合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民族发展要求，但由于他们未能充分正视自由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重心已失、政治未上轨道、社会政治生活仍充满暴力的环境中面临的各种困难，且在论争中也多强调民主的工具性质而未能严格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只有张奚若、胡道维、杜光埙等人坚持了这一点），所以，尽管“独裁派”在当时的论争中略显被动，但民主理念并未经过这场论争而更为普及，更谈不上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就“独裁”论的主张和理由此后又一再被人提出并在落实为政治制度而言，这次论争是以民主派的失败而告结束的。

法西斯主义思潮早已消逝，但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某些行为并未在中国绝迹。如果30年代的“独裁”主张在山河破碎的环境下还有抗日御侮的合理性，那么“文革”中的法西斯行径则除了造成历史的浩劫，没有任何积极意义。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丁三的纪实文学《蓝衣社碎片》，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怎么会让我们热泪盈眶？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为什么让我们荡气回肠？”从蒋廷黻等人的转向来看，法西斯主义的“魅力”在于它对解决国家困境和社会难题的许诺。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反动，只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而并不是现代性的克服。当然，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依然有其内在矛盾，只是解决的方式不应当是法西斯主义式的，中国的出路也绝不在法西斯主义。因此，接下来考察1940年代的“战国策派”的“重国”之论，重点就不必是法西斯主义如何不宜为中国所师法，而是其历史哲学基础。从这一个方面，或许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德国政治文化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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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季鸾：《我们有甚么面子》，天津：《民闻周报》第12卷第2期（1935年1月17日）。

[2]张东荪：《民主化的机关管理·序》（香港：《国讯》1卷3期，1947年11月10日）。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3]参见Piers Brendon，The Dark Valley：A Panorama of The 1930s，London:Pimlico，2001。

[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的浪潮》（1991），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5][德]卡尔·勒维特：《一九三三—— 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1941），区立远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6][德]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1978），景德祥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7]参见[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1995）第6章，袁久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英]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1997），袁柏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9][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1995），袁久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0]S.L.Carsten，Interpretations of Facism，in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ton Press，1985，p350。

[1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的浪潮》（1991），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页。

[12]引自朱庭光：《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13]同上书，第10—13页。

[14]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1973）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02页。

[15][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1974），黄正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7—308页。

[16][德]赖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1988），邸文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17]引自Martin Kitchen,Facism,New York,1976,P83.

[18][德]海因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将回忆录》（1952），钮先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6页。

[19][德]德·塞巴斯蒂安·哈夫讷：《解读希特勒》（1978），景德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2页。纳粹老兵也一直认为对希特勒要一分为二，认为战前的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把德国从“一战”后贫穷、弱小、受欺压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假如希特勒不发动侵略战争，肯定会作为德国的一代伟人被载入史册。而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则是“一个疯子”、“战争狂人”、“专制者”。参见朱维毅：《寻访“二战”德国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78—92页。

[20]琳初：《法西斯蒂在中国的社会基础》（1933年4月18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印，第533—534页。

[21]陈独秀：《法西斯党与中国》（1924年7月2日），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4页。

[22]陈穆如：《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1933年9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50页。

[23]任豁盦：《法西斯主义·译者自序》，广州：民智书局1934年版。《法西斯主义》为意大利亚尔白特所著。

[24]SW（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1933年9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12—513页。

[25]冠三：《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1933年8月24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23页。

[26]关于周毓英其人及其《社会主义月刊》的情况，参见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史学系1998年印行，第67—77页。此处所引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一文的言论即据该书第72页。

[27]陈穆如：《法西斯蒂与中国出路》（1933年9月1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54、456页。

[28]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史学系1998年印行，第73页。

[29]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新专制主义》（1943年8月13日），《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邹韬奋：《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法西斯作风的罪恶》，1934年欧游途中又据其实地考察写了《所谓领袖政治》（1934年6月2日）、《褐色恐怖》（1934年6月3日）等文，上述诸文均收入吉少甫、陈敏之、欧阳文彬编：《韬奋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0]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311页。

[31]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1917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5页。

[32]孙中山：《在摩轩号舰对幕僚的谈话》（1922年8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7页。这段话的最初出处是蒋介石所著《孙总统广州蒙难记》。

[33]孙中山：《致郑家彦函》（1923年8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138页。

[34]程天放：《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版，第138页。

[35][英]伊恩·克肖：《希特勒》（1998）上卷，廖丽玲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36]关于30年代国民政府德国顾问团的情况，参见傅宝真：《抗战前在华之德军事顾问与中德经济及军事合作之分析》，台北：《近代中国》第45期；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与中德贸易关系的推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马振犊、戚如高：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

[37]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5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104—105页。

[38]天津：《大公报》1932年7月11日。

[39]如：“中正尝以为革命之成败，不在制度如何更张，而在主义之如何实现。如今日德、义之独裁制为成功，而吾党亦仿效独裁，则昔日仿效苏俄之合议制，吾党革命早应成功，何以至今日反见失败。……而况中国环境与事实，并非今日德、义（意）两国可比乎。”（天津《大公报》1934年3月2日）法西斯独裁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或许是很好，但是那些国家不能和中国相比，因为中国太大，不能由一个独裁者作有力的统治。”（天津《大公报》10月13日）1934年11月27日，蒋与汪精卫联合发表通电：“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同日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又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天津《大公报》11月28日）。

[40]良雄（唐新）：《戴笠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引自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第95页。

[41]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版，第164页。

[42]萧作霖：《复兴社史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页。1941年4月1日，戴笠在军统成立三周年纪念会上也说：“我们的团体，决不采用苏俄式的‘别格乌’，和德国的‘格杀打扑’特工办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中国自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也就是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领袖所讲的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即本此精神为出发点。”（章君谷：《戴笠的故事》，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9年版，第14页。）但是，美国学者易劳逸却引用了蒋介石“大约”在1935年对“力行社”成员的演讲：“今日中国所需要不是来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最需的。”“在中国现阶段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74），陈谦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易劳逸没有交代这一引文的出处。

[43]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实在”为革命党员第一要义》（1933年9月2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演讲”，台北：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65、567页。

[44]滕杰口述、劳政武辑注：《力行社的创立》，台北：《传记文学》第48卷第4期（1986），第36页。

[45]滕杰口述、劳政武辑注：《力行社的任务和改组》，台北：《传记文学》48卷6期（1986），第26页。

[46]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第82页。

[47]参见上书第315、329页。

[48]林国材：《1934年世界文坛的总结算》，北京：《华北月刊》3卷1期（1935年2月）。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49]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行营扩大纪念周讲演》，蒋中正：《蒋委员长言论集》，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5年版，第318、318—320页。青年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见解：“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1919年7月14日）两段引文分别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305页。

[50]蒋介石：《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出席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讲》，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第25页。

[51]蒋介石：《现代国家之之生命力》（1935年8月），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152页。

[52]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重庆纪念大会广播》，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67—68页。

[53]蒋介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153页。

[54]蒋介石：《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赣行营扩大纪念周讲演》，《蒋委员长言论集》，第357—358页。

[55]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行营扩大纪念周讲演》，《蒋委员长言论集》，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1935年版，第327—328页。

[56]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的目的和工作的要旨——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首都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49页。）

[57]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告全国同民书——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8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85页。

[58]蒋介石：《革命的心法——诚》，《精神教育第二集——庐山训练集》，中国文化学会印行（1933），第480页。

[59]萧文哲：《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陈立夫序”第1页；薛光前《意大利复兴之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序”第1页。

[60]参见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1933年5月），广州：《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

[61]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39页。

[62]胡汉民：《论均权制度》（1934年3月），广州：《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2期，1934年，第5页。

[63]张学良：《张学良自述》（1957），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64]张学良：《抵沪接见报界之谈话》（1934年1月8日），毕万闻主谝：《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社，1992年，第669页。

[65]张学良：《对世界电讯社记者之谈话》（1934年6月7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742—743页。

[66][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1998）上册，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67]蒋介石：《军队政治工作方法的改善》（1932年5月1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 “演讲”，台北：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74页。

[68][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94），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69][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1984），陈谦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70]陈之迈：《政制改革的必要》，北京:《独立评论》162号（1935年8月4日），第3页。

[71]参见杨天石：《联德还是联英美？——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抉择》，载广州：《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载广州：《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26、28日RB15版。

[72]滕杰口述、劳政武辑注：《力行社的创立》，台北：《传记文学》第48卷第4期（1986），第36—37、43页。

[73]干国勋后来说：杨周熙此文写成后送呈力行社本部审阅，“经干事会决议：禁止其印发，并予警告，送他往星子特训班受训。”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与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页。

[74]引自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第196—197页。

[75]刘健群：《银河忆往》，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34页。

[76]陈秋云：《法西斯蒂与中国》（1934年2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68页。

[77]S W（周毓英）：《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1933年11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72、473页。

[78]陈秋云：《三民主义与法西斯蒂》（1934年1月1日），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90页。

[79]滕杰口述、劳政武辑注：《力行社的组织与成员》，台北：《传记文学》第48卷第5期（1986），第38—39、51页。

[80]参见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第一章。

[81]滕杰口述、劳政武辑注：《力行社的创立》，台北：《传记文学》第48卷第4期（1986），第43页。

[82]贺衷寒：《领袖的认识》（1933年9月），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70、571、577页。

[83]方正庵：《中国急需建立独裁的领袖》（1934年1月1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63—564页。

[84]董文渊：《中国能实行独裁政治否？》（1934年12月1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46、549—550页。

[85]陈暑木：《万能的政府，强力的政府》（1933年6月28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553页。

[86]刘炳藜：《中国革命的前途》（1934年1月1日），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478页。

[87]丁三：《蓝衣社碎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88]田灌夫：《中国文化学会之成立》（1933年12月），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第633页。

[89][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1998）下册，第373—374页。

[90]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第527—529页。

[91]蒋中正：《如何做革命党员——“实在”为革命党员第一要义》，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演讲”， 台北：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61页。

[92][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74），第99页。

[93][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1984），第199页。

[94]关于这场论争的基本情况及评论，参见张忠栋：《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顾昕：《民主思想的贫瘠土壤——评述1930年代中国知识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载许纪霖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95]蒋廷黻：《革命与专制》，北京：《独立评论》80号（1933年12月），第5页。丁文江也认为：“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他还认为国民党的专制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新式独裁——“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北京:《独立评论》137号（1935年1月），第21页。

[96]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北京:《独立评论》83号（1933年12月），第5页。

[97]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上海：《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

[98]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1934年），《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62页

[99]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北京：《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0日），第10—11页。

[100]丁文江：《我的信仰》，北京：《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30日），第11页。

[101]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北京:《独立评论》133号（1934年12月），第4—6页。

[102]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北京:《独立评论》137号（1935年1月），第21页。

[103]《蒋廷黻回忆录》（1979），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7页。

[104]蒋廷黻：《欧游随笔·俄德异同》，载北京《独立评论》139号（1935年2月）。

[105]蒋廷黻：《三种主义的世界竞争》，载《民闻周报》第38号（1935年）。

[106]蒋廷黻：《中国近代化问题》，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10月10日。

[107]《蒋廷黻回忆录》（1979），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7页。

[108]钱端升：《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1929年9月10日），《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第460、461页

[109]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政治乎？》，上海：《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

[110][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新文化》（1970），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11]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北京:《独立评论》133号（1934年12月），第5页。

[112]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北京:《独立评论》137号（1935年1月），第21—22页。

[113]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北京：《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0日），第11页。

[114]杜光埙：《请看欧洲独裁政治的结果》，北京:《独立评论》第146号（1935年4月），第9—13页。

[115]胡道维：《中国的歧路——为民治独裁问题就商于丁文江先生及时下诸贤》，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6期（193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