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与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座谈）

我们都很好奇，您当初是怎么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

我在“初识哲学”这篇文章中讲过这个故事。我们这代人没有谁是从学校到学校，中间不是插队就是当兵当工人。“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代人里很多人都在读书，在思考问题。后来就是考大学。报考什么专业，跟将来就业没什么关系——当时大学生都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分去做什么工作收入都差不多。主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当然，也要考虑考得上考不上。我对哲学兴趣浓厚，但我没觉得要在学校里学哲学——到今天我仍然怀疑是不是一定要在学校里学哲学。我报考的是西语系，学德语，此前我已经自学德语好几年了，自学，几乎没听人念过德语，整个是个哑巴德语。后来由于非哲学的缘故考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

现在很少有人报考哲学，功课好的学生都愿意考理工科。

要么就报考经济金融什么的。考研究生的倒有不少报哲学的。其实从前也有点儿这样。很早的时候，反正就你们还不存在的那年头，有一次我到青岛，住在我父亲的同事家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说起来，我说我是文科生，读哲学的，怪不好意思的，这位老先生他说，真不错，你读哲学，你学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工作，多好，你看我这读化学，一辈子学的东西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你读你爱读的书，读着开心，这个好处留给我们文科生的是吧，我觉得读文科的应该珍惜这个好处，高高兴兴地得到教化。当然，如果你真的一直做哲学的话，你会碰到一些技术性的东西需要去掌握，也不只是好玩。但总比学财会好点儿，是吧，你学了一大堆财会报表，复式记账，你的确学到了本事，到处都需要你，但是跟你的人生没多大关系，你的生活需要复试记账吗？

您那时候高考也像现在这么难吗？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民失学已有十几年，实际上，在所谓“文革”爆发之前，大多数文科教师早已多年不做正常研究了。恢复高考时，没办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考试内容很简单。但另一方面，那时有十多年没举办高考了，积累了十几年的考生。大多数考生虽然没多少专门知识方面的训练，但至少是爱读书学习的，是十几年里的“精英”。所以，虽然考试内容很简单，考上来的学生并不差，有很多有潜力的青年。77级78级是两届特别的学生。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之中有能力的人比例较高。但我们这两届考生少年失学，专业底子薄，前面没人时，不少人很快崭露头角，但现在普遍后劲不足。

现在还能用当时的方法来高考吗？

不可能。77级78级的学生比较优秀，不是因为制度设计得好，反倒是因为此前的制度压制了十几年里比较拔尖的人才。

可大家都在批评现在高考制度。

现在高考制度弊害甚深，这些弊害一直延伸到小学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替代方案何在？近年来很多学者在探讨探索，这类探索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弊端那么明显的制度一年一年延续，说明这样的坏制度有深层结构性的原因。阻碍改革的因素中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我们的高等教育类型单一也是一个因素。我们有科举制传统，科举制的一个毛病是选拔途径单一。但改起来也不容易，这跟我们的文化有点儿关系，例如，在国外，教师的评语等等会起较大的作用，外国教师讲规矩，评语比较可靠，中国人写评语就多讲人情，可信度不高。在中国升学若看重教师的评语之类，弊端可能更重。

您一开始研究海德格尔，后来转到语言哲学，很多学校都用您的《语言哲学》做教科书。您能简要讲讲您对语言转向的理解吗？

我的看法已经写在《语言哲学》里了呀。不过，最近我写了一篇“语言转向之后”，集中谈这个问题。眼下让我这样说吧。哲学一直在寻求天然合理的东西，表达得更强的话，寻求必然如此的东西，不得不如此的东西。必然合理的东西的源头在什么地方？一开始人们认为必然合理的东西在世界里，例如在月上世界那里，到了康德，必然合理的东西从世界那里转移到理性认知主体之中。语言转向可视作又一次转移，认为必然的东西的源头在语言中。可以把语言转向视作康德转向的延续。我觉得这是刻画语言转向的一个比较好的、我比较有心得的角度。当然你可以从别的角度来刻画。

比如，有些区分似乎是必然的，例如实体和属性的区分——哲学家历来热衷于讨论实体/属性问题。从前，人们倾向于认为实体和属性的区分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区分，依照语言转向的思路，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一区分要从主词和谓词的区分来理解，若说这种区分是必然的，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在语言之中，语言要求我们从实体属性的区分或类似的区分来谈论事物。

科学革命之后，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哲学的任务并不是纯事质方面的探索，那是科学的任务。哲学要探究的是我们自己的理解，探究这种理解中稳定的“必然”的东西。语言转向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语言转向”只是一个名号，用来标识哲学对自身的这一反思。

但是，语言转向引起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哲学应该主要去研究语言，Linguistic turn被译成“语言学转向”，我觉得就反映了这种误解。我最近几年主要不是谈语言转向的来历，而是谈“语言转向之后”，就是要问：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就成了语言学吗？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说，哲学关注什么是合理的东西，什么是真道理，而很多基本的道理凝结在语言中，所以哲学对语言感兴趣。例如，上面谈到实体属性的区分，这样的问题语言学家并不感兴趣——这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它是个一般道理。

形形色色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治国的道理，当然不只是语言问题，更何况，每个语族的语言跟它的历史——文化连在一起。不过，在反思这些道理的时候，尤其是要贯通这些道理的时候，把这些道理连成一片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要涉及这些道理如何凝聚在语言之中。例如，我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阐述知行合一这个道理，但我们对知行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解已经凝结在我们的语言之中，凝结在我们的基本语词之中。哲学始终是对基本道理感兴趣，只不过语言转向可以让人们更切实地认识到很多基本道理凝结在语言中。

您翻译了《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等等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文献，您觉得我们在学着翻译西方哲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翻译这些著作，主要不是因为它们重要，是我自己喜欢读，读得最熟。我觉得学西方哲学的人，必须做点儿翻译。你要说训练，哲学上到底有什么训练我说不好，我想中国人读西方哲学，翻译是个训练。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在理解，有时是模模糊糊的理解，有时是清清楚楚的理解，怎么区分？你翻译出来了，翻译对了，就是清清楚楚理解的最好证据。

当然，这里说清清楚楚的理解还是字面上的。我们所要追索的道理一层一层，没有完全清楚的时候。但这种基础层面上的清楚很重要。古人谈义理，先要有小学或者说语文学的基础。我们中国人读外国哲学，翻译最能体现这个基础。

西方哲学研究离不开翻译。实际上，至少在西方哲学这一块，我觉得一部好的译著通常比中国人写的一部所谓专著更重要。要把更多的著作翻译过来，我们以前了解的西方哲学还是比较窄，还需要把更多的流派更多的重要著作摆到那里，谁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做什么。现在翻译的面宽了，量也很大，可惜翻译的总体品质还是太差，好的翻译凤毛麟角。我一直说，每个人少译一点儿，把这一点做得好些。中国这么多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用不着做得太多，求多不如求好。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把它做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好东西。我是建议，每个人去翻译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认真研究过的东西，认认真真翻译，这个译本是尽可能可靠的。不像现在，翻译出来的东西不少，大半粗制滥造。这个问题挺突出的，特别是哲学书，也的确不好译。我和一些同道一直希望能建立一个翻译基金，至少在西方哲学这块，成立一个译者联合会来审定译本，奖励优秀的译本，把质量差的译本公开列出，起警示作用。可惜我们无权无势，只能空想。

对哲学生，翻译还有一层别人不常谈到的好处。论理往往不只看对错，更多在乎深浅。读哲学时间长了，会让人在这一点上变糊涂，丧失对错感、清晰感，什么事情都理解得稀里糊涂，还以为自己得道。翻译是有对错的，它提醒我们，并非在什么事情上都能自我辩护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你可能出了硬伤，错了就是错了。因为翻译有硬意义上的对错，有的批评你就躲不开。常听人说，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被人挑错是好事，老是自说自话，倒是没人挑你的错了，可那有什么意思？

至于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的一点感受是，译名还是尽少依赖制造新词，如果要制造新词，尽可能制造可感的，就是单看汉语字面它也多多少少有点意思。我的意见从来都是这样，翻译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中国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制造十个新词，新词就太多了，弄不懂了。

最近又刚刚出版了您主持翻译的《西方大观念》。

《西方大观念》挺有用的。译得也不错。《西方大观念》本来是工具书，不是用来读的，不过，有人爱读字典，这种人也有的是吧。你现在思考一个话题，比如说你现在对时间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对勇敢感兴趣，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条目，了解一下前人都从哪些角度讨论过，它可能只说了一两句，但你一读，发现我的想法原来前人早说过了，也可能发现自己想偏了，前人多方面的讨论给出了一个整体的画面。

您还主持翻译过《希腊精神》那套讲古典文明的书。

那是挂个名。多少做了一点儿校对，尤其是《希腊精神》那一本。伊迪斯·汉密尔顿的这套书里，我觉得《希腊精神》是最好的。《罗马精神》也不错，《上帝的代言人》似乎稍差一点。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的写作风格。我不是学哲学的，但喜欢读哲学书，可是大多数文章太难懂了，学术文章能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写啊？

更多读者愿意来读哲学，这是大好事啊。读者希望学术文章平易近人，显然是个合理的希望。学术文章里充满了古怪的干燥的模糊的语词，弯弯绕绕的句子，别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业内人士也照样头疼。当然，学术不属娱乐业，不能指望由媒体广为传播，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用中学生读得懂的话探讨深入的问题，当然最好，但你也不能指望都那么平易易读。

娱乐当然也有不同品位。人们谈论文艺，有时会想起品位，谈起思想，倒好像就没有品位这回事了。文章写得像会计报表。把维特根斯坦译成了粗人。其实，在思想领域，品位同样重要。你们研究生绝大多数肯定还做不出什么好东西，因为太难了嘛，但是，有些学生已经有一定品位了。他自己说不出来什么，但是在听另外两个人谈一个问题，他能够听出这个人讲得有意思，有启发，那个人在讲一些空话。

现在，好多学术文章难读，跟内容深奥曲折没什么关系。很多时候无非显示他是个学术家，是个身份标志。我们要识别一个人的身份，可以看他穿什么品牌进什么餐厅，但最保险的是听他开口说话，萧伯纳在《卖花女》一剧中把这一点写得淋漓尽致。派个中学语文老师去和卖毒品的接头，一开口人家就识破你不是同行。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行话，主要的功能是设置门槛，不让这个行当外面的人混进来。你要搞学术得有个“会员证”，证件上的戳子就是学术语言——你可以不会德文、英文、希腊文、古文，但你不能不会学术语言。你说“天冷，水都结冰了”，他说“在外因的作用下量变导致了质变”，一听就听出谁有学问谁没学问。你没啥悟性，没啥才华，只要你会说学术语言就是学者，所以你埋头苦练，四年大学外加三年研究院，毕业后再实习三五年。费这么大劲儿学到的东西，谁挡得住他玩命用？

中国的学术语言还多一种特色。现代中国学术基本上源自西方，“理论层面”上的用语差不多都是译名，即使研究国学的，开口闭口说的也是客观、主观、超越这些“西方语词”。在中国人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之前，总要受一点外文的欺负，对这也得有个思想准备。

总之，艰深的语言有时出自学术内容的要求，有时则用来骗自己吓唬别人，浅显的语言，有时是大师的炉火纯青，有时是流于表面不肯深思。如何分辨，我找不到一望而知的标准。不过我相信，读者只要留心，分辨起来也并不是很难。

说到写作，您的哲学写作风格很独特，特别注重清晰和通俗，这种写作方式是否与您对哲学的独特理解有关？

这跟我的经历有点关系。我本来只是自己读哲学，不习惯也不喜欢那种纯学院派的写作。我是寄生在学院里的民哲（笑）。哲学工作者聚在学院里当教授有点不可避免，不过这只是这一两个世纪的事儿，早先不是这样。

不过你是对的，这跟我对哲学的理解很有关系。哲学写作有时候很生硬，讲不到点子上，因为他是在那里构建理论。我呢，我根本不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构建理论。科学要构建理论，哲学不要。这个主张也许有点儿极端，我承认，虽然我不喜欢大喊大叫，但我有很多想法其实蛮极端的。但也不是我这么想，我喜欢的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威廉斯，他们都是“反理论”的。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有理论化的倾向。本来，他们也不分哲学还是科学，我把那叫做“哲学——科学”。时至近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是把构建一套万全理论作为哲学的终极成果。今天，思想的环境早变掉了，要说建构哲学理论即使在古典哲学时期还有些道理，在今天就全无道理了。

维特根斯坦反对理论，他认为哲学是用来治疗的，但这是不是太消极了？

治疗不消极啊，医生给咱们治病，这可不消极。他要是承诺给我打造一副全新的身体，那倒太积极了。维特根斯坦所谓治疗针对的是智性上的困惑，智性上的治疗靠的不是理论，而是靠一种贯通。他不光谈治疗，也谈综观什么的。只有触类旁通，这种智性上的困惑才能消解。不谈贯通，单说治疗，听起来会过于消极和简单了。

您把哲学理解为穷理，穷理跟理论怎么区别？

哲学思考一开始的起点总是我们平常想的事。后来慢慢会离开这个起点。比如，我借钱给一个人，没想到写收据，后来他赖账，我告到法院，法院不支持我。作为行动者，我得想方设法让他把钱还给我，作为思想者，我可能去琢磨为什么明明我有理而法院不支持我，琢磨法律和习俗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从一个具体的遭遇开始去考虑这些问题，但到后来就跟起因没什么关系了，变成穷究道理了。但一方面，穷理若要有意义，它必须跟产生问题的原生情境相联系，虽然随着穷理的发展，这种联系越来越不容易看清楚。我们哲学系的学生，常有这方面的困扰，他本来带着一些问题来的，可进到学院里，好多理论摆在眼前，你不可能两三年把它们都弄明白，学院体制鼓励你挑定一个理论，钻进去，越做越细，你最后可能成为专家，但你也许完全忘了你一开始想要弄清楚的是什么。后来，你的所有“学术”就是在理论里绕来绕去。比如语言哲学，一开始，在弗雷格、罗素那里你都能看见源始问题，虽然他们已经是专家了，但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语言哲学的论文，是纯粹的学院哲学，你已经很难看到它们讨论的事情对澄清源始问题有什么意义。

困难在于，一方面，穷理并不停留在常理上，它会发展出某些比较专门的讨论，另一方面，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常理相联系。我们没有什么外部标准来确定某些专门化的讨论实质上是否有意义。我们既不能泛泛要求哲学都写得明白晓畅，也不忍眼睁睁看着哲学变成单属于几个专家的活动。学院哲学很大一块最后变成了自产自销。是，从前一个时代就那么几个哲学家，现在，哲学从业者成千上万，人多了，自产自销才能玩转起来。

我们也想从源始问题想起，但想着想着，就不知绕道哪里去了。

这个困难，我们从业多年，仍然天天碰到。最近有个学生写论文，大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什么是语言”，我是他的导师，我看了说，你一上来就建立了一个语言理论，我不知道你的这些思考跟前人的哪些思考连着——无论是赞成还是反驳，你也不顾及我们一般了解的语言现象——无论是用这些现象来作证还是指出这些现象是些假象，一句话，我不知道你的思考跟哪儿连着。他说我就是不要跟已有的理论连着，就是要建立我自己的理论，我想从头思考，我就从语言本身思考。我说，你也从头思考，那个同学也从头思考，每个人都没有reference，每个人都从头思考，别的不说吧，单说一点，你不能指望老师来从头弄明白每个学生自己的理论，是吧。有些民间哲学家就是这个路子。最好从某个大家比较了解的哲学家或哲学思想出发。维特根斯坦够离经叛道的，但他的《逻辑哲学论》从弗雷格和罗素出发，他的《哲学研究》开篇先引奥古斯丁。你尽可以标新立异，但你得以某种我们熟悉的东西为参照，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你与众不同的东西是什么。

前面的哲学家那么多，哪些是应该去攻读的重要的哲学家？

哪些哲学家最重要？一般说来，哲学史列出的那些哲学家是重要的。不过，谁重要这件事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看看哪个最能帮助你思考。也许是康德，也许是休谟。依我的经验和观察，要紧的是读懂一两个大哲学家，康德也行，黑格尔也行。一个大哲学家，你要思考的问题，他差不多都思考过，作为思想资源，作为对话的依托，系统读懂一个两个哲学家就够了。当然，其他哲学家你也得深深浅浅再读几个。

您觉得读柏拉图，哪个文本比较适合我们大一学生？

我觉得可以先读苏格拉底的申辩，《申辩篇》。读柏拉图，最后肯定要读《理想国》，它的确是柏拉图比较全面的一篇，而且是人人都读的。

我是学黑格尔的，但老师让我先读康德，说不读懂康德就读不懂黑格尔。可黑格尔我都读不过来，实在没时间再去读康德。

老师这话有点儿道理，不过，也有个限度。我也听人说过，你读《存在与时间》，你要是没读过海德格尔的早期讲稿，你无法理解《存在与时间》。他也可以反过来说，你真要读懂《存在与时间》，你还得了解他后期思想是怎么发展的。还有那么多二手资料呢？再说，你不读胡塞尔你不可能真正读懂海德格尔，从胡塞尔又可以连上去，连到康德，连到整个西方哲学史。这有点太吓人了，有点超过我们凡人能把握的东西了。

当然，艺多不压身，学哲学，不仅最好对整个哲学史都有点儿了解，还应该对历史、科学、文学艺术什么的都有点儿了解才好。不过，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真能读通一两个哲学家，那就很不错了。

有老师说，到了研究生阶段，主要不是去读书，而是要去读杂志上的最新研究。

按说，到研究生阶段，是该研究了。不过，咱们的研究生多半还在初学者水平，尤其咱们哲学系。哲学杂志不是给初学者读的。你哪天碰到了翻一翻，没坏处，至少你可以了解你的专业环境。在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亚里士多德Delta章的诠释，那他是认为你对亚里士多德已经相当熟悉，也熟悉此前关于Delta章的争论。他是在这个背景下make a new point。专业杂志是知识增量，不是教育性的。所以，一个人拿到杂志，一般不会通读它。像我，这有一篇讲海德格尔的，我看看“海学”最近又有些什么新的说法，在争论什么问题——我对“海学”还是比较熟悉的。亚里士多德，你可能不是那么熟，但人人都知道一点儿。但是他要是在讨论一个二维语义学的问题，你就不会去看，看也看不懂，因为他假设你对二维语义学的一般背景已经很熟悉。

老师，我是研二学生，两年一晃就过去了，好像读了不少书，但也好像没抓到什么重点。

中国的大学，就像高中一样，是课程主导的，学生跟着课程走就好了。到研究生阶段，你要往哪里去，要由你自己来确定了。我常用一个比喻，研究生之前，像在河里航行，到研究生阶段，你被抛到大海中间，你要是自己没有方向感就糟了。当然，即使有了方向感，航程也很漫长。慢慢走着逛着，关键是一路赏心悦目，乐在其中就好。

读别人的哲学书，觉得很有意思，但一轮到自己写论文，简直不知道写什么。

是啊，要能不写论文就好了。你爱读小说，不一定爱写小说。干吗读哲学就非要写哲学呀。大多数人读哲学，个人有所得就很好了，不一定能对知识体系做贡献。但用纳税人的钱办了大学，不是光让你来享受的，要把你培养成专家。一方面，唯对某一片断做研究才可能达乎专精。学术者，无论多么聪明，多么见多识广，非经专科学习，专门训练，不能为也。另一方面，所谓哲学问题，从来都互相之间紧密联系，不知从哪里可以切割。

还有，硕士论文要写三万字，这可不只是比你从前写的东西长了两倍三倍，这牵涉到结构，就像摆家具，一屋子家具这么摆是一个样，调一件，其他的都要跟着调。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写论文，要求有创新。我的确有我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不知道从前是不是有人已经写过了。

这是个挺实际的问题。文科生，书读得少，你就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别人是否已经做过。当然，最好是多读书。不过，你无法遍读天下之书，要了解哪些事情是前人做过的哪些还没有做过，有个略取巧的办法，你去读最新的概述性质的著作，从那里你大概能了解到前人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当然，权威的概述仍然会有遗漏，你发现，某种大家以为新的见解其实某个不那么知名的前人已经相当完备地阐述过了，那太好了，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小小的学术成果了。

究竟什么算创新呢？

各种。例如，对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在有争议的诠释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研究的是古人，评判古人在他的思想环境里是否做出了成功的论证。不是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评判古人，那没啥意思。总的说来，创新就是说说，能把前人读懂就不错了。尤其不要去学尼采、维特根斯坦，那倒是创新，可咱学不来。

依我看，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不用要求什么创新，毕业论文写一篇好的读书笔记就好了。你好好读一本书，所谓好好读一本，你肯定读了好几本吧。你能从自己的角度讲一讲，他到底说了什么？如果你要说哲学也有什么训练的话，就是弄清楚“那个人在想什么”。

我们选论文题目，应该选古代哲学家还是近现代哲学家呢？

没有一定，但我觉得选近现代的好一点儿。你选柏拉图，人家研究了几千年，你很难说出什么新东西。近人的世界跟我们自己的世界相近，问题意识相近，语言相近，就此而言，比较容易进入。但近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心里有学术传统的积累作为当然背景，初学者没有这种积累，往往茫然。古人不掉书袋，没有书袋可掉，他们论证方式素朴，古人的论证围绕着他们的基本主张，用的是厚重的常识，从他们那里我们容易看出一些基本道理的组织。不像近人的大批古怪论证，即使无可挑剔，对我们理解世界往往帮助不大。但古人的世界图景、习惯进路、语言，都离开我们很远。例如，今天我们谈到人性，免不了会跟生物演化连在一起来思考，古人基本上不是这么想的。再例如，古希腊人想到的德性，多半从the few着眼，我们想的多半是普遍道德，善良、勤奋啊，男女关系啊。他们的进路也不一样，讨论一个概念，他们常常从是否可分离、在何种意义上可分离来讨论，这种进路对我们挺陌生的，有时很难弄懂他们究竟论证了些什么。我不是说他们的进路不好，实际上，了解他们的进路，往往有助于松动我们的习惯，开阔自己的思路。读古人，主要是想从古人那里学习，这尤其包括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图景中的问题。例如，我们恐怕很难再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我们已经具有一幅不同的世界图景，基于这种目的论的论证对我们无效。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从目的论学到一些东西来修正我们自己的目的观念。

对了，还可以去写老师的某个想法，如果你对这个未尽的想法感兴趣。好处是老师会给予切实的指导。

陈老师，我想问问，怎样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

一时不知道怎么答，说个浅显的，提高思考能力，我想，主要靠读有思想的书，跟有思想的人交流。

我想问一个很傻的问题：我们到哲学系来是学什么的？我是说，我们学了哲学，将来能干什么？

这个问题一点儿都不傻。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我们学哲学的本来就该时不时问问自己，我们在干什么？化学系学生不用问化学是干什么的，他不大问的，也不大用得着问。

我年轻时候，有位老先生调侃我，说你们学哲学的，学会了就去教哲学，学生学会了，再去教下一代学生，跟别的啥都没关系。好吧，哲学系学生毕业后，一个选择当然是当哲学老师。那哲学老师除了教书，还干些什么呢？

一项工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我翻译海德格的书，然后我写了本《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还翻译了几本别的书，写了点儿什么，介绍罗素的理论啊什么的。这个显然占了哲学系老师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做中国哲学的不用翻译，但也要用现代汉语做诠释。我们离原始文本已经很远了，或者语言不同，或者年代或者地域不同。现在社会发展又那么快，我们每一代人接受的都是很不同的知识和世界图景。柏拉图的知识跟我们所了解的知识当然非常不一样，他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非常不一样，你直接去读柏拉图，不经过中间的这些诠释者，我们不懂希腊文，不熟悉希腊文化，很可能读歪了。这个就需要一代一代学者不断地重新诠释。而且这个工作，因为要诠释的是哲学思想，除了哲学系没有人做这些事情。诠释也分很多层次，从文字到思想，要诠释得好，有时候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首先我们就得读好多文本。这点上，古人跟我们完全不同。最早的时候没那么多文本，苏格拉底不读书，柏拉图恐怕也没读了几本。他们更用不着去做翻译。他们之前已经有过一些哲学家，一些哲学理论，有过哪些哲学家，有过哪些理论，这些理论是怎么论证的，他们大致都清楚，一共就这么多嘛。观点可以不同，道理可以争，但前人都有过些什么学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先秦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面前有无数多的文本。而且，今天的知识体系无限庞大，谁跟谁的知识都没有多少交集。两位老师在那里讨论一个理论问题，第三位老师过来，这第三位老师虽然也做了好多年的哲学，但那两位在讨论什么，他们讨论的人、文本、观点、论证，他可能完全不了解。

不好意思，扯远了。对，第一类的工作是翻译、诠释，多数论文属于这一类，诠释之后也许做点儿评论，多数评论没什么大意思。

另外一类论文，另外一类工作，可以把它叫做前沿问题研究。“前沿问题”现在有点用得烂了。黑格尔研究中有前沿问题吗？大概不如说近期以来的热点问题。依我看，只有科学研究才有前沿问题，科学生，学完了基础课，你学computer science，准备做博士论文，你说我正在读1975年出的那本书，没有人读那个，都读上个礼拜出的论文，这个叫做前沿。这跟哲学生反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了，大家还在读。当前火得不行的哲学家，可能下一代就不知道他是谁了，两代之后被忘得干干净净。《论语》《道德经》《庄子》，永远有人读，读得开心得不得了。

要说哲学工作里面有哪部分前沿，今天来说比较突出的就是心智哲学，但所谓前沿，无非是说，他们追科学的前沿，跟进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等等。我出国求学那时候，比较热的是语言学方面的，现在主要是心智哲学。

第三类工作是做观念批判，反思现实问题，这一类工作在媒体上比较活跃，本来学院里不一定要做这个，不过，这几十年在学院里面也很热闹。

还有一类，大概想成为柏拉图这种人，成为孔子这样的人，想着建立一个大理论，指导社会，为万事开太平的那种。老学生都知道我是不太能接受这种想法的，别说咱们，就说孔子和柏拉图自己，也没开出万世太平来啊。不过，这些年，抱这种大志的人在哲学系里不多了，现在基本都转到中文系去了。构建宏大理论打算领导全世界的多半是从中文系出来的。

我就想到哲学系的老师在干这四件事，还有没有？你们想起什么告诉我。

陈老师，您说的这些，那还有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呢？您说的都是哲学教授，不是哲学家。

哲学教授是不是哲学家？化学教授是化学家，可把哲学教授称作哲学家让人觉得很别扭。古代哲人不是贵族，不是统治者，他是依凭精神和智性的优越成为优越者的。在这个平民化时代呢？今天的哲学从业者通常缺精神维度，智力也平平，刚好当个教授。不过，诠释前人的著作是件实实在在的工作。我觉得诠释工作，至少有一类，也是创造性的。孔子述而不作，谁也不会说孔子没有创造性。我只是想，创造不一定是创造哲学体系。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弄明白，最后是不是自成一家之言，这个让别人去评判。哲学问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时候，几乎所有传统问题都还可以再去思考。

古人做学问，说是“为己之学”，我也想做为己之学，但学校不让我毕业。

是，那时候所谓学问，跟做学问的人是连在一起的，跟读书人的心性连在一起。读哲学要求有点儿智商，但它不是智力游戏，它要能够通达我们深心中的感受。人们常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我提升或自我转变的方式。孔子甚至说，行有余力才去做学问。孔子、墨子、庄子，各有各的哲学思想，各有各的治学方式，他们的学问显然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连在一起，我们没法把孔子的主张跟他这个人分开，没法把庄子的文章和他这个人分开，很难想象庄子这个人写出的文章会像孟子那样，或像荀子那样。反观今天，我们都用格式化的论文体写作，看不出一篇论文是谁写的。这种写作方式是在模仿科学写作，模仿得越像，就离开人文越远。它倒有个好处——方便刊物采用匿名评审制度。不少哲学论文写得起承转合中规中矩，就是不知道它跟我们的所思所感在哪儿连着。好在现在的哲学从业者是the many，成千上万，学术刊物也成百上千，只要我挤进了学院哲学俱乐部，哪怕我没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可说，哪怕大多数所谓学术刊物并无读者，仍然有希望找到个地方把文章发出来。

不过，古人的这个“己”，跟我们所理解的“自我”有很大区别。粗说，古人的所说的个人不是由个人隐私构成的那个个人。我们不能想象孔子的“己”是由他的个人欲望、个人利益构成的。孔子的“个人”生活理想跟他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很难分开，所谓“成己”本身也主要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讲的，成己与成物相连，是内外之道相合的一个面相。《中庸》里有句话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孔颖达的疏说：“言人有至诚，非但自成就己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这一部分在于古人的公私之分跟今人的公私之分不同，我们今天会把恋爱结婚这些事都视作个人的事儿，在古代，这些事是典型的社会生活。而且，古人的“公共生活”离日常生活不那么远。这里还要考虑到上一条：古人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看到的只是the few，那些起引领作用的人物，他们的自我是什么样子的，天然就有社会意义。孔子把君子之德比作风，风自刮它的风，草木就跟着动了。庄子的意象其实也有相通之处：一棵大树，它自长它的，我们普通人可以到树荫下面乘凉、逍遥。今天我们讲到己或者自我，背景大不相同，在我们这个平民化时代，the many也有自我，每个人都有个自我。我是个什么样的自我，差不多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跟社会没什么关系，除非这个自我去违禁犯法。

我没有做学术的想法，我来上学，是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可我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文化”。

“文化”的意思太多了，我说个荒诞不经的定义吧：没文化的受到有文化的熏陶，有文化的从没文化的那里汲取营养，这个双向活动叫做文化。我想说的是，有文化挺好，但也不一定一味文化。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很多学过科学的人，很多科学家，他们对神都深信不疑？

首先我想说，信不信上帝并不都是思想问题，主要是文化环境。你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里，你从小就信上帝，你要是后来不信了，人家会问，怎么这个人不信上帝呀？在这个家庭里，在这个社会里，信上帝自然而然，不一定会去问为什么会信。

更实质地回答你的问题，我恐怕答不好。说两个想法吧。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不会认为上帝不断干涉物理世界的活动，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物理学使不上劲，人生的问题，人的灵性生活的问题。有的科学家认为即使好多物理学问题也无法在物理学的框架里解决，比如薛定谔，大物理学家，当然，不一定要求助于基督教的上帝，薛定谔没有走上帝路线，他走的是阿赖耶识路线。

至于牛顿他们，情况又不一样。基督教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是科学史上一个热门话题。不少论者的结论是，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中近代科学才可能产生，例如对牛顿来说，整个宇宙是上帝的表达，因此，这个宇宙本身是有意义的，它是有秩序的，由一套规律统治着，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说话，互相能听懂，自然是上帝的话语，物理学家能够听懂。

您怎么看待网络写作？

没读过，不知道。从网上下载书读算吗？网络小说什么的没读过。当然，会上网查资料什么的。

您反对互联网？

我们老年人难免有点儿怀旧，不过，我好像不是厚古薄今那种类型。互联网里充斥着大批无聊的东西，但同时有好多好东西，好东西照样可以借助互联网传播。对我个人来说，网络公开课是互联网所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了。我最受益的是TTC，一流教师，伯克利的，哈佛的，要想享受到世界上那么多一流的课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些地方我不一定考得上，即使考上也只能在一个学校听课，现在你却能听到各所大学名师的课程。当然，多数只是导论课，佛罗伦萨史、量子力学导论，对我来说够了，听听这些introductions对我就很好了，至少能温故知新。何况，有了今天的廉价技术，即使小众的课应该也能制成公开课，比如说前沿的物理学研究，只有几十几百听众，也可以制成网络课程，把它挂在大课上就行，一个链接而已，你只要喜欢一下子就能连到那里，小众就小众，大多数人不去链接就是了。互联网教学的发展不一定需要总有一百万听众。现在主要是英语课程——小语种做起来要难点儿，汉语倒是大语种，但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好老师，那么大的学习需求。将来应该能够做起来。我猜想，互联网教学很快就能够取代现在的各种学校。

不过，互联网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例如大家常说的信息碎片化什么的。网络初兴时，有人预言网络会带来很多良性变革，其中不少看起来预测得岔出去了。人们预言意识形态欺骗会变得不大可能了，网络上的确能找到很多披露历史真相的材料，或至少是引向真相的质疑，但大多数网民仍然是各取所需。甚至有时会加剧简单化的倾向，因为网络传播本来就有简单化的特点。互联网将促进民主化的预言也颇可疑。我们本来想当然地以为信息流动加快会使得社会流动性更加活跃。所谓美国梦，可以说成社会自由流动。可我读到的研究显示，现在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是在减低而不是在增加，关于中国的研究也大致是这个结论。这是不是事实可能要等一段才能知道，如果是个事实的话，就有意思了：一方面信息流通在加快，获得信息的途径在增多，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在固化。

我觉得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更多，尤其是扩大了人的眼界，把我们从生活的局限里解放出来了。

从前远在天边的，现在近在眼前。这当然有好处。比如说一个小城镇的孩子，爱读书，以前找不到什么图书，那里没有公共图书馆，有图书馆也没有什么好书。现在网上有好多好课程，也可以找到很多好书。再比如，你有个特殊的爱好，爱好东西伯利亚的音乐，以前，你很难找到同道，现在却能够通过网络形成一个兴趣共同体。眼界扩大当然有好处，但眼界太宽也有负面作用。以前我们在公社打球，公社篮球赛，各个大队都派球队参加，好多人来看，你是哪个大队的主力，人人都认识你，佩服你，拼命给你鼓掌——倒不是明星感，熟人中间没明星，你不是明星，但很自豪。有了电视之后，谁都不去乡里县里看打球了，大家都去看NBA——把你那场比赛放在一起实在没法看。其他方面也都是这样。现在说创新，大家都去创新没问题，但创新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本来是一个个小的community，有点小本事一点小创新就行，有点儿小成就就怪激动，别人也跟着激动。现在不是全世界最新的就不算创新。要做就得做到世界上最好的。那我们哪有这个机会？我们现在见多识广，你没做到世界级，就算失败了。从前的藩篱打破了，有一种解放感。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子，第一次来到海边，站在大海边上，会有解放的感觉。可是你永远回不到你的村庄，永远站在浩瀚无际的大海边上，甚至漂流在大海中央，那就可能不是解放感而是无力感了。今天的人容易产生失败感和无足轻重感，原因非常多，我想这跟人人都面对漫无边界的整个世界有关。一个人直接面对太大的世界会带来一种无力感。

我的想法很老套——新的时代来了，有些东西会失去，有些人怀旧，我的朋友里甚至有人设想建立儒家保护区。在我看，退回去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设法把我们所珍爱的东西融合到互联网时代之中去。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好，自己的坏。我们争取把自己的好东西传下去，不管时代有多艰难，只要你挺过来了，就可以把一些美好的东西传下去。你们的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了，但还是可能把这些美好的东西融化在你们自己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