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哲学实验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哲学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它试图厘清哲学基本问题研究中错综复杂的局面，迫使哲学家改造传统的哲学理论以及概念思辨的方式，因而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挑战。尽管哲学实验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由于结合了科学实验手段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从而拓宽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提供了开展哲学问题研究的新机遇，推动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如何适应并掌握这种哲学研究方法，使之与传统研究方法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顺应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值得国内哲学界重视。
关键词：哲学实验 哲学研究方法 哲学走向
哲学与科学研究的相互渗透是当代西方学术走向的一个显著特点。科学越来越涉及原本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哲学也因其自身研究的需要，积极地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手段。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因此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新走向。【参见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Experimental Philoso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Joshua Knobe，et al .，“Experimental Philosoph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 63，No . 50（Jan . 2012），pp . 72 - 73；Francois Schroeter，“Experimental Philosophy：A Critical View，”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vol .62，No . 3（Jul .－Sep 2008），S . 433 - 445；Janet Levin，“Experimental Philosophy，”Analysis，vol. 69，No . 4（Oct 2009），pp . 761 - 769 .】
所谓实验哲学，确切地说是“实验的哲学”，而非有关“实验”的哲学研究，其主要特征是借助实验的方法来辅助开展哲学研究工作。科学实验的方法，包括思想实验、计算实验以及认知实验等研究手段不断引入到哲学研究中，拓宽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为克服目前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局限性指明了新途径，实验哲学也因此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在当今哲学与科学研究不断趋同的学术背景下，通过对哲学实验现状的评析，本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实验哲学的兴起对当代哲学研究走向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将主要从哲学实验对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对当代意识研究的促进作用以及哲学实验方法有效性分析三个方面来展开探讨。
一、对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当代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混沌科学、计算科学、智能科学等新兴科学的不断成熟，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的研究走向。正如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的引言中所指出的：“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动力学的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的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张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当代实验哲学的兴起，正是哲学与科学的结合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传统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了狭窄的概念分析困境之时，科学的实验方法走进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对其研究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心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智能科学）的迅速发展，促使科学与哲学的研究目标和对象不断趋同，从而导致研究方法也开始走向趋同。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远见的哲学家纷纷采用科学实验方法来开展哲学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实验哲学研究的人员迅速增加，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已形成众多研究团队，有的还组建了哲学实验室
目前较有影响的有：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实验室（EPL）、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知识论实验室（EEL）、亚利桑那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EPL）、希莱纳大学行为哲学实验室（BPL）、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实验知识论研究小组（EERG），意大利帕维亚大学计算哲学实验室，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恒生认知研究中心（Hang Seng C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以及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逻辑与实验哲学实验室等等。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实验哲学涉及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自由意志、自我认知、道德哲学、知识论、意识问题、行为经济学、逻辑和语言、认知哲学、计算哲学等。2007年在澳大利亚召开了首次有关实验哲学与概念分析的国际性小型研讨会。此后，有关实验哲学及其方法的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在世界各地举行。目前国际上的实验哲学学会、专门网站和在线期刊相继建立，对实验哲学的理论讨论也不断深入，其中实验哲学领军人物、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实验室创办人Knobe在积极倡导和捍卫实验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Joshua Knobe, “Answers to Five Questions,” in J. Aguilar and A Buckareff, eds. Philosophy of Action: 5 Questions, London: Automatic Press, 2009】
在实验的哲学开展研究之前，传统哲学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思辨性的。逻辑研究与直觉经验是研究哲学的主要论证来源，其局限性是缺乏事实性的证据支持，对许多哲学问题，往往难以给出明确的判决依据，结果导致各种哲学观点歧义纷争、莫衷一是。
由于概念分析与语言描述的局限性，“哲学不能希望把一切科学都纳入一种无所不包的现实观中去；反之，它的责任在于保存、阐明和协调其它非客观知识类型的经验。因此，它的主题就是表现于各种各样方式中的主观世界。”【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页。】哲学越来越退回到主观思辨之中，放弃对真实世界无所不包的一致性描述，强调主观信念的可能世界的非完备性描述，这是后来语言与逻辑语义学研究成为哲学研究主流的重要原因。
但是，“哲学的巨大困难在于语言的贫乏……语言滞留在直觉之后。”【怀特海：《思想方式》，韩东晖、李红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正是在这种困境中，当代神经科学、认知科学、非线性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给哲学带来了种种冲击，迫使哲学家必须改造传统的哲学理论以及概念思辨方式。必须清楚“拥护一种已经没落的文化，倡导被它自己的教条主义所窒息的哲学，与其说是他们的过错，还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W．H．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李德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这对于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也是如此。问题是人们何以能够断定传统哲学方法已经没落了。因此，我们必须对照传统哲学研究方法，来分析哲学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以及缺陷所在，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如何走出目前哲学研究的困境。
传统哲学在构建哲学理论时是不考虑实验验证的，主要的研究手段是用逻辑思辨或直觉知识来引导理论的构建。而用实验对理论进行验证一直是科学界的事，其重要性在过去还没有被哲学界认识到。正如Renia撰文指出，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传统哲学对直觉知识的依赖。因为，建立在个人直觉知识之上的思辨哲学，普遍缺乏客观事实性依据，从而使结论不具有客观普适性，这也是为什么在传统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普遍存在不同观点的广泛争论的原因所在。【参见Gasparatou Renia, “Experimental Appeals to Intuition,” Critica,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Filosofia, Vol. 42, No. 124 (Apr. 2010), pp. 31 - 50.】
美国作家斯托帕德指出：“现在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你曾以为正确的东西几乎都是错的。”【斯托帕德（T. Stappard）在《阿卡狄亚》中的论述，转引自米歇尔：《复杂》，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7页（第2章章首语）。】为了清除哲学研究中的错误或者平息不同观点的争论，一个最有效的途径是哲学实验。Weinberg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方法，才能让哲学家的工作更为出色。【参见Jonathan M. Weinberg, “On Doing Better, Experimental-Style,”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45, No. 3 (Sep 2009), pp. 455-464.】确实，一个实验胜过千言万语，对于那些思辨的哲学研究，通过思想实验、计算实验与认知实验，可以给出更加客观的科学性刻画，从而揭示原先无法清楚认识到的深层内涵。通过实验分析方法来对哲学模型进行思考、仿真或探测，还可以得到对哲学思想更深刻的洞察。科学实验使问题更清晰、隐含的结构更直观，并使人利用模型发现新假设、新方法、新问题和新困难所在。
众所周知，随着西方17世纪以来科学的迅速崛起，特别是20世纪的快速发展，科学以其辉煌的成就征服了现代社会。科学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受到大多数人们的信任和尊重。正如查尔默斯指出的：“在现代，科学受到高度尊重。显然，广泛持有的一种信念是科学及其方法有些特别。”这里“特别”是指“科学方法的优越性”，即“科学的特别之处是它从事实中推导出来，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意见”。【查尔默斯： 《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布罗克曼指出：“有一套新的隐喻，可以用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智，宇宙，以及所有我们知道的事情，正是拥有这些新思想和新图景的知识分子，这些正在做研究，创作自己的著作的科学家们，把握着我们的时代的方向。”【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引言”，第5页。】应该说，正是科学方法的这种优越性，使有远见的哲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清晰确定的结论。
Stotz关于这点有着明确的论述。【参见Karola Stotz， “Philosophy in the Trenches: From Naturalized to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 of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40, N. 2 (Jun 2009), pp. 225-226.】他认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努力通过设计实验来改变这一境况，其目的是要系统地考察哲学上重要的思想实验或者科学家所使用的科学概念。许多研究结果令人惊讶，而一些来自哲学实验的结论也更具有刺激性。哲学实验已经成为哲学家开展研究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科学与哲学相互交叉的研究工作中。原先的本体哲学、认识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心灵哲学甚至艺术哲学等领域的一些问题，现在都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来加以解答。
比如，我们可以采用在科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思想实验来开展哲学研究，在道德哲学（汤普森的小提琴手）、语言哲学（色彩颠倒）以及心灵哲学（中文之屋、钵中之脑、脑干机器、哲学蛇神、沼泽人等等）等方面，给出若干有价值的哲学结论。
此外，采用计算模型作为工具来进行哲学仿真实验研究，可以获得大量的研究实例。【参见P. Grim, et al., The Philosophical Computer: Exploratory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Computer Modeling,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比如，通过逻辑悖论的动力学分析、形式系统的整体描述，给出社会和政治哲学中的博弈计算模型，以及对宗教信仰的演化仿真等。与思辨方式的哲学研究相比，计算模型给出的整体性刻画更加形象，常常可以使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能体现哲学实验方法运用的是经典的科学实验，即通过实验归纳的方法来了解事物的本质。随着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的不断进步，哲学家发现一些哲学问题可以借用科学成果来解答，甚至直接实施科学实验去解决哲学难题。其中，除传统的心理学问卷调查研究外，最典型的事件是，美国神经生理学家Libet开展的一系列认知神经实验引发了对古老自由意志问题的广泛讨论。【参见Benjamin Libet, Mind Time: Th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ephan Sellmaier, “What Proves Benjamin Libet’s Experiments for Free Will? ”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Vol. 114, No. 2 (Feb 2007), S.378-394; Franco Chiereghin, “Paradoxes of the Notion of Antedating: A PhilosophicalCritique to Libet’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ural Activity and Awarenessof Sensory Stimuli”,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Vol. 18, Nos. 3-4 (Mar. – Apr.2011), pp. 43-24】麦金预言：“因而，若是到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候，科研的生力军从各个领域大规模撤退，只留下少部分人继续研究那些尚须认识的事物，而把主要力量投入到人文学科，我对此丝毫不会感到意外。”【转引自霍根：《科学的终结》，孙拥军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可以预计，对于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而言，实验方法将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研究手段。这无疑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
在哲学实验方法兴起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为传统直觉—思辨方法辩护的声音。
Symons的论文“直觉知识与哲学方法论”就是其中的代表。【参见John Symons， “Intuition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xiomathes, Vol. 18, No. 1，(Mar. 2008), pp. 67 - 89】该文认为直觉知识在当代哲学中仍起到许多作用，相对于对实验哲学结果的一些解释，针对直觉知识普遍存在的怀疑论争论是没有根据的；尽管直觉知识并非总是一个走向真理的可靠向导，同时，实验哲学在决定我们直觉能力的范围与限度上能起到一个关键的改善作用，但直觉方法仍可在哲学研究中继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Liao则针对激进实验主义者对哲学直觉方法的批判，提供了一种健全性（robustness）直觉知识的概念，通过排除不可靠的直觉知识，来弥合传统哲学方法与新兴哲学实验方法之间的冲突，从而为哲学上的直觉—思辨方法辩护。【参见S. Matthew Liao, “A Defense of Intuitions”,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40, No. 2 (Aug 2008), pp. 247-262.】
近期，Shieber对直觉—思辨方法又提出了新辩护：即使人们承认直觉判断某种程度上具有在一致性上的缺陷，而实验方法导出数据具有正确性上的优势，这也仍然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拒绝直觉在传统哲学理论构建中的作用。【参见Joseph Shieber, “On Nature of Thought Experiments and a Core Motivation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Vol. 23, No. 4, 2010,pp. 547 -564.】无独有偶，Brown从思想实验（本质上也是一种思辨方法）分析出发，也提出了维护直觉—思辨方法的论点：即使思想实验证据本身是心理学上的，但仍然可以为非心理学的哲学论断提供理由。【参见Jessica Brown, “Thought Experiments,Intuitions and Philosophical Evidence”, Dialectica, Vol. 65, No. 4 (Dec.2011) pp. 493-516.】
这些辩护仅仅强调了传统哲学方法依然不可或缺，并不能否定新兴哲学实验方法不断增长的作用。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传统哲学的直觉—思辨方法与目前新兴的哲学实验方法互为补充。美国文化科学学者怀特早已提出：“处理经验有两种方式，其中主要的方式是科学，另一种方式是艺术……科学和艺术的目的是同一的；使经验变得易于理解，即帮助人们适应他们的外部环境，以便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科学根据普遍性来处理特殊性……艺术根据特殊性来处理普通性……艺术和科学各以自己的方式掌握同一个经验或实在：两极相通，相反相成。”【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如果我们将哲学实验方法看作一种“科学方式”，而把直觉—思辨方法视为一种“艺术方式”，那么怀特的描述同样适合我们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理解。
作为一种自然主义运动的实验哲学及其所倡导的哲学实验方法，不仅使哲学思考具有更加普适的意义，而且能为哲学带来新奇性与广阔的前途。【参见Ernest Sosa,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32, No. 1 (Jan 2007), pp. 99-107.】或者说，哲学实验方法对哲学研究者而言不仅是挑战，更重要的还在于，哲学实验方法是深化当代哲学研究的推动力，提供了开展全新哲学研究问题的机遇，应该引起国内哲学界的重视。
二、对当代意识研究的促进作用
随着当代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逐渐趋同，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都出现许多新问题、新现象和新需求。传统哲学研究方法难以有效应对这种局面，而应运而生的哲学实验方法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考虑到哲学基本问题的辐射作用，我们选择讨论哲学实验在意识研究中的促进作用。一旦该问题能得到说明，那么它在整个当代哲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哲学基本问题是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目前，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心与脑的关系上。其核心就是有关意识的本性问题。【参见Philip David Zelazo， Morris Moscovitch and Evan Thompson， The CambridgeHandbook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正如丹尼特所言：“心灵的核心特征就是意识，这是一种看上去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为‘精神性’和非物质性的‘现象’。”【转引自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潘泓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6-247页。】霍根也强调：“科学固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并不是太空领域，而是人的意识世界。”【霍根：《科学的终结》，第235页。】因此，要解决心和脑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关键是对意识本性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意识活动本身的归属和性质。
比如，附随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者虽然相信意识的存在，但认为有无心理状态对于物理世界而言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因果效力。他们认为意识现象与物理世界不存在因果关系，在研究意识问题时可以不必考虑意识现象。就这一点而言，强调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则干脆拒绝意识这种非物理性现象的存在，认为根本就没有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存在，我们都是“有脑无心”的对拓人（或蛇神），所谓的意识表现实际上只是脑的活动，一切均可还原为物理过程，甚至认为意识是由人类含糊不清的语言引起的幻觉。
当然，更多的研究人员则取中间道路，从简化主义的观点出发承认意识的存在。意识不完全是一种幻觉，而是另一种逻辑过程，即一种对自身状况作出反应的过程；意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还原论的方法来把握（心灵是大脑的产物）。同时，一些神经科学家强调只需用传统的物理过程就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意识，而并不需要心脑二元论的假设。意识不过是某个神经集群动力学所产生的一类特殊物理过程。他们把复杂的意识问题还原为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为了更好地刻画还原论的意识观，这些科学家往往还采用多层次分层的观点来研究意识现象和规律，认为应该从基因分子、突触连结、神经细胞、神经集团、功能小柱、跨区皮层和大脑结构等多个层次来考察意识产生的原由。【参见Max Velmans Susan Schneider,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Consciousnes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Part V, Nov. 2007.】
依靠科学，特别是当代神经科学真的能够揭示意识本性吗？从研究方法上看，意识的科学研究主要采用第三人称的实验观察手段，通常排除第一人称主观报告的方法（除非作为辅助手段）。科学家普遍认为，第一人称的主观报告由于出自有意识直觉感知的结果，不一定是对客观事实的评述，因此是不可靠的。比如在开车时避免冲撞一头小鹿，并非是像我们主观直觉感知所呈现的那样：当小鹿出现时，先是发现小鹿，然后踩闸避免冲撞小鹿。而是当小鹿出现时，大脑无意识内隐反应踩闸，然后才有意识感知到遇到的是小鹿。因此，为了了解复杂的意识现象，需要对意识的内部结构、意识的神经基础、意识的动态过程、意识的演化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然而，意识与无意识的踩闸反应完全不同，其主要特点就是意识的主观性，完全客观手段得出的任何意识性质必然会丧失意识的主观性。这就成为意识科学研究的一个困境。
概括地说，目前意识科学研究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1）存在不同类型的意识状态吗？（2）存在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吗？（3）我们如何确认意识显现的？（4）意识为何而存在？但遗憾的是，尽管存在众多科学实证探索及解释理论，但迄今为止，上述问题均无确定性的答案，或者说，依然在科学方面没有任何公认的可信服结论。
科学界对意识还没有统一认识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对意识活动的脑定位、脑机理以及如何在心智活动中起作用等问题还有很多研究空白。霍根曾说：“（大脑机制的解释问题也许还算好处理）但意识作为觉知的主观感觉，却一向被看作是一类完全不同的难题，即它不是个实证科学的问题，而是个形而上学问题。”【霍根：《科学的终结》，第235页。】美国学者查默斯在“勇敢地面对意识难题”一文中区分了意识的容易问题与困难问题：“意识的容易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它们似乎可直接接受认知科学的标准方法的处理，基于此，一种现象可用计算或神经机制的术语予以解释，而困难的问题则似乎抵制这些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容易的意识问题对应的是那些神经机制能够解释的现象意识问题。“这些现象能否从科学上加以解释，对此不存在真正的争论。所有这些都易于直接根据计算的或神经的机制而加以解释。”【高新民、储昭华主编：《心灵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61-362页。】
与意识的容易问题不同，查默斯则把意识体验的主观性问题称为意识难问题。“意识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关于经验的问题。当我思考和感觉时，有一信息加工过程的匆匆而过，但也有一主观的方面……这个主观的方面就是经验。”【高新民、储昭华主编：《心灵哲学》，第362-363页。】意识的困难问题即是如何对主观体验给出合理科学解释。“如果有什么问题有资格成为意识问题，那么非它莫属。”【高新民、储昭华主编：《心灵哲学》，第363页。】
查默斯进一步阐述道：“容易问题之所以容易，显然是因为它们涉及的是对认知能力与功能的解释。而要解释认知功能，我们只需具体说明能够实现功能的机制就够了。认知科学的方法最适合于这类解释，因此也适合于关于意识的容易问题。相比较而言，困难问题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它不是关于功能执行的问题。即使所有有关功能的执行都得到了解释，该问题依然如故。”【高新民、储昭华主编：《心灵哲学》，第364页。】
那么存在意识体验（经验）问题的普遍科学解释理论吗？回答是否定的，即不存在对意识难问题普遍的科学解释理论。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认知科学研究方法的全新方案，因为认知科学，乃至神经科学的方法对于意识体验问题的解释还远远不够。就目前科学家所给出的种种意识解释理论而言，诸如克里克（F．H．Crick）的绑定理论（同步振荡，synchronous oscillation）、巴尔斯（B．J．Baars）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剧场隐喻，theater metaphor）、埃德尔曼（G．M．Edelman）的神经达尔文理论（竞争涌现，competition emergence）、杰肯多福（R．Jackendoff）的中间层理论（中间表征，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神经动力学方法（意识突现，consciousnessemergence），以及意识量子理论（纠缠体验，entanglement experience）等等，从解决意识困难问题的角度，归纳起来无非采取了如下策略：（1）推委问题的策略。寻找替代物并转向解释该替代物，比如将“可报告性”、“自我概念”等作为“意识体验”的替代物。（2）回避问题的策略。选择取消问题，直接否认存在意识体验现象。（3）直面问题的策略。直面问题的本性，倡导对意识体验问题直接作出正面解释。（4）迂回解决问题的策略。转向意识体验的结构分析，并给出其解释。（5）解决核心问题的策略。将意识体验的基质分离出来，然后加以解释。
但是，意识难问题的本质是意识体验的“主观性”，而现有的解释理论难以说明为什么会有意识体验的主观性问题。意识体验也许源自于某种物理相关联的过程，但它决非可以简单还原为这一物理过程。因此，仅仅通过物理过程或者神经过程的还原论，不可能解释清楚什么是体验的主观性。体验的主观性问题超出了物理解释的范围，而现有的意识科学解释理论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作为意识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体验并非是仅仅通过科学实证可以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意识体验是难以还原为物理过程的主观性精神活动，因此意识也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科学难问题。
面对这样的困境，加上传统哲学的纯思辨方法又无法应对，因此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是将哲学研究与科学实验相结合来开展意识问题的研究，这正是哲学实验方法兴起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实验哲学与实验科学都采用实验手段来开展意识问题的研究，但由于研究目标的不同，其研究性质也迥然相异。科学研究意识的目标是试图将意识现象还原到神经或物理机制之上；而哲学研究意识仅仅是为了揭示意识本性，这一本性并非一定是可还原的。因此，对科学而言，实验是研究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而对哲学而言，实验只是探明问题实质的辅助手段。只不过，随着通过实验手段来揭示意识现象的成果越来越丰富，对研究意识本性的哲学而言，这种辅助手段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近十年来，在上述探索意识本性问题的背景下，西方哲学界围绕哲学的基本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哲学实验研究工作，引领着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新走向，从而也引领着当代哲学研究的走向。
首先是涉及意识基本问题的哲学实验研究，比如像镜像神经元与他心知问题方面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哲学界的大量讨论；【参见Etienne Bimbenet，?The Philosopher and the Mirror Neurons，＂Tijdschrift voorFilosofie，vol．70，no．3（Sep．2008），pp．509－535．】现象意识与蛇神问题的研究，则直接涉及意识取消主义的论证；【参见Bryce Huebner，?Commonsense Concepts of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Does
Anyone Care about Functional Zombies？＂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vol．9，no．1（Mar．2010），pp．133－155．】同一性问题的实证研究，也为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同一性问题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参见Shaun Nichols and Michael Bruno，?Intuitions about Personal Identity：AnEmpirical Study，＂Philosophcal Psychology，vol．23，no．3，2010，pp．293－312．】而关于“深度自我模型与民间对有意图行为看法的不对称性”，【参见Chandra Sekhar Sripada，?The Deep Self Model and Asymmetries in FolkJudgments about Intentional Action，＂Philosophcal Studies，vol．151，no．2（Nov．2010），pp．159－176．】更是为探索自我意识机制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其次是有关知识论方面的哲学实验研究，比如关于意识的直觉知识的实验研究；【参见Joshua Knobe and Jesse Prinz，?Intuitions about Consciousness：ExperimentalStudies，＂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vol．7，no．1（Mar．2008），pp．67－83．】关于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两种知识的区分性实验研究；【参见Marcus P．Adams，?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 Knowledge－That／Knowledge－HowDistinction，＂Synthese，vol．170，no．1（Sep．2009），pp．97－114．】以及有关对语义直觉知识实验的关注【参见Justin Sytsma and Jonathan Livengood，?A New Perspective ConcerningExperiments on Semantic Intuitions，＂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9，no．2（Feb．2011），pp．315－332．】等。我们也对知识论中有关纯粹直观呈现的“所与”问题开展了哲学实验研究，通过对概念介入过程的ERP （事件相关电位）实验分析，得出的初步实验结果表明，先验论的立场很有可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倘若问题果真如此（从实证角度上讲，要确认一个实验事实，还需要大量实验的重复验证），那么就可以结束先验论与经验论的长期争论。当然，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这类哲学实验，都是从新的角度开展有关认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引领了知识论研究的走向。
最后，即使在与意识问题相关的道德哲学、宗教哲学与艺术哲学方面，也都开展了一些开拓性的实证研究工作，比如关于良心与美德方面的实验哲学研究，【参见Matthew Braddock，?Constructivist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n Well－Being andVirtue，＂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48，vol．3（Sep．2010），pp．295－323．】有关佛教本体问题的哲学实验【参见Alan Dagovitz，?Being and Ambiguity：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with TiantaiBuddhism，＂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vol．8，no．3（Sep．2009），pp．357－360；周昌乐：《从当代脑科学看禅定状态达成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以及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探索，代表着艺术审美方面的实验哲学研究的走向。【丁晓君、周昌乐：《审美的神经机制研究及其美学意义》，《心理科学》2006年第5期；Erkki Huovinen and Tobias Pontara，?Methodology in Aesthetics：The Case of MusicalExpressivity，＂Philosophcal Studies，vol．155，no．1（Aug．2011），pp．45－64．】
以上研究无疑代表着当代哲学的最新动态和发展方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意识问题的科学探索不同，实验哲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摆脱科学还原论的束缚，因此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意识的本性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哲学实验方法会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分析
新兴的哲学实验方法虽然主要借鉴了科学实验方法，但因为研究目标的不同，其使用的范围以及有效性也不同。我们将通过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冥想分类的认知神经实验、灵魂出窍的认知心理实验三个典型实例，来分析哲学实验的有效性，并从中发现哲学实验方法的一些主要特点，归纳出哲学实验方法的优势所在及其局限性。最后，阐述哲学实验的作用，及其对未来哲学研究走向的贡献、影响及意义。
首先来看悖论刻画的计算模拟实验。在传统逻辑哲学中，虽然也将悖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试图理解悖论的本性，但由于仅仅依靠逻辑思辨的方法，常常局限于对悖论的分析归类，并按照语形、语义与语用上的不同来加以区分。这为形式系统消除或规避悖论提供了依据，却难以揭示悖论本身的丰富内涵。哲学实验方法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模拟方法的使用，使情况完全改观。我们可以借助于混沌动力学方程的数值计算模拟方法，来窥探不同悖论复杂的语义结构，从而更好地认识悖论的本性。我们将会发现，蕴涵人类逻辑思维复杂性的悖论，其所反映的正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这就为更加深刻地认识悖论作出了新贡献。
比如对于具有如下一般形式的自指句CURRY悖论：
C：If C is true，then P
其中P为任意命题。如果采用纯逻辑推理，这一命题可以导出任意命题P为真，从而产生悖论。我们现在可以将上述命题写成：【参见G．Mar and P．Grim，?Pattern and Chaos：New Images in the Semantics ofParadox，＂Nous，vol．25，1991，pp．659－695．】
This is as true as?If I am true，then P＂
并采用无限取值迭代计算的方式将其对应到如下形式：
xn＋1＝1－Abs （Max ｛1－xn，｜P｜｝－xn）
注意，这里｜（P→Q）｜＝Max｛1－｜P｜，｜Q｜｝。这是一个带有参数｜P｜的动力学迭代方程，通过迭代计算分析，我们有：当｜P｜≥0．5时，C的真值产生周期振荡；比如取｜P｜＝0．75，初始值x0＝0．2，那么迭代结果趋势为0．85至0．9之间的振荡，见图1所示。当｜P｜＝1时，迭代收敛，不动点就是初始值x0。而当｜P｜＜0．5，迭代方程产生混沌行为；比如取｜P｜＝0．3，x0＝0．1，我们有混沌行为的相空间，见图2所示。动态地看，当｜P｜趋于0时，混沌行为覆盖整个区间，直到｜P｜＝0时，得到了混沌动力学行为。
为看清CURRY悖论的行为变化规律，可以给出参数｜P｜空间的方程变化轨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该方程吸引子数随参数｜P｜变化而变化的轨迹：从稳定吸引子（｜P｜＝1），到周期吸引子（｜P｜≥0．5），再到混沌边缘（｜P｜＜0．5），直到混沌吸引子（｜P｜＝0）。这与混沌动力学的理论完全吻合。
图1
图2
图3
其实，如果在上述无限取值的基础上，再引进模糊逻辑的一些真值计算方法，如十分真＝ （真）2，相当真＝真（1／2）等，那么就可以处理更加广泛的自指句。【参见P．Grim，?Self－Reference and Chaos in Fuzzy Logic，＂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Systems，vol．1，no．1（Jan．1993），pp．237－253．】特别是，我们可以得到与著名的Logistic方程一样混沌效应的自指句，即：
本句子在真度与假度之间无变化
对应的真值计算方程就是Logistic方程：【斯图尔特：《上帝掷骰子吗——混沌之数学》，潘涛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63-166页。】
xn＋1＝1－ （（1－xn）－xn）2＝4xn （1－xn）
在x0＝0．314处产生混沌吸引子。
不难看出，通过计算模拟实验及其可视化展示，复杂悖论的语义结构展露无遗，我们可以逐一对每个悖论进行动态语义学分析，从而更为详尽地揭示极其复杂的模式、混沌和悖论之中隐藏的模式，而不是简单的语义稳定性模式。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采用了计算实验的方法。显然，哲学研究的计算模拟方法，打破了传统哲学的非精确性，使得计算方法在哲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哲学实验中的计算方法并不局限于上述悖论研究的例子，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有效方法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归纳起来，计算模拟实验方法有效性主要体现在理论清晰性、内在一致性以及应用普适性。可以预计，哲学研究中，计算模拟实验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实验手段。但我们也必须强调，运用计算模拟实验方法来开展哲学研究，并不是说计算实验本身就能够回答哲学问题，更不是说，机器的计算能力可以替代哲学研究。计算模拟实验只是从方法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全新的哲学研究平台。
其次，除了计算模拟实验方法，在哲学实验方法中更为普遍使用的是认知神经实验方法，包括脑电波技术、脑成像技术以及微电极技术等，比如著名的Libet实验就是采用此类方法。我们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例，来考察通过系列的认知神经实验，是如何解决传统哲学研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实例就是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脑电波冥想分类研究。
冥想是一项十分古老的精神修行，存在于各种宗教修行之中。冥想的目的是为了静止心的波动。因此，在古老的冥想精神修行中，最终是希望达到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变更状态。在很长时期里，冥想往往被看作神秘的现象，并与各种哲学思想或宗教实践相关联。【参见J．Kabat－Zinn，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in Context：Past，Present，andFuture，＂Clinical Psychology：Science and Practice，vol．10，no．2，2003，pp．144－156．】冥想真的有那么神秘吗？我们可以对此进行认知神经实验研究，主要通过脑电实验来一探究竟。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有研究人员开展有关冥想脑电实验的研究工作。随着脑电显示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现大量的实验研究成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对冥想的认知神经实验研究作出归纳总结。【参见B．R．Cahn and J．Polich，?Meditation States and Traits：EEG，ERP，andNeuroimaging Studies，＂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32，no．2（Feb．2006），pp．180－211；Klaus B．Baerentsen，et al．，?An Investigation of Brain Processes Supporting Meditation，＂Cognitive Processing，vol．11，no．1（Jan．2010），pp．57－84．】结果发现，基于对脑电波的影响不同，可以将冥想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别。
第一种是聚焦注意（focused attention）冥想，可以达成的境界就是专注于一境，其对应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主要由皮层中增强的beta／gamma脑电波活动来描述。Gamma波是最高频率的脑电波（频率范围是30—100Hz），代表神经元不同群体同时性发放以执行一定的认知或运动功能，当我们卷入需要集中注意的任务时，就形成了gamma波。聚焦注意冥想能够对修行者有益，是因为在脑的特定认知方面有gamma活动的强化。换言之，这种冥想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注意力、抵御精神衰老或培养诸如慈悲的心态。因此，对各种诸如慈悲状态的集中注意能够强化积极品质的脑活动，并带来永久性心理品质的改变。
第二种是开放监视（open monitoring）冥想，或称正念（mindfulness meditation）冥想。可以达成的境界就是无住生心，其对应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主要由增强的theta脑电波活动来描述。Theta脑电波是相对慢的（频率范围是4—7Hz），在幼儿与放松期、反省或创新状态期间出现。因此开放监视冥想涉及无反应且无判断性的经验觉知，每时每刻对经验内容没有高级操纵与控制，能够使人更加自觉到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纯意识状态。目前在西方心理学与医学界，开放监督冥想频繁用于治疗压力、焦虑、忧郁、精神创伤与吸毒成瘾。这种修行对于个体寻求放松快节奏生活的感受、观察情感状态与思想模式，以便选择更正当的行为、与生存环境更加和谐，以及加强通常的认知与洞察力是特别有效的。
第三种是自行超越自我（automatic self－transcending）冥想，即坐忘式冥想。可以达成的境界就是任运自在，其对应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由增强的alpha1波活动（频率范围是8—12Hz）及其阻断现象所描述。自行超越自我冥想包括旨在超越自我的活动，在其中根本没有修行者、修行活动与修行对象之间的区别。从脑电波的观点看，超越自我在冥想修行期间涉及最小的认知控制或操纵，就是不做任何刻意的努力。当然，这种自行超越自我的境界，新手即使通过努力也是达不到的。但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一时刻不期而遇。而且，一旦修行者顿悟到超越自我的状态，其日用生活便可进入任运自在的人生境界。
很明显，通过认识神经实验研究，我们不但揭示了冥想对大脑作用的影响，从而消除了宗教的神秘性以及种种哲学思想的混乱；而且从脑机制的角度，证明了冥想活动对身体健康的益处，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好。
认知神经实验方法的优点是客观可靠并具有可重复性，由于实验条件清晰、实验步骤明确、数据分析客观，人为主观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与传统哲学研究的直觉—思辨方法相比，得出的结论往往可信度高。缺点则是对哲学研究而言，其适用范围有限，仅仅涉及神经活动的哲学问题，才可以运用这种方法。
最后，我们来看有关“灵魂出窍”的认知心理实验研究实例。2007年8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心理学论文，【参见G．Mill，?Out－of－Body Experiences Enter the Laboratory，＂Science，vol．317，no．24（Aug．2007），pp．1020－1021．】 描述了有关脱体体验（out－ofbodyexperience）的两个实验。这些科学实验表明：正常人在一定实验条件下会出现“灵魂出窍”的现象。
在Mill介绍的两个实验中，其中一个实验由瑞士的Lenggenhager、Blanke等人完成。在这个实验中，健康成年人被要求带上特殊的目镜，目镜中只能看到摄像机拍摄到的景物；摄像机在实验时放置于被拍摄物体之后2米处，然后，实验分别在三种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一是将摄像机放置在被试身后，这样被试能够看到自己的背后，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身体；二是将摄像机放置在一个假人身后，被试能够看到假人的背后；三是将摄像机放置在一个直立立柱的后面，被试能够看到一个立柱体。
实验进行时，敲打被试的身体，并让被试看到上述三种影像的同时也看到同步或非同步的敲打过程，当然需要通过计算机虚拟处理来达到这一效果。敲打一阵后关闭摄像机，被试看不到任何影像，然后把被试拖离原先站立的地方，再让他走回原先站立的地点。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在第三种条件下（观看立柱体），被试可以毫无困难和差错地走回原处。如果敲打身体与敲打影像的节奏不同步，在第一种条件（真人）与第二种条件（假人）下，被试也能够顺利而没有差错地回到原处；但是在敲打身体与敲打影像同步的情况下，被试走到离原处前面有几步距离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看到的影像与身体敲打的触觉感受联系到一起，本体意识体验融入影像之中而不在自身之中。换句话讲，就是被试的“灵魂”（注意，实际上是本体意识体验）从自己的肉身中出来进入到虚拟的影像之中了，这就是所谓的灵魂出窍。
另一个实验是瑞典科学家Ehrsson的研究。实验条件类似上述实验，也是头戴特殊的目镜，目镜中只能看到摄像机送来的景物，摄像机放置在被试的身后，让被试看到仿佛坐在了自己的身后。实验时拍打被试的胸部，同时让摄像机也能拍摄到手的拍打动作。拍打几次以后，被试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目镜前面虚拟人体之中。
当然，这是被试的主观感觉，为了给出客观指标来刻画这种变化，Ehrsson把电极放置在被试的手指上，然后用榔头在镜子前虚晃一下，被试看上去好像真的被打击了，手指的电极也测量到相应的电阻变化，尽管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被试。该实验同样表明，被试把虚拟的身体看作了自己的身体，即对自己的本体感受转移到了虚拟的影像之中了。
关于脱体经验的科学实验，Blanke等人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也给出一些有趣的报告。【参见Olaf Blanke，et al．，?Neuropsychology：Stimulating Illusory Own－Body Perceptions，＂Nature，vol．419，no．6904，2002，pp．269－270．】该报告指出，在对一位癫痫患者（女，43岁）头部进行植入电极刺激的实验中，宣称已经找到负责“灵魂出窍”的脑区是位于右角回与顶颞联合部。
实验发现，当植入角回电极通电刺激时，被试报告各种脱体体验，如“沉到床下”、“高处落下”、“在高处看到自己躺在床上，但只看到自己下半身”之类，并多次报告自己浮在空中2米高处，靠近天花板。
如何看待上述这些实验结果？我们认为，上述科学实验证实的所谓灵魂出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如同视觉错觉一样，只不过是本体感觉上的错觉。正如吉尼斯在《心灵学》一书中所做的界定那样，所谓脱体经验（灵魂出窍）是指：“当一个人似乎从身体之外的位置上感知世界时所具有的体验。重要的是它是指一种体验，而不是指任何客观的分离事实。”【艾弗·格拉顿·吉尼斯主编： 《心灵学———现代西方超心理学》，张燕云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0—101页。】其实，脱体经验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心理现象，在我们的睡梦中、在其他意识变更状态中都会发生。脱体经验现象完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大脑状态变化的结果，或大脑活动的特殊状态结果，跟人死后灵魂续存没有任何关系。通过上述认知心理实验，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澄清有关“灵魂出窍”的种种哲学假说。
认知心理实验的有效性比较依赖于巧妙的设计，这类似于思想实验，因此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实验依赖于被试主观性行为或报告，难以消除主观性因素，使得其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往往存在多种可能性，这是认知心理实验的最大不足。
通过上述三个实例及其分析，我们认为，计算与认知实验常常引导研究者解释一些新问题，或用新的方法来回答一些老问题，比如像悖论推理图式内的混沌现象，冥想活动的脑电表现形式以及所谓“灵魂出窍”的真实性等。这样一方面可以给出与此相关哲学假说合理与否的判决，另一方面则可以迫使人们去构造更为精细、清晰的各种哲学理论来解决新问题、新事实以及新现象。我们之所以特别列举悖论、冥想与灵魂这些疑难问题来说明哲学实验的有效性，旨在表明：如果这些非常复杂的难题都可以有效地开展哲学实验研究，那么，相关的其他哲学问题都能进行类似的研究。
因此，当实验方法延伸到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时，便构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全新的有效范式。原则上，研究者都可以先做一个或一系列的实验，然后再采纳成功实验所建议的策略去指导解决哲学问题。
当然，实验也不总是可靠的，在充分论述哲学实验方法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实验在一定的范围与条件下才有效。因此，在倡导新兴的哲学实验方法的同时，相对于传统直觉—思辨方法，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哲学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参见Francois Schroeter，?Experimental Philosophers，Conceptual Analysts，and the Restof Us，＂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vol．11，no．2（Feb．2008），pp．143－149．】
其实，对哲学研究而言，任何哲学方法均优势与局限性并存。早在哲学仿真计算出现之初，英国分析哲学家科恩就指出：“计算分析和人工智能是对分析哲学家的技术资源库的有用的新的补充。但是，它们不能对分析哲学家的问题和目的的一般性质提供合适的表征。新的思维心理学并未为元哲学许诺一个基础，以填补由于拒斥老的意象主义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后留下的空白。”【科恩：《理性的对话：分析哲学的分析》，邱仁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在哲学研究中，真实的观察实验也一样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沃克迈斯特就明确表示：“换句话说，仅仅观察是不够的；‘哲学家的眼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这也意味着实验数据除非与一个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否则是毫无意义的。”【W．H．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第27页。】
即使在科学研究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活动也相互交错在一起，缺少了任何一方面，科学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针对方法论而言，便是演绎和归纳的相互依存性：观察、假设、推演、实验、归纳、证实等都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科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哲学研究了。因此，当我们要思考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时，仅仅依靠科学及其实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关于这一点，著名的科学史家丹皮尔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所以，在我们看来，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有些头脑清晰的人认识到科学不一定能揭示实在。”【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9—13页。】
因此，要正确理解、把握哲学实验方法，应当既充分认识到其优势性，也要充分清醒地看到其局限性。这是科学实验方法本身固有局限性的必然反映。哲学实验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研究手段，是对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不会也不可能替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
不过，对于目前主要以直觉—思辨为主的哲学研究现状而言，哲学实验方法对当代哲学研究走出狭隘的概念思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实验方法无疑将成为引领当代哲学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动力，对繁荣哲学研究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使现代科学从哲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实验方法，在17世纪之后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科学革命；今天，当实验方法走进古老的哲学领域，或将预示着又一场哲学的革命！
作者周昌乐，理学博士，厦门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厦门361005）；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杭州310028）。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 （批准号11 & ZD 187）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