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奥运历史上，由于国力和体育运动普及的原因，中国曾经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不过，随着国家社会与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和奥运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当“我和你，同住地球村”的歌声响起，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传遍世界的时候，中国热情拥抱了世界，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对于奥运的理解，即奥运会是展现人类文明的窗口，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凝聚共识、增进理解的机缘。不久之后，北京将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成为双奥之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也必然能为奥运精神、奥运文化提供新的价值元素。

让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共生服务一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顾拜旦的理想，他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发表的《体育颂》，结尾就讴歌：“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公平竞赛的动力！”国际奥委会在其《奥林匹克宪章》中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使人“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是要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让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并“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

顾拜旦还重视体育对于塑造人格的作用，他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一次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人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是战斗。这意味着主要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传播这些格言，是为了造就更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顾拜旦强调比名次更为重要的人的“审慎”“勇敢”和“高贵”。在《体育颂》中，顾拜旦又重申了他的理想：“啊，体育，你就是美丽！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鄙，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定能体会到顾拜旦的思想与儒家教化观念的一致之处。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培养君子人格及人的社会责任感。

孔子以“六艺”教人，这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与现代体育运动最具关联性的是“射”与“御”。奥运会上的“马术”就与“御”有关，广义地说，赛车运动，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的“御术”。在传统社会，“御”和“射”都是很重要的“职业技能”，比如驾驭战车，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定是“士”的必备技能。在弓箭作为常规武器的时代，“射”是体现一个人战斗技能和勇气的重要标志。同时，“御”和“射”也不断从“职业行为”中分离并仪式化而成为重要的礼仪活动。《礼记·礼运》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相比于“御”，传统儒家对于“射”的讨论更为丰富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射礼在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射礼”体现了许多为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成为人格培育的重要途径。

在许多礼仪活动中，“射礼”都担负着重要的功能，比如《礼记·内则》中说：“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齐，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说的是国君之子出生之后，作为礼官的弓箭手要用桑木做的弓和六支蓬草做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示志向远大。

还有在乡人聚餐的时候，也会有“射乡”之礼，来表达对乡党的情谊，“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记·乐记》），“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礼记·仲尼燕居》）。

但“射礼”在儒家礼乐活动中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所承载的儒家道德理念。

首先是“勇”，早期的人类文明都十分强调“勇敢”的德性，孔子将“智”“仁”“勇”视为“天下之达德”，这跟早期人类严酷的生存环境有一定关系。

比如，《礼记·聘义》在介绍“聘射之礼”时就点出这种礼节所包含的“勇”的特质。“聘义”是诸侯之间的通问修好之礼，这种礼仪活动，“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因为这种礼节要从天刚亮的时候，持续到日暮，“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所以，聘射之礼体现的是人的勇敢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勇敢强有力者”主要用之于礼仪，而当战乱时期，则要上阵作战，“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礼记·聘义》）。

“射”就其仪式本身，就能展现一个君子的德行，《礼记·射义》中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的仪式十分隆重，其挺直的身体形态和内心的专注，都是君子之仪表和内心状态的写照。而持弓矢时的审慎和沉稳才能让箭射中目标，这个过程也是君子动机和目标完美结合的体现。

《礼记·射义》甚至将“射礼”的过程誉之为“仁之道”，因为仁者必先正己，而射礼也要求射者先正诸己，然后才开始发射。如果射出的箭不能射中目标，既不会怨外在环境，也不会对胜过自己的箭手心存怨念，而是首先要反省自己什么环节没有准备得当，这也与君子反求诸己、不断内省的特质一致。《礼记·射义》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由此，射礼还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既可以考察其社交能力，也能从中观察其德行。

《中庸》里也有类似思想的表述：“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若射不中目标，首先是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是君子之德性啊。

然而，射礼与顾拜旦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最为接近的，是对于“竞争”和“谦让”关系的描述，我们先来看《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按照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大射之礼，竞赛双方要三作揖然后才开始比赛，“‘下而饮’，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饮也。言君子不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朱子的意思是，君子向来并不与人争，若要有所争，那一定是参与射箭比赛。但比赛中，他一定会表现出从容谦逊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不当的手段去竞争胜利。

作为教育家的顾拜旦十分重视将体育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他因为古代奥林匹克遗址的发掘而萌发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传统的念头，并将之付诸实施。

毫无疑问，体育运动的竞技特性必然会贯穿着“更高、更快、更强”精神特质，并激励人类不断突破自身局限，去冲击一个又一个运动纪录。但我们从《奥林匹克宪章》和顾拜旦的作品中，则可以看到最初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对于体育运动的理解。

190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针对奥运会上愈发严重的民族主义观点和裁判偏袒东道主的现象，顾拜旦大声疾呼“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理念。他后来写下脍炙人口的《体育颂》，认为体育竞赛是为了实现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达到的公平与正义，并说：“啊，体育，你就是荣誉！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便毫无意义。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但他内心深处受着耻辱的绞缢。有朝一日被人识破，就会落得名声扫地。”公平竞赛，在比赛中尊重对手，这不正是中国传统射礼所体现的精神面貌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界一直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将体育运动作为增进人类共存共享理念的桥梁。从“乒乓外交”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比赛既是增进人们健康的手段，也是增进世界各国互相理解的桥梁，这背后既有中国拥抱世界的胸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谦逊包容的精神。

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到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十余年间，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中国举办冬奥会的理念，同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推进绿色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努力一脉相承。体育交流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的一部分。2022年，我们在欢迎世界各国运动员来参与比赛的时候，也会将奥运会作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尚体育精神的舞台。射礼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克己礼让的态度，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相结合的最佳体现。

（作者：高富贵 干春松，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