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出黑夜有多黑。最黑的记忆，是儿时走夜路，跟在父亲身后，穿越村庄与村庄之间的野地，四望，黑灯瞎火，我胆小，不敢朝那黑糊糊的庄稼地里看，尤其是那黑魆魆的树影。现在回忆，儿时的夜晚其实也没有多黑，因为天上有月亮。月亮隐了的时候，有星星。月亮、星星都隐了的时候，有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有飘忽不定的磷火。二姐告诉我磷火就是鬼火，常常跟在人身后跑，你到哪，它就随你到哪。我怕，父亲不怕，他敢伸手去抓，手指刚发动，磷火倏地就逃掉了，可见它骨子里还是怕人。
父亲晚上常出门，手里拿着手电筒，遇到沟呀坎呀的，拿出来照一照。父亲爱抽烟，烟头在暗夜中一亮一亮。父亲说，有一天夜里蹲在自家地头坟顶抽烟，迎面过来一人，老远站着不动，瞧了一会，猛地掉头往回跑。那家伙胆小，他把烟头的火星当成了鬼火。
认真说来，我经历的最黑的夜晚，是儿时熄灯睡觉。灯乍熄的那一会，房间里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无底的深渊。不过，如果不急于入睡，稍微定一歇，眼睛就会适应黑暗，你会慢慢分辨出墙壁、房梁、柜子的形象，朦胧是朦胧，总算不是一抹黑。尽管拉了窗帘，月光星光还是会渗透进来。再说，芦笆墙、茅草顶也不会那么严实。所以，我小的时候，想像世界上最黑最黑的地方，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铁屋子。中学，读到鲁迅类似的比喻，我怀疑，我是走进了他的噩梦。——这么想时，是在南京，是在玄武湖，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我仰卧在公园水榭的栏杆旁，遥对明明暗暗的半城灯火。
我同样说不出白天有多白。最明亮的感觉，当然是头上顶着大太阳，而且万里无云，而且是在阔大的水泥广场。但这感觉被一场史无前例的雷霆霹雳击溃，我明白了明亮其实来自内心。白天白不白，有多白，太阳说了不算，心说了才算。自打文革兴起，我看到平素敬重的师长被剃成阴阳头，拉出示众，光天化日，他们不会感到明亮。我看到出身地主富农的市民被赶出京城，在列车上，遭到从这车厢撵到那一车厢的残暴殴打，他们不会感到明亮。我看到很多开国将领在工人体育场遭受野蛮批判，他们不会感到明亮——我为我这种幽暗的体会感到悲哀。五年前的一九六二年，暑假，我来南京，在玄武湖露宿三晚，跟一帮讨饭花子混在一起，为的是省下住客栈的钱，买书。他们没饭吃，我也是没饭吃，我缺的是精神食粮。今晚，我旧地重游，旧梦重温，我感到更加饥饿，对光线的饥饿，我的眼前看不到多少明亮。
我得重新考虑：怎样度过这一生。
季羡林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是因为在《人民文学》杂志看到他的一篇海外游记，才动念报考他当主任的东语系。而现在，他已成了落汤鸡。冯至的路，也曾经是我向往的，他是德国文学研究者，又是诗人，如果我中学不是学俄语，而是英语，我想，我会报考他当主任的西语系。唉，现在，不提诗人还好，提起来，就令人胆寒。我中学就梦想当诗人，大学入学教育，我暴露了这想法，结果怎么样，诗人，变成了成名成家的代名词，而成名成家，就是想当精神贵族，就是和无产阶级背道而驰。
我学的是日文，我已闹不清究竟是认真学习好，还是马马虎虎好。我已发现，凡积极分子，党员，多是成绩不怎么好的。你要真把学习当一回事，第一顶帽子，就是白专；其次是骄傲，这帽子拎在人家手上，随时随地可以当空扣下；再其次，也是最危险的，将来学成，和日本人打交道，弄得不好就是里通外国。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国，就好像村子里有好多人家，并不是只有你一户。但我们杜绝串门，闭关自守，你只要和外国有联系，就有特务、间谍的嫌疑。这道理，实在扯不明白。这路子，绝对高风险。
那么，就作一个普通人吧，像我的大哥那样。大哥念了一肚子书，长相好，口才好，书法好，政府有意让他教书，他不去，继承祖业，当了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地理先生。公开场合，身份低，私下里，却是人人敬，家家请。大哥跟我说过，我坐在家里，别人自动上门，我不求人，人求我，我不看谁的脸色，不拍任何人的马屁，风水里有大学问，一旦入门，就放不下。又说，这行当，自由自在，给个县长，也不换——如果时光倒流，回到祖父的年代，我或许可以考虑。现在不行，我眼界已宽，心路已大，不会再低身混迹江湖。
像我的二哥那样，当一个工人呢？二哥念书少，十几岁就去兴化，跟了搞机械的二叔，当学徒。他尝过百种苦，学得浑身艺，什么活都能干，本门行当，技术一流，跨行的事，他只要站在旁边看一看，立刻就能上手——这也不行，我学不了他。我从小就埋在书堆里，读书之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如果务工，只能是父亲从前批评我的，郎不郎，秀不秀。
朝后看，所有值得追求的职业，都蒙上了阴影。朝前看，未来凭啥立身立职立业，心里完全没有底，成了一个无解的题。
一个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的人，太阳再亮，他也感受不到白天的白。
我是春天从北大回家，因为肝炎，校医开了三个月的病假。如今三月即将期满，临动身之际，接到了同班好友齐桑的来信，他说，校内两派正在武斗，你一个逍遥派，回来干什么。
我很犹豫。继续留在家里，会被认为消极对待文革，势必影响毕业分配。回校，介入两派内斗，又觉得不合我意。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合群，不赶时髦，不随大流，脑袋搁在自己的肩上，很早就形成独立的思想。最明显的界线，是一九五八年——我在本辑引言中已说了的——前一年反右，我读小学，与我没有直接关系。过了年，初一上，反右补课，老师强制大家给党和政府提宝贵意见，限定指标，每日提多少多少条。事后总结，说你们很多人都有右派思想，只是看你们年纪小，不给戴帽子。吓得我从此不敢长大。我隐约觉得，思想只能长小，不能长大。再一事，大跃进后过苦日子，农村里流行饿饭，有些人饿着饿着，一跤跌倒，或一觉睡死，再也爬不起来。暑假与寒假前，老师警告家在农村的学生，说凡是涉及饥荒的事，回校都不准讲，谁讲就扣谁的操行（分甲乙丙丁四等）。我家在镇上，吃商品粮，农村的饥荒，只是隐隐约约，听老师这一警告，反而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看到真相，不准说，唯一能说的就是假话——我一下子又觉得长大了，长老了，老得不能再老。我真希望我能重新长小，长回童年。或许我应该过几十年再出生，上帝误我，早早把我打发到人世。
上大学后，思绪更杂。一方面，对毛主席无限崇拜，这是绝对的。对听党话，跟党走，也是丝毫不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总有自己的怪想法，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是否我用的是别人的眼睛，别人的脑瓜。我看毛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白，革命与否，主要是看占有资源的多寡，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在农村，无地者，是赤贫，少地者，是贫农，多地者，是富农，更多者，是地主。革命，是无地者起来打倒有地者，然后，瓜分富农、地主的土地。瓜分之后怎么办？守住自己资源，梦想得到更多的资源——这就是人性。同理，美色也是资源，占得少的，是丑女，占得多的，是美女。丑女要想革命，一，拼命打扮，是以，俗话说“丑女多作怪”，以吸引别人的视线；二，把美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文革以来，某些造反派的做法，就给我这样的联想。这大概也是人性。尤其是，那些出身无地贫农的革命家，找起对象来，偏偏要找美女，即美色领域的富农、地主。可见这也是人性。泛想开去，知识也是资源，文盲就是知识领域的贫农，最革命；学者，专家，则是知识领域的富农、地主，统统在扫荡之列，这出大戏，目前就正在上演。你别以为文盲就不让自己的后代读书，不会的，他们一样想让自己的子孙成为知识领域的富农、地主。说来说去，这都是人性。
而报上一直在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强调的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强调的是阶级性。
我很郁闷，我看不出革命家爱美女，包括出身于富农、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美女，有什么阶级性。
同时很恐惧。这种胡思乱想，若不小心泄露，天——我生命的天空，就会塌下来。
也许是像我初二生病时，那位道士说的，是别的什么魂灵附上了我的体。我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我接受的是无神论，不相信那些神啊鬼啊的玩艺。此刻，我又宁愿其有，并且渴望再有一位道士，帮我把那暗中作祟的魂灵请走。
现在哪儿还有这样的高士呢？
思绪如此庞杂，如此光怪陆离，而生性又耿直，不擅表演，因此，我注定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在犹豫不决中来到了南京，打算乘火车返校。到了南京和几位外系的同学碰头，觉得还是不回校的好。继续待在家里，最多说我没有积极投身文化革命。我有托词，就说肝炎未愈。回校，根据南京地区的武斗发展，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又何必为了一团扯不清的乱麻献身。
决心既下，返家之前，我又来到了玄武湖。五年前在此过夜，前面说过，陪我的是帮讨饭花子。今晚，公园里到处是打着串联旗号的红卫兵，或各种闲杂人等。彼此不识，互不干扰，我找到一座僻静的水榭，在靠近栏杆的一角，垫一件衣服，盖一件衣服，枕两本书。去年串联到杭州，我也是这般对付过夜的，那是在浙江大学，在一座高楼的平顶。
仰头，想起郭小川的《望星空》，我仔细辨认，希望弄清是哪一颗星正耀在我的头顶。
我是徒然，从前我认识满天星，现在呢，一天的星斗仿佛都换了一茬，变得一颗也不认识。
时代蜕变了，天上的星星也更新换代了。回去吧，我对自己说。随它将来如何结论，这和平年代血淋淋的武斗，反正我不介入。
——选自《北大与时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