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地缘政治学的划分标准，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很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在历史上一直是陆地，而非海洋，换言之，中国当时并未充分开发其海权潜力。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发展的背景与必要性

世界各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其内政外交政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其发展海权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结果。冷战结束导致苏联的解体，来自北方大陆霸权的安全威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复存在；中俄之间的良好关系更使双方在地缘上从中苏时代的“面对面”武装对峙迅速转变为“背靠背”相互支持。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却因为苏联解体导致共同对手消失而迅速恶化，美国海军战略转型使原本恶化的中美关系更加雪上加霜——美国海军力图在使用制海权的基础上具备远程精确打击中国大陆纵深目标的能力。此外，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的矛盾性与敏感性也在这一时期不断上升，甚而导致两岸在1996年险些“兵戎相见”。该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层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海上力量不足以抵御来自海洋方向的安全威胁，而这种威胁将会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而构建当今国际海洋秩序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与实施，客观上使中国的周边海洋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分别围绕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主权争端、苏岩礁主权和渔业资源争端、南海岛礁以及专属经济区争端等产生了大量海权矛盾，这些矛盾被美国别有用心地炒作和利用后，使中国的海洋安全复杂环境前所未有。2003年以来，中国开始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家，海上交通线的通畅与否已经具有关系到中国经济命脉的战略价值。消除了除中印和中不边境之外所有的陆地边境争端，客观上也为中国发展海权、“建设海洋强国”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发展海权、强化海上力量建设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安全需求。中国大陆东邻太平洋西岸边缘海，中国近代遭受的外来入侵大都来自海上，以至于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都与这段历史有关。“台独”势力仍然蠢蠢欲动，国际干预因素还存在，中国的统一大业任重道远。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缘条件不利的国家，其中，南海是一个半闭海，发生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上邻国有八个之多，且进出大洋的海上咽喉要道大多在其他国家掌控之下，容易发生摩擦。中国一贯主张与周边国家谈判解决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在争端解决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不会要别国一寸领土，但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定会坚决保卫。第二，国家海上经济安全需求。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外贸总额和支撑外贸的商船队的规模得到了迅猛发展，如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355亿元，至2020年达到32.16万亿元，进出口贸易90%左右通过海上运输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就是海上航线。第三，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政治需求。海盗等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成为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应该对自己的国际责任有全面认识，并对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所尽的义务和应尽的作用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美国学界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外资企业希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进入中国市场，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并且由此建立了新的制造业网络，这种网络也使得中国不断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体系。由于多种商品的制造与中国许多地区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与原材料供应商以及外部市场的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已经发展为拥有强大实力的国际竞争者，它们不仅用对外投资的方式在国外建立工厂以及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而且开始大规模收购国外企业，并在从拉美到东南亚的世界各地建造大型基础设施。上述活动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的海外经济存在，另一方面又使其国内发展及内部稳定都依赖于获取全球市场和资源的能力。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增长了六倍左右，从2002年的5.14万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32.16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向发达国家(北美和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市场的主要出口国。

由于中国经济还依赖于大量进口油气、矿石、金属、粮食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它也成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驱动因素。与总体贸易规模的增长相比，中国从非洲、拉美、北美和中东等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的进口增长速度更快，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连接中国与亚洲以外地区的海上贸易航线的依赖程度。贸易活动不仅仅是体现中国不断拓展的国际存在的唯一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重要投资者。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3年的332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2019年的1369.1亿美元。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全球投资跟踪”项目采用了比官方数据更加精确的“最终投资目的地”判断方法，认为中国在亚洲以外地区的投资总量达到了很大规模。中国对国外企业、矿藏和能源项目的直接投资，体现了其不断增长的重要国家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在海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的数量也在剧增。

2011年4月，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埃里卡·道恩斯(Erica Downes)在一次听证会上指出：“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包括那些具有较高政治风险的国家——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数量也相应增加。据估计，目前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总数已经达到550万人(2005年为350万人)这种背景下，中国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部门将致力于确保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除了550万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之外，每年还有6000多万中国公民在海外。保护这些中国公民的安全——或是在政治或安全环境失去稳定性的情况下将其撤回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日趋重要和敏感的任务。贝茨·吉尔(Bates Jill)指出，2006至2010年，“东帝汶和汤加等国出现紧急事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6000多名本国公民撤回国内”。仅在2011年一年，“中国就将数量惊人——约48000人的本国公民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撤回国内”。解放军海军和空军部队都参与了协助中国公民撤离利比亚的行动。

虽然上述趋势未来有可能持续发展，但是其速度可能会放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试图使其经济走上平衡发展的轨道，即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中国对进口粮食、矿产、金属尤其是能源的依赖程度将继续提高。目前，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约620万桶，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东和非洲。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据将上升至1300万桶。虽然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且在原油和天然气进口方面采取分散化方式，但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到2030年的原油进口依存度有可能达到75%,而且对天然气进口的依赖程度也将迅速上升。该中心主任发出了以下警告，即能源运输通道不断上升的风险将形成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将受到中国邻国以及中东地区和非洲地缘政治风险的直接影响。中国正在修建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缅甸向国内输送原油和天然气的管道，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潜在的运输风险。即便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依赖中东和非洲的海运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使中国数百年来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陆权国家的安全威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海外贸易和资源的依赖在日益提高。中国的海外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断拓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作为地球表面最大公共空间的海洋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各国对海洋空间的争夺力度不断加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与此同时，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海洋空间提供公共产品。

海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其构成主要包括海上武装力量、海上产业体系、海洋管理机构、海洋科技实力和海洋法律体系等五大组成部分。而海上武装力量在海权建设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中国开始加强海军建设。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海军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备导弹的水面舰艇数量大幅度增加，从20艘增加到200艘；二是潜艇数量和质量有提高，从35艘增加到100艘，并装备了核动力潜艇(攻击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即便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海军依然从属于陆军，更让其尴尬的是，海军的最高领导是一位陆军上将，尽管规模庞大，但是训练水平低下，且能力不足，特别是电子战、反潜战等方面。进入新世纪以后，海上力量才从一个海军重点转变成为国家重点。

国家意识、承诺和能力的增长，各个海洋强国几乎都经历了约20年的时间，美国大约是从1880—1900年，德国是从1890—1914年，日本大约是从1920—1941年。中国把目光聚焦于海洋，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使得中国原本面临的北方陆权威胁消失了，另一方面是中国认识到海外贸易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

二、海权视角下的中国海军战略

如前所述，海军战略是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在全局意识的指导下筹划和指导海军建设，才能积极有效地巩固中国海防安全、捍卫中国领海主权、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支撑中国海洋利益发展。这就要求中国要坚持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坚持威慑与实战相结合，不断创新发展海军战略，为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

（一）海军战略任务

这主要体现在参与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等方面。海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上作战的主体力量，必须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重点围绕主要战略方向大规模作战和决战决胜的需要，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与其他军兵种力量紧密联合，实施信息突击、火力打击、海空封锁、立体登岛、多维防护及反强敌介入等多种作战行动，夺控战场综合制权，控制战局发展，夺取战争胜利，坚决捍卫国家统一。

（二）海军建设目标

完成从以潜艇为核心的“黄水海军”向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蓝水海军”的过渡，并从技术形态上完成从机械化海军向信息化海军的演进。2012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辽宁”号入列。仅仅两个月后，中国“歼-15”舰载歼击机成功实施首次舰载机起降。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海洋霸权国家，其海军情报部门长期对各国海军力量进行跟踪研究，具有深厚的积淀与底蕴。它们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已经公开发表。由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专业性和掌握数据的全面性以及时效性，其公开发表的报告在学界具有权威性并被广泛引用和转载。其中一份报告称：“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可以在航母上正常起降舰载机的国家。”尽管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比美国“尼米兹”级与“福特”级航空母舰小，而且不能像美军航母那样很好地执行远程军力投送任务，但却能够增加中国海军舰队防空的能力。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正以此为契机，向现代航母与舰载机领域挺进。未来，中国海军有可能发展数艘航母。自1996年以来，中国海军的两栖作战装备几乎翻番。除一些老式登陆舰外，中国海军还拥有四艘新型国产大型“玉昭”(071型)登陆舰。“玉昭”登陆舰可以搭载四副新式“玉义”气垫登陆艇、四架直升机以及其他装甲车和部队。3.海军战略能力

海军是一个战略军种，其战略能力是建设的重点方向。中国海军战略能力的要求是“核常兼备、双重作战”,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就是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提高中国海军的海上核反击能力，完善和加强中国现有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在总体布局方面，要统筹边缘海域的数字化海战场建设，优化海军兵力部署，形成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且同时向外辐射的有利战场态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远洋、近海和沿岸三大战略区域进行有效衔接，切实落实“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指导，适度靠前、北固南拓、重心南移，并使前沿部署和基地支撑做到有机融合，依托大陆形成立体化、现代化、智能化的现代广域海防体系，并使之服务于一体化海上联合作战。此外，海军还是一个多功能的军种，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也是海军的战略能力之一。中国海洋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决定了中国海军必须将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先进医院船和综合补给舰的列装，为中国海军未来遂行大量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提供了坚实的装备保障。

作者：杨震（作者是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载自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节选自《海权视域下的中苏海洋安全战略比较——以海军战略为视角》，原刊于2021年03期《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