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时代中的国家海上力量，更多地是用来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提供必要保护，以及对国家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持，而这也意味着，一国在推进自身海上力量建设中，必须对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类型的海军力量予以明确。
（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吴征宇教授《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系列文章（四），共四篇，发表时有删改。）
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国家发展海权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正确认识海权的历史地位。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海权对特定时期的国家发展和经济繁荣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海权拥有的巨大影响，乃是以特定时期下的技术条件和发展要素为前提的。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增长要素的转变，海权对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样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幅度当然是有限度的），即恰恰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了历史。[1]
海权在现代历史上确实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尤其自马汉撰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著作出版以来，海权的地位更是被抬高到异常显赫的地步，并且对此后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问题是，马汉对海权的论述是建立在少数海洋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且他考察的是一个贸易和海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时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汉海权思想在当代世界的适用性是受到严格限制的。[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准确把握马汉海权思想在当今世界中的适用性，也正是认识海权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地位的起点。
马汉的海权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两个前提的基础上：1、海洋经济是决定一国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2、技术进步对海权的地位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马汉海权思想赖以立论的两大前提在现代世界中难以成立。[3]首先，现代世界中的海洋经济对国家发展与经济繁荣确实已经不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进步，已经大大颠覆了海洋经济曾经在生产、运输和贸易上享有的优势，现代世界中海权与国家发展及经济繁荣的关系与马汉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即现代世界中一国的经济实力恰恰是决定海权兴衰的核心要素。其次，马汉所以会认为海上力量比陆上力量有更大影响力，还在于以往时代的技术条件，使那些享有幅员优势的大陆强国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但技术进步不仅使这些国家拥有了开发自身的手段，而且使它们更可能赢得大规模持久战，即海权在一个经过工业化改造后的世界中，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影响力。[4]
与马汉关注的那个时代相比，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出现，虽然已经使海洋对当今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但海洋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家之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性，仍然是不可小视。对面向海洋谋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全球化对海权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权三要素（即海洋经济、海洋秩序和海上力量）的内涵与地位，在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首先，海洋对众多沿海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繁荣与发展起到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海洋仍然是当今贸易的主要通道，且更是因为海洋本身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其次，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秩序的重要性，与以往时代相比有了急剧提高，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加，同时也因为海洋秩序业已成为国际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海洋秩序地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意味着，与马汉关注的那个时代相比，国家建设海上力量的意义也是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海军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与任务的改变上。[5]
与马汉关注的时代相比，海洋经济虽然不再是国家发展与经济繁荣的最重要源泉，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海洋经济对当今世界各国已经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经济的基本内涵，与马汉阐述的那些内容（生产、航运和殖民地）相比而言，已经出现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6]海洋经济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经济生产要素的全球性配置，而这点不仅是意味着当今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度急剧增高，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国经济总量中海外资产份额的急剧上升；其次，由于海洋富含经济发展必须的能源和原料及其它各种要素，因此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前提下，海洋本身正在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7]经济要素的全球配置，及那种以海洋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是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经济的两个特定内涵，这两个内涵产生的主要影响，并不仅局限在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上，且导致了海洋秩序重要性的急剧提升，即海洋秩序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际公共秩序的核心部分。[8]
无论在马汉关注的那个时代，还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海洋秩序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国际公地秩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海洋秩序有两个最核心部分：一是海上通道安全的意义日益提高，二是保持海洋的公地属性不受到任何实质性侵犯。主要由经济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经济发展依存度的提高，及国家经济总量中海外资产份额的上升，实际上意味着，海上通道的安全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具有着以往时代中不曾有过的重要意义。[9]与此同样重要的是，经济要素的全球性配置，及那种以海洋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保持海洋的国际公地属性不受根本侵犯，正在成为当今世界中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责任。[1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马汉关注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秩序的维持，已经不再是主导性海洋国家（美国）单独承担的责任，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国际海洋法规，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海洋体制，而这点不仅意味着当今世界的主导性海洋国家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认定，同时也更是为其它国家增加对国际海洋治理体系的参与提供了机遇。[11]
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经济内涵的变化及海洋秩序地位的提升，从根本上说同样也意味着，当今世界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目标与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海洋转型（即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相比，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首要目标，已经不再是为了与主导性海洋国家争夺制海权，而是为保护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海洋权益。[12]即使对马汉而言，一国发展海上力量的根本目的，就是以通过支持一国拥有的政治手段的方式，来保护其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或经济利益。海洋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意味着，马汉界定的这一目标，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显得更为重要。[13]
全球化时代中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目标的变化，同样也意味着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作用与以往时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全球化时代中的国家海上力量，更多地是用来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提供必要保护，以及对国家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体系提供必要支持，而这也意味着，一国在推进自身海上力量建设中，必须对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类型的海军力量予以明确。
自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对海洋经济、海洋秩序和海上力量的内涵与地位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意味着，与现代历史上那个列强称雄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陆海复合型国家要谋求海洋转型，其内涵与方式也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当今世界海洋转型的首要标志，是海洋经济在一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大幅度提升，这其中不仅是一国海外资产总量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以海洋为主体的经济在一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实质性提高。由于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海洋秩序作为保证，因此当今世界中的海洋转型同时也意味着一国对那种以现有国际海洋法规为基础形成的海洋治理体制的参与程度的上升。
与现代历史上出现的两次海洋转型相比，当今全球化时代中的海洋转型同样也是对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目标与方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当今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总目标，主要就是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提供必要保护，以及对国家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旨在与主导性海洋国家争夺海上主导权，这种转变同时也是对一国究竟要建立一支什么类型的海上力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完）
注释：
[1]这也是保罗·肯尼迪在他对马汉与麦金德的思想进行的对比性研究中曾经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主题，同时也是他后来一系列著名论著的核心，参见：Paul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Kennedy, Strategy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Fontana, 1984),pp.48-63.
[2] Geoffrey Till,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Macmillan, 1982), p.36.马汉的思想在现代世界的适用性是有着严格限制的，这也是为什么马汉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现象。参见：John B. Hattendorf,ed.,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 (New 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1).
[3] William E. Livezey, Mahan on Sea Pow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0), p. 274.
[4]有关马汉海权思想中包含的这两个核心前提在现代世界中的瓦解也正是保罗·肯尼迪对马汉与麦金德这两种思想进行对比的核心主题之一，参见：Paul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 in Paul Kennedy, Strategy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Fontana, 1984), pp. 48-63.
[5]有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权的内涵及构成要素发生的根本性转变的总结性论述，是英国学者杰弗里·蒂尔的著作，参见：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8), 4th Edition.
[6]对战后世界中海权的内涵及本质的根本性转变的讨论，参见：Paul Kennedy, "Introduction: The Elements of Sea Power" in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Penguin, 2001), pp. 1-9.
[7]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经济在内涵及实现方式上出现的实质性转变的集中讨论，参见：Geoffrey Till, "Defining Sea Power" in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21st Century(London: Routledge, 2018), 4th Edition, pp. 20-38.
[8]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秩序在内涵及重要性上出现的根本转变，参见：Geoffrey Till, "Maintaining Good Order at Sea" in Geoffrey Till,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21st Century(London: Routledge,2018),4th Edition,pp.286-321.
[9]对这个问题的详细探讨，参见：Christian Bueger, Timothy Edmunds and Barry J. Ryan, "Maritime Security: The Uncharted Politics ofthe Global Sea",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5, No.5,2019,pp.971-978.
[10]有关海洋领土化对国际海洋秩序的实质性威胁，参见：Barry J. Ryan,"The Disciplined Sea, A History of Maritime Security and Zon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5,No.5,2019,pp.1055-1073.
[11]对冷战后极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中海洋秩序在内涵与机制上出现的变化，参见：JoInge Bekkevold and Geoffrey Till, ed., International Order at Sea: How It is Challenged. How It is Maintain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David Wilson and Dick Sherwood, ed., Oceans Governance and Maritime Strategy (St Leonards: Allen and Unwin, 2000).
[12]对全球化时代中海上力量出现的新趋势的讨论，参见：Geoffrey Till, "Seapower in a Globalized World: Two Tendencies" in Geoffrey Till,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8), 4th Edition, pp. 1-19.
[13]有关马汉对海洋经济、海洋秩序与海上力量三者间关系的论述，参见：Alfred Thayer Mah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 Little,Brown, 1902), p. 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