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大国崛起

自1500年新航路开辟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演绎着大国崛起的奇迹。

“崛起”是一个特定概念，是指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在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内的力量排位，快速提升，进而成为该体系内一流大国的历程。大国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就是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且在与他国竞争中占据优势的过程。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等同于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的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是指吸取性的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程度等。而自1500年以来人类开启的海洋时代中，海权则成为综合国力中的关键要素。修昔底德最早提出“海权（Sea Power）”一词，并将其解释为“海洋的权力”（Power of the Sea）；阿尔弗雷德·马汉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认为海权“不仅包括海上的军事力量，还应包括和平时期的商业和航运”，是“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不过，最为全面、客观的界定要数萨姆·坦戈里蒂，其将海权界定为“一国国际海上商业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对海洋和局部地区的商业和冲突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利用海军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和。”综合多位学者对于海权的界定，笔者认为，海权涵盖的要素包括：海上军事力量；海上商业及航运力量；海上航线及战略要地的控制力。这三大要素紧密相连，共同构成海权的三大支柱。而这三大要素，直接受制于综合国力中硬实力与软实力中的多项因素。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海权与大国崛起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海权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前提和基础，大国崛起后则进一步发展与扩大海权，进而维系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霸权国地位。在理论方面，西方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对于二者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分析。马汉认为，海权在国家的成长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海权的适当运用可增长国力和财富，世界的统治地位可通过制海权来获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从国际体系视角分析了海权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海权—世界霸权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自16世纪以来，大约每隔100年就会出现一个海权霸权国，典型的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这些国家确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就在于其拥有自己所处时代的主导性的优势海上力量。作者得出海权与大国崛起具有高度正相关性的结论，即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息息相关，强大的海权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近代英国海权兴起历程

英国是偏居欧洲大陆之外的一个小小岛国，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英吉利民族的发展与海洋密切相关。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英伦三岛屡遭外族入侵：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入侵不列颠，并建立统治达四个世纪之久；公元5-11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北欧的维京人（丹麦人与挪威人）也曾入侵英国并建立自己王朝；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入侵不列颠并开创了诺曼王朝。抗击外族入侵，保卫国土安全，成为不列颠民族建立海军、发展海权的首要因素。

尽管英国海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但海军正式创建则是在15-17世纪的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这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阶段，也是新航路开辟拉开序幕时期。出于捍卫国家安全及对外殖民扩张需要，历任专制君主都极为重视发展海上力量。亨利七世主持建造了庞大的常规战舰，开辟专门的船坞用于商船的养护，并对建造百吨以上商船者给予补贴。亨利八世正式创建王家海军，引进造船工匠，创办航海技术学校，并制造出能发射火炮的战舰，海上力量初具规模，亨利八世因此被称为“海军之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轻型舰船和快速舰船得以设计发明，火炮技术不断更新。此时，英国海上力量已跻身欧洲强国之列，不仅足以保障自身安全，而且得以在海外殖民探险与实施海盗劫掠行为。

英国海权崛起的过程，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不断通过战争，来挑战乃至击败既有海上霸权国家的过程。1588年，英国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战胜了庞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颠覆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开始步入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主要参与者行列；这同时也标志着英国海洋政策由早期纯防御转向积极防御，由“贸易制海”转向“贸易与军事制海并重”的阶段。17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向“海上马车夫”荷兰发起挑战。为了在海外市场排挤荷兰人，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宣称从英国及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只能由英国或殖民地的船只来运送，这引发了17世纪50、60、70年代的三场英荷战争。虽然在战场上互有胜负，但是从战略上看，荷兰的海上优势地位开始丧失。荷兰不仅丧失了北美的殖民据点新阿姆斯特丹，而且被迫接受《航海条例》，接受英国所制订的游戏规则。英国开始向海上霸主迈进，此时唯一能对英国构成挑战的就是法国，而英法之间的殖民争霸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

在这场霸权争夺战中，英国时而采取均势、时而采取结盟政策来抗击法国。此间战役包括：1688-1697年奥格斯堡同盟战，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1793-1815年拿破仑战争。七年战争是英法海上争霸斗争的顶点，英国通过七年战争不仅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稳定，还再度摧毁了法国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的几乎所有殖民地，英国确立其海上霸主地位。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特拉法加海战，彻底击溃了拿破仑入侵英国本土的梦想，百余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局面至此结束，英国成为称雄全球的海洋帝国，其海上霸权维持一个世纪之久。

海权在英国霸权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海权在近代英国霸权崛起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其一，海权是英国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大国崛起首先建立在自身安全的保障上。自都铎王朝以来，英国再也没有被外敌入侵并占领过，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是其关键所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被赶下台的詹姆士二世及后续两位王位觊觎者长期流亡法国，并在1689年、1715年与1745年，在法国支持下三次发动叛乱，慑于英国强大的海军及其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法国军事介入的企图一直未能实现。19世纪初的反法战争期间，拿破仑对英国实施海上封锁，并做好了渡海入侵的准备，但英国采取的战略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特拉法加海战的失败，彻底击溃了拿破仑的迷梦，英国本土的安全得以保障。

其二，海权是“日不落帝国”得以建立及维系的基石。近代英国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分为前期以北美为中心的第一帝国（重商主义帝国）、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二帝国（自由贸易帝国）。帝国所辖殖民地，一部分是对于土著领土的直接占领，如澳洲、东非、西非等地；另一部分则来自从荷兰、法国等对手中的抢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成为帝国建立的基础。极盛时期的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是本土110多倍，人口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一庞大帝国的维系，有赖于英国始终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例如在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强大的英国海军成为英国与法国相抗衡的基础。1704年，英军攻陷直布罗陀，并在附近的马拉加海面与法国海军展开激战。尽管双方均损失惨重，但英国却保持住了对直布罗陀的控制，使得法国土伦舰队和布雷斯特舰队的联合行动更为艰难，因而取得战略上的胜利；与此同时，在北美战场上，英国军队夺取哈德逊湾、纽芬兰等法属殖民地，向“日不落帝国”迈进。

其三，海权是工业及贸易霸权长期持续的基础。英国是工业化的先驱，工业化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到19世纪中叶，英国迅速崛起成为工业霸权国，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 %，占欧洲人口的10% ，但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却几乎相当于世界的40%-50% ，欧洲的55%到60%。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其庞大的远洋船队将本国生产的工业品运往世界各地，再把各地的原材料运回本土，加工成工业品后再销往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强大的英国海军成为英国工业霸权及海外贸易扩张的重要军事保障：它不仅确保了英国商船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上的航行安全，而且还以武力威慑方式迫使其他国家接受英国订立的贸易规则。

其四，海权是19世纪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的根本保障。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航路开辟，此后海洋不再作为天堑而是化作人类交往的通衢。进入19世纪后，海洋成为英国所开创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英国改变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在19世纪中叶打出自由贸易旗号，以开拓世界市场，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即全球性的了。由于英国是世界海洋的主宰，又开启了自由贸易大门，近代意义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形成。英国依靠“炮舰外交”（凭借其自身拥有的强大海权，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采取强硬动作加大谈判砝码，从而影响与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或对外政策，实现国际战略目标）来威慑其他国家接受自由贸易规则，倡导“公海航行自由”，打击海盗以及私掠行为，建立起以海权为基础、以自由贸易为规则的新型全球化国际秩序，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英国崛起模式的特点

在近代世界史上，英国走上了一条以发展海权为先导的大国崛起之路。如前所述，这并非一条和平崛起之路，而是一条充满腥风血雨的战争强国之路。通过一次次战争，英国战胜了曾经的强国或霸权国，即西班牙、荷兰、法国，一跃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霸主。从对海权与近代英国崛起历程的考察中可以看到：

其一、英国以海权促进大国崛起之路，依赖于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政策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前，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以及国债制度的实施，为英国建设海上力量、发展海权，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柱。工业化以后，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使得英国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海权方面。1889年，英国通过《海军防御法》，提出了确立海上力量绝对优势的“两强标准”，即英国舰队应该至少等同于可能与之为敌的任何两个欧洲强国的联合舰队，而强大的国力是英国推行两强标准的保障所在。

其二、英国在海权推动国家崛起过程中，英国走了一条灵活的外交路线，英国并非以一己之力来单打独斗，而是采取孤立与结盟相结合的均势外交政策，最终崛起成为霸权国家。在海权及霸权崛起过程中，除了军事上的对抗与战争以外，英国还根据形势变化制定了适宜的外交政策，即“欧洲均势”政策。具体表现为：针对欧洲大陆强国，在不同时段，英国不断地衡量情势，总是选择站在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与之联合或结盟，来打击或削弱欧洲大陆霸主，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例如，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英国则站在奥地利一方，以对抗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及萨克森支持的普鲁士。在七年殖民争霸战争中，英国又选择站在普鲁士一方，对抗奥地利、俄国、法国和萨克森及瑞典结成的另一方。当拿破仑帝国崛起后，英国又联合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国、撒丁王国等，组建七次反法联盟，在滑铁卢之战中彻底击溃了欧洲霸主法国，使欧洲又回归到传统大国制衡的均势时代。

其三、从政治方面看，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下议会主权的确立，以及与海外扩张相关联的新贵族及工商业阶层对于议会主导权的控制，促使国家在发展海上力量方面保持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与连续性，这为海权及霸权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光荣革命后的一个多世纪，是英国与法国进行殖民争夺、并进而确立世界霸权的时代。

此间，君主立宪制建立后议会主权地位的逐步确立，避免了不同君主的个人喜好对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国王虽为一国之主，统管国家内政外交，但其决策不再依据其个人意志，而需要更多地反映议会以及大多数民众的诉求。而18世纪后殖民争夺的加剧以及商业贸易的扩张，使得扩张英国海外利益成为政治精英及民众的共识，由此在议会制定的对外政策中得以体现。有学者为此指出：“从历史回顾来看，1689-1815年间呈现出一种主流，即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国家的对外和贸易战略；即使在与北美殖民地人发生无利可图的冲突时期，这种赞同也保持了平衡。”在这种潮流之下，18世纪以来英国以海权推动国家崛起的战略及政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并未因国王或首相更迭而出现偏离或失误。由此，相对宽松、自由、体现民意的政治体制，避免了个人专权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利影响，因而成为英国崛起并树立霸权的政治保障。

结语

综上所述，英国的经历表明，海权与大国崛起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联：海权促进了大国崛起；大国崛起后又进一步发展与壮大海权，最终成就了英国的帝国梦与霸权梦。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英国是个典型海岛国家，其以海权成功铸就的大国梦对于其他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借鉴意义较为有限；其二，无论是发展海权还是建立霸权，绝不仅仅是强化军事力量与增强经济实力的过程，而且还需要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保障。其三，发展海权与大国崛起，从根本上而言，依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海权与大国崛起的基础，但综合国力下滑、基础丧失时，海权与霸权的衰落将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