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从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毕业。临别之际，导师乐黛云教授在朗润园小饭馆为我送行。席间，乐师送我一本她的学术自传：《我就是我》。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今天再次把那本书（以及汤一介先生的《在非有非无之间》）从书架上取出来，第一眼就被老师的“自序”击中了：“我的学术生涯充满了种种偶然。如今细细想来，偶然既已形成罗网，甚且无可逃脱，那么，这些偶然大概总也体现为某种必然吧……我以自己的生命在混沌的时空中将各种点点线线莫名其妙地制成一片，造就了我的历史，这历史属于我自己。我就是我！。”[1]
当时读到这一段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二十一年之后再次读“自序”，才突然间悟出了老师那由“偶然”的“罗网”编织而成的人生之“必然”这一判断中所蕴含的洞明与睿智。回首往事，我有幸能够成为乐师的学生，有幸追随乐师从事比较文学研习正是诸多“偶然”所促成的“必然”。
1989年，就在我大学即将毕业之际，一个偶然事件使得我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八十年代红遍中国知识界的乐黛云教授的风采。1989年5月10日至11日，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5月的重庆，已经燠热难耐，但是当时川外图书馆报告厅里却是人山人海，过道都塞得水泄不通。当我满头大汗挤了进去的时候，乐黛云教授正在发言。远远望去，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乐老师气度雍容雅然，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充满磁性，非常好听。因为是比较文学门外汉，当时乐老师（以及参会的杨武能教授、孙景尧教授、曹顺庆教授等学者）在会上讲的内容我基本没有听懂，大约只记得乐老师提到了国内比较文学界“川军崛起”现象。
那次偶遇的会议似乎是非常“偶然”地触动了我的比较文学神经。
1994年，在我硕士即将毕业之际，另一个将我与乐师联系起来的“偶然”又出现了。是年4月，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年会在川外召开。作为大会志愿服务者，我结识了南京大学的杨正润教授。跟杨正润教授简短的交流中，我学习到不少知识，尤其是传记文学以及新历史主义方面的理论。我也把我自己发表的一篇论述索绪尔与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两极”的小文章求教于杨老师。杨老师对我表示了肯定和欣赏，并建议我去报考乐黛云老师的博士，而且提出他愿意当我的推荐人。杨老师的鼓励给予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杨老师回南京后也立即写信给乐黛云老师对我进行了推荐，而且还给我提供了考博参考阅读书目。
遗憾的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杨正润教授。非常非常希望今后有机会去南京，当面拜谢杨老师当年的知遇之恩和引荐之恩。
1994年7月我硕士毕业，留在川外英语系教书。当时年轻气盛，决定报考乐老师1995年的博士（北大比较文学博士点好像是1994年才刚刚获批）。但是学校领导不批准，因为硕士毕业留校工作规定的服务期为两年。我自己不谙世事，居然想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学校证明，自己直接向北大研究生院报名。由于有杨正润老师的引荐，我就斗胆给乐老师写了一封自荐信，并倾诉了我的困境和大胆的想法。令我没想到的是，乐老师在百忙之中居然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中，乐老师给予了我诸多鼓励和指导。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乐老师不仅没有觉得我那个跳过学校证明直接报名的想法幼稚可笑，她老人家居然也很认真地咨询了北大研究生院此种方式的可能性。兹引录乐师回信全文，足见她老人家是多么的率真可敬：
旭春：
从南方讲学归来，才见到你11.11信。十分遗憾。行前看过你寄来的材料，对你的才气与独到见解，有很深印象，很希望你能进入比较所，没想到好事多磨。我问过研究生院，如果没有校方推荐信，就不可能接受填表。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报名时间倒是不太限制，若你现在能得到许可，或许尚可一试。
我不相信命运，但“缘份”似有（按：这两个字我识读不太有把握，见信件原件）命定，有时失之交臂，某种可能性就是不能变为现实。
奈何！
祝好
乐黛云
12.10
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26年过去了，现在再次读起，不禁泪眼模糊。这是一个多么善良而真诚的老师啊！她胸中跳动着的是怎样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啊！此生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吾何其幸也！
虽然当年没有能够报考，但是，我与北大比较所、与乐黛云老师的“缘份”命定是存在的。
之后，我安心教书、读书、写作。1996年，川外两年服务期期满，我终于被批准可以报考博士。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春寒料峭。美丽的燕园，大气、厚重而秀丽。但当时我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燕园春光之美，入住勺园宾馆第二天就立即进入了紧张的笔试。打开试卷一看，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大的题目，考生可以任意发挥，我也就天马行空地把我所有的一点点知识和肤浅的理解写满了试卷。第二天面试，我才知道当年报考乐老师的考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名校中文系的高材生。我当时心里就凉了，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几乎就准备彻底放弃了。面试考官中除了乐老师，还有严绍璗老师、孟华老师、戴锦华老师和刘建辉老师。老师们都笑眯眯地问着很难的问题，每当我卡壳或胡诌的时候，乐老师就会很和蔼地提醒我一下，或者干脆告诉我：“没关系，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我也就欣然从命之。整个面试过程感受到的是乐老师以及比较所老师们友善的鼓励，气氛温润如窗外燕园之春。我自己后来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也尽量做到友善和气，尽量给考生以鼓励而不是呵斥。那次面试算得上是乐老师和比较所老师们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吧，既有知识的传授，又是人生的教诲：永远以和善态度来鼓励后辈学子，即使有许多考生达不到录取标准，但是考试留给他们的记忆应该是温暖的仁厚，而不是被羞辱的创伤。
考试完毕，我觉得自己至少完成了一个心愿，即使考不上，也算对自己多年的梦想有个交代了。回到川外，我以更加轻松的心态继续教书、读书。5月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北京大学来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博士生录取通知书！我居然考上了？！这怎么可能？当时我自己都觉得是在做梦。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敢问乐老师当年为什么要录取我。现在想想，或许这就是恩师所说的由“偶然”所构成的“必然”，或者也就是一种“命定”的“缘份”吧。后来我才知道，乐师当年就是从贵阳一路坐车到重庆参加考试，在重庆考上北大的。而且她老人家当年报考的全部是英文系，结果却因为高考作文被沈从文先生看中而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但最后仍然走上了中西结合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我自己的命运似乎就是老师学术道路阴差阳错的翻版：我高考报考川大中文系失败，结果被录取到川外英语系，但最后也是在比较文学领域内找回了自己的理想。
1996年9月，我正式进入北大比较所开始跟随乐师研习比较文学。三年燕园读博生涯，紧张忙碌却又充实快乐。乐师以及中文系其他老师开设的课程使我这个外语专业出身的中文系博士生眼界大开，学术研究路径也得到了乐师的言传身教。记得我第一学期写了一篇题为《“那飘逝的是永恒的”》的课程论文。在那篇文章里，我绞尽脑汁，寻章摘句，堆砌大量华丽辞藻和空洞的抒情排比句，自以为能够得到老师的表扬，结果乐师看完论文后却皱着眉头说：“你这是散文还是论文？我感觉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论文！”我顿时被打懵了，同时也被老师点醒了。乐师本人虽然性格外向奔放，但是她的学术研究却严谨朴实。但“严谨朴实”这个归纳却并不是说乐师的学术论著是枯燥的钩玄考证（虽然材料的扎实和逻辑的谨严也确实是乐师学术论著的根基，如《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恰恰相反，乐师看似中正平和的学术研究背后涌动着的是深重的家国情怀、痛彻的生命感喟和寥廓的宇宙意识。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要理解乐师的思想和人格，一定要将她的散文写作（如《透过历史的烟尘》）和学术研究（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对位阅读：只有这样的对位阅读才能够透视出以乐师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之独特魅力——那是一种将学问探究与人生追问融为一体的魅力，此种魅力远非简单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之理路所能囊括，其核心是“实”：踏实、朴实、真实。《“那飘逝的是永恒的”》之所以被乐师批评，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从头至尾多“空”缺“实”。
我虽资质愚钝，乐师却总是以仁厚待我。上文那顿轻微的批评是我从乐师游艺三年唯一一次，大部分时间乐师给予我的都是鼓励和磨砺。记得博二时，乐师给我们讲“比较诗学”课程。有一次，乐师突然要我来帮她上一次课。我被吓坏了。乐师却说，“没关系，我相信你能够上好这堂课。”在乐师的鼓励之下，我硬着头皮走上了北大讲台。那次课的内容是讲解华兹华斯《沉睡锁住了我的心》（“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中的诠释与过度诠释问题。当我讲完最后一句话，课堂里掌声雷动。那次北大讲课经历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自信，机会则来自乐师的宽厚和信任。
再次回到“偶然”和“必然”的话题。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过程非常周折。一开始我想做宗白华研究。但是当我用一个暑假通读完《宗白华全集》之后，觉得以自己的美学素养、尤其是中国古典美学素养无法驾驭这个题目，而且林同华先生的《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对宗先生的研究我自己觉得根本无法超越。我跟乐老师谈了我的苦恼，乐老师说，“旭春，你是英语专业出身，干脆做浪漫主义研究吧。”于是，我按照老师的命题开始读材料、找思路，最后终于写出了《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博士论文，1999年答辩顺利过关。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也一直坚持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华兹华斯）领域里笨拙耕耘，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然而，后来老师才告诉我，她之所以给我这个命题作文，原因之一是因为她父亲早年喜读英国浪漫主义、尤其是华兹华斯的诗歌。这真是由“偶然”导致的命定的“必然”！
北大博士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川外工作。期间仍然得到乐师的教诲和帮助。2003年，基于我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即将出版，我求“序”于乐师。乐师欣然命笔。对于我关于“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追求的浪漫主义之路在本质上不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否定（或压倒），而是现代性道路的另一种探索”这个观点，乐师给予了肯定，指出，“这一点是极有创意的。”同时，乐师也指出，“旭春的看法和见解不一定完全恰当，但他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现代性和浪漫主义的新思路。”[2]乐师的鼓励和隐晦的批评为我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指明了方向。
2008年，我与川外几位比较文学同仁计划筹办一份名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杂志。我求乐师墨宝，并厚着脸皮请乐师帮我求季羡林先生墨宝。乐师不仅很快给我寄来了她的贺词，而且也帮我求到了季先生的墨宝。（同时我也得到了严绍璗教授和孟华教授馈赠的贺词）。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份杂志后来并没有办成，这成为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心病，不知道怎么给乐师（以及季先生、严老师和孟老师）交代。呜呼！或许只有用乐师那封信所言——“有时失之交臂，某种可能性就是不能变为现实”——来勉强安慰我自己。
在离开北大的这二十多年里，我时刻怀念燕园美好的三年求学生涯，怀念未名湖的细浪、翠鸟与垂柳，怀念春日里覆盖着五院大门穹顶那一簇簇低垂的紫藤花，怀念秋日里化学北楼窗外漫天飞舞的黄叶，怀念夏日里朗润园的蝉鸣和怒放的季荷，怀念在漫天飞雪中与师兄弟师姐妹去乐师家祝福新年的欢歌笑语，更怀念朗润园13号楼乐师那温馨的书房。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乐师的腿已经有些问题了。我刚刚毕业那几年内，还有机会利用赴京开会之机拜见乐师，好像也还没有什么大问题。2011年，老师80华诞时，我们小小的“乐门花木集”在北京香山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贺寿聚会。[3]那次见面我才发现，乐师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心里不禁暗自疼痛。贺寿晚宴上我主动请缨，清唱了一首苏格兰民歌“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献给“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转眼十年又过去了，时值乐师90华诞之际，我喜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乐黛云讲比较文学》项目，吾将尽吾之所能，将乐师的学术思想用优质的英文翻译出来，传播出去，让全世界了解那位仍然在朗润园安静读书、思考、写作的90后中国比较文学人，也是我亲爱的恩师乐黛云先生——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一位善良纯净、热诚旷达，永远以坚毅和冲淡“面向风暴”的新中国知识女性。[4]
注释：
[1] 乐黛云：《我就是我》，台北：中正书局，1995年。
[2] 见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 按：“乐门花木集”是乐门弟子微信群名称。之所以说“小小的”，是因为乐门弟子（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总数只有39名，的确是一个小小的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大都内敛低调，不懂也不屑诗外功夫，不懂也不屑长袖善舞之技，当是乐师影响之故。2012年春夏学期，我在对外经贸大短暂挂职，期间又回去看望了乐师，送给乐师一点南方干竹笋（读书期间，乐师不准我们送任何礼物）。乐师很高兴，说，“嗯，这个好，干竹笋做红烧肉很好吃的。”先生天真活泼依旧！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北京了。这些年负责照顾乐师的都是留京的师兄弟师姐妹。我身在外地，无法尽绵薄之力，深感愧疚。
[4] 按：“面向风暴”是乐师一本英文专著To the Storm的中文翻译。
张旭春，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