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战结束时，中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民党政权设计的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国民党感兴趣的不是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美援。美援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政府干预中国经济的倾向。结果，美援不仅没有带来美国人所期待的政治经济效果，反而造成了未所预料的、得不偿失的后果。
「关键词」美国/国民党/经济政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忽略了对上世纪40年代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少量已出版的研究中美经济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仅限于晚清至30年代日本侵华前这一段时期。这种忽略可能是由于二战后中美政治外交方面的剧变掩盖了中美经济关系的状况所至。50年代初期美国商界由于它们在中国的前景变得黯淡而减少了在中国的投入也使学者们对这一段的中美经济关系兴趣索然。这一时期美国公司档案的丢失和没收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更难以展开。然而，如果对从1944年到1949年中国战后重建及美国在华经济卷入没有一个透彻的看法的话，人们既不能弄清导致1949年左右国民党政治和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也不能回答美国当时对华经济政策的历史影响及美国在这一中国重要的历史变迁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
在我看来，重新考查这段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与美国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也许代表了当今中美关系的一种模式。在我们今天的后冷战时代，东西方之间的军事政治冲突结束了，而文化经济问题走到了国际关系的前沿。现在非常迫切需要认清的是中美在冷战前和冷战初期两国经济互动的真实发展途径，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实质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一直被冷战环境下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所扭曲或掩盖了。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两国在经济政治互动方面的旧模式却依然存在。因此，对上世纪40年代当中美关系模式从各自具有计划性经济的伙伴走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日益卷入而同时在经济交往方面又逐步削弱时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的话，将会对理解当今两国的关系补益不浅。中美两国现今的政治经济关系也许是它们旧关系模式的一种新翻版。
一 国民党政府的战后重建政策
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能忽略国民党政府的战后重建政策及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这一基本问题。国民党政府战后重建政策的制定是被国民党人的思想方式所决定的，而他们的思想方法又是被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的认识所决定的。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西方学者们大量地考查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他们大多都偏重于对西方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作统计性研究，倾向于单纯用统计的方法来衡量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论其结论是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历史记录是不完全的，所以西方学者迄今尚未能描绘出中国经济自晚清以来至民国时期一幅完整的画面。①
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远比以数据统计显示的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因为政府经济政策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发展模式。比方说，在民国时期，世界上至少有三种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可以作为中国遵循的榜样：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美国和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假如中国没有一直被外部威胁所逼迫而能够感觉安全地任意选择以上的任一模式，国民党决策者很可能没什么理由拒绝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因为自晚清以来中国已有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市场存在。
可是，自从孙中山时代以来，国民党一直试图通过国家权力以及牺牲其他经济部门的方式来建立军事和重工业，而不是像早期工业化国家那样首先发展由私人发起的轻工业来积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在1943年春季，有两本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政策的重要书籍在国民党权威领袖蒋介石的签名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理论》。②蒋介石在他的书中宣称：“也许现在可以说基本不存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由，”“我们必须采取控制型经济。”③与此同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和经济部部长翁文颢上呈了他的战后重建议案。④翁议案中的关键是确立由政府计划和监督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限制私营活动的控制型经济。据一份题为“战后五年贸易计划”的经济部文件透露，国民党政府决定通过管制贸易和限制所谓非必需品的进口来把经济导向自给自足，以节储中国的外汇来大量进口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物资。⑤翁警告说，“强大邻国［日本］的脑子不会停止转动。即使在和平时期，它也在侵略性地侵掠中国。它仍然能够以各种经济力量在它势力范围获取成功和殖民我们的祖国。”⑥为此，翁声称，中国“必须通过政府权威来很好地管理和控制它的国防能力及主要经济企业以达到出色的计划效果。”⑦这些言论反映了战后中国精英和统治阶层的普遍想法和思想状态。对中国独立和国防的严重关切是国民党战后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民党人认为国际环境的改变剥夺了中国按传统方法实现现代化的选择。他们强调外部的威胁和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内部的繁荣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在他们看来，驱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是安全的需要而不是通常含义上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一政策召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并使其合理化。
当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的状态。全国遭受着通货膨胀、饥饿和日用物资严重短缺的困难。当时经济迫切需要恢复而不是发展。况且，由于战时状态和以往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已经发展的不平衡，倾向于重工业。这一已经不平衡的经济结构要求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然而，有时候决策者并不一定清楚什么对国家利益最好。国民党决策者们没有认识到经济上的新要求，也不懂得以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一个健康的经济和足够的金融资源为基础对发展的重要性。国民党重建政策被一种国家安全和快速发展对中国前途最关键的念头所驱使。然而，由于战后中国有限的经济能力和资金短缺，“五年计划”是不可行的。
自相矛盾的是，力图维持中国独立的国民党决策者们想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寻找支持中国工业化的资金。美国对中国重建的热情与国民党政府寻求外资和外国来支持它野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的想法不相上下。不过，美国为中国发展设计的战略是与中国人的很不相同的。美国人相信，中国战后发展及外国、特别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扩展的成功关键在于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体制，而不是一个政府大规模干涉下的控制经济。
二 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性质
众所周知，各国际关系学派在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政策上持有不同或相左的观点。传统学派将美国全球政策置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来使美国全球政策合法化。现实主义学派用冲突的国家利益和强权政治来解释和理性化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修正主义学派寻求透过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假象而直抵其核心——经济利益。⑧修正主义学派经济利益的观点则被后修正主义学派看作仅仅是可以用来分析美国外交为维护对其有利之国际秩序的各方方面面之一。⑨
其实，上述各学派的理论都不全面。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利益无疑是美国努力建立资本主义民主世界秩序的动机。然而，美国人对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信念和兴趣常常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信念和兴趣变成了一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美国人所持的意识形态是紧紧地和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前者和后者是相互缠绕、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的。美国国务卿狄恩。艾奇逊曾总结说，“几乎再也不可能在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之间划一道决然分明的界限。这两者是有趣地相关连的，一方面对另一方面既补充又互补。它们必须共同融合在一个为促进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统一而周全的政策之中。”⑩实质上导致争议的也许并不是这二者中哪一方面被看得更重要，而是美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即美国外交重点在这两者中间的游移变动。在冷战之前和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其对华政策是这样。美国外交的重点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在其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转换。经济工具经常用来为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服务，也经常用来同时为两者服务。经济既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还可以同时是手段和目的。
而且，国际冲突经常由于决策者们的误解和误判而非国家间不同意识形态或利益所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对外国经济政治形势不准确估计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错误的主要来源。然而，对本国经济政治利益的错误理解和拙劣界定也是非常关键的，尽管人们在研究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错误时对前者给予更加多得多的关注。一项外交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其目标的合理选择以及达到该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手段之所以不能很好地为目标服务是因为目标不现实而非手段不奏效，而无论是不切合实际的目标还是不奏效的手段都是由对本国利益和外国政治经济形势的误解和误判所造成的。外交家们和决策者们经常误解他国的政策，或者错误地确定他们自己外交政策的目标。
回顾起来，随着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势力从中国消失以及随之国民党政府想利用美援来重建中国的迫切愿望，战后中国提供了中美合作的巨大契机。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包含两大目标：第一，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国际市场；第二，确立中国为美国国际政治同盟即稳定远东局势的主要力量。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第一个目标是政治性的。在美国决策者设计的战后全球战略结构中，中国在远东拥有一个关键的位置。美国报纸的标题说，“中国必须领导亚洲。”（11）美国决策者们预见，随着日本的失败，“把中国变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已成为该当前和平与安全的基本需要和要求。”美国政策的重点是“中国应该在稳定远东方面扮演领导角色；”“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成为太平洋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堡垒。”这是美国对中国的长期目标。因此，美国战后的经济政策应该“协助实现建立强大的、团结的和日益民主的中国这一远大目标。”（12）美国想要把经济援助作为一种工具来指导国民党政府朝它所期望的政治经济路线发展。（13）
美国在中国的第二个目标是经济方面的。美国在二战后对中国经济援助的直接意图是鼓励中国自由经济的发展。美国决策者们相信，一个强大民主的中国需要一个坚强的自由经济基础。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塞莫在他的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议案中指出，“一个鼓励商业竞争的经济会倾向于推进与政治集权主义相对立的民主政治。”（14）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在1946年4月说过，“民主的根子不会在任何一个国家从贫困和经济困境的土壤中吸取养分。”（15）所以，援助远东国家经济的复兴与发展是杜鲁门和平战略的一部分。用国民党政府的美国金融顾问阿瑟。杨的话来说，“或许没有任何一个项目会有像中国的工业化这样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如果要防止下一场重大战争的话，远东的政治稳定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中国私人代表杜纳德。尼尔森曾说，除非美国帮助中国壮大她的工业经济来发展其巨大的市场，美国在远东的领导权就会输给俄国。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要设计帮助中国站立她的经济脚跟，要协助发展一个统一平衡的中国经济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更繁荣的贸易。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进步实质上依赖于美国的合作，而美国也会因对中国贸易的扩展而获益。
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与其具有双重目标特点的战后对外经济政策是一致的。“美国的国际经济利益，”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克雷顿解释道，“是其国际总体利益的一部分。我们至高无上的国际利益是和平…幸运的是，我们所期望的这种世界的经济基础也是最能促进和平的，”因为“在一个各国不寻求制造恶劣情感的商业歧视而遵循平等机会的世界里，和平的最有保障的。”（16）美国相信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将奠定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利益及该地区稳定的基础。
因此，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不仅单是政治的或单是经济的；它是两者的混合。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也像其对华总体政策一样具有双重目标。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政治的：美国想要把对华经济援助作为一种手段来指导国民党政府朝美国所期望的路线发展。（17）乔治。马歇尔意识到，“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一个被外国侵略……或被内部战乱所分裂和分解的中国，会对世界稳定与和平的起破坏性作用。”（18）美中工商会认为，“确保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第一前提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政治的统一……没有任何东西比恢复中国的工业、贸易和运输能对此目标作出更多的贡献。这反过来又大大取决于中国重新建立外贸、特别是与美国外贸的速度……一定要有从重建后商业中获取的适度而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中国的和平……和政治稳定。”（19）
美国驻上海领事保。金塞乐建议，“我们要在我们计划中标明时间，即我们的援助取决于中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所明确采取符合我们观点的行动。”（20）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艾温。洛克认定，“假如因为我们的影响和援助，她［中国］能利用这灵药在内部改革振兴自己并使中国自由，一个和平统一的真实基础就会奠定…结果，政治经济的变化和进步就会为中国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帮助中国作出这样的变化［美国］才能最好的为中国的统一作出贡献，从而效事于和平与民主的事业。”（21）
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另一目标当然是经济本身：美国着眼于帮助中国在经济上恢复起来。美国想要协助中国发展一个统一平衡的经济体系及与其他国家的全面贸易。美国国家顾问委员会建议，美国“要以最实际的态度参与”中国的“重建与发展。”（22）美国决策者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进步实质上依赖于她同美国的合作，而美国反过来会得益于对中国的贸易扩张。为使美国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做法合理化，约翰。塞莫争论说：“无论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要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施展影响……［因为］美国方面的无所作为会跟有所作为会一样影响中国。”（23）美国人不仅以双边的而且多边的方式来看待中国。（24）美国试图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上有前途的国家，所以也就是美国出口的巨大、永久而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一个平衡战后远东力量的支柱和稳定国家。没有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国就不会强大到能扮演她在平衡远东力量的角色；没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就不能维持她的持续发展，变为美货的巨大市场。
因此，美国在战后中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的，它们彼此不可分割。对美国人来说，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向中国扩展既意味着经济利益又意味着政治思想意识。当看到一位美国外交官声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双向贸易协约的项目没有克服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经济民族主义”时，去询问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目标是不恰当的。（25）事实是这方面都涉及美国对战后世界远景的看法。威廉。克雷顿在他对美国商会的报告中清楚地说，在一个存在着封闭的经济体系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不能带来新财富的世界里，和平是不能保证的。“和平，”克雷顿声称，“多数是在货物的国际流动提高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准时才会降临。”和平依赖于对“维持我们个人自由”和取得经济成功的平等机会“作出贡献”的条件。“这些条件也是，”克雷顿强调，“美国繁荣发展的最佳机会。”（26）
无论如何，中国的良好经济是任何美国在华成就的前提。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是美国在帮助中国复兴和发展经济同时能保护和促进美国在华利益的最有效手段。这不是一项简易的任务。美中工商会即对中国有兴趣的美国商人们在他们1945年9月17日的声明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战后重建为美国商业提供了挑战和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机会。……然而，在这些机会实现之前，大量的实际问题必须弄清楚。……在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与中国工业发展及外贸的潜力之间存在着许多差距。”（27）最初，美国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中美经济政策的经济目标方面。美国政府力图说服中国人采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政策。为了推动国民党政府采取自由经济政策，美国政府试图利用经济援助作为钓饵来引诱中国这条大鱼游向此方向。经济援助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也是迫使国民党政府为一个稳定民主的中国而执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手段。
不幸的是，对付中国战后重建之挑战总是在中美之间在利益、经济哲学和战略方面的持续的严重分歧下进行的。一心搞工业化的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项具有两大特色的政策：以重工业为重点和努力在中央政府控制下发展经济。后者的性质以及中国当时经济的混乱状态使美国决策者及商界很担心。而美国对中国重建号召的响应只限于对美国在中国和亚洲利益的考虑，以及从美国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战后中国经济和国民党重建政策的问题。美国人想以通过暗示美国金融援助的前景来诱使国民党采取美国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但这种作法反而极大地鼓励了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野心并加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具有强烈民族主义信仰的国民党误判了战后经济国际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机会，他们继续着重于国防的发展。结果，政府之间大规模的经济互动不仅让两国私营经济团体活动的重要性黯然失色，而且还证明了政府在经济中角色的非凡意义，并极大地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权力。政府对经济的大力卷入无疑减少了美国商人和中国商人的机遇。
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像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样没有被很好地界定。既然中国战后经济大体还是被政府所掌握并没有恢复正常，把资本经济的自由主义突然嫁接到中国就会像一场灾难性的革命性变化来搅乱中国经济。战后中国需要一个过渡时期，通过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来克服经济困难和政治分裂，从战时状况中恢复过来。然而，尽管美国政府在新政及战争时期对本国经济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干预，他们却不喜欢看得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发生，他们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是美国外交家和外交关系决策者的教条主义及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僵死服从并把它作为一项国际原则削弱了中美经济政策。
三 美国商人在中国的利益及其对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看法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商业组织的领导人就已经表示了他们对美国经济政策制定和战后经济秩序的关切。他们迫切期待恢复被战争暂时破坏的传统的自由经济体制。1943年4月，美国商会要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部门在战后停止它们所有用以替代私人企业来为公众提供资源的非私人企业，因为政府与私人企业的竞争会阻碍战后经济的复兴。”（28）1944年，美国制造业协会宣布了它的“美国私人企业制度”原则，规定物资及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包括有关的财产，都要明确地由私人或私有公司所指导和掌握。（29）美国外贸协会在1944年宣称，“政府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放松控制，做到简单化，以及尽早去掉政府的拉皮条和分配。”（30）
美国商人对战后国内经济秩序的看法是与他们对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商业组织提出了他们对由于战时努力而导致政府干预贸易的世界性倾向以及不少国家发展了集权主义专制的顾虑。美国制造业协会在1943年宣称，“外贸应该由私人和私营公司而非政府部门来运作。”（31）同年，美国外贸协会声称“我们必须准备承担我们〔在外贸方面〕具有良好而建设性的政策的领导权。”（32）美国商会在1944年敦促美国政府继续把政府对政府的贸易模式还原到私营的模式，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对与美国私营企业有竞争的外国政府部门进行任何金融资助。“它还力促美国政府在凡是有外国政府竞争的地方”尽可能协助美国公司的私人代表获得一个平等合理的竞争地位。“（33）美国商人所期望的是，这些建议能把政府对国际商业的干预减少到最小程度。
最初，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充分考虑了美国商人对战后国际经济政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12月发表了它“增长世界贸易和职业的建议。”国务院提议：（1）采用习惯法来管理由政府管制的国际商务；（2）显著减少进出口税并取消优先权；（3）尽量减少出口配额和补贴；（4）凡通过它们自己部门操作外贸的政府给予所有友好国家同等商业待遇。（34）
美国决策者们发现美国商人集团对中国重建计划及其在战后能提供的市场和投资机会越来越感兴趣。（35）他们预计一个对美国友好并日益工业化的中国会成为美国物资的一个巨大、恒久并不断增长的市场。（36）蒙大拿州众议员马克。曼斯费尔德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商业场地。”（37）杜纳德。尼尔森把中国描绘成“美国的工业开发地。”（38）约翰。塞莫相信，“无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多么有限制和有范围，它向美国呈现了一个赢得市场和材料供应的机会。”（39）阿瑟。杨预计，“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将有助于提供一个市场，”该市场会防止“工业化国家里的大规模失业”并“吸取已流入到世界战争机器中的大量基本原料。”（40）纽约《太阳报》在1945年12月宣称，美国有兴趣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美国货、特别是资本物资、机械工具、管理技术和信贷的市场。”（41）所有这些意见都显示了在美国一种久盛不衰传统观念，即中国会是美国出口品的一个巨大而赢利的市场。
确实，美国人在1943年初就已意识到战后中国市场的前景。1943年10月，美中工商会成立了，该会包括了美国26家领头工业。美中工商会认为中国的战后发展是美国商业的巨大机会。（42）1944年，美国外贸协会主席尤金。托马斯代表对中国有兴趣的美国商界告诉美国国务院说，“许多美国公司现在正忙着考虑在中国商务的战后计划。（43）至1946年，美中工商会的会员几乎增长了4倍。它再次宣布道：”美国工业日益看好中国。日益增多的美国商人认识到美国物品在中国市场享有很高声誉。中国市场可为它们在未来许多年中提供一个其限度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出路。“（44）这些商业组织敦促美国国务院采取行动。（45）许多战前就与中国有联系的美国公司实质上想要发展一种三边贸易——适宜的中国制造品出口到东南亚，东南亚的原料输送到美国，美国的资本物资进口到中国。（46）根据美国上海电力公司的报告，这些公司担心如果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太晚的话，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地位将”构成对美国与中国贸易的潜在威胁，形成对美国商业代表绝对不利的形势。“（47）
四 美国对国民党战后重建计划的反应
专心致力于工业化的国民党政府拟定了强调重工业和发展控制性经济，而后一政策让美国决策者们及美国对中国有兴趣的商人大为担忧。在美国商界组织和领导的催促下，美国政府使用美援作为手段来诱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自由的经济政策。可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不仅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相反，美国官员为了诱使国民党政府采用美国自由主义而对国民党官员许诺的美国对华援助前景增加了国民党政府快速工业化的野心和控制经济事务的权力。这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人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上并没有达成整体上的共识。首先，许多战前与中国有联系的美国公司预见了中国因其民族主义而对外商采取严厉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困难。他们为中国没有政治稳定和货币稳定而担心。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还没有提供“为外资的自由流入中国所需的三项基本东西：（1）一个稳定的政府，（2）一个值得赞许的金融政策，和（3）恰当保护外资的法律。”美国商界敦促美国政府采用“一项积极协助美国商业的政策，”以“保持其在中国的商业部门更强更积极，”并“利用其具备的影响和手段来促使中国货币达到尽早的稳定，鼓励中国消除对货币兑换的控制。”（48）
美国外交官以同样的方法对国民党重建政策作出反应。自1942年以来，美国驻华大使克莱伦斯。高思焦急地观察到，国民党政策正朝“一个仅仅为中国利益而设计的封闭经济”而发展，“它必然背离为［一个］彼此互利的世界经济而设定的自由原则。”（49）当看到这一倾向在1944年1月被确定时，（50）高思催促美国国务院把中国从严重限制的经济中拉出来，朝对外商更宽松的态度发展。（51）
对美国影响中国政策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最初是乐观的。美国驻华使馆顾问乔治。艾契申注意到，中国政府依赖美国而且对美国的批评是敏感的。（52）约翰。塞莫总结道，美国可以通过劝告、金融援助和政治支持来影响中国。他说，美国处于一个可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地位，因为中国渴望美国的信贷和投资，而且中国的政策及想法对其经济的影响尚未确定下来。（53）克莱伦斯。高思报告说，联合国救济恢复总署的建立加快了中国人对大规模美援的普遍期待。由于这些事实，美国人相信他们当时讨价还价的地位即使不比以后好，也不会比以后差。（54）美国国务院同意了高思的报告并在1944年3月授权予他“通过任何可能的、与中国官员非正式的谈话方式使他们同意采用对外贸的自由商业政策。”（55）
因此，当时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重点是迫使国民党政府采取自由的经济政策，美国人认为那是对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战后发展的目标都是最佳的手段。当孔祥熙在1944年6、7月访问美国时，高思催促美国国务院利用这次“对美国政府官员及美国商界都罕见的机会”来“开始重新教育中国人的过程，”以使其知道美国互酬互益的政策。他要求让孔清楚地了解到，如果中国政府一味坚持其非自由的政策、对外国企业严加限制并走向国家对经济控制的话，美国的援助，无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都不会到来。（56）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同意这一作法并建议总统在八月份会见孔时表达美国对中国可能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的担忧。（57）正如高思所建议的一样，美国国务院催促美国外贸协会和美中工商会表示了他们对中国非自由倾向的不满。（58）1944年12月，他们向孔呈递了一个以“美国对中美贸易和工业发展之态度”为题目的联合备忘录。（59）
同时，驻华使馆不断地同中国官员进行讨论，期望更自由的经济政策最终会得到中国政府的亲。（60）高思试图通过美国经济政策制造“奇迹”的例子来使翁文颢相信自由商业政策的价值。（61）1944年11月，国务院命令小乔治。艾契申对中国政府一份管理战后商业的总政策原则作出抗议，因为它与自由经济政策不相容。（62）1944年12月，新任命的驻华大使派阙克。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呈递了一份抗议反对国民党政府准备采用非自由政策的口头声明。（63）
然而，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战后重建政策，美国人自己出现了分歧。他们有的怀疑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否是保证美国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否能够在战后中国落后混乱的经济土壤上存活。美国钢业进口公司远东地区的主任阿塞。柯纳觉得战后中国是如此贫困，所以让他的机构在中国以传统的规模来运作是不实际的。（64）美国驻华商务专员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担心美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会仅仅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生育力而失败。（65）卡尔德在他政策分析的文章中指出，美国人过高估计了中国在战后的金融购置能力和从八年战争的巨大损失和破坏中恢复过来的能力。（66）在他看来，中国不是让美国人迅速发财的地方。他担忧中国要有好几十年才能成为一个“成长的公司，”变得不依赖外界的帮助。在美国人能够开始从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有所获利之前，中国会在很长时间上成为吸取美国资金的无底洞。（67）还有一些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也看到了中国战后经济计划中根本性的内部弱点。早在1944年2月，国务院中国处主任约翰。卡特尔。文森特就告诉美中工商会的成员，“一个福利经济更可能是最佳的国防经济。换句话说，以尽早改善中国民众生活水平为目标的重建比以实现工业自给自足为目标的、通过温室培养来发展重工业的重建要健康得多。”（68）阿塞。杨认为中国战后重建计划中很多项目都不错，但重点必须放在恢复而不是新的发展上。（69）在他的中国重建计划中，工业设备和供给的总费用是20亿美元，大约为中国战后“五年计划”的1／10.（70）杨打了个比方说，“一个病人必须先站起来走然后才能跑。”中国计划中缺少的是对实际性和时间性、特别是控制通货膨胀手段的良好判断，而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71）杨还建议，帮助促进外贸的行政方法可以有力策划及实施。（72）美国国际贸易处在回答国会对与中国商业贸易提出的问题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该处建议，“新来者应该以相当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整个领域。他们应该对在操作时可能损失一段大约一两年的时间有所准备。”（73）
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最清楚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该文件说，“不恰当的强调放在了各种中国政府组织的规划上，也放在了美国政府组织规划上。它们建议通过建设像大型发电厂、钢厂等的重工业来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人们设想这些企业会得到美国政府或非政府贷款的金融资助，但它们会必然造成因支付利息和定期还贷的大量开支。那种类型的重工业能否在中国工业化早期阶段就具有这样的自我支付能力似乎是令人怀疑的。一个需要大量电力钢铁生产的市场在现有中国并不存在。所以，工业化早期阶段的金融应该集中用在消费性轻工业的发展上。轻工业消费品的市场不仅已经在中国、而且在以前为日本提供大量日货出口贸易和日本所需要外汇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印度支那、菲律宾和南海地区存在。”（74）这一文件表明，美国国务院有反对中国重工业政策。可是，美国政府除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以外，没有给中国政策提供其它具体而有资金支撑的选择。
五 国民党政府眼中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可是具有讽刺性的是，美国经济援助实际上非但没有刺激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路线，相反支持了国民党快速工业化计划的野心。早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就有许多人说中国应该快速发展以取代日本为亚洲的主要工业因素。对战后初期昂贵项目的谈话既在美国圈子里也在中国圈子里传。（75）
1944年8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派遣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杜纳德。尼尔森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中国调查那里的经济形势并作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及其与中国战后经济关系的建议。（76）总统授命尼尔森领导一组称之为尼尔森代表团的美国技术专家去弄清战后中国工业经济对美国政府贷款及美国私人贷款的需要。他们在1944年11月年帮助建立了中国战时生产局，然后成为其顾问性质的美国生产代表团。（77）
尽管是一个私有商人，尼尔森曾帮助罗斯福政府进行了战时动员。他赞同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及中国战后重建的手段。他强调说，中国有“许多快速实现实质性工业发展的可能。”他催促中国政府支持“中国经济正常而健康的扩展。”他还对蒋介石推荐说，有些工业，例如交通和电力项目，可以由美国来发展。（78）尼尔森对罗斯福建议，美国要“在战争结束之际协助中国的经济重建和发展，”美国有责任与中国政府经济计划发生联系。美国政府应派遣一个7人赴华代表团以与中国政府一起规划中国重建项目和中美贸易的积极扩展。美国政府应给予中国为在长江三峡建立大型水力发电厂所需的80亿美元的大笔长期贷款。（79）
虽然美国国务院并不支持尼尔森的建议，（80）蒋介石却受到了鼓舞，他要求尼尔森作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并为中国经济重建负总责。（81）在1944年11月中国代表团启程参加世界商业大会之前，作为世界国际大会资助者的美国商会、世界商会美国分会、美国制造业协会和美国外贸协会告诉中国代表说，他们看到美国资本投资中国的可能性。（82）接下来，中国代表在世界商业大会期间宣布，中国工业化需要15至20年的长期贷款。（83）1945年，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向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2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84）
美国人确实想指导中国的工业化。美国对外经济总署计划处与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一起起草了一份12卷的“中国工业化指导书。”这份叫作塔布计划（因该项目负责人爱乐克斯。塔布的名字而命名）（85）得到了至少一个工业部门有一家美国工厂的合作，他们制定了基本蓝图、建设预算与合作成本，等等。这项十二卷的项目书包含了在中国52个工业部门中的711个项目，预计所有项目的总建设投资为10亿美金左右。（86）塔布计划的作者们对中国工业化的野心似乎并不比国民党的小。他们相信中国不但应该发展低级工业也应该发展高级工业，认为那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计划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87）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的继任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派遣了一名私人代表爱德温。劳柯去中国弄清中国战后工业经济的资金需求。（88）蒋介石想着他脑子里的工业化计划，告诉劳柯说假如中国经济重建和发展要尽快实现的话，外国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89）1945年12月16日，杜鲁门进一步确认了美国“准备对中国贷款的要求予以积极的考虑。”（90）美国商业领导人也对国民党政府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目标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流入中国的投资。（91）
所以在总体上，从美国国务院、美国商人到美国政府的赴华代表给中国送去的信号是混乱的，其效果相应来说也是不同的，但对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会对中国在金钱上慷慨大方，这就点燃了中国人对美援过分乐观的期望。其中效果最明显的可能是有关对华美援。根据美国大使派阙克。赫尔利的描述，有些访问中国的美国人对不少中国政府内外的中国人对美国战后援助的乐观愿望有所火上加油，以至于他们错误地认为那会有论亿的美元。（92）结果，大规模美援的前景导致中国人低估了他们重建中可能出现的资本困难。（93）在中国官员中对资金来源的普遍乐观使他们更加决心快速实现工业化，而这又使国民党政府控制经济的政策合法化了。事实上，美国在战后年代通过政府渠道进行的对华援助占据了同一时期美国在华总投资美元价值的93.7％。（94）美国政府对政府的对华经济援助无疑增长了国民党人快速工业化的野心，也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干预经济的野心。这一后果是美国人所未想到的。
六 中国的政治变动和1948年援华法案：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化
欧洲和中东的局势在1947年变得非常波动，苏联和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影响越来越大。杜鲁门总统对此深感不安，他在1947年3月12日对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宣布了他的杜鲁门主义，即遏制政策。他要求国会赋予他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权力。国会在同年5月批准了援助希土的法案。到了6月，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和冲突。国务院马歇尔宣布了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它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公众意见开始催促他们的政府立即帮助蒋介石。（95）美国决策者们变得越来越担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后果。有报告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把教师、学生和有专长工作者们变得很穷很苦恼，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持续衰落恐怕会导致中国货币的崩溃。（96）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非改变不可。可是，美国对华政策在这一段时期是犹豫不决的。由于国民党政府和中国的政治军事发展前途未谱，未来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性质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决定美国对华援助的目标和规模时必须谨慎为妙。对国民党政府命运的担忧成了美国对华援助的前提。
美国决策者们在1947年2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表明，他们想继续“暂停对华军事援助，”但他们决定不了“中国的情况要改善到什么地步才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前提。”（97）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把对华经济援助作为工具来指导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政治发展沿着美国期望的路线走。在马歇尔访问中国之前，美国对华经济援助大都用于诱导中国人发展一个可以促进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自由经济体制，然而马歇尔使命的重点是防止在中国的大规模内战。虽然马歇尔通过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听从美国意见的话美国就会提供对华援助而成功地说服了国民党政府去采取一些自由经济政策，他的主要使命是找出一个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那里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当时在中国两大政敌之间，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是箭在弦上。由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政治方面确实是加强了，而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经济方面就减弱了。杜鲁门总统的私人顾问小艾德温。洛克回忆道，当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去中国时，“我们全体要与中国打交道的人都被清清楚楚地、不折不扣地、严严格格地告诉说，做任何事都要通过马歇尔。”可是，马歇尔却“只关注政治军事方面的事情，他对经济方面的事情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所以整个事情就很快撤出了。”结果，洛克相信，“当时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机会差不多都丧失了。”（98）
在这一时期，美国在华商业的经济利益和抱怨确实是被忽略了。美国公司“被迅速限紧缩和变化的贸易控制所困扰，而支付进口所需的外汇供应的减少显然使得这种贸易限制有必要。”（99）1946年晚期，中美工商会和美国外贸协会给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备忘录，强烈建议建立一个有双方政府及中美两国商业领导组织和经济机构代表参加的中美联合经济计划局。他们认为，通过这个美国商界设计的半官方半私人的组织，美国可以在今后十年里为中国进行脚踏实地的规划，发展出一个具有最大效果的援助项目。该备忘录表明了美国商界对双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扩展美国对华援助的必要。中国政府热情地回应了这个议案，可是美国国务院并不喜欢它。国务院在1947年1月直截了当地否决了这个议案，认为“这个议案看来不现实，因为……它会被看作实际上是要把进出口银行理事会的某些权力给予”提议中的计划局。（100）半年后，中美工商会和美国外贸协会再度要求说，“任何筹划中的美国对华金融或其它援助都应加强美国商业在中国的地位而不是用于推进那些显眼的中国目标，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相互有利的中美贸易关系中平等的参与。”（101）美国政府没有理睬美国商界的要求。他们想用经济压力来阻止中国政府垄断商业的倾向，（102）但中美贸易关系中由政府努力而获得的改善远非美国商人所期望的。由于无望通过政府措施来解决贸易问题，美国在华商业有时不得不以中国的方法来做生意，即通过私人渠道和贿赂来摆脱中国政府的贸易限制。（103）
到了1948年，美国政府认识到，国民党将很快失去政权，所以就不再支持和指望中国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在稳定东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现在只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地区，能够和愿意对世界和平及经济福利作出贡献。”由于中国地方主义的日益增长，（104）美国国务院发现值得“协助和加强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实际领袖以把他们当作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缓冲区和基地来重新组织新政府。”他们选择了长江领域、华南和台湾为协助对象。他们认为，“这些是国共内争最难进入和侵扰的地区，”而华南是“历来产生改革政治运动的地区。”（105）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顿认为，依赖于相当自立的、可信赖的地方领袖会增强美国政府的地位并中立化共产党的成功。（106）或许得到艾尔伯特。魏德迈将军的支持，有的美国公司开始替宋子文为省长的广东省筹划五年重建计划。（107）
因此，美国援华政策的政治目标空前地加强了。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开始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前所未有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空白支票’—在看到必要改革之令人满意的证据之前给予的提前援助—会剥夺美国影响中国政府的最有效措施。”它强调，“只要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继续，经济援助必须要以获取什么特定政治目标的来定。”（108）现在，美国人宁愿看到有限但实实在在的成就而不是可能成为内战之牺牲品的野心勃勃的计划。美国人对内战可能对经济援助计划产生影响的顾虑远远超过对中国实际经济需求的考虑。对美国对外政策制定颇具影响的乔治。凯南建议，为防止美元被浪费掉，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具有明确生活经济目的的特定而有限的项目，并把这些项目置于美国人的监督之下。（109）
美国国务院否决了一项全面为中国稳定负责的援助计划，因为该计划太昂贵并会导致苏联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这会最终把美国卷入与苏联的对抗。美国力图排除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援助的危险。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应通过协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达到其对华政策的目标，但只有在中国人自己能做到承担责任来改善政府和实现内部和平与次序的目标时，这些手段才会奏效。“美国这一政策以及它比较坚定的立场，”会使苏联停止它由于错估形势而导致战争的政策。“（110）
为了对援华政策作出最后决定，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7月派遣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到中国去估算美国将提供中国援助的“特点、范围及其带来的后果。”（111）经过这次实地考查的使命，魏德迈作出结论说，未来美国对华援助要支持对共产党扩张的反对者，要有助于中国的逐渐稳定。“（112）在1947年11月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务院和国家顾问委员会一直在研究中国政府还贷账目情况以便决定任何可能的对华援助。1947年11月10日，马歇尔国务卿在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联合会议的陈述中向国会提出一个援华计划。（113）到了1948年2月18日，除了由联合国授权的行动及由国会批准的军事援助以外，魏德迈报告中的建议已被或已在执行。（114）在一份国务院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务院所有的部门都认为美国应该只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用以减缓其经济军事衰退的经济军事援助。（115）国务院最后决定给予中国有限的援助。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向国会呈交了国务院拟定的援华计划。这份计划提议援助中国57亿美元，其中51亿美元用来支付进口中国的基本民用品，6亿美元来资助一些重建启动项目，使用期到1949年6月30日为止。在其行政会议上，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主持了由国务卿及援华项目的各见证人组成的听证会。然后，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决定将57亿美元中的15亿美元用作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随后参议院又把15个月里57亿美元的援助减少到12个月里36.3亿美元的援助，以及由中国政府任意支配的10亿美元。两院方案的不同最后由一个国会专门委员会讨论。1948年4月1日的国会报告批准了12月为期的33.8亿美元了这一成为1948年外援法案第4条的1948年援华法案。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总统签准了该法案。（116）
对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来说，什么导致产生了1948年援华法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是公众舆论和国会意见迫使杜鲁门政府提出支持了1948年的援华法案。（117）约翰。菲佛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根据菲佛所说，中国“游说团”并不为杜鲁门政府向国会提交援华法案的决定而负责。相反，杜鲁门政府之所以提出援华法案，是因为它是欧洲复兴计划的重要延伸，是努力防止中国发生剧烈变化和阻止共产主义影响在世界扩张的必要战术动员。援华法案是计划用来防止权力从国民党手中急速转移到共产党手中，因为如是那样的话，苏联会在东亚迅速占有主导影响。（118）
确实，苏联卷入中国事务是美国国务院在中国问题上最大的担忧之一，可是，援华法案的产生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政府悲观及被动的态度。自从马歇尔使命失败以来，国务院失去了对国民党保持权力之能力的信心，也失去了继续卷入中国的兴趣。在1947年1月结束了他的中国使命之后，马歇尔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正如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代表团团长饶杰。赖奋所指出，当国务卿首次推出马歇尔计划时，“他想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恰如他1947年1月离开中国时所作的公开声明清楚表明，他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觉得是多么的无望，他似乎暗示他认为我们最佳的政策是让中国人民自己拯救他们自己。”（119）
在1948年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NSC 六号文件）中，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结论说，“没有美国这样显著外来资源的援助，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改变或抵制”共产主义军事和政治影响的“扩张潮流。”（120）NSC六号文件的作者们同时讨论了美国对华援助方面应取的方针路线。他们认为，对国民党政府提供广泛的军事经济援助也许最终会导致出现一个能成为美国同盟的、统一的非共产中国。可是，这一政策会把美国资源承诺到无法预测的地步，并导致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危险。NSC 六号文件认为，如果不对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美国“就能有可用的资源去支援更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该报告特别警告说，给予即便是有限的军事援助，也会被看作是一种承诺，这样的承诺又会导致对中国未来军事及经济援助的承诺。这种过程会无限地继续而使国家力量在一个对美国来说最多仅具有次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卷入越来越深。“在此关键时刻，”NSC 六号文件下结论，“美国不能因此而损害以其自己关键利益为依据来作出决定和行动的自由。”（121）所以，由于“欧洲第一”的思想状态和担心在中国的无限卷入以及可能与苏联发生冲突，决策者决定不再进一步、特别是在军事上援助中国。
然而，立即完全地切断对华援助是与正在热烈提倡中的美欧关系及冷战氛围是不一致的，那会把美国国务院置于一个为国民党失败而受指责的地位。所以，NSC 六号文件提议对中国提供也许会“减缓共产党迈进”的有限的经济援助。在这一行动路线下，“为国民党政府生存负责的军事责任就清楚地放在中国人的肩膀上了。”这一行动路线“会限制对美国资源的消耗，避免对国民党政府的彻底担保，”但并不是“对美国过去政策的逆动。”（122）
这就是马歇尔坚持对华有限援助的理由。（123）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对华历史承诺的体面撤销。为了说服国会接受他对华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马歇尔反复强调说，没有国民党政府恰当的自助努力，无论中国收到多少援助，美国都没办法逆转中国的潮流。（124）可是，基于马歇尔在中国的经历及其对国民党政府的了解，国务院显然不认为国民党政府能作出任何有效的自助措施。（125）因此，马歇尔对国会的陈述是颇为虚伪的，因为他明明不相信国民党政府具有采取任何自助行动的能力。他的声明等于是要国民党政府为他们即将来临的失败负全部责任。没有适当的自助努力就没有有效的美援，没有美援的投入就没有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失败的责任。对国民党政府的有限援助将证实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即美国作为一个同盟的可靠性。对国民党政府的象征性援助还能提防对美国国务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指责。这是美国对华政策上深思熟虑的、不露痕迹的转变，这一转变保持了美国在中国“行动自由。”（126）
由于担心浪费美金，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在1948年6月把对援华项目的拨款削减到了40亿美元但把资助的期限从12个月延长到15个月，并附加了一条严格监督款项用途的条款。（127）就这样，美国政府口头上保持了它对中国的承诺，表面上满足了公众和部分国会议员的要求，政治上维持了其作为在冷战时期世界事务中一个领袖和有支持力角色的作风，并且更重要的是，为人不知、鬼不觉地卸下其对中国国民党承诺的包袱准备了不失面子的退路。既然国民党不能进行自我拯救，它已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的地步了，既然美国人竭尽全力到了最后一刻，美国人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并可被指责的呢？
七 结论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处在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个国家在各方面的不同是由两个不平行的历史交叉点所导致，是在两个国家的共同敌人在二战结束时被打败而突然涌现。就双方的共同价值观和设想而言，它们显示了中美因战时的临时需要而结成的联盟是多么浮浅。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经济观念和发展战略是根本不同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战后潮流迎头相撞。中国国民党政府着手于以快速复兴和发展为目标的野心勃勃的重建计划，可是国民党政府重建政策的成功却依赖于美国的经济资源。由于对中国经济现状及中国决策者思想状态的不了解，美国人试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美国战后对华经济政策的双重目标是指引中国朝着美国所期望的经济政治路线发展和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并发展中国成为美国的有力同盟和亚洲稳定与和平的主要力量。可是国民党人对美国发展战后中国的经济战略毫无兴趣，并对中国经济的需要有着严重误读。他们对快速工业化野心勃勃，而这一野心部分来自于他们对获取美援可能性和前景的过高估计。以往的历史经历和经济政策决定并限定了中国人的利益和思想意识，而这种中国思想意识和利益并不是适合于马上移植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土壤。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民党政权设计发展的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相冲突的。国民党人感兴趣的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他们的援助。荒唐的是，经由政府渠道给予的美援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政府干预中国经济的倾向。结果，美国对华援助不仅没有带来美国人所期待的政治经济效果，反而造成了未所预料的、得不偿失的后果，一段中美之间不愉快的、费力不讨好而又无可避免的伙伴关系。
注释：
①1.菲利浦。黄编《中国不发达的发展》，白地，纽约：M.E.夏普，1980年），第27—30、33—34、37—44页；《华北农民经济和社会变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虽然这两本书是蒋介石签名的，但它们实际上是由陶希圣代笔并得到经济学家陈宝英的协助。陶是在日本受的教育，是前北平国立大学的经济史教授。他通常竭力反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概念，与蒋的私人关系及其密切。参见《美亚杂志》第10卷第1期，1946年1月，第5页。
③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的经济理论》，德尼斯都伯森出版社1947年版，第173、279页。
④翁文颢：《翁文颢论经济建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16页。
⑤《战后五年对外命运计划纲要，1945年》，第Ⅳ卷，文档236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二档馆）。
⑥⑦翁文颢：《翁文颢论经济建设》，第104页，第102页。
⑧罗伯特。塔克：《极左派和美国对外政策》，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0—31页；盖布利尔。可尔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源：对权力与欲望的分析》，比肯出版社1969年版，第85页。
⑨约翰。刘易斯：“新兴后修正主义学派对冷战起源的综合分析，”《外交史》，第7卷第3期（1983年夏），第175页。
⑩狄恩。艾奇逊：“美国与世界经济，”（国务卿对美国商会第一次大会的演说，华盛顿，1949年5月3日）美国商会记录，第10箱，哈格雷图书博物馆，美国德拉威尔州，威尔名腾市。
（11）《中国月刊：中国的真相》，1946年2月。
（12）约翰。塞莫：“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约翰。塞莫文档，档卷1“重庆会议，”第1箱，《中国卷》3和9，哈利。杜鲁门图书馆，密苏里州独立市；阿瑟。杨：“中国的经济形势，”1945年3月30日，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办公室文档，1946—1947年主题卷，第1箱，哈利。杜鲁门图书馆，密苏里州独立市：“美国对中国长远目标的概括，”提交总统的备忘录，FE，1945年1月12日，查尔斯。雷莫档案，第33箱，胡佛档案馆，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中国处艾佛雷特。杜门莱特先生备忘录，”1945年3月2日；卡尔。波和灵戈（负责商务处），1945年4月3日：“远东事务处备忘录，”1945年4月18日；约瑟夫。格鲁1945年5月21日给詹姆斯。佛雷斯德尔的信；乔治。马歇尔1945年11月30日给威廉。李海的信；约翰。塞莫：“国务院备忘录：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国务院编辑，华盛顿：政府印刷处1969年版，1945年，第7：249—253，82—84，93—95，878—282，747—751，754—757卷页：“美国有关中国政策与长期目标的大纲，”《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马尔塔和雅尔塔会议》，第356页：“杜鲁门总统致总统派遣赴华的特别代表（马歇尔），”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年时期（中国白皮书）》，国务院出版物3573，远东系列30，斯坦福大学1967年版，第605、607页：“规划美国对华战后经济援助的基本考虑，”1945年4月23日，包括在赫尔利将军与尼尔森先生之间的信件，第893.50／5—1245卷页，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NA），华盛顿地区；哈利。杜鲁门：《杜鲁门会议录》，第2卷，《考验与希望的岁月》，达伯尔出版社1956年版，第67—72页。
（13）1945年11月30日乔治。马歇尔给威廉。李海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749—751卷页；罗伯特。司密斯，1946年4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980卷页。
（14）约翰。塞莫：“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第6页。
（15）“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处长约翰。卡尔特。温森特先生为美国外贸协会第33届大会所作演讲”，见；阿瑟。杨文档，第98箱，胡佛档案馆。
（16）（26）“美国商会第四届全体大会，”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1946年5月2日，美国商会记录，新增资料1960，第9箱，第127页，哈格雷图书博物馆。
（17）乔治。马歇尔1945年11月30日给威廉。李海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749—751卷页；罗伯特。斯密司，1946年4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980卷页。
（18）乔治。马歇尔1945年11月30日给威廉。李海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749—751卷页。
（19）“1946年4月5日提交美国赴华公使乔治。马歇尔将军关于中美商业与财政关系的备忘录，”由中美工商会和美国外贸协会远东处委员会特别联合会拟定，第611.9331／4—1246卷页，第276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20）1946年1月29日保尔。加瑟林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932卷页。
（21）1945年12月18日小艾德温。洛克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1363—1366卷页。
（22）1946年2月4日杰姆斯。白尔恩给美国驻华使馆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933—934卷页。
（23）约翰。塞莫：“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第8页。
（24）斯帝温。乐文：“灾难的边缘：1945年的中国与美国，”《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十年的联合评估》，哈利。哈定和袁明编，威尔名腾市，德拉威尔州：学术资源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5）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中国对国际贸易的参与，”1946年8月27日，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文档，第41箱，第6、11页，胡佛档案馆。
（27）潘纾伦公司档案，Q90—2—627，上海档案馆。
（28）（29）（30）（31）（32）（33）“关于世界商业大会议程主题的政策声明，”NAM-VADAHORSCH文档，从世界商业大会到劳力，新增资料1411，第854.1箱，第1页，第3—4页，第12页，第8页，第11页，第3页，哈格雷图书博物馆。
（34）“规划美国对华战后经济援助的基本考虑，”1945年4月23日，第893.50／5—1245卷页，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35）1944年11月3日小艾德温。斯丹廷纽斯给克莱伦斯。高斯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83卷页；对华经济政策部际协调委员会：“委托和代表的界定，”1945年2月23日，美国战时赴华生产代表团记录（尼尔森代表团记录），第13箱，“部际协调委员会，经济政策，”第1页，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海德公园，纽约。参见朱莉亚。芙库妲。考丝葛洳芙：“美国对华经济政策，1943—1946年”（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80年版，第179页。
（36）“规划美国对华战后经济援助的基本考虑，”1945年4月23日，第893.50／5—1245卷页，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37）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记录：第79届大会第1次会议的辩论和过程，1945年11月29日，第91卷，第9部分，第11854页。
（38）“中国：世界未开发的西部，”《上海晚报和商业动向》，上海，1946年7月20日。
（39）约翰。塞莫：“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第18页。
（40）阿瑟。杨：“中国的最初重建项目，”阿瑟。杨文档，第81箱，胡佛档案馆。
（41）《太阳报》（纽约），1945年12月20日。
（42）潘纾伦公司档案，Q90—2—627，上海档案馆：“中美工商会档案、组织与目标的声明，”1944年，美国战时赴华生产代表团记录（尼尔森代表团记录），第13箱，罗斯福图书馆，参见朱莉亚。芙库妲。考丝葛洳芙：“美国对华经济政策，1943—1946年，”第96—97页。
（43）美国贸易协会主席尤金。托马斯给艾德温。斯丹腾的信，第893.50／5—1245卷页，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44）“中国贸易的新纪元，”中美工商会，年度财政报告，1945—1946年，文档R.0489—092，第0145272卷，保亦思。卡斯凯德公司档案馆，保亦思，爱德华州。
（45）备忘录：“恢复美国在中国的正常行动，”玛葛日特。斯密司给国务院经济事务助理威廉。克雷顿的信，第611.9331／9—445卷页，第276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46）伊丽莎白。色佛和海里阿特：“中美关系，”1945年9月17日特别报告，第611.9331／11—245卷页，第74页，第276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47）“关于美国公司所报告它们组织成员获取进入中国许可的困难，”1945年7月6日，文档R.0465—095，第0143122卷，保亦思。卡斯凯德公司档案馆。
（48）伊丽莎白。色佛和海里阿特：“中美关系，”1945年9月17日特别报告，第611.9331／11—245卷页，第72—73页，附件A ，第276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1944年6月15日艾德温。斯丹给约瑟夫。格鲁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54—56卷页。
（49）1943年12月9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476—479页；1942年10月28日、11月2日和12月7日高斯给考得尔。赫尔的信，第793.003／1011、793.003／990、693.031／10卷页，RG59，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见朱莉亚。芙库妲。考丝葛洳芙：“美国对华经济政策，1943—1946年”，第66页。
（50）1944年1月7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40卷页。
（51）1944年1月15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43卷页。
（52）1943年9月16日小乔治。艾契申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866牒67页。
（53）约翰。塞莫：“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第8页。
（54）1944年1月13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08卷页。
（55）1944年2月8日、3月8日狄恩。艾奇逊给克莱伦斯。高斯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09—1010卷页。
（56）1944年7月18、28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994、1060—1061卷页。
（57）1944年8月7日伍德贝律。威乐夫伯给哈利。毫金斯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63牒64页。
（58）1944年7月19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995—997卷页。
（59）1944年7月28日小艾德温。斯丹廷纽斯给克莱伦斯。高斯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01卷页；1944年8月10、15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66、1068卷页；派阙克。赫尔利，1945年2月3日；1945年2月3日约瑟夫。格鲁给派阙克。赫尔利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7：1206牒09卷页：“美国对中美工商发展的态度，”中美工商会和美国外贸协会呈交孔祥熙的联合备忘录，1944年12月19日，第611.9331／12—2244卷页，第1693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60）1944年8月10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65—1096卷页。
（61）克莱伦斯。高斯，1944年7月13日，《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997—1000卷页。
（62）1944年11月9日小乔治。艾契申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中国》，第6：1087卷页；1944年11月3日小艾德温。斯丹廷纽斯给狄恩。艾奇逊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87—1088卷页。
（63）1944年12月18日派阙克。赫尔利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94—1095卷页。
（64）1944年3月31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49—1051卷页。
（65）（67）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美国在华商业大观，”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文档，第41箱，第12—13页，胡佛档案馆。
（66）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中国当前基本贸易和经济主要因素的简单总结，”1947年7月25日，第11—15页：“备忘录：政策决定的分析评论及想法，”1947年8月19日，第1—2页，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文档，第43箱，胡佛档案馆。
（68）（71）“约翰。卡特尔。文森特先生对中美工商会的午宴演讲，”1946年2月9日，约翰。塞莫文档，档卷“重庆会议，”第1箱，《中国卷》9，哈利。杜鲁门图书馆。
（69）阿瑟。杨：“中国的最初重建项目，”阿瑟。杨文档，第81箱，胡佛档案馆。
（70）（72）潘纾伦公司档案，Q90—2—627，上海档案馆。
（73）1946年4月19日出口顾问处主任佩里。斯狄文森给戈兰特。刘易斯的信，中央档案，中国：租借法案—贸易代表，第512箱，记录组151，国内外商业局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
（74）“备忘录，”文档：美国国务院，PAG —4／第3.1.0.0.0.1.：58卷页，联合国档案与记录，纽约市，纽约州。
（75）瑟。杨：《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390牒94页；备忘录：“中美贸易，”1945年1月24日，第611.9331／1—2445卷页，第276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76）1944年8月1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杜纳德。尼尔森的信，小艾德温。洛克文档，第1箱，哈利。杜鲁门图书馆；1944年8月26日国务卿考得尔。赫尔给美国驻华重庆使馆的信，杜纳德。尼尔森文档033.1193，第M.／8—2344、2244页，第2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77）1945年10月3日哈利。杜鲁门给小艾德温。洛克的信，哈利。杜鲁门总统文档，第548卷，第1384箱，《办公室档案》，哈利。杜鲁门图书馆；1944年8月26日国务卿考得尔。赫尔给美国驻华重庆使馆的信，杜纳德。尼尔森文档033.1193，第M.／8—2344、2244页，第25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78）约翰。塞莫，1944年10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260—264卷页。
（79）1944年12月20日杜纳德。尼尔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查尔斯。雷莫，1944年12月20日，《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287—298卷页。
（80）1944年3月31日、11月3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49—1051、1081—1082卷页。
（81）杜纳德。尼尔森代表团报告，国务院文档第893.00／10—1244卷，参见阿瑟。杨：《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391—392页。
（82）展示XVIII ：“中国中央新闻局所获消息，重庆，1944年11月4日，”中国赴世界商业大会代表团的过程记录，文档NAMVADAHORSCH ，从世界商业大会到劳力，新增资料1411，第854.1箱，第146页，格雷图书博物馆。
（83）同上，第147、150页。
（84）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551页。
（85）约翰。塞莫，1944年10月14日，《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1079—1080卷页。
（86）“远东中国顾问委员会会议，1945年3月13日，”文档R.0465—095，第0143122卷，保亦思。卡斯凯德公司档案馆；约翰。塞莫：“中国和经济规划，”“普通文档，”第3箱，《中国档案》，哈利。杜鲁门图书馆。
（87）（88）1945年10月3日哈利。杜鲁门给小艾德温。洛克的信，哈利。杜鲁门总统文档，第548卷，第1384箱，《办公室档案》，哈利。杜鲁门图书馆；1945年10月3日哈利。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1354—1355卷页。
（89）1945年12月18日小艾德温。洛克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1369卷页。
（90）1946年4月11日哈利。杜鲁门给李。布利斯德尔，哈利。杜鲁门文档，《总统私人档案》，第549箱，第PPF2354卷，哈利。杜鲁门图书馆。
（91）“美国对中美工商发展的态度，”第893.5034Registration／12—1644卷页，第5872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92）1945年7月6日派阙克。赫尔利给国务卿的信；1945年10月3日哈利。杜鲁门总统给蒋介石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1351—1352、1354—1355卷页。
（93）1944年7月3日考得尔。赫尔给克莱伦斯。高斯的信；1944年3月31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1944年7月31日伍德贝律。威乐夫伯给克莱伦斯。高斯的信；约翰。卡特尔。文森特，1944年9月8日；1944年9月14日克莱伦斯。高斯给国务卿的信；1944年11月3日小艾德温。斯丹廷纽斯给克莱伦斯。高斯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4年，第6：933—34、1051、1062、1072、1074、1076、1083卷页；约翰。塞莫，1945年6月16日；1945年12月18日小艾德温。斯丹廷纽斯给总统哈利。杜鲁门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1350，1369卷页。
（94）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第550—551页。
（95）“中国—1947年，”《普通文档》，第418箱，哈利。杜鲁门文档，哈利。杜鲁门图书馆。
（96）“美国对华政策，”（1947年）第360.001卷页：“美国对华援助，”1947年5月21日，文档SWNCC360、360／1，（1947年）第400.5卷页；文森特：“参谋长关于对华军事援助的文件，”1947年6月20日，第12箱，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97）“美国对华政策，”1947年2月11日；1947年2月27日海军部长杰姆斯。佛雷斯特尔给国务卿的信；1947年2月26日国防部部长罗伯特。派特森给国务卿的信；摘自于“关于美国在租借法案下供应中国战争物资的外交效果方面的文件，1940—1947年，”公众事务办公室历史政策研究室外交关系处，约翰。戈尔伯特。雷德汇编，戈斯达夫。讷伯格校编，1949年4月18日，哈利。杜鲁门文档，总统国务卿档案，《主题档案》，外交事务档案，第175箱，第753—774页，哈利。杜鲁门图书馆。
（98）乔治亚。佛尔妲丝塔，访小艾德温。洛克，1967年4月5日，口述史，哈利。杜鲁门图书馆。
（99）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中国当前基本贸易和经济主要因素的简单总结，”1947年7月25日，第2—3页；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文档，第43箱，胡佛档案馆。
（100）“在中国国家对工业和贸易的控制，”中美工商会和美国外贸协会远东委员会中国贸易处呈交国务院的联合备忘录，1946年12月20日；1947年1月21日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克雷顿给中美工商会主席阿瑟。佛耶先生的信；1948年10月22日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陈良甫给美国外贸协会中国委员会主任威廉。亨特的信，文档R.0489—092，第0145272卷，保亦思。卡斯凯德公司档案馆。
（101）（102）（105）（108）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中国当前基本贸易和经济主要因素的简单总结，”1947年7月25日，第2—3页；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文档，第43箱，胡佛档案馆。
（103）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商会给进口临时管制局秘书长的建议信，”1947年7月17日，商务参赞主题文档，1946—1949年，第1箱，商业部分，记录组84，马里兰州苏特兰德市，华盛顿档案中心。
（104）附件166：“美国驻华南京大使馆给国务院所作关于1948年度中国总体形势的年度系列总结，”南京，1948年3月18日，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年时期（中国白皮书）》，国务院出版物3573，远东系列30，斯坦福大学，1967年），第2卷，第904—911页。
（106）“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华北和满洲里的观察，”《中国白皮书》第1卷，第252—255页。
（107）“备忘录，”1947年10月31日：“中国重建简况，”1947年10月21日：“中国重建计划”和“五年重建计划：广东省，”附于1947年12月6日布鲁斯。泼尔尼给美国驻上海领馆商务参赞布兰德。卡尔德的信，商务参赞主题文档，1946—1949年，第5箱，商业部分，记录组84，华盛顿档案中心。
（109）乔治。肯南：“给罗非特。乐菲特先生的备忘录，”1947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小数“分组”档案，第13箱，政策规划组记录，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110）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中国当前基本贸易和经济主要因素的简单总结，”1947年7月25日，第2—3页；阿龙佐。布兰德。卡尔德文档，第43箱，胡佛档案馆。
（111）第6章附件、第1部分附件—总体声明：“对魏德迈中将的指示，”《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774—775页。
（112）第6章附件、第1部分附件—总体声明，135：“美国陆军艾尔伯特。魏德迈中将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1947年9月19日，《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773页。
（113）“援华项目的立法史，”艾伦。葛利奋文档，第2箱，胡佛档案馆。
（114）沃尔顿。伯特沃斯：“魏德迈报告提出的建议之执行，”1948年2月18日，第030.005卷（1948年），美国国务院小数“分组”档案，第13箱，《国家与地区》，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115）“美国关于短期对华援助的意见，”1948年3月26日执行秘书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信，美国国务院小数“分组”档案，第13箱，《国家与地区》，记录组59，美国国家档案馆。
（116）同注释124；经济合作总署：“补充估计：1948年援华法案，”《中国主题档案》，第24箱，第3—11页，记录组286，华盛顿档案中心；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报告1585：1948年援外法案》，第80次全体大会第2次会议，美国政府印刷所1948年版，第54—59页；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1026：对华援助》，第80次全体大会第2次会议，美国政府印刷所1948年版，第8—11页；美国国会《国会报告1655：1948年援外法案》，第80次全体大会第2次会议，美国政府印刷所1948年版，第34—35页；1948年4月3日罗伯特。乐菲特给司徒雷登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8：485卷页。
（117）小威廉。斯度尔克：《走向冲突之的道路：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7—1950年》，北卡罗莱那州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8页：“马歇尔与魏德迈使命：一个四重透视，”《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对关键十年的联合评估》，第96—118页；肯讷斯：“外援外交：中国，美国和马歇尔计划援助，1947—1949年，”（博士论文，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1983年版，第48—76页；刘易斯。泼里佛：《哈利。杜鲁门的中国政策：麦卡锡主义与歇斯底里外交》，纽约：新观点出版社1976年版，第17—18、57、66—69页；萝丝。寇恩：《美国政治中的中国游说团》，纽约：八角书社，1974年版，第198—199页；邹傥：《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章；布兰德福特。维斯特菲尔德：《外交政策和政党政治：从珍珠港到朝鲜》，耶鲁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60—268页；约翰。菲佛：“1948年的援华法案：冷战战略的有限援助，”《外交史》第5卷，第2期（1981年春）。
（118）翰。菲佛：“1948年的援华法案：冷战战略的有限援助。”
（119）“我所见到的中国局势，”（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赴华代表团团长饶杰尔。莱奉1949年9月8日的演讲），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案卷21.0，“总体政策和程序，”《中国主题档案》，第3箱，记录组286，华盛顿档案中心。
（120）翰。菲佛：“1948年的援华法案：冷战战略的有限援助。”
（121）（122）翰。菲佛：“1948年的援华法案：冷战战略的有限援助。”
（123）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948年对外救济援助法案：在执行会议行的听证》，第80次全体大会第2次会议，历史系列（华盛顿地区：美国政府印刷所，1973年），第348—351页。
（124）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关于战后恢复计划的对外政策的听证》，第80次全体大会第1、2次会议（华盛顿地区：美国政府印刷所1948年版，第2卷，第1545—1547页；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国的远东政策》，委员会执行会议的听证选集，1943—1950年（华盛顿地区：美国政府印刷所1976年版，第7卷，第1部分，第160—161、165—168页。
（125）“我所见到的中国局势，”（饶杰尔。莱奉1948年5月26日的演讲），《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231—232、257—259卷页。
（126）1948年2月9日乔治。马歇尔给司徒雷登的信，《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8：13卷页。
（127）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报告2173：1949年外援拨款法案》，第80次全体大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地区：美国政府印刷所1948年版，第7、164页。
魏楚雄，美国莎斯奎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史林》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