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交织重叠这个重大问题又必须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有着强烈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生命安全问题始终置于生态环境之中予以谋划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安全出发思考的一种以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有机统一而呈现出来的大生态安全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中的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政治哲学 生态安全 生命安全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JZD007）；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19ZTB032）的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示的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个重大价值诉求，也是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维度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美好愿景的一个重大价值共识。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人类面临共同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交织重叠这个重大问题又必须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问题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类危机”“类挑战”“类健康”“类安全”“类生存”“类发展”等这些关系全人类普适性的重大共同命运问题，突出了“类主体”“类意识”“类价值”“类合作”“类担当”“类行动”等这些实现全人类整体性利益的共同体责任担当和共同价值诉求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生命安全问题始终置于生态环境之中予以战略谋划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生命安全出发思考的一种以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有机统一而呈现出来的高超而深远的大生态安全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表现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同构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中的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是基于当今时代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并存发生的整体性一体化危机，而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起来谋划的一种整体性复合安全。生态政治哲学是将自然生态、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生命、生命安全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的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这个双重危机的重大认识工具，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并构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且有机联动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计利当计天下利”，充分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丰富内容，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运用生态政治哲学去协调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的整体安全观、互动价值观和协同发展观，对于从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识和践行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的辩证意蕴，促进世界各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以及安全第一的辩证统一关系，风雨同舟，同心协力，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造福于全人类以及促进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从生态政治哲学认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整体安全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与辩证发展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关系联结而形成的发展变化着的有机体理论、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辩证统一的理论，都深刻说明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管理活动的息息相关性，揭示了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命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世界市场和促进了全球范围交往，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论，以及关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理论，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具有内在同构关系的思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从多种多样的视角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客观事实，如从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社会治理全球化等角度解读，这是应该的，但仍然是不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客观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从生态政治哲学角度予以深入解读的重大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问题，是事关自然界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安全问题。

生态政治哲学是将生态问题纳入哲学、政治学领域考察形成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并进一步从生态政治学与生态哲学紧密联姻的高度说明生态问题本质和根源的新兴交叉性、复合性和综合性学科，也是对生态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高度予以整体性研究的学科。生态政治哲学以其跨学科的宏大知识背景和知识集成，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相互关系阐述的深刻性、抽象性和严密性的基本特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有着全面而透彻的说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超越国家、民族、种族以及充分反映事关人类生死存亡这些重大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概念中，“人类”是主体，处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地位，具有主体性功能。与人类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相对应，形成了“类主体”“类意识”“类行动”等概念和客观事实。“人类命运”是主题词和关键词，人类命运是个体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统一，人类命运是与一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状态息息相关的。与人类命运相对应，形成了“类政治”“类安全”“类经济”“类文化”“类生态”等概念和客观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旨和集合词，表达了人类有着共同而普适性需要，因而，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和种族，无论国别、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人类多样性的利益都具有相关性、交互性和共同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应，形成了“类利益”“类价值”“类责任”“类行动”“类合作”等概念和客观事实。

在生态政治哲学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反映的“类安全”，是一个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全”看待的整体性大安全理念和体系，在这个大安全理念和体系中，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具有内在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双向构建的关系。其基础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以及自然界与人类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和生存之本，人类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先决条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程度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恩格斯也指出了人类对自然界具有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关系，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蕴涵着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紧密关联性以及生态安全决定人类生命安全的深刻哲理，充分说明了自然界与人类生命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不是就生态安全问题单一地谈论，而是将生态安全与人类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并提出系统安全或“生态——人类同一个安全”理念的思想家也有很多，他们许多超前和睿智的见解，可称为是从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联动高度警示人们注重新的复杂安全现象的最早哨声。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是一部关于人类和土地的生态安全及其生态道德观的不朽作品，提出了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生态和生命的共同体思想；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从人类与生态环境协同安全角度向人类提出了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生命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的内在关系，不仅会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人类文明也将遭到彻底性毁灭的警告；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以美国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对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予以激烈抨击，认为美国战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现代技术。那些只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技术，从根本忽略了其赖以发展的生态系统这个重要自然基础，从而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圈。要克服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为此，需要推进生态学研究和采取有效而自觉的“社会行动”，重建自然生态系统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被誉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先驱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在美国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书名以及扉页上的“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鸟儿的歌声”的题词，凸显了生态不安全必然引发人类生命不安全这个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书中对农药危害生态环境与影响人类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深刻分析，激发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动物、植物的关系，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的关系，努力保持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以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正因此，这本书被公认为开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也是以大安全理念揭示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内在同构关系的奠基之作。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越演越烈，以往局限于研究生态系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问题，不断超越生态环境学科的边际界限而演化成为一个涉及生态环境安全、健康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等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公共安全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7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和环境专家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来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看法，主张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以新的国家安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生态环境安全”这一用语。1989年，时任世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的杰西卡·马修斯在她《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提出，必须改变传统的国家安全观，重新扩展国家安全定义。鉴于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着紧密关联的因果联系，自然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等都会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将资源、环境和人口纳入国家安全范围。《重新定义安全》实质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和人的生命安全的关联性。1992年1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指出：“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4]这一重要观点拓展了传统安全观的内容。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提出涉及人类安全的主要有七个方面，包括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5]这七个方面的安全就是在它们的交互影响中直接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整体性安全体系中的重大安全问题。从系统安全的高度揭示了各个部门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七个不同维度说明了人类安全的有机性和整体性。我国由国务院2000年12月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在国家正式规范性文件中使用生态环境安全这个概念，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目标。2004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第一次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立法宗旨写进了我国法律，从此，生态安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在我国得到确立并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强调了生态安全的概念，而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了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公共卫生健康事业，走向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从而确保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同步一体地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从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以及建设地球美好家园的高度强调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自然历史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制约及其内蕴的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下每个国家或民族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独特性”[6]，目的是“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7]。阐明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双向互动、双向构建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从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所构成的整体安全高度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大同的一种整体性安全理念和推进整体性发展的战略谋划。

二、从生态政治哲学把握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双向互馈的互动价值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安全、生命安全，都是人类最为重要、最充满普遍适用性的概念，也是最具有鲜明价值色彩的概念、客观事实和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价值论基础上，是基于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以及两者内在互动关系的一种深层宏观的战略思考，体现为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两者的辩证互动关系。概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关于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双向作用、双向构建的辩证互动价值观。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并不是物本身，而是隐藏在物背后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从哲学层面上看，价值是反映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对象性和双向生成性、互益性关系之契合程度的一个范畴，价值体现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的事物在对象性关系之中具有的一定的功能和意义。”[8]生态政治哲学是对自然界生态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予以深刻追问的学问，在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都有着明确的价值关系，都是探究和表达价值诉求、价值目标、价值维护、价值保值增值等有关这些重大价值问题的学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以及其良性互动的成果，最终要落实到生态价值与人类生命价值在相互作用中的双向保值增值上，最终要通过人民所得到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体现出来。

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注重的是人类之“命”，亦即人类生命以及生命之价值，人类生命之“命”是人类发展之“运”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人类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可以被称为作为“始基”的价值之源。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作为集合体、共同体的人类，生命都只有一次，并且都只有唯一的一次。人一旦失去了生命，在现代条件下不可能再死而复活。人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金钱财富、名誉地位都无法体现出应有的价值，也不可能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促进生态优化。因此，不管在任何时候，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健康第一，安全首要的准则，都是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准则，也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的价值诉求和价值使命，是必须始终要坚守的一条基本底线。体现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创造活力的身体健康是人世间最宝贵和最值得珍视的东西。人类的一切历史活动以及历史创造，都要建立在从事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上。代表着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决非是一句空洞无用的政治说教，而具有以实现人民各方面权益来体现的客观实在的具体内容，其最为基础的也是所要维护的最为根本的权益就是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财产权、自由权、环境权、文化权、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人和人类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是人权中最为基础和最为根本的权利，有了这些权利，人类才能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能动性去自觉地呵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在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会和解中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和促进生命的自由发展为必要前提条件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归结为类的存在物，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体现了生命活动的性质和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9]执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切实落到实处，就是要在一切工作中都坚持以民为本，尊重生命和呵护生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为此，就要围绕人民这个社会实践活动主体和一切工作的中心，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健康第一、安全首要的理念，大力构建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整体性安全保障型社会，以促进人民在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从而使生命成为能够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和享受价值的有尊严、有创造活力、有永续传承能力的生命，这也是有助于人民生命能够在自由、安全、发展、永续传承中实现价值的根本举措。法国思想家阿尔贝托·施韦泽将是否注重生命发展和生命价值既当作衡量善恶的标准，也当作能否实现最高价值的标准，他指出：“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10]对于社会价值观而言，只有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善待生命、扬善弃恶、明辨是非，并将此作为全社会崇尚的文化价值观，才能真正体现出走向人间正道的灿烂文明。充分肯定生命安全和生命价值的价值观是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重大价值诉求、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是引导人类在敬畏生命、保卫生命、发展生命中携手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于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的价值也是在生态安全中形成和发展的，生态安全决定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又促进生态安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构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整体性安全体系。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只具有相对性。人类本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并不是造物主创造的最强的一个生物物种，从很多方面来看，人类生命或者人类能力其实都是很脆弱、很微小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小小病毒弄得不好就会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陷入停摆状态，使得再先进、再高明的技术无法发挥作用，也可能导致人类社会走向毁灭，这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客观现实。从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延伸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共同体构建上，人类只有充分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以及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善待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推动自己不断地由弱者转化为强者。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必须建立在尊重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命形式的价值和延续性的基础上，必须尊重和善待使人的生命和生命安全获得发展的生态环境，要努力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多样性，从以人类为中心改变为尊重自然界的各类生命，在人和生态之间建立起协调平衡关系和亲密伙伴关系，在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双向互动中促进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一体化地增值保值。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学者约瑟夫·布鲁查克阐述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之间的互动价值，他指出：“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是一张维系我们生命的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张网已经弱不禁风了，地球病了。但是，假如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即从生存着的地球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生病的并不是这个星球，而是人类自身，这样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病将会要了我们的命，而不是地球的命。”[11]生态危机是生态不安全的突出表现，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共生共荣状态的破坏。生态危机危害的不光是自然界，最根本的还是人类，使人类无法与自然界在协调平衡中得到共同发展，也使人类无法从自然界获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生命危机。生态危机呼唤着生态文明，这种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价值实现为内容的现代文明。人类以实际行动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克服生态危机，就是通过自我救赎来克服自身面临的严峻生存危机和生命危机。

三、从生态政治哲学推进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系统整合的协同发展观

从生态政治哲学高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就是要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促进两者协同发展。

坚持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观，就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之间的理念协同。理念总是充当行动的先导和指导，只有理念正确了，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对作为与生态环境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人类来说，生态安全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决定人类健康的生命和身体。如果生态不健康，不可能有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环境问题影响甚至严重影响群众健康。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浊的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怎么会有健康的体魄?”[12]“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13]良好的生态环境即绿水青山是生态健康的象征，其丰富的自然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安全”，即人类的系统整体性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由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这个整体性安全所决定的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立场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原则，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对全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由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同一个安全”原则，是与世界卫生组织站在全球角度提出的“同一个健康”原则相一致的。“同一个健康”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用来从总体性高度谋划和实施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活动的方针，其目的是促进多个部门借此进行交流并携手合作，从而实现更好的公共卫生结果。[14]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肆虐全世界，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之深，实属罕见。病毒无国界，其扩散和传播无需护照和签证，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巨大灾难面前独善其身。在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的边界正一天天被越来越多的各种交流渗过，再没有什么可以带回殖民地界限这面卫生免疫之盾了。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15]因此，要预防全球性疾病和病毒全球性传播，必须摒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大力倡导和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是依靠协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维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通过科学的生态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的有效协同，才能充分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的指导作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自然界发生的各种变异现象，或者可以看作是单凭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似乎主要涉及经济问题，或者是管理问题，但是，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生态安全问题和生命安全问题，都是涉及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大社会问题、重大民生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是与坚持什么样的制度、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密切关联的。马克思针对资本对生态的压榨和对生命的漠视导致的自然异化、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生命异化等现象，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16]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协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建设最根本的是依靠法治，法治是推进生态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协同建设的锐利武器和根本规范。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度系统全面建设的伟大工程，需要通过针对在生态安全制度和生命安全制度以及两者制度协同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本着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协同体系，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监管体系、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法律体系、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应急救援体系和预警机制，还要建立起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突发事件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信息协同共享机制、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趋势的预测机制以及保障生态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组织机制等等。“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制度设计再多、再全面，如果没有对于这些制度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为保障，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最多只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只有全社会增强对于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制度协同的执行力，制度才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约束力。

为此，要加强对于制度执行力建设和监督管理，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协同问题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以科学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以严厉的问责制，高悬起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重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成为领导干部的头等大事。与此同时，要辅以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文化建设。制度并不是万能的，文化是制度之母。加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文化建设是加快构建安全保障型社会的重大价值导向、强大精神支柱和根本思想指导，是锻铸安全保障型社会的无形而强大的软实力。设计出好的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缺乏精神文化相呼应的制度是难以发挥其规范作用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自身的建设，是培育人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意识进而以此指导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实践的重要建设工程，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设直接关联到一个社会国民的安全意识、安全素质以及安全行为。美国健康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将安全文化定义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决定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17]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文化建立在生态安全价值、生命安全价值和人的价值兼顾基础上。加强生态与生命安全文化建设就是要用生态与生命安全文化价值观、方法培养和提高人们的安全素质，用生态和生态安全文化的力量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念、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使生态与生命安全文化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成人人注重生态与生命安全的文化氛围和行为习惯。

生态政治哲学视野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协同发展是通过能力来体现和推动的。在以能力为本位的当代社会，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能力建设是提高个人和群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能力建设有助于推动全人类提高整体安全智慧，增强抗击各类生态风险和生命风险的整体性安全韧性。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紧密关联性以及科技狂飙突进般的发展，人类在预防和应对各种生态灾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过程中，越来越期望即使在极端危机条件下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系统、社会系统和精神文化系统能够以顽强抵抗力有效应对而免于崩溃，并且能够在不依赖或少依赖外部救援的情况下以柔克刚而快速从容地走出灾害危机，尽快恢复日常生活常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社会功能正常运行。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整体性韧性概念，作为表现能力的一个重大概念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并付诸于实践活动。整体性安全韧性在整个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整体性安全系统中处于最顶端的位置，是最高级别的安全。

进入二十一世纪，建设安全韧性城市、安全韧性社区、安全韧性国家的实践能力活动已经广泛流行。美国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4年《国土安全报告》中都提出要大力增强国家安全韧性，特别强调要大力建设安全韧性的国家，使整个国家在应对诸如生态灾难以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具有预防、保护、响应和恢复能力。我国雄安新区规划将安全韧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着建设整体性安全韧性的人类社会。加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整体性安全韧性建设，从生态政治哲学来看，是一项将系统论、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信息智能技术、环境科学、工程管理、地理学、生命科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纳入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大系统，以便于全面地提高生态与生命“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可控化的能力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整体性安全韧性建设，涉及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风险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质量监测和反馈信息系统建设、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多方面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内容。增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整体性安全韧性也是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态势下国家和公民个人在突发逆变环境中的反应、承受、适应和迅速恢复的一种能力建设，使国家和国民在生态灾难和生命灾难面前具有坚不可摧的韧性和弹性，如具有冷静而正确地辨识和防控诸如生态灾难、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风险的理性思维，具有稳健地应对自然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比较成熟的心理文化素质，具有强有力地抵御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具有高超的对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能力，具有有效地防范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预警能力，具有有效地处置生态灾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灾后重建能力，等等。整体性安全韧性能力建设的结果，就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个体的“我”走向作为共同体的“我们”，从单个的“人”走向作为共同体的“人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力量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赢得最终胜利。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4]UNHCR,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1997-98:A Humanitarian Agenda,http://www.unhcr.ch/refworld/pub/state/97/chl.htm,2020-12-02．

[5]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刘希刚：《中国共产党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历程中的思想成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4页。

[8]方世南：《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价值意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10][法]阿尔贝托·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11]J.Bruchac，“The Circle is the Way to See”,in L.Anderson,S.Slovic&J.P.O’Grady(eds),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New York:Longman,1999,pp.95-96．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0页。

[1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90页。

[1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采取“多个部门、同一个健康”方针:帮助各国应对人畜共患病三方合作指南》，2019年，第2页。http://www.fao.org/3/ca2942zh/CA2942ZH.pdf。

[15][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

[17]纳宗会：《建设安全文化提高安全素质》，法制日报社：《安全法制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方世南，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