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入侵物种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因其导致入侵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甚至丧失，给当地的物种构成了严重危机。在美国，椋鸟于19世纪90年代被引入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大肆繁殖，是目前美国数量最多的鸟类之一。由于椋鸟的泛滥成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包括种群的遗传改变、生态环境的恶化或改变以及病原体和寄生虫的传播，引发生物污染，成为令美国政府和居民头疼不已的难题，被列为“100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入侵者”之一。
100多年前随意放养的椋鸟刺痛了美国
椋鸟原本产于西欧的大片地区，1890年，一位名叫尤金·席费林的德国移民在纽约中央公园两次放生了100只椋鸟，希望椋鸟能在新大陆定居下来。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100年里，椋鸟因其良好的生态耐受性以及惊人的繁殖力迅速传播开来，现在整个美国境内的椋鸟多达两亿只。
作为美国入侵的物种之一，椋鸟几乎占据了美国的整个领空，引发噪声污染及飞行事故。椋鸟喜欢日落时分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方阵在空中盘旋、鸣叫，这种噪声持续时间长达40分钟，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此外，椋鸟还会危害飞行安全，造成空难。1960年10月4日，一架涡轮螺旋桨客机在美国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时撞上一群椋鸟，导致62人死亡，9人受伤。在美国，军用和民用飞机遭遇的多起鸟击事故中，很大一部分皆由椋鸟引发。目前，椋鸟栖息地问题仍然是机场管理的重大挑战。
椋鸟泛滥成灾引发生物污染
椋鸟入侵不仅破坏自然平衡，改变本地鸟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与本地物种争夺食物和栖息地，对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会诱发疾病以及危害人类及牲畜健康，对农业和养殖业也造成了巨大损失。
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外来入侵物种被认为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第二大原因。椋鸟入侵美国导致本土物种丧失，改变物种遗传多样性，引发生物多样性危机。一方面，椋鸟的繁殖速度非常快，且这种鸟类没有天敌，椋鸟引入美国后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椋鸟以攻击、占据本地鸟类洞穴而闻名，通过与本地物种竞争筑巢地点，导致蓝知更鸟、猫头鹰和啄木鸟等本土洞穴筑巢者濒临灭绝，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性。另一方面，椋鸟属于高度杂食性鸟类，外来椋鸟和本土物种之间形成食物竞争，从而减少了当地鸟类的主要食物来源。数量庞大的椋鸟通过侵占本土物种生存资源，将其从栖息地中取代。
危害人类及牲畜生命健康。椋鸟携带大量对人体有害的病菌，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椋鸟携带的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和沙门氏菌是美国重要的食源性病原体。在美国，每年因感染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临床病例达100多万，造成的直接医疗费用每年约为4亿美元。椋鸟作为病毒的宿主，与传播组织胞浆菌病具有关联性，该病毒严重威胁人类生命。每年约有5万至20万人感染该病毒，约800人死亡。此外，椋鸟通过排泄物污染牧场饲料，导致家畜感染疾病。在养牛业中，美国每年因大肠杆菌引起的疾病花费超过2.67亿美元。此外，已有间接证据证明，在1978—1979年冬季，内布拉斯加州暴发的传染性肠炎是由椋鸟作为病媒引发的，最终导致1万头猪在一个月内死亡。
农业和养殖业遭受巨大损失。椋鸟是美国最具经济危害的鸟类。作为一种高度杂食性鸟类，椋鸟以成熟的作物、果树为食，增加作物和果树对病虫害的易感性，降低了物种健康和产量，增加经济成本。喜好集聚的椋鸟群可以在几天内轻易地摧毁整个葡萄园或果园。椋鸟每年对酿酒葡萄造成的损失超过7000万美元。椋鸟携带的副结核分枝杆菌，会导致牛患上约翰氏病。约翰氏病每年使美国乳业损失2亿—2.5亿美元。
外来物种入侵带来的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加剧，我国外来物种入侵形势日趋严峻，已确证的外来入侵物种达660余种。因此，防治外来物种侵害，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完善外来物种入侵预防性制度。外来入侵物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对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坏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需要坚持预防原则，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实现监管效能的最大化。一是健全入侵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外来生物在引进和扩散阶段进行风险评估，有利于以最小的成本把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同时，进一步加强风险评估主体的独立性，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二是健全监测预警制度。早期监测和预警制度是对外来入侵物种作出快速反应的基本前提，相较于在物种扩散和定居后实施的长期控制计划，这一迅速反应行动的成本更小，资源损害程度更低。为此，未来要加强重点外来物种发生区域和入侵高风险区域监测预警。三是健全检疫检验制度。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检疫检验范围，并适时更新检疫检验标准，适应生物入侵防范的变化需求。
完善外来物种入侵协同治理制度。外来物种入侵治理具有防治对象多元、防控专业性强、防治任务重等特点，需要最大程度地统筹、整合资源，形成协同治理合力。第一，完善跨部门协作机制。外来物种入侵涉及海关、农业农村、林草、生态环境等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责，需要部门之间加强协作，因此应当加强跨部门联席会议，强化信息通报以及执法线索共享等机制实现跨部门联动。第二，完善跨行政区域协作机制。外来物种入侵具有跨行政区域传播特点，不仅需要跨部门协作，还需要跨行政区域协作，为此要制定外来物种跨区域治理总体规划，健全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建立一体化联防联控机制，形成执法合力。第三，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生物安全风险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公权力机构的统筹主导，还需要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由此需要进一步细化社会组织、专家、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公民等不同社会力量参与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内容，从制度层面为社会力量参与生物安全风险治理提供抓手。
积极参与生物安全全球治理。全球化使得物种迁移的地理空间屏障被打破，成为外来生物入侵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外来物种入侵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其一，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外来物种入侵等生物安全问题无国界，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社会一道通力合作解决。为此，国际组织可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协调者的角色，有助于推动主权国家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合作、交流，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其二，加强入侵物种数据和信息共享。对生物入侵的研究常常受到信息、数据可用性的限制，这就迫切要求在世界各国分享入侵物种的信息和数据。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建立数据库、共享平台等方式，以加强入侵物种的管理交流与合作。其三，加强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跨国合作。野生动植物跨境犯罪呈链条型特点，涉及输出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具体而言，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之间的双边执法合作机制，以及执法协调机制，有效遏制和打击跨境非法野生动植物犯罪。